摘 要：新媒体的兴起，一方面是互联网技术进步的结果，而另一方面，其产生和兴起的过程又与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南北差异不断扩大同步。当前国内有关传播学的主要研究多为经验主义研究，对于传播与政治经济权力之间关系研究较少。在当前社会语境下，运用宏观视角重新反思被意识形态遮掩的新媒体发展之路这一任务就显得尤为重要。基于此，本文运用宏观视角，对于当前社会环境下的传播研究进行反思，以寻求传播研究的未来发展之路。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新技术革命；学术公共性；传播研究

赵月枝（2006）曾提出：“如果当初不是施拉姆而是赫伯特·席勒最先访华，中国的传播学会出现现在这样的格局吗”。20世纪80年代，“传播学”大师施拉姆来华，给去政治化时期渴望接触到西方先进学术思想的中国带来了传播学这一新兴的学科及其研究范式。而施拉姆和余也鲁的几次宣讲，以及种种的机缘和巧合，主流研究选择了经验学派而非批判学派（刘海龙，2015）。

但是，批判学派的呼声从来没有消失过。新媒体的发展与扩散，与全球范围内贫富不均的扩大、族群矛盾的加深、以及由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和生活方式扩散所引起的生态危机的加剧等人类所面临的重大危机，同步共生（赵月枝，2014）。现实中所存在的种种问题，也让人们开始质疑新媒体究竟作为一种技术有没有意识形态的属性。在新自由主义悄然扩散的今天，运用宏观视角重新反思被意识形态遮掩的新媒体发展之路这一任务就显得尤为重要，基于此，本文运用宏观视角，对于当前社会环境下的传播研究进行反思，以寻求传播研究的未来发展之路。

一、新自由主义与全球化：不平等国际关系视角下的新技术发展

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和战后世界秩序的恢复，新自由主义取代凯恩斯主義，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李其庆，2003）。世界开始呈现出新的变化：完全平等化的市场并没有和自由主义者所说的一样实现整个世界的自由和平等；旧有的不平等的社会秩序继续存在，并且限制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就在这一时期，世界上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早已经完成了工业化，开始朝向信息化时代迈进，并逐渐成为全球化时代的中心角色。而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建设事业才刚刚开始起步，国内缺乏资源。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发展中国家，均先后陷入深重的经济乃至社会危机（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2004），成为“全球化”这个词汇的遮掩之下成为新自由主义的受害者。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这种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和国际关系依然存在，但是却被新技术革命所掩盖。

改革开放后，新技术革命的时代到来。众多的西方新技术进入中国。早期，中国人认为这些技术手段之后存在着西方相应的意识形态，但伴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怀疑逐渐淡去。各种社会主体能够将信息与传播技术用于自己的目标（Winner，1997，1986），人们坚信着技术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态度，为中国在短时间内造就了巨大的经济财富。中国通过获取西方发达科技和将之本土化，以及进一步与全球市场体系融合，来追求现代化，并将“信息化”提升到现代化之母的高度（Zhao and Schiller，2001）。

20世纪末，新技术革命催生出了PC革命、移动终端革命，还有随之而来的互联网神话。在这一时期，我们更新了“新媒体”这一词汇和其内涵。新媒体开始特指计算机带来的技术与传媒方式的改变。这一时期我们不假思索的接受着互联网带来的便利。而对于互联网的批判仅仅是从“双刃剑”这种角度进行，忽视了对于互联网作为社会的一个构成其背后所带有的政治经济权力关系。我们很少思考在宏观社会结构之下，新媒体和权力、社会构成和究竟是怎样的关系，技术是否真的是“去政治化”的产物吗。事实上，互联网进入中国的二十年，也正是整个世界的贫富差距不断加大的二十年、全球发生局部动荡的二十年。互联网将发展水平不均等的国家置身于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地球村”之中，新媒体使用上的平等掩盖了各国在国际秩序上的不平等。一些学者开始对新媒体带有一种“技术上的憧憬”，对于新媒体的出现持过于乐观的态度。尽管我们今天很少再提及“和平演变”这样的词汇，但是互联网的发展确实开始让综合实力较强的国家的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实现了“全球化”，而相对落后的国家的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直接受到了攻击，甚至一些国家出现了社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新技术的过度依赖、缺乏宏观反思，是否真的是一种正确的态度？

二、新媒体研究与传播研究：技术指引下的传播研究格局

20世纪70年代末，现代意义上的传播研究进入中国。然而由于为了成为和新闻学一样的“学”，所以传播学在中国变成了纯理论，虽然我们截取了客观经验主义范式，但是却弱化了其实证主义的特征，忽视了研究方法，只留下一些脱离具体环境的理论空壳，成为摆设（刘海龙，2008）。传播研究并没有和很多人所期望的一样，可以成为一个学术公共领域，发挥着其公共性的作用。同样，传播研究也没有向上个世纪早期的美国一样，成为一个真正的“学术公共领域”。缺乏认同感与归属感已经成为传播研究领域的一个明显特征（胡翼青，2016）。

由于中国的互联网，从一开始就被期寄带有民主的特质（胡泳，2008），因此在互联网进入中国后，高速发展的互联网迅速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新媒体研究和互联网研究甚至成为了某种意义上“主流”的传播方向。“技术乌托邦主义”等一评价开始不断的涌现。这些研究大多数是基于互联网的体系和格局之内，缺乏跳出互联网、对于整体社会宏观结构中互联网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和反思。而从“结构主义”的视角上看，传播研究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其某个研究方向的迅速发展，同时也应当是整个研究领域的均衡发展。传播研究作为一个整体，应当在奠定自身根基的同时，理清自己所处的学术场域。

三、传播研究与学术公共性：新媒体时代下传播研究未来究竟走向何方

胡翼青（2016）认为，随着传播研究领域的极度膨胀，传播研究的碎片化显得越来越严重。缺乏认同感与归属感已经成为传播研究领域的一个明显特征，重新思考传播研究的道路究竟该如何进行则显得尤为必要。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引进的传播学，也即以施拉姆为代表的美国二战之后出现的作为冷战社会科学产物的传播学。就这一意义上的现代传播学而言，它从一开始就有城市中心主义的偏颇（赵月枝，2015）。而中国的传播研究在继续着施拉姆等人为中国所搭建的“框架”之内继续前行，运用四大奠基人神话为中国铺设的传播研究界限和传播研究方向进行，这种基于“辉格史观”进行的传播研究活动限制了传播研究的领域和范围。

传播研究是一种社会科学的研究，而社会科学研究的进行需要依靠社会、面对社会，以发挥学术研究的公共性所在，这要求传播者将研究关注与所有的人群而非特定群体。尽管“麦克布莱德报告”已经发布了30多年，但是世界传播新秩序并没有真正的被建立。相反，全世界政治经济权力最强大的国家美国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西方主要传媒集团无限制的扩张以及西方传媒越来越变成“全球媒介”。全球传播的体系之下，“媒介帝国主义”越来越值得人们进一步去思考。

传播研究的发展，需要的不仅仅是对当前我国国内的传播情况进行研究，同时也需要对整个中国所处的世界场域的研究，对于传播与社会、传播与世界、传播和政治经济权力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思考当前社会格局之下的传播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并将所有传播涉及对象纳入到传播的格局之中，而非仅仅是对技术主流人群、忽略了技术边缘人群这种有驳于学术公共性的研究行为。传播研究真正起到的作用，是理解传播，理解传播过程以及与整个社会的互动和影响。研究内部的不均衡将使得这一学科失去其本应发挥的作用。

宏观结构视角下的传播研究并非就一定就是实证主义学者笔下的“批判研究”，研究视角和研究领域的差异并非就是研究队伍的标签，标签化的刻板印象只会加深不同研究视角之间的误解和矛盾。面对着这个复杂变化的时代，只有将传播研究的视野放宽，将传播研究纳入到多学科之间合作的轨道上，真正的做到在传播研究的各个涉及领域都能够均衡、健康的发展，传播研究才能真正起到学术所应该具备的公共性和其学术价值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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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陈世华.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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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赵月枝，叶晓华.中国与全球资本：文化视野中的考量[J].新闻与传播评论，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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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赵月枝，叶晓华.中国与全球资本：文化视野中的考量[J].新闻与传播评论，2005.00.

[11]胡翼青.重塑传播研究范式：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6.01.

[12]姜飛.从媒体（media）转向媒介（medium）：建构传播研究内生话语系统[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1.04.

作者简介：赵丽媛（1994—），女，汉族，安徽合肥人，新闻与传播学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