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当前社会，在多年的发展变化下，数字出版体系日趋完善，打破了传统出版的固有形态及运营模式，赋予了传统出版业新的机遇与挑战。数字出版个性化、定制化、多变化的知识图谱与大数据运营模式的广泛传播与运用，给了传统出版极具力量的一击。在这样的社会大形势下，编辑这一传统工種迎来了新的机遇，而数字出版本身的特殊性与高效性也为编辑带来了诸多的挑战。有挑战，自然有机遇，有机遇，自然有发展，而想要谋求发展，就要对自身的核心竞争力有充分的认识与把握。

关键词：数字出版；传统出版；古籍编辑；核心竞争力

古籍编辑作为编辑行业中一个较为特殊的分支，在数字出版高速发展的现状下，势必要顺势而行，寻求更进一步的发展，以及更加现代化、数字化的未来。下面，本文将就数字浪潮下古籍编辑的核心竞争力略谈管见，求诸同道。

一、专业素养

在现代社会，编辑作为一个出版企业的核心力量，其工作范围不仅涉及企业内部的每一个环节，还不可避免的需要延伸到企业的外围，辐射范围从作者到读者，贯穿整个图书出版流程，可以说，需要的专业素养是极其高的。而古籍编辑，因出版图书大多涉及古代文化典籍，工作内容更加烦琐，经常遭遇诸如作者群体可遇而不可求，稿件内容年代久远、字句难辨、行文晦涩，出版周期漫长，作品受众面小等问题，对专业素养的要求又更甚一层，这种专业素养即我们所谓的古籍编辑核心竞争力，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一）扎实的文化功底

鉴于工作内容的特殊性，成熟的古籍编辑不但需要有丰富的专业知识，而且需要对行业内的需求、研究状况、行业发展规律、行业内急需解决的问题等都了如指掌，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扎实的文化功底。

首先，在古籍编辑的实际工作中，最为常见的问题便是古籍书稿中浩如烟海的繁体字、异体字问题。在数字化出版快速发展的今天，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古籍都可以在诸如《文渊阁四库全书》等电子系统中检索并直接复制下来，而这种借助数字出版而更加快速便捷得以获取的文献资料，大多由满篇的繁体字、异体字，甚至不规范汉字组成，在一定程度上给古籍编辑的加工处理工作增加了难度。诸多以稿本、抄本作为底本的古籍也经常出现一字多形，前后不一的情况。如笔者在责编《清代东北流人诗文集成》一书时，便经常遇到“盗—盜”“游—遊”“卧—臥”“况—況”“迹—跡”“凑—湊”“决—決”“吊—弔”“减—減”等字形混用的情况，由于这些字的义项是完全相同的，所以这时就需要编辑以深厚的文字功底，高度集中的注意力，逐字排查，将前后统一成一个字形。这个工作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由于这些字的外形都极其相似，稍有不慎，就容易错改漏改，是对编辑文字功底的极大考验。

其次，中国古代典籍大多是没有标点的，在面对稿件中因标点而产生歧义的语句时，考验的就是编辑的古文功底和语感能力。要在读懂意思的情况下判断正误，并尽可能将校注者点错或者不是很妥当的地方找出来，及时与校注者沟通解决。这对编辑的专业素养要求极高，如果没有专业知识作为支撑，就根本无法处理该类稿件。

第三，在古籍类图书的编校过程中，通常要涉及大量的相关文献资料，这就要求编辑具有尽可能多的文献知识储备，能够快速而准确地找到文献出处，核对文献内容。当然，在数字出版发达的今天，浩如繁星的电子书籍为编辑的这项工作提供了极大便利，但是，能够熟练地利用这些现代科技手段来帮助自己更有效率地进行编校工作，也是一个古籍编辑能力的体现。

目前，虽然古籍数字化已成大势所趋，但是古籍编辑的文化素养在古籍类图书出版中所起到的作用仍旧不容小觑。正是有了古籍编辑深厚的文化素养贯穿始终，古籍类图书出版的系统性、完整性及学术价值性才得以更好地保证。

（二）旺盛的学习力

目前，许多古籍编辑都表示已强烈感受到新媒体的冲击给古籍出版带来的危机，开始在古籍图书出版的数字化方面进行探索学习，积极寻求数字出版环境下古籍整理出版的应对之策。事实上，由于稿件内容的特殊性，古籍编辑的学习从未停止过。每一本古籍图书的做专做精，都需要编辑从容面对千差万别的内容，在古典文献学的诸多领域中探索、学习，最终以不同的印制工艺和装帧材料再现原书的风范。古籍编辑在坚守古籍整理出版阵地的同时，还要不停歇地用别人的知识来弥补自己的知识漏洞，从而完善自己的价值体系，适应市场竞争。

数字出版归根结底是一种载体的变革，而非内容的变革，出版企业的核心生产动力并没有发生改变，编辑的工作职能也未丢失其根本。古籍编辑要寻找自身优势，就要坚持学习的能力，培养市场意识，坚持自己的出版价值观，保持自己的个性并不断创新。

二、学者型编辑

作为古籍出版社来说，编辑自带的学者属性也是其核心竞争力的集中体现。自胡光清先生于1984年在《编辑之友》上发表《试论编辑的专业化与学者化》一文后，编辑学者化，学者型编辑这两个概念逐渐进入了编辑、学者的视野。二十多年来这一问题在编辑出版界和学术界引起广泛回应，形成了赞成与反对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也营造出了编辑学理论争鸣的良好氛围。

当前图书出版市场竞争激烈，大多出版企业要求编辑有稳定的作者群体，既能策划选题、熟悉编辑业务，又懂市场营销，数字出版，图书贸易。学者型编辑和这类“全能型”编辑有所不同，他们的特点是精通某一方面的专业知识且有较深的学术造诣。古籍编辑因其自身浓厚的文化底蕴，以及在处理稿件过程中全方位多角度的深入学习，结合古籍类图书相对专一且艰深晦涩的文字内容，在编辑领域中是相对来说更容易成为学者型编辑的类型。

学者型编辑其实并没有明确的定义，不同人对其有不同的理解。作为古籍出版社来说，一本优秀的古籍图书通常要兼具版本价值、学术价值、文献价值、收藏价值等诸多价值，是出版社经济效益及社会效益，尤其是社会效益的有效体现，需要编辑从选题策划、编辑加工到市场营销全程全身心地投入。古籍出版的核心在于专业，此类图书运行较好者一般都在某个领域深耕细作。这些图书的责任编辑，一般都有相关的学科背景，其中不乏曾是该专业领域中有造诣的专家。以笔者所在古籍出版社为例，共有编辑十余人，均为古代文学专业或中国古代史专业的硕士、博士生，更有多位是当代骈文及明清史方面的专家学者。在这样的团队经营下，编辑们多具有丰厚的专业知识，了解该专业领域最新的发展动态及已取得的研究成果，并能以自身的学术能力游刃有余地处理稿件中出现的问题，有效保证了稿件的各种价值。

三、融合发展

当今社会，我国出版业面临着新技术、新媒体发展的机遇与挑战，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融合发展是大势所趋。产品与业务融合是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融合发生的重要过程和必要準备，而融合发展的动力在编辑。古籍编辑作为编辑行业中的小众群体，也不可避免地在大形势的推动下寻求发展与机遇。一方面积极参与高校、研究机构和创新型企业联合开展的出版融合发展人才培养计划，利用企业加大新兴出版内容生产人才、技术研发人才、资本运作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培养力度的机遇，进一步优化自身能力结构。一方面要在主业运营中跳出简单的、传统纸质内容的单一模式，根据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特点，改变古籍稿件的加工方式，调整业务流程，着手建立以报刊、网络、手机、音视频等多种现代传播手段为一体的传播平台，积极拓展新的业务形式。

（一）国内融合发展

当前，社会范围内的国学热为古籍的大众出版带来生机，面对良好的市场环境，古籍编辑要有信心更要有眼光，在保持原有优势的前提下，着力提升图书的营销能力，对所对应的受众群体有更加准确、更加清晰、更加立体的把握。从传统的案头作业中走出来，在实践中推出图书，才能给读者以更直观地了解图书的机会。这就要求古籍编辑对新技术、新媒体条件下的出版工作，从创意到内容、从内容到产品、从产品到服务、从服务到传播、从传播到盈利的整个出版流程，有着更加明确、专一、深入的把握。否则，古籍编辑很可能被新技术、新媒体所淘汰。在新媒体时代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古籍编辑的科技素养和主观能动性决定着他们能否尽可能快速地适应媒介的生产方式、社会的信息传播方式、人类的思维方式以及随时发生的重大改变，也决定着他们能否在数字浪潮地推动下顺势而为、主动作为。所以，在众媒体时代，古籍编辑只有发挥自身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融合发展的目标才能达成，古籍编辑才能在融合发展中取得胜利，我国出版业大发展大繁荣的局面才能出现。

（二）海外融合发展

几千年的华夏文明源远流长，孕育了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明史，成为人类文明史上璀璨的结晶。在历史的长河中，先辈们通过他们的勤劳与智慧，为我们留下了丰富而宝贵的文化遗产。随着版权贸易输出的扩大化，古籍编辑有责任也有义务把代表中华民族文化精华的古籍图书展示给全世界。目前，我国现存的各类古籍资料共达十万多种，门类广博、卷帙浩繁，融入了民族文化的精华。历朝历代，有很多的有识之士积极投身于古籍编辑工作之中，为民族文化宝库的丰富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面对海外市场时，古籍编辑首先要对中华文化有清楚的认识，努力把中国文化的精华进行合理提炼，从浩如烟海的传统古籍中选择其精华和优秀的部分转化为大众能够理解接受的经典荟要，让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借由数字浪潮的推动，实现真正的“走出去”。

总之，古籍编辑核心竞争力的优化是提高图书质量的重要保证，也是古籍编辑在数字浪潮冲击下寻求自身发展的有效保障。图书作为一种文明记录的载体，对整个人类文明的传承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编辑作为图书的第一位读者、内容的升华者，在图书诞生过程中的作用也是至关重要的。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古籍编辑要从专业发展的长远角度出发，提高自己的文化使命感以及市场意识，规划出专业化的图书选题结构，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发展目标，对自身的核心竞争力有明确而清晰的思考，审时度势，抓住机遇，全力开创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深度融合发展下古籍编辑的新局面，努力实现中国新闻出版业的大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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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英楠（1986—），女，汉族，辽宁沈阳人，硕士，编辑中级，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