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自泉

部编教材八上增选了《孟子·滕文公下》中的第二章——“富贵不能淫”，并采用全文选用的方式编入教材，保持了文章的完整性。

从表面看，《孟子》此章只是一篇简短的驳论文，先反驳景春关于大丈夫的观点，在此基础上，再提出自己正确的观点。但加以深究一番，我们便不难发现，无论是“破”还是“立”，孟子始终高扬儒家旗帜，将儒家思想既作为自己判断是非、立世处事的最根本准则，也作为全社会必须遵循的最高原则。

一、儒家思想的核心

儒家是孔子缔造的，孔子的核心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就代表了儒家的思想核心。而孔子的核心思想主要体现在《论语》中。据杨伯峻先生统计，一部《论语》谈“仁”最多，共有109次，谈“礼”居次，也有75次。同样是孔子编定左丘明作注释的《春秋左氏传》，一共讲“礼”462次，另外还有“礼食”1次，“礼书”、“礼经”各1次，“礼秩”1次，“礼义”3次；讲“仁”不过33次。可以看出，《左传》把“礼”提到最高地位。《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晏婴就曾对齐景公说：“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论语》与《左传》对“仁”与“礼”虽然各有侧重，但儒家认为“礼”和“仁”又是紧密关联的。《论语·颜渊》第一章就记载了颜渊与孔子的一段对话：“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这段话的主要意思是说，“仁”不能靠别人，而是完全由自己的内心出发的；每个人如果每天都能做到抑制自己，使自己的言谈举止都合于“礼”，那么此人便称得上有仁德了；实现这个目标的具体途径就是做到——不合礼的不看，不合礼的不听，不合礼的不说，不合礼的不动（实际上还有一层意思——不合礼的不想，因为看、听、说、动都是外在行为，而这些行为都是由自己的主观思想决定的，受着主观思想的支配）。由此可知，人的仁德是通过修养“礼”来实现的。

那么，“礼”又是什么呢？“礼”包括礼制、礼仪和礼器三大方面，这些都记载在古人留下的三部书（《周礼》《仪礼》《礼记》）中。也可从以下几方面简单地归纳一下“礼”。从意识形态层面来看，“礼”强调内心的修养，其最高境界就是“中”“和”，即无论遇到什么事，人的言行及内心情感都能达到恰到好处的地步；由这样的人来治理地方、国家甚或全天下，那么天下必安定和谐，以至“大同”。因此也可以这么说，“礼”是维护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一种自我约束力。這是“礼”的本质所在。《左传·昭公五年》就记载了晋国贤人女叔齐的一句话：“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他认为“礼”不能徒具形式，而应把人民装在心里，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发布政令、择用人才、开展外交、对待弱小等等都必须如此。所以他认为，只会一些礼仪形式而掌控不了政令、不能任用贤人子家羁、自己的公室被手下四个卿大夫所瓜分、趁人之难去欺凌小国的鲁昭公，是不懂礼的。再从行为层面看，“礼”具体指周代创立的“九礼”，即九种礼仪行为——冠、婚、朝、聘、丧、祭、宾主、乡饮酒、军旅等礼节。这些礼仪行为是外在的，是一个人平时抑制自己、用来修身的行为规范，但如果没有内心向善、利他（包括利国、利民等）等等思想的支配，这些礼仪行为就成了“道貌岸然”的摆设，是没有多大益处的。但礼仪行为一旦有了高尚思想的支配和礼仪制度的支撑，那它就会产生神奇的效果：将一个人的修养提升到“仁”甚至“圣”的巅峰境界。因为外在的礼仪行为能反作用于“礼”的本质。这种反作用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方面是通过学习礼仪知识，懂得礼仪的作用和意义，激发人们向善求真的内驱力，增强判断是非的能力；第二方面是通过符合“礼”的行为的不断反复，从而抑制人内心“恶”的成分；第三是通过奖掖脱颖而出的佼佼者（参与具体的礼仪场合的人都是从民众中推举出来的优秀代表），制造舆论氛围，使全社会形成上进、向善的好风气，以此培养民众的高尚品质，也使优秀者更加优秀，高尚者更加高尚。颜渊就是其中一个杰出代表。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仁”和“礼”就是儒家的思想核心。此外儒家的思想中还包含：义、智、信、忠、孝、温、良、恭、俭、让等。

孟子的思想与孔子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众所周知，孟子是孔子之孙子思的学生，师生共同创立了儒家学说中的“思孟”学派。子思则是曾参的学生，而曾参又是孔子晚年的得意弟子之一，也是儒家“五圣”之一。也正因为这种学术和思想的亲缘传承关系，将孟子推到了“亚圣”的地位。因而“仁”和“礼”同样是孟子的思想核心，其民贵君轻思想其实就是这种思想在新时期的新发展。

二、孟子驳论的思想基础——礼

现在我们再回到课文中，看看孟子是怎样反驳景春的错误观点的。

课文先用前果后因形式摆出了景春的错误观点：像公孙衍、张仪等能左右诸侯，影响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与和平的人，就是大丈夫。文章采用因果倒装形式，那是为了强调并突出景春对公孙衍、张仪等人的崇拜和想做一个大丈夫的向往，而表达结果时还采用反问句式，则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效果。

在一般人看来，景春的观点确实有点道理：无论公孙衍还是张仪在战国时期都是大名鼎鼎干大事的人物。公孙衍曾继商鞅为秦惠王的大良造，后历仕魏国和韩国，是有名的纵横家之一；张仪以连横术破公孙衍的合纵术之后，也曾担任秦惠王的相，后又任魏国之相。两人均位极人臣，这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已达到人生顶峰了。人生的理想不就是“出将入相”么？这样的人不能称为大丈夫，谁还能胜任此称号？所以景春的观点具有很强的迷惑性和欺骗性。

但孟子一听，马上就看出了景春的错误所在：一是对大丈夫的概念认识有误——不辨是非、不顾人民生死，只要能取得高位并在较大范围内搅动局面的人就是大丈夫；二是对公孙衍、张仪等人的品性认识有误——没有仁义道德原则，只会靠摇唇鼓舌、曲意顺从诸侯的想法往上爬，把这种仅具小人、女人的“妾妇之道”的人当作大丈夫；三是对个人与国家、社会的关系的认识有误——把个人的自私性凌驾于国家、社会之上。显然，孟子是站在儒家立场，根据儒家思想来辨析和判定景春的错误的。

看清了景春的错误思想本质，孟子就展开了凌厉的反驳。孟子是论辩大师，他深知要驳倒对方的观点，先要彻底击毁对方赖以确立观点的论据，尤其是那些影响较大的“名人”类论据，同时也可廓清这些人对社会的影响。所以孟子也先用语气强烈的反问形式“是焉得为大丈夫乎”，来否定景春的崇拜对象——公孙衍和张仪，指出他們称不上什么大丈夫，同时表达出对这两个人的极度蔑视。在景春还没有反应过来时，孟子紧接着又用略带反问语气的疑问句“子未学礼乎”来诘责对方。表面看这是一句空话，因孟子完全清楚，景春是学纵横术的纵横家（在教育还不怎么普及的春秋战国时代及之前，人们是根据自己的志趣去求学的，这与现代人被强制或随机跟老师学，是大相径庭的），对“礼”不会怎么上心。孟子之所以这样问，一是不给对方喘息的机会；二是指出景春观点错误的本质——不懂礼、违背礼，将景春的思维引入一个新的思考范畴；三是为下文的驳论奠定坚实的立场；四是暗示自己的立论基础。

第一步目标达成之后，孟子开始摆事实讲道理。这个事实分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士冠礼”，即孟子说的“丈夫之冠也”。“丈夫”是古代对男子的尊称。按周礼，男子（一般指士以上，起码也得“民”以上，“氓”是不在此列的）学到二十岁（虚岁），已经具备独立面对社会、独立承担社会责任的知识和能力，就要举行“士冠礼”，即我们今天所说的成人礼。《礼记·冠义》说：“成人之者，将责成人礼焉也。责成人礼焉者，将责为人子、为人弟、为人臣、为人少者之礼行焉。将责四者之行于人，其礼可不重欤？”意思是接受冠礼后的男子，将由家庭中毫无责任的“孺子”转变为正式跨入社会的成年人，只有能履践孝、悌、忠、顺的德行，才能成为合格的儿子、合格的弟弟、合格的臣下、合格的晚辈，成为各种各样合格的社会角色。也只有如此，才可以称得上是人，也才有资格去治理别人。这样的男子才可以称“丈夫”。所以行冠礼的仪式非常庄重也非常繁复，在此不多赘述，读者可以参看《仪礼·士冠礼》篇。举行士冠礼时，为了更加庄重，父亲一般不亲自去训诲儿子，而是举行一定的仪式，郑重其事地邀请乡里有名望的绅士（一般是退休在家的朝廷官员）作为正宾，代替自己来训诲受冠礼者。因受父亲邀请而代替父亲训诲，所以孟子说“父命之”。冠礼上要加三次冠——布冠、皮弁（也叫武冠，一种白鹿皮帽）、爵弁（也叫文冠），每次加冠，正宾都要代替父亲说训辞。其训辞分别是：“令月吉日，始加元服。弃尔幼志，顺尔成德。寿考惟祺，介尔景福。”“吉月令辰，乃申尔服。敬尔威仪，淑慎尔德。眉寿万年，永受胡福。”“以岁之正，以月之令，咸加尔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黄耇无疆，受天之庆。”这些训辞除了祝福长寿外，最主要的是训诫受冠者要修养好仁德。意思是没有仁德，便不是成人，至少是不合格的人！这是合乎“礼”的事实，然而景春似乎不懂，所以孟子用“子未学礼乎”来讥刺他。

第二方面的事实是叙述女子出嫁时的情形。《仪礼·士婚礼·记》中记载了这么两段话：“醴女而俟迎者，母南面于房外。女出于母左，父西面戒之，必有正焉，若衣，若笄。母戒诸西阶上，不降。”“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毋违命！母施衿结帨，曰：‘勉之敬之，夙夜无违宫事！庶母及门内，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听，宗尔父母之言，夙夜无愆。视诸衿鞶！”这两段话就是孟子陈述事实所根据的完整文本，为了表述的简洁和论辩的需要，孟子采取择要而言策略，故省去了父送、父戒、庶母送戒的内容。这样行文更紧凑，论据指向也更明确，避免了节外生枝，同时也体现了孟子的机智。这么一删减，就只剩下母戒女的内容了，于是得出的结论便无可辩驳了。

这两方面事实，孟子为何采取一略一详来处理，而不是平均使力？因为冠礼景春虽然不上心，但作为男人他肯定经历过（古代“民”以上家庭出身的男子在二十岁之前大多要学习七年，学习诸如数目、四方之名、礼让廉耻、朔望、六十甲子、文字、“幼仪”、音乐、舞蹈、射箭、御车等知识和技能），在此无须多说，故略提。更重要的是“父”主要以“德”“命之”，而公孙衍、张仪身上及景春脑中表现出来的是少“德”多“妾妇之道”，即跟孟子的论辩指向不太一致，故只能略提。但冠礼又是人生可能经历的九礼中之首礼，且与下文自己的立论有关，又不得不提。而女子出嫁这方面事实，直接关系到公孙衍、张仪、景春等人的思想本质，也是景春得出错误观点的思想根源所在，那就得稍加详述。在叙述这一事实时，孟子采用勾引形式突出了出嫁女子所受的训诫内容——恭敬、谨慎、无违（即顺从），这就是古代女子所必须遵守的“妇道”。

这里需要澄清的一点是，“妇道”不等于“妾妇之道”。妇道也叫妻道，古人认为，妻道如臣道，臣对君，也应该恭敬、谨慎、顺从。但顺从是有原则的，这个原则叫道义。如果君的行为不合道义，臣就当力劝。妻子对丈夫也是如此。妻子确应顺从丈夫，但丈夫如果犯过错，妻子也应当适时加以劝说补正，后世的长孙皇后对李世民便是如此做的，但没有人指责长孙皇后离经叛道。所以说，妻道也好，臣道也罢，正确的态度和做法是“和而不同”。这是“礼”的极高境界。“妾妇之道”则不同。《邹忌讽齐纳谏》记载了邹忌的一句内心话：“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小老婆、婢女比之正妻（妇）来路不正、出身贫贱、地位更低，因而出于“畏”而自保，便会不问是非，只会逆来顺受，顺从是她们生活的最高准则。所以，“妾妇之道”是一种没有原则、不论是非的顺从之道，按我们现在的话，可叫“小老婆、婢女之道”。因此，孟子在陈述事实之后，给公孙衍、张仪之流下了这么一个结论：“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这种一味顺从原则，连“妇道”也称不上，何以称“大丈夫”？孟子站在儒家“礼”的立场上，对公孙衍、张仪和景春等以极辛辣的揶揄。

三、鲜明的立场——儒家思想是孟子立论的基础

严正指出景春错误观点的思想根源之后，孟子顺势而下，运用具有排山倒海气势的排比句（“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其中“广居”喻指“仁”，“正位”喻指“礼”，“大道”喻指“义”）阐明自己对大丈夫的正确认识——必须以“仁”“礼”“义”为立世处事的出发点和前提。这“仁”“礼”“义”恰恰就是儒家的核心思想。孟子告诉景春，一个真正的大丈夫如果宅心不仁厚，身上无仁德，行事不仁爱，即使住在国君所赐的广宇大宅中，也算不得大丈夫；如果心中没有装着人民，对国家不敬畏和热爱，遇国君犯错而不敢劝谏只会一味曲从，即使仪容堂堂地站在朝班上，也算不得大丈夫；如果心中没有真理和正义，搬弄是非，以满足个人欲望为目的去挑起国与国之间的争端，即使你走在天下最宽广的官道上，同样算不得大丈夫。只有按“仁”“礼”“义”为立世处事准则，一个人才可能成为大丈夫。

那么大丈夫遇到不同的世道，又该如何处世呢？孟子的观点是：“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这里首先有一个问题：通过什么途径“得志”？以“妾妇之道”为准则者，必以逆来顺受、曲意顺从、摇唇鼓舌甚至不擇手段为途径，获得高官厚禄。以“仁”“礼”“义”为处世准则者，必定按照《大学》提出的“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的要求，逐步实现自己的理想。这是真正的大丈夫所走的路。第二个问题才是“得志”后如何处世。以“妾妇之道”得志者，必然会顺从君王的称霸野心，去干戕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事。而真正的大丈夫得志后，必然“与民由之”。周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继承祖宗后稷、公刘创下的大业被推为部落首领后，遇戎狄的薰育族来侵扰，想要夺取财物，古公就把财物给了他们，以保证自己的部族免受战争之难，保障了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薰育族后来又来侵扰，想夺取土地和人民，古公为了民众的生命安全，在劝住因愤怒想要奋起抗击的民众后，就率领家众离开自己辛苦经营的豳地，经历千难万险迁移到了岐山脚下。结果豳地百姓扶老携幼全跟着古公到了岐下，就连周边邻国的百姓也纷纷赶来投奔古公。古公的行为不是贪生怕死，而是遵循走和平道路、珍惜生命的“仁”“义”正道，所以周部落得以进一步兴旺起来。身材矮小的晏平仲何以能成为齐国的三朝元老？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晏婴能做到“与民由之”。有一次，宠臣梁丘据替齐景公找了一个叫虞的流行音乐歌手，于是景公彻夜笙歌，竟连第二天的上朝都忘了。晏婴知道后，立即逮捕并遣返了虞，再去景公那儿直谏，指出景公听流行音乐是违礼之举，必定导致亡国，最后景公认错改正。第三个问题是不得志又如何处世。世上的人得志者少，不得志者多；人的一生得志时间短，不得志时间长。连孔子、孟子等都一生不太得志，何况常人？大丈夫如果不得志该如何呢？答案是“独行其道”。孔子、孟子都是这方面的代表，自不待说。就是前面提到的晏平仲，也有不得志的时候。齐庄公继位后崇尚勇力，不顾道义，也讨厌晏子，便在酒宴上让乐工连唱三遍“已哉！已哉！寡人不能说也，尔何来为？（算了！算了！寡人我不能高兴，你来干什么）”。晏子听懂后进行了劝谏，但庄公不听。于是晏子便把受赏得来的贵重物品全部缴还给庄公，那些不值钱而可以卖的就送到市场上去。做完这一切后，便步行东去，直到滨海一个小村子里，自己过起耕读生活。后来齐庄公被大臣崔杼所弑，齐景公继位，又把晏子召了回去，并任其为相。晏子不贪财，不恋位，即使做了农民也不忘修身（如果忘了修身，景公也不会再重用他了），这就是“独行其道”，也就是《孟子·尽心上》所说的：“穷则独善其身。”

沿着“得志”与“不得志”这个思路，孟子便水到渠成归纳出了自己关于大丈夫的正确观点：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就是前文的“得志”之时，“贫贱”就是“不得志”，至于“威武”，是孟子所处时代——兼并的战国时期最突出的特征，也是人经常会面对的问题。人处于富贵的境遇中，要做到内心不受惑乱；处于贫贱的恶劣境遇中，要做到内心志向坚定不移；而面对武力威迫，则要做到不屈服。这就是大丈夫正确的处世态度。晏婴相齐景公时，曾多次受到景公的赏赐，但晏婴都用各种借口一一谢绝。为什么？因为他首先考虑百姓的生活状况还不怎么好，自己怎能接受更多的赏赐呢？心中有民有国，晏婴才能做到富贵不淫。《论语·雍也》第十一章：“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颜回为何能安贫乐道？因为“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论语·雍也》），其内心志向可谓坚定矣！子路自从入了儒门后，他真得做到了在“威武”面前不屈服。《左传·哀公十五年》记载了子路死时的情境。子路担任卫大夫孔悝的家宰，孔悝的舅舅蒯聩（卫太子）作乱，并强迫孔悝加盟，子路以为这样做违礼，坚决不从，并为了救主，在孔悝其他家臣都往外逃难并劝子路也一起逃时，子路却想尽办法进城，他说：“吃了他的俸禄，不应躲避祸难。”结果与蒯聩派来的武士石乞、盂黡决斗，子路被对方用戈击中，连帽带也被砍断了，子路说：“君子死，冠不免。”便从容地系好帽带而死。晏婴、颜渊、子路，这些人心中有仁德、生活不违礼、行为坚守道义，才是真正的大丈夫，所以都被历史书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总之，孟子在这一章中自始至终高扬儒家旗帜，来阐述关于大丈夫的观点。两千多年来，这些话激励了成千上万的仁人志士，让他们在实现抱负的路上，永远正道直行，成就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