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初，有一次在北京和昊祖光、丁聪等老先生一起吃飯。话题扯到了黄苗子身上，两位老人开始争着“揭发”这位老朋友的“劣迹”。

丁聪说，有一次，他上参观一个展览，工作人员告诉他有一件展品丢了。他过去一看，原先挂展品的地方贴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神偷手到此一游！一看就是苗子的字迹。

抗战胜利后，丁聪和昊祖光在上海编杂志，住在共舞台楼上，黄苗子常来玩。某天他走后，房间里的一个观音铜像不见了，他们猜想一定是被苗子拿走的。后来果然发现在黄苗子家的客厅里摆着。丁聪问他是怎么拿的，他说，那天天热，他便把西服搁在铜像上，走的时候，拿西服时，就顺手牵羊了。

黄苗子到了六十多岁，依然不改“调皮”的本性。一次，黄永玉兴奋地把他表叔沈从文在新中国成立后写的唯一一篇小说的手稿拿给他看。他看了之后又顺手把手稿放进入了自己衣服口袋。后来，黄永玉向他索要，他总回答说：“好像没这回事。”黄永玉尽管绝望而恼火，却也“奈何不得这位好友满脸委屈冤枉的神气”。每隔几年，他都要翻箱倒柜地找一回，心想：“或真是委屈了好朋友也说不定，他那么好的人……”终于，黄苗子不“调皮”了，把手稿还给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