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钊

临江仙

料峭江城不解春，席风瀑浴一湖清。

叠影再绘楚千景，难剪相思雨，巧织般若灯。

漠漠楼兰觅梵钟，潺潺须弥扣心经。

何言伽蓝无情城？一函波罗蜜，且幻洛神灵。

般若佛母梵文译名Parajnaparamita,藏名Sharpyinma，是由《般若波罗蜜多经》所化现。传说她以这种人形相貌化现在龙树大师面前并从此开始传承后世。《般若波罗蜜多经》从一部神圣经文演变成一位女神的故事本身就是个奇妙且耐人寻味的经典创造。而般若佛母以“三世一切诸如来皆需依般若妙智悟道证觉故”，称其为能出三世诸佛大佛母，使其在佛教诸神中的地位达到至高境界。

图1 四臂财舍度母像

图2 四臂般若佛母像

图3 两臂般若佛母像

图4 四臂般若佛母

般若意译为“智慧”，是佛教中最普遍的证悟之法，六品佛楼中第一品即为“般若品”，是诸多显教造像的集合。《智度论》第三十四章曰：“般若波罗蜜，是诸佛母，父母之中母之功最重，是故佛以般若为母。”又曰：“般若波罗蜜，是诸佛母，诸佛以法为师，法者即是般若波罗蜜……”。《大品般若》萨陀波仑品曰：“摩诃般若波罗蜜，是诸菩萨摩诃萨母，能生诸佛，摄持菩萨。”由此可见般若佛母既是般若智慧的形象化现，同时又在佛教诸神体系中占有无法替代的崇高地位。

般若佛母作为《般若波罗蜜多经》的化现，既有其般若显教的本性，又有其密教化的特质，是一尊具有特殊意义，联系显密宗义的造像。

众所周知密教产生于7世纪左右的北印度，为了抵御伊斯兰教的入侵，同时与印度原始的印度教，耆那教相抗衡。佛教吸收了许多印度教的教义和尊神，同时将经咒，研习秘法纳入日常修炼的仪轨，完成了佛教史上一次划时代的变革。此一时期造像的形象种类大幅增加，但由于对很多神的认识不同或教义理解偏差，同一造像的形象存在较大差异，一直延续到今天仍然如此。由于历史的变迁，如今想要返溯理解当时造像定义的细节是非常艰难的课题，但历史长河还是留给我们很多宝贵的图像学财富可以依照去研讨深究。

现在我们就以般若佛母为例按照时间顺序研讨历史上佛教造像的形象变迁。

第一阶段（8～12世纪）

其双臂形象有两个变相。两种变相的女神都呈金刚跏趺坐姿。根据第一百五十篇与第一百五十五篇成就法的说法，其右手应持一朵红色莲花，左手应持《般若波罗蜜多经》。在另一种变相中，她双手结说法印，在其两侧或仅在左侧有置于莲花上面的经书。

四臂形象的智慧佛母（第一百五十六篇成就法）呈金刚跏趺坐姿。其主手结转法轮印，右副手结无畏印，左副手承托《般若波罗蜜多经》，该经置于一朵睡莲之上。

《完成的瑜伽宝环》中也有四臂形象的般若佛母明咒。这种形象的般若佛母双手结转法轮印，另两只手托着《般若波罗蜜多经》，该经置于莲花之上。

《法集名数经》曾4次提到这位女神。几次的描述几乎完全雷同，其双手均结转法轮印，右上手持念珠，左上手持经书。

由以上成就法的细节描述我们可以总结般若佛母8～12世纪的形象描述：

1.无论两臂形象还是四臂形象，手持经书（或者手持莲花上置经书）都是必须有的特征，这应该也是图像学上判断般若佛母的必要条件。

图5 四臂般若佛母像

图6 四臂般若佛母像

2.经书应该是左臂（四臂形象为左上臂）持有或双臂皆持有。

3.四臂形象中主两臂应在胸前结转法轮印。

4.两臂形象中右手持莲花，而四臂形象中右上臂或施无畏印，或持念珠。

11世纪，四臂财舍度母像，东北印度帕拉风格，左侧像高7厘米，国内私人收藏；右侧像高10.5厘米，翰海拍卖2009年拍品（图1）。

这两尊四臂佛母皆为11～12世纪帕拉风格作品。其四臂为左前手作无畏印，右前手放于右膝上施予愿印，后左手上举持般若经书，后右手上举持念珠；佛母坐于一卧躺的外道身躯之上，同时沿双腿装饰人头蔓络以为尊严。其密教色彩较为浓烈，当是吸收了印度教的某些神秘元素。如果仅从手持经书的女尊来定义，我们自然会把此尊联想为“般若佛母”，但经笔者查阅早期资料发现，在11世纪之前的《成就法》中至少出现了三种手持经书的四臂女尊形象，除了般若佛母以外还有财舍度母（Dhanada Tara），成就法描绘她的相貌为：一面四臂，手持念珠、夜莲花、经书，并结施予愿印。其冠冕上有不空成就如来。另外还有四臂形象的准提佛母（Cunda)，《成就法》中写道：“她色如秋月，生有四臂，右手结施予愿印，左手持经书，经书置于莲花之上。其（余）双手捧钵，全身庄严。”从上述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图1的形象与“财舍度母”的成就法描述最为贴合，除了发冠中未见不空成就佛的形象外，念珠、经书、予愿印都与典籍描述相符，另外我们可以看出四臂准提与这两尊四臂女尊的最大图像学区别是“双手捧钵”。总结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初步定义图1中的两尊女神为财舍度母。财舍度母应当是佛教金刚乘密教中最早出现的司掌财富的女神之一，从名称上看她与后世一直很普及的财续佛母（Vasudhara)并不是同一尊神，而从我们掌握的资料判断她也仅出现于早期印度北部，仿佛她的信仰随着佛教在印度本土的消亡也慢慢湮没了。

11世纪，四臂般若佛母像？东北印度帕拉风格，高度不详，印度帕拉王国库基哈尔（Kurkihar)出土（图2）。

这尊铜造像与前述两尊造像十分相似，印度学者Karl·Khandalavala把她定义为般若佛母，关于她的真实名称的争议至今未有定论。

8世纪，两臂般若佛母像，西藏西部（象雄王国）造像，高22厘米，布达拉宫藏（图3）。

这件珍藏在布达拉宫的8世纪造像，从服饰上看明显是早期贵族俗家形象，左手持经书置于左膝之上，右手当胸施无畏印，施罗德把他定义为以赛伊贵族形象示现的两臂般若佛母。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两臂般若佛母的形象中出现无畏印。这与《成就法》的描述很不相同，很可能是远在西藏西部的佛教艺术家没有受到传统成就法的约束，也可能不同地区对成就法的理解完全不同。

9世纪，四臂般若佛母，尼泊尔风格，高13.2厘米，故宫博物院藏（图4)。

此尊为9世纪尼泊尔风格的四臂佛母造像，收录于故宫博物院出版的《藏传佛教造像》一书，所附清宫黄标签明确标示为四臂般若佛母。其形象为下双手禅定并捧宝瓶。左上手上举持般若经书，右上手举持念珠。如果按照《成就法》的定义，这件造像更符合“四臂准提”的特征。原文中也对此提出相同疑问，并把这个原因归纳为在尼泊尔般若佛母、准提菩萨、财续佛母（持世菩萨）的神格共性很多，在尼泊尔和西藏的传统形象认识中极易混淆，从而“导致图像学特征的难以区分”。对于上述观点笔者也非常赞同，其实不只尼泊尔和西藏，甚至彼时的西北印度和东北印度，由于金刚乘佛教的初生未艾，造神运动如火如荼，很多神的神格特征出现交叉重叠是十分正常的事情。这也直接导致了很多神初始的特征和定义在后续的传承中在不同地方的实际表现大相径庭，甚至有些传承完全中断，而它的原本属性和神格特征会移植到另一尊神的特性中。

图7 两臂般若佛母像

图8 四臂般若佛母像

由上述6件造像我们可以看出，12世纪之前的般若佛母形象虽然在《成就法》中有了清晰明确的描述，但是各地实际造像中般若佛母的形象并不统一甚至差别很大，这种对经典的不同理解以及实际神像制作的差异可能直接造成了后续年代中般若佛母的形象千差万别。

第二阶段（12～13世纪）

此时期为西藏佛教艺术中兴的创作高峰期，无论是彼时受克什米尔艺术风格影响深远的藏西古格及普兰地区还是卫藏地区，佛教艺术的创作都呈现井喷之势，藏民族不再执拗于来自西南方向印度文化的影响，更多的把自我的审美意识和标准体现在文化艺术创作中。相较于12世纪之前般若佛母形象的无法准确判别，这一时期西藏本土创作的佛母形象虽仍有差别，但大体上都有章可循。

12世纪，四臂般若佛母像，古格风格，高度不详，国外私人收藏（图5）。

这件克什米尔风格浓郁的造像是此一时期比较经典的般若佛母造型，我们从其图像风格以及工艺精细度和铜质的差异基本可以判断它来自12世纪左右西藏西部古格王朝：造像一面双目四臂，呈全跏趺坐于方形叠涩台面之上，上右臂握持般若经书，上左臂持金刚杵，下右臂当胸施说法印，下左臂在脐前结定印。特别需要提到的是此尊造像第一次出现了象征佛法智慧无坚不摧的金刚杵。另外持经书的手为右上手而非成就法中描绘的左手，还有下右臂的说法印也与后期出现并成定式的无畏印不同。但此尊造像所代表的般若佛母形象基本完成了从印度源流向西藏本土自我意识的过渡，起到了承上启下的连接作用。

13世纪，四臂般若佛母像，西藏西部造像，高26厘米，国内私人收藏（图6）。

这件13世纪合金铜般若佛母的图像学特征与《法集名数经》上的描述完全一致：主双手在胸前结转法轮印，左后臂持莲花，莲上放置《般若波罗蜜多经》（已佚），右后臂手持念珠。这可以被看作是13世纪时四臂般若佛母的标准造像，此件造像面容俊美，从其神态依然可窥见摹仿印度北部造像艺术神秘隽永的审美元素。

第三阶段（14～16世纪）

历史发展到14～16世纪，密教已在西藏本土稳定发展。此时西藏已成为名至实归的佛教文化及艺术中心。此一时期般若佛母的形象却仍然不完全统一。

图9 四臂般若佛母像

图10 两臂般若佛母像

14世纪，两臂般若佛母像，西藏中部造像，高30厘米，国内私人收藏（图7）。

这尊造像表现的是14世纪的两臂般若佛母形象，其左手在脐前结禅定印，右手在胸前托举般若经函。这种两臂形象的般若佛母并不多见，应是西藏独立的艺术创造。整尊造像华贵典雅，富丽堂皇，不失为当时藏地本土造像的经典之作。

14世纪，四臂般若佛母像？丹萨替风格，高35厘米，Spink旧藏（图8）。

这尊丹萨替风格造像为英国著名古董商Spink旧藏，因为并未出现“经匣”这个般若佛母的标志性符号，Spink也不能完全确定佛像的名称是否为四臂般若，于是用问号质疑。其形象为下双手结禅定印于脐前，上双手结说法印，四手皆无持物。虽然本件造像的名称仍然存疑，但是般若佛母固定形象之一的下双手结禅定印的图像学特征，似乎正是此一时期固定下来的。

15世纪早期，四臂般若佛母像，高度不详，西藏江孜白居寺供奉（图9）。

这尊造像为西藏江孜白居寺吉祥多门塔北无量宫所供奉的四臂般若佛母泥塑，建造于15世纪早期，体形巨大，形像健美，处处体现肢体的温度，是此一时期造像艺术的巅峰之作，也是最经典的般若佛母形象。佛母头戴五花冠，身着天衣华裙全跏趺坐于莲花之上，体现女性特征的乳房饱满圆润，肢体健壮，主二臂在胸前施说法印，手指柔荑灵动宛若活生。另两臂分立身侧，左手持经书，右手握持金刚杵。从此，金刚杵逐渐成为四臂般若佛母形象的标准执物之一。

15世纪，两臂般若佛母像，西藏造像，高29.5厘米，故宫博物院藏（图10）。

这尊般若佛母也收录于故宫博物院出版的《藏传佛教造像》一书，是一尊15世纪的二臂般若佛母形象。其形象是双手结说法印，所持莲花分别在双肩绽放，左肩放置般若经书。此形象与文殊菩萨像极为相似，所不同之处是此尊乳房饱满丰腴为女尊形象，且右肩无文殊菩萨的标志特征——宝剑。

14～16世纪是藏传佛教造像艺术蓬勃发展的中兴旺世，此时各个教派都在完善各自的佛学经典，同时在构造佛教神学体系方面开始完善规范。虽然此时的般若佛母形象仍然不完全统一，但我们可以看出趋势是在朝着统一规范的方向努力，同时一些奇异不多见的形象特征逐渐淡化消退，为般若佛母形象的最终定型奠定了过渡期的坚实基础。

第四阶段（17～18世纪）

17世纪，四臂般若佛母像，西藏扎什伦布寺风格，高17厘米，故宫博物院藏（图11）。

这也是收录于《藏传佛教造像》一书的另一尊四臂般若佛母造像，为17世纪扎什伦布寺风格，其形象为左下手结禅定印托宝瓶，左上手举持经书，右下手当胸持金刚杵，右上手举持念珠。此尊造像的独特之处是在手中执物上同时出现了念珠和金刚杵，这应该也是在图像标准化过程中的一个过渡。

清代章嘉国师主持编辑的《诸佛菩萨圣像赞》中将般若佛母的形象定义为：二臂般若佛母，双手结说法印掌心向外，托一朵莲花，其上放置般若经书；四臂般若佛母形象为前双手如二臂般若结说法印，后左手上置经书，后右手无持物。但现存实物中如章嘉国师描述的般若佛母并不多见。既使清代官造四臂般若也没遵循上述的形象。

图11 四臂般若佛母像

图12 四臂般若佛母像

17～18世纪，四臂般若佛母像，北京宫廷风格，高16.5厘米，国内私人收藏（图12）。

此尊为清代早期北京宫廷造四臂般若佛母铜鎏金造像，我们可以看出其左下臂在脐前结禅定印捧宝瓶，左上手持经书，右下手在胸前结说法印，右上手持金刚杵。

至17～18世纪，般若佛母的形象基本完成了图像学上的统一，由原来千差万别不同形貌逐步统一为两到三种固定形象，二臂形象逐渐消失，四臂形象中双后手持物基本固定为左手经书右手金刚杵，前双臂的形象也逐渐统一为两种不同样式：其一形象为双手在脐前结禅定印；另一形象为左前臂结禅定印并手捧宝瓶，右前臂当胸结说法印。

到了近现代，般若佛母的形象进一步统一，基本只保留17～18世纪时四臂形象中的第一种，而第二种前两手分持宝瓶和施说法印的形象也逐渐被淡忘消失。

时光流转，般若佛母在1000多年的形象变化中积累了太多的历史沉淀，纵观发展脉络，可发现其亦是有章可循的：在最初形象中广泛出现被作为标志特征的念珠、转法轮印逐渐消失并被金刚杵、说法印所取代；而原来作为准提佛母特征之一的手托宝瓶在很长时间内被移植到般若佛母的形象当中；手持经书的特征作为唯一不曾改动的特点被固定下来，成为其形象判断的必要条件。

参考书目：

1.黄春和《藏传佛像艺术鉴赏》，华文出版社，2004年。

2.强巴藏佛《般若光华》，上海社科出版社，2014年。

3.《印度佛教图像志》 Bhattacharyya Mukhopadhyay ，1958年。

4.《帕拉佛教艺术遗产》Sudhakar Sharma，2004年。

5.罗文华《藏传佛教造像》，故宫出版社，2009年。

6.熊文彬《西藏江孜白居寺吉祥多门塔》，西藏人民出版社，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