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信

是枝裕和凭借《小偷家族》荣获金棕榈奖的消息传回日本，日本国内舆论先是一片欢庆，因为这是日本电影人时隔二十多年才再次获得这项国际大奖。

紧接着，另一种刺耳的声音开始甚嚣尘上：“啧啧，又一个卖国求奖的家伙。”一些民族主义者认为，是枝裕和跟在新书《骑士团长杀人事件》中承认南京大屠杀的村上春树一样，是为了在国际上拿奖不惜出卖日本的“和奸”。

日语中有一个词汇叫“国辱映画”，民族主义者们拿它来指责涉嫌在国际舞台上丑化日本国家形象的电影。反映古代日本弃老问题的《楢山节考》、近代日本送女性出国卖淫的《望乡》、现代日本淫乱男女关系的《墙中秘事》，以及本次的《小偷家族》都在此列。日本民族主义者们认为，是枝为了向西方献媚投诚故意丑化日本，他们质疑：“现实中的日本，哪里有这种糟糕的家庭？”

是枝裕和把一系列社会问题浓缩在一个拼凑起来的家庭中，的确是一种夸张的艺术手法，然而我们把其中每个家族成员背后代表的社会问题拆开来看，却都是在现代日本社会具有普遍意义的深刻社会问题：群体性啃老、年轻女性卖春、虐待遗弃儿童，这不正是经济持续萎靡、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的日本社会最真实的写照吗？

不过，看完整部电影后，我不仅认为是枝裕和没有丑化日本，相反觉得他是用自己的方式对日本人民进行最高层次的褒扬，他或许想要表达的是，无论在多么艰难穷困的现实下，日本人都能坚强且从容地活下去。

从《如父如子》到《海街日记》，是枝裕和对现实的关怀一直停留在家庭层面，而《小偷家族》绝对是他对自己长期以来作品套路的一个突破——在对家庭这个定义再次进行思辨解构的同时，他不动声色地展开了对整个现实社会的思考与批判。

他用自己最擅长的细致入微、富含温情的叙事方式，把每个作为社会问题载体出现的主人公进行了从内到外、全面立体地的刻画，让人们去理解他们之所以成为社会问题的无奈与不得已，而不是把他们当成社会问题本身去批判。

● 檀信介 旅日自由撰稿人

贵刊·工位魔咒

故事要从一顿饭说起。

那天，我和贵刊CAO张曼女士、美编慧玲以及张恒去兰州拉面馆吃饭，趁着慧玲和张恒去端面的当儿，我和张曼唠起了嗑。

唠着唠着，情况突然不对了。CAO张曼，一位坚强的职场女性，在说起自己儿子时，却忍不住伤心地哭了起来——因为工作，她无法满足儿子希望得到妈妈陪伴的要求。“唉，等他初中了，他就有自己的朋友圈子了，就不愿意和我玩，不愿意理我了……”愧疚很快转换为伤感，张曼几乎要沉浸在自己的悲伤里了。

我没有育儿经验，但能模糊地感应到这种悲伤。安慰词在脑子里打了几转，我舔舔嘴唇刚要把它们说出来，张曼却已经从伤感中走出来了。真是女大十八变。“不说这个了。”看到服务员端来了羊肉串，她又欢快了起来，“唉对了，你是不是长胖了挺多的？”

我如鲠在喉，又舔了舔嘴唇，却怎么也编不出应答辞。这一次，陷入伤感情绪的是我。“对，是挺多。”我决定以诚相待，“快二十斤了”。

“那天开评刊会，你穿个背心，我以为来了个新同事。”她摇摇头，“太突然了，为什么手臂圆了那么多！我对你的记忆，还停留在那个冬天，厕所门口的相遇。那时，你穿着一条烟熏玫瑰粉的裙子，我一看，哇，新来的同事身材不错啊！有屁股有腰的……”

我开始思考，是自己吃得多？没运动？久坐？各位记者编辑的三围数据迅速在我的脑海里滚动，突然，灵光一现，我似乎找到了元凶——张恒。准确来说，工位距离张恒越近，越可能发胖。要知道，不用坐班的记者们，个个苗条纤细，而曾与张恒隔板相望的张珺，刚来贵刊时是个盘靓条顺的女青年，随着时间流逝，衣服的码数越买越大；曾与他背向而坐的万鸣宇也没逃过这个魔咒，在春天频繁地坐班后，一天天吹胀起来，又顺利在减少坐班时间、与张恒拉远距离后瘦了下来；而我，不过是又一个牺牲品罢了。那么，下一个，该轮到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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