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正军

由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和中共上海市委党校联合主办的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十五届学术年会之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专场暨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研究年度论坛于2017年10月28日在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举行。本次学术论坛的主题是：中国道路与马克思主义新跨越。来自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科教文卫委员会、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市社会科学院、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国防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以及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出席了论坛。与会专家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创新、党的十九大与中国未来的发展、 “四个自信”引领新时代中国发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这几个方面展开了研讨，取得了丰硕成果。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创新

创新是理论研究的生命力，是理论研究的价值所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需要站在时代发展的角度去正确认识和把握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为此，与会专家围绕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创新进行了探讨。

顾海良从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的 “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的 “三因”理念出发，探讨了当前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创新。其一，理论的特殊性在于掌握群众，需要 “因事而化”，只有通过事实才能讲清道理。五年来的历史性变化以及十九大报告的切入点就是 “因事而化”。五年来的探索，从历史、现实和未来相结合的高度揭示了 “新时代”的本质规定性，彰显了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厚的现实根据与深刻的时代特征。其二， “因时而进”，即把握时代变化，掌握我们当下经济社会发展和历史方位的变化。正是如此，五年历史性变革之后我们提出了新时代的 “三个定位”、 “五个特征”和社会主要矛盾。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的新成果。其三， “因势而新”，即思想在前进，理论在发展。党的十九大对新时代应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问题进行了理论探索，取得了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出了基本方略。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发展和创新。

郭庆松就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如何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创新研究谈了三点看法。一是坚持实践导向和问题导向，即对当前形势的判断和认识要跟上时代的步伐，在新时代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必须明确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所处的历史方位。只有紧跟时代的步伐，理论研究和理论创新才能有实践的印迹。二是坚持战略思维和创新思维。就战略思维来说，理论研究要放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这一战略部署中。就创新思维来说，理论研究需要我们打开新的局面，把扎实的学术功底和敏锐的前沿意识结合起来，不断扩展新视野，不断在对新概念、新体系和新论断的研究过程中提出具有建设性的思路。三是加强理论体系的建设。理论研究要充分认识到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重要性，要通过各种媒介传播马克思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特别是通过学术研讨会等途径讲好中国故事。

齐卫平指出，发展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命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时代化的时代任务，这关系到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中国将形成怎样的发展格局。因此，有必要深入地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与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道路这两个不同的概念。他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原则而形成的道路,而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道路是指共产党人实践进程中的一种模式。对这两个概念的探讨，主要的聚焦点是中国道路如何为人类应对共同问题提供经验借鉴和创新方向：一是中国道路向人类社会发展证明，走社会主义道路也能够通向现代化；二是中国道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的选择；三是中国道路为全球治理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使中国日益走上世界舞台中央，不断地为人类社会进步作出更大的贡献。

二、关于党的十九大与中国未来的发展

2017年10月18日至10月2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在这次大会上，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就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新的战略谋划和战略部署，为我们党迈进新时代、开启新征程和续写新篇章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此，与会专家对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提出的这些新思想和新提法与中国的未来发展进行了解读。

周智强从“在新方位中找准中国未来航向”出发，阐释了对党的十九大报告的理解和思考。他指出，党的十九大报告庄严地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发展的结果，其实践成果就是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当前，我们迎来了新时代，即中华民族正朝着民族复兴的道路飞奔，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的时代。这个新时代，前所未有，影响深远。它印刻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里程、新坐标和新方位。它不仅是时间和空间的结合体，更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体。

陈锡喜从我国主要矛盾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出发，探讨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变的辩证关系。他认为，两者是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一方面，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的发展。从马克思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来看，这是由生产和需要的矛盾、发展和需要的矛盾的不变所决定的。另一方面，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论断，并非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纠正或者纠偏，而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阶段性变化的新的概括。

曹泳鑫从发展方式、分配方式和领导方式三个维度探讨了党的十九大对中国未来发展战略部署的新调整。他指出，党的十九大报告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第一次正式地在党的报告中指明了我国所处的时代的变化。他认为，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发展的各方面发生了新的变化。一是发展方式发生了变化。就发展思路来说，我们从注重利用资本主义或借鉴世界先进科技来发展转到彰显社会主义优越性上。就发展重点来说，我们从单一的经济建设为中心调整到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基本任务不变的情况下，注重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五位一体”的全面建设。二是分配方式上发生了变化。我们从让少数人、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到现在的全民共享改革开放的胜利成果。在扶贫方式上，党中央提出要尽量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然后降低高收入的收入水平。以前的分配方式是比较注重物、注重利用资本主义和引进外资项目的按生产要素分配，现在是注重人、发挥人的潜力、调动人的积极性、推进大众创业和万众创新。三是领导方式发生了变化。我们以前一再强调我们党是执政党，现在我们始终强调我们党是领导党，而且强调党的领导不是一般的领导，而是全面的领导。

三、关于“四个自信”引领新时代中国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将文化自信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并列，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在优势、世界意义和未来发展的集中阐释，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为此，与会专家围绕“四个自信”的相关内容进行了探讨。

周书俊指出，“四个自信”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最新发展，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到新的历史阶段。正确处理好“四个自信”的辩证关系，是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的需要。他认为，在“四个自信”中，理论自信是“本”，道路自信是“体”，制度自信是“用”，文化自信是“根”。具体来说，理论自信是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基础和保证，为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提供理论指导；道路自信是“体”，是从理论自信中衍生出来的，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的前途和未来只能是继续走社会主义道路；制度自信是道路自信的必然要求，道路决定制度，好的、管用的制度反过来增强了道路自信；文化自信更是理论自信的基础。

程竹汝从三个方面探讨了我们为什么应该有制度自信。他认为，制度自信首先建立在对事实的理论解释上。事实先于解释是中国社会应该有制度自信的客观依据，即中国发展进步的事实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保障和推动条件下获得的。其次，制度自信建立在民主价值基础上，即在民主的实行过程中，政权组织通过选举来完成，政策选择通过广泛的有组织的参与来完成。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政策的选择是有四大组织参与系统保障的：政党系统、人大系统、政协系统和嵌入到政治体系中的信访系统。这四大组织系统保障着民众的有序参与，而民众的有序参与又保障着政策的社会适应性。最后，制度自信建立在制度所展现的能力基础上。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可以概括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四大能力：塑造稳定政治权威的能力、集中力量推动经济发展的能力、普遍参与政策优化的能力和规范公权与保障公民权利的能力。这四大能力把有效发展和实现现代化的核心要素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王可圆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游刃有余”的历史逻辑以及实践支撑两方面论证了中国制度的“韧性”。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韧性”的历史逻辑来看，一方面，有鉴于历史教训，近代以来的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等告诉国人，新的社会力量带领人民选择新的社会制度，有助于解决中国发展进步的问题；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兴起和发展伴随着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发展，即今天中国的制度发展成就，离不开以往的历史实践。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践支撑来看，它的“韧性”表现为：它促进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和人民群众生活的改善；保障了人民群众的各项权利；维护了国家的完整统一。

邵龙宝探讨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究竟为什么值得我们自信的精髓。他指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包含着“文化自信”的元素：一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深厚的底蕴和深邃的哲理，在哲学、政治和人生智慧等各个方面都可以给人无尽的启示；二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极强的连续性和凝聚力，具有极强的包容性；三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本特征是自强不息、刚健自信和谦虚厚德，具有儒道刚柔相济的担当和使命感；四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具体特征是实践理性，注重建立在日常经验之上的实用理性。他还提出了加强对文化自信的传承和培育的路径：各级领导干部、普通民众和大学生要了解最基本的文化常识和基本理论；大数据时代要引导青少年、大学生和每一个公民阅读中华民族传统经典，重新认识传统经典的价值和意义；确立中国人的做人信仰，只有这样国家和民族才会真正有灵魂，文化自信才会有底蕴；普及、引导民众和大学生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真正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中国元素，将核心价值观的培养和文化自信的传承有机结合，确立起道德自信和文化自信的坚定信念和执着的信仰等。

四、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国际重要场合阐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2015年9月，在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全面论述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要内涵。2017年1月，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高级别会议上，他又发表了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阐释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极为重要的内容，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新飞跃。为此，与会专家围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相关内容进行了讨论。

程伟力从理论意涵和未来命运两个维度探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他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和平与发展时代的主题，体现了东方和平主义共享式的发展理念。中国始终致力于长期大规模经济建设并主张各国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加强合作与交流，中国和亚洲人民所提倡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们所接受并成为新时代处理国际事务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重要政治共识。这种共享式的发展对于促进机会均等、分配正义和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越来越重要的理论意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未来命运是指我们和国际社会伙伴坚持对话协商，共同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这要求我们在安全格局上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在经济发展上坚持合作共赢，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在文明交流上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在生态建设上坚持绿色发展，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

王公龙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传承、拓展与创新。就思想的传承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从核心命题看，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都聚焦于人类的前途和命运。从目标追求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继承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理想追求。从实践形式看，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都把共同体作为实践的形态和理想的载体。就思想的拓展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构建了思考人类命运的新视角。它为我们提供了争取实现全人类“共赢共享”的美好前景；开辟了迈向“真正的共同体”的新路径；提出了体现“真正的共同体”精神的新价值，即“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和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就思想的创新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构建的目的在于把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理想目标现实化和具体化。它致力于建立平等相待、公道正义和开放创新的全球治理；构建覆盖多领域、具有多层次和体现多方位的综合性和立体型的共同体；构建具有包容性的和共生共赢的共同体。

官进胜探讨了新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与路径。他指出，外交战略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总目标。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它完整地展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坚持相互尊重，坚持平等协商，坚持以对话解决争端，坚持同舟共济，坚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及坚持环境友好。他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在时间推理和空间拓展的过程中逐渐展开来的。最初“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国与国之间的命运共同体，比如“中俄命运共同体”、“中法命运共同体”等，紧接着发展为国与地区之间的命运共同体，如“中非命运共同体”、“中拉命运共同体”等，到今天的全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整体的、具有全球思维的人类文明。它的核心是和平发展，本质是共建一个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的国际关系，基本的结构是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生态“五位一体”，基本内容是政治平等互商、经济互惠共赢、文化互惠互容、安全共建共享和生态绿色可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