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力 昝瑞礼

近代以来， “人权”一词由西方传入中国，对中国的独立、民主和自强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戊戌变法中，维新人士宣传天赋人权和自由平等的观念，开阔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眼界。在辛亥革命中，孙中山提出了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后将其修改为由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构成的三民主义。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更是首次将人权写入宪法，在宪法上明确了人民的权利。

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失败后，中国的 “人权”事业一度陷入了低潮。正是在这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人权观，并在实践中走出了一条中国人自己的人权发展道路。毛泽东正是近现代以来中国人权领域的实践者与集大成者。青年毛泽东第一次在 《湘汉新闻》上读到一篇谈论社会主义的文章时，就提出要对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不断地进行研究，若 “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①。毛泽东的人权保障思想经历了一个不断探索和曲折前行的历程。他在实践中探索出了一条适合中国革命和发展的人权道路。可以说，他的人权保障思想在今天仍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崇尚 “无血革命”，主张用温和方法进行政治改良，通过民众联合为其争取生存权以及独立、自由和平等权利

毛泽东人权保障的思想，萌发于家庭。毛泽东曾说，他的父亲脾气很坏，时常责打他和他的弟弟们，给他们吃最粗粝的食物。于是，以毛泽东为首，毛泽东的母亲和弟弟甚至包括雇工在内的人员成立了一个 “联合战线”来公开反对他的父亲，以确保他们应有的权利。这使他在年幼时就对如何在家庭中确保自己的权利有了一定的认识。

毛泽东人权保障的思想，后逐渐扩展于家乡。毛泽东曾说，湖南有一年发生了大饥荒，嗷嗷待哺的老百姓的救济请求却被傲慢的巡抚拒绝了，于是他们召集民众大会，举行示威运动，又攻进了满清衙门，赶走了巡抚。但后来的新巡抚却把这些普通的民众视为乱党，下令捉拿，很多民众在此过程中被砍掉了头颅，并挂在柱子上示众。这一事件使毛泽东看清了满清衙门的真面目，深刻意识到了满清衙门对待普通百姓的不公。这表明，毛泽东对保护家乡人民的权利已经有了鲜明的立场。

毛泽东又曾说，他读到一个写有中国失去安南和缅甸，日本占领了高丽与台湾等领土的小册子后深感痛心，尤其是其中一句 “呜呼，中国将亡矣”震撼了他。从此，他开始为祖国的未来忧心，逐渐萌发了救国救民的意识、责任和担当。因此，毛泽东人权保障的思想，正是萌发于家庭，扩展于家乡，后延伸到祖国。

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青年毛泽东孜孜不倦，上下求索。他曾拥护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投笔从戎。但后来他博览资产阶级启蒙学者的名著，深受康有为和梁启超的影响，非常赞同维新时期改良主义者的主张，认为通过渐进式的政治改良可以挽救国家的命运，实现民主、自由与人权。此时梁启超是他心目中的英雄，毛泽东还给自己取了 “学任” （梁启超号 “任公”）的笔名，甚至在辛亥革命后一度 “主张康有为任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②，他希望由改良派人士主持共和后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

《新青年》出版之后，毛泽东开始崇拜陈独秀。1919年7月，毛泽东写了一篇著名的表明自己政治主张的文章，即 《民众的大联合 （一）》。其中特别比较了马克思和克鲁泡特金的主张，他认为马克思是 “激烈的”，是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是“拼命的捣蛋”，而克鲁泡特金是很 “温和的，不想急于见效，先从平民的了解入手。人人要有互助的道德和自愿工作。”③他明确表达了对暴力革命和渐进改良道路的态度。这时的毛泽东明确反对使用暴力和革命手段来维护人权，反对用强权对抗强权，他认为 “强权者都是人，都是我们的同类。滥用强权，是他们不自觉的误谬与不幸，是旧社会旧思想传染他们遗害他们”，并且 “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仍然得到强权，不但自相矛盾，并且毫无效力。欧洲的 ‘同盟’ ‘协约’战争，我国的 ‘南’‘北’战争，都是这一类。所以我们的见解，……在对人的方面，主张群众联合，向强权者为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不至张起大扰乱，行那没效果的 ‘炸弹革命’ ‘有血革命’。”④

毛泽东认为中国应当学克鲁泡特金，采取温和手段来改造社会，达到民主与自由的目的。 “我们要知道世界上的事情，本极易为。有不易为的，便是因于历史的势力——习惯。我们倘能齐声一呼，将这个历史的势力冲破，更大大的联合，遇着我们所不以为然的，我们就列起队伍，向对抗的方面大呼。我们已经得了实验。陆荣廷的子弹，永世打不到曹汝霖等一班奸人，我们起而一呼，奸人就要站起身来发抖，就要拼命的飞跑。我们要知道别国的同胞们，是通常用这种方法，求到他们的利益。我们应该起而仿效，我们应该进行我们的大联合！”⑤

简言之，在1920年之前，毛泽东崇尚 “呼声革命”和 “无血革命”，并 “主张一点一滴、一小部分一小部分地去改造社会”。此时毛泽东的思想是 “一个自由主义、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乃至新村主义的集合，他崇尚过康有为、梁启超，华盛顿、克鲁泡特金及过武者小路……就是没有崇尚过马克思。”⑥正如他自己所说， “在这个时期，我的头脑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及空想社会主义的有趣的混合物。我模糊地景仰 ‘十九世纪民主主义’、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坚决地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⑦。

二、五四运动之后，毛泽东发现 “政治改良”和 “无血革命”在中国行不通，只能另辟道路，他主张通过暴力革命使人民摆脱受奴役和受压迫的地位，实现民族独立、自由与和平的要求

1920年是毛泽东由 “呼声革命”到暴力革命转变的一个分水岭，标志着他与社会改良思想的决裂。与此相应的是，就在1920年的前一年，五四运动爆发，这成为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中国工人阶级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标志着一个时代与另一个时代的新旧嬗替。

1919年，湖南省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爱国运动。为声援北京学生运动，毛泽东以新民学会会员为骨干，创立了 《湘江评论》并发表了他当时改造社会的主要观点，并以此为指导思想，积极联络省内和省外力量开展驱逐张敬尧的运动。在长沙，实现了学生总罢课与教职员总罢教；在省外，如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大城市中均有以新民学会会员为核心、主要由湖南籍教师学生组成的 “驱张代表团”进行活动。在这样巨大的压力之下，张敬尧终于在1920年6月逃出湖南，毛泽东认为，正是在“呼声革命”与 “大联合”思想的指导下，才有了“驱张运动”的胜利。

然而，现实却很快颠覆了他的理念。张敬尧虽然离开了湖南，但前门驱虎，后门进狼，新的军阀——打着驱张大旗的谭延闿、赵锡恒却来了。湖南人民的灾难仍然在继续，湖南的经济社会状况并没有出现他想象中的根本扭转，军政混乱和官僚腐败依然一切照旧。

1920年11月25日，他写信给在法国留学的向警予坦露心迹说： “几个月来，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涂，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⑧。他所说的另辟道路、另造环境，实际上就是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学说才是医治中国沉疴痼疾的良药，才是保障中国人民权利的根本之策。

1920年12月1日，毛泽东又致信在法国留学的蔡和森，表达了相同的主张： “我对子升和笙两人的意见， （用平和的手段，谋全体的幸福）在真理上是赞成的，但在事实上认为做不到。”他又认为罗素 “用教育的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可不至要妨碍自由，兴起战争，革命流血”的观点是 “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此时的毛泽东已经认识到，温和的渐进改良道路在当时的中国根本行不通。他说， “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但是，同时他又在一定程度上承认渐进改良的作用，认为暴力革命只是在其他道路都走不通，其他方式都不见效的情况下才能使用，并非为暴力而暴力。他说， “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⑨

此外，李大钊与陈独秀的影响也是促使毛泽东认真审视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因素。毛泽东于1918年8月离开湖南开始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做助理员，这才得以近距离地接触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在李大钊的影响下，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日益浓厚的兴趣。1945年4月，他在谈到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历史时，明确地指出了李大钊和陈独秀在此过程中的巨大贡献。他说， “五四运动中有左翼、右翼，陈独秀、李大钊是代表左翼的。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共产党，但已经有少数人有初步的共产主义思想”，陈独秀是 “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⑩。

毛泽东和中央领导机构于1949年3月迁入北平。当毛泽东看到古都城垣时，忍不住感慨万千道： “三十年了！三十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了一个马列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好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里呢”⑪！

毋庸置疑，李大钊和陈独秀可以称得上是毛泽东投身马克思主义的引路人。1920年，青年毛泽东再次来到北平，与李大钊等的接触更加频繁，也更加深刻地受到了影响和启发。他说， “我第二次到北平时，我读了许多关于苏联的事情，同时热烈地寻找当时中国所能见到的一切共产主义书籍。三本书特别深印在我的脑子里，并且建立了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它是历史的正确解释后，此后丝毫没有动摇过。”实践的挫折与思想的转变对毛泽东施加了一种叠加的影响，并且越来越成为促使他走向马克思主义的推动力，正如他自己后来回忆时所说， “1920年夏，我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变成马克思主义者，并且自此以后，我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也正是从此时开始，毛泽东完成了他思想上的重要转型，即由渐进改良主义者变为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⑫

此后，毛泽东在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式成立之后，又于1920年秋冬之际，与何叔衡等在长沙秘密地组建了以新民学会骨干为核心的共产党的早期组织。这开启了他实践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学说的新道路。为了统一思想，在1921年1月召开的新民学会新年大会上，毛泽东列举了世界解决社会问题的五种 “主义”：社会政策、社会民主主义、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他对这五种 “主义”分别予以评论，并在最后指出，我们应采用 “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后来，毛泽东在1925年11月21日填写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的调查表时写道： “本人信仰共产主义，主张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买办地主阶级联合统治”⑬。他在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时，曾在 《政治周报》发刊词中写道， “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⑭。不难看出，此时的毛泽东已经开始主张通过暴力革命使人民摆脱受奴役和受压迫的地位，从而实现人民独立、自由和平等的要求。

三、从革命战争年代到和平建设时期，毛泽东主张通过建立独立、民主、自由和平等的公正社会，保障人民的一切权利

毛泽东是在近代中国内忧外患日甚一日、亡国危机日益深重的历史条件下开始思考国家前途和人民权利问题的。他曾亲眼目睹和切身感受底层民众的苦难生活，清醒地认识到外敌侵略和封建压迫是国家积贫积弱和人民灾难深重的根源。因而他立志唤起民众，依靠民众，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独立、自由、民主和平等的公正社会。

独立、自由、民主和平等的公正社会是人民主权的基本内容。对于国家和民族来说，就是不受外敌的侵略和干涉，自己决定其内部事务；对于国民来说，则是掌握自己命运，使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得到双重满足。

为了建设独立、自由和平等的公正社会，毛泽东非常明确地指出，政治的核心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即党领导武装斗争的最高形式和主要目的是夺取国家政权。关于人民权利，毛泽东说： “人民必须有权管理上层建筑，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理解为人民只能在某些人的管理下面享受劳动、教育和社会保险等等权利。……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各种企业和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的最大的权利，是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个权利，就没有工作权、受教育权、休息权等等”⑮。

毛泽东清楚地认识到，人民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社会主义事业是全体人民的共同事业。只有建设以人民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民主国家，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才能使各项事业的发展符合人民的意志、利益和需要，才能增强人民当家作主的责任感，才能使人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得到充分的发挥，才能真正保障人民的一切权利。

四、从改造中国到改造世界，毛泽东主张应 “取世界主义，而不采殖民政策”，通过世界大同来实现人权保障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千百年来， “世界大同，天下一家”始终是中华民族不断追寻的目标与期冀。为实现人权保障，毛泽东以 “取世界主义”的姿态，支援世界各地人民的斗争，以使全人类共跻大同之域。他在1920年11月25日给张国基的信中说， “取世界主义，而不采殖民政策。世界主义，愿自己好，也愿别人好。质言之，即愿大家好的主义。殖民政策，只愿自己好，不愿别人好，质言之，即损入利己的政策。苟是世界主义，无地不可自容……苟是殖民政策，则无地可以自容”⑯。毛泽东认为，要改造世界，就必须以心换心，用真心来打动人，他希望新民学会的会员 “以至诚恳切的心，分在各方面随时联络各人接近的同志，以携手共上于世界改造的道路”⑰。毛泽东还把这种世界主义称之为世界大同主义或社会主义。显然，我们从中可以发现毛泽东当时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他强调了新民学会会员活动的国际色彩，认为要从整体上思考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并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促使个人及全人类生活向上发展为高远理想。这些都为日后他的国际政治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从改造中国到改造世界，毛泽东 “取世界主义来保障人权”的思想始终被我们所传承。1971年，中国在恢复了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之后，在国际人权领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中国所提出的主张，如应认识到世界的多样性，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推动各国开展对话和交流，共同探索促进和保护人权的有效途径等得到了绝大多数国家的认同。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先后提出共建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2015年，在博鳌亚洲论坛主旨演讲中，习近平总书记以 “亚洲新未来：迈向命运共同体”为主题，阐述了 “命运共同体”的基本思想。

应当指出，“一带一路”倡议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正是对毛泽东主张应“取世界主义”来保障人权思想的传承和发展，是中华民族对当今世界发展权理论和实践的重大贡献。“一带一路”建设将沿线国家结为一个“命运共同体”，在此“命运共同体”中，作为权利主体的沿线国家享有的是责、权、利相结合的发展权，是合作共赢的发展权。为此，“一带一路”建设不仅丰富了联合国《发展权利宣言》的内涵，而由此构成的“命运共同体”也成为了促进发展权的高级形式。

此外，在国际人权共识的达成、国际人权标准的制定、国际人权观念的演进以及国际人权条约机制的运行等各方面，中国都发挥了无可替代的建设性的重要作用，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的风采。2017年6月22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首次通过中国提出的“发展对享有所有人权的贡献”决议。这一标志性事件，彰显了我国在全球治理和国际合作中的引领作用，对推动各国人权事业的发展将起到深远的影响。

人权保障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中国一向主张“多元共生”和“多元共识”，主张不同文明的交流和互鉴，并以此促进各国人权交流与合作，推动世界人权事业的发展。中国“不是要营造自己的后花园，而是建设各国共享的百花园”，这正是毛泽东主张应“取世界主义，而不采殖民政策”来实现人权保障的真谛所在。

五、从改革预言到改革实践，毛泽东人权保障的思想在新一轮改革中得到了升华

毛泽东在青年时期就立下了改造中国与改造世界的宏伟目标。他说，“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⑱。今天，我们正在进行的新一轮改革实践，以铁一般的事实验证了毛泽东当年的改革预言是多么高瞻远瞩。

新中国成立近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立足本国国情，在落实和实现生存权和发展权征程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权发展之道。

党的十五大报告第一次明确地把共产党执政同尊重和保障人权联系起来；党的十八大报告在阐述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要求时，又明确指出“人权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再次指出，“加强人权法治保障，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此外，自2009年以来，中国已经制定了三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即《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2011—2015年）》、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6—2020年）》，成为当今世界上少数几个制定了三期以上人权行动计划的国家。它们分别从人权保障路径、权利间关系、保障内容、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五个角度对中国人权事业发展提出了原则要求。可以说，这是对中国人权发展道路的整体概括，对未来中国人权事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生存权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中指出，中国坚持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始终把人民权利放在首位，不断促进和保护人权。中国解决了13亿多人口的温饱问题，让7亿多人口摆脱贫困，这是对世界人权事业的重大贡献。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对我们正确理解当代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及其世界意义有着深刻启示。更为重要的是，快速发展中的中国，不仅成功地解决了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如何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问题，还向国际社会提供了精彩的中国人权方案。

在发展权上，中国开创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使中国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在更高层次、更广领域得到实现，使毛泽东的人权保障思想在新一轮改革中得到升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作为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的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发展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中国坚持把人权的普遍性原则同本国实际相结合，坚持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的基本人权。多年来，中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有效保障了人民发展权益，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人权发展道路”⑲。

在新一轮改革实践中，只要我们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定会使毛泽东当年的改革预言放射出更加光彩夺目的光芒：“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

六、结语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我们今天研究毛泽东人权保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历程，对于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深入理解中国人民人权特征和发展历程不可或缺。在当前人权工作中，切实把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各项措施落到实处，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观，创新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人权发展道路，对于积极推进世界人权事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凡益之道，与时偕行”。只有始终着眼于“中国梦”与“个人梦”相连接的理念，沿着“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人权大道前行，才能使世界人民真正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

注释：

① 毛泽东：《致黎锦熙信》 （1917年8月23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年6月—1920年11月》，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4页。

②⑦⑫ 埃德加·斯诺笔录：《毛泽东自传》，汪衡译，丁晓平编校，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版，第40—41、51、61页。

③⑤ 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一）》 （1919年7月2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年6月—1920年11月》，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14—315页。

④ 毛泽东：《〈湘江评论〉创刊宣言》 （1919年7月14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年6月—1920年11月》，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71页。

⑥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4页。

⑧ 毛泽东：《致向警予信》 （1920年11月2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年6月—1920年11月》，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93页。

⑨⑰ 《毛泽东给萧旭东萧林彬并在法诸会友》，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48、152页。

⑩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4—9页。

⑪ 李银桥、韩桂馨：《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 （修订版），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85页。

⑬ 毛泽东：《答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问》，《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19页。

⑭ 毛泽东：《〈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录编：《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1页。

⑮ 叶剑英：《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8页。

⑯ 毛泽东：《致张国基信》 （1920年11月2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年6月—1920年11月》，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03页。

⑱ 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三）》 （1919年8月4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年6月—1920年11月》，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59页。

⑲ 习近平致“纪念《发展权利宣言》通过30周年国际研讨会”的贺信，参见《人民日报》2016年12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