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圣地圣城说”考论

2018-08-15王云红

社会科学动态 2018年2期

王云红

洛阳作为中外知名的历史文化名城，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从夏代开始先后有13个王朝在此建都，有着4000多年城市建设史，是建都时间最早、朝代最多、历史最久的城市。在洛阳东西绵延30余公里的盆地中心地区，自西向东分别排列有东周王城、隋唐洛阳城、汉魏洛阳城、夏都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五大都城遗址，形成了“五都荟洛”的人文奇观。长期以来，以河洛文化研究为依托，对洛阳古代历史和文明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近年来，在洛阳的城市研究中，逐步兴起了一种观点，即把洛阳视为中华民族的圣地或华夏文明的圣城。洛阳“圣地圣城说”从最初一些地方学者的立论倡说，经过不断的讨论，目前已经引起了相关政府部门的重视。由于该学说已不仅仅局限于地方史或城市史研究的范畴，而是上升为国家文化研究的高度，所以有许多问题需要讨论和回答。如洛阳“圣地圣城说”的立论依据何在？中国文化有没有或者说需不需要有圣地圣城文化？从民族文化意义上看，中国的圣地或圣城究竟在哪里？对此，我们一方面要做好学术史的回顾总结，了解前人所做的工作，避免重复性的自说自话；另一方面，还要持续展开讨论，把问题引向深入。

一、洛阳“圣地圣城说”的由来

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是中华文化的中心地区。洛阳代表最早的中国，也是最本色的中国，根据出土的国宝级青铜重器“何尊”记载，“中国”就是指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尚书·召诰》曰：“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这里“土中”，和“中国”意思相同，指东南西北“四土”之中，孔安国注洛为天地之中。①司马迁在《史记·封禅书》中也说：“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三代即夏、商、周，而这三个王朝处于国家形制的早期阶段，都以洛阳为都城。从汉魏起，洛阳逐渐发展成为国际性大都会，曾先后六次进入世界大城市之列。陈建在《建都论》中指出：“夫建都之要，一形势险固，二漕运便利，三居中而应四方，必三者备，而后可以建都，惟洛三善咸备。”②洛阳地理位置的重要和历史文化的辉煌，史不绝书，但一直未有圣地或圣城的记载。

洛阳曾在历史上被冠以“神都”的称谓。早在魏晋之际，就有士人以“神京”、“神州”称呼洛阳。如北魏元苌墓志就有“三翊皇甸，再尹神京”③之语；《晋书·王导传》记载：“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④西晋左思《咏史》诗其五有：“皓天舒白日，灵景耀神州。”吕向注：“神州，京都也。”唐王勃《秋晚入洛于毕公宅别道王宴序》也有：“山人卖药，忽至神州，惊帝室之威灵，伟皇居之壮丽。”这里“神州”均指帝都。⑤大唐光宅元年（684）九月，武则天改东都洛阳为“神都”。在《改元光宅赦文》中，武则天曾对改洛阳为“神都”进行解释：“镇星之在太微，已历年载，著土精之美应，表坤祚之元符，宜同感帝，以时荐享。又东都改为神都，宫名太初宫，但列署分司，各因时而立号，建官置职，感适事以标名。”⑥赦文从人们长期认为洛阳分野与天上太微垣对应的观念出发，指出洛水贯都，恰与天上银河对应，镇星（即木星）停在太微，“表坤祚之元符”，是女主当政的征兆，这是为武则天称帝制造舆论。武则天之所以改洛阳为“神都”，是相信洛阳作为她称帝的都城，乃上天神力所赋予，而她是天帝选定的统治者，在“神都”应天而治，必然顺承天意民心。

宋元以后，洛阳逐渐失去政治中心地位，长期以古都地位受到世人青睐。宋代史学家司马光诗云：“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⑦北宋文学家李格非则指出：“洛阳之盛衰，天下治乱之候也”，认为“天下之治乱，候于洛阳之盛衰而知；洛阳之盛衰，候于园囿之兴废而得”⑧。时人观察洛阳城市历史进行了总结，极为精辟地概括了洛阳城市的特色和历史地位。后来，洛阳由“九朝古都”而“十三朝古都”，由“四大古都”、“七大古都”而“十大古都”，城市地位即由其历史地位决定，厚重的历史文化即是其城市发展的重要资源。

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文化热的逐渐升温和区域文化的发展，不断有地方城市借助其历史资源，提出各自的城市发展战略。其中，多数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政府行为，鲜有理性而深入的文化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区域文化的进一步开展。在此过程中，有关洛阳圣城圣地的学说逐渐开始时现报端。1999年，在“洛阳市旅游发展战略研讨会”上，《洛阳与世界各圣地比较研究》一文，从学理层面纵论洛阳的圣地地位，受到与会专家的重视。⑨该文可以说是从战略层面首次提出洛阳“圣地圣城说”的学术论文，后经媒体的不断传播，影响较大，也得到了地方政府层面的关注。

2001年，洛阳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北京大学专家参与编制的洛阳市旅游发展规划，组织讨论过程中，与会部分专家学者再次提出洛阳“圣地圣城说”，得到采纳，在规划中把“中华文明圣地”作为洛阳的“一级理念形象”提出。之后不久，“洛阳是中华民族圣地”、“洛阳是中华民族圣城”、“天下之中，华夏圣城”等宣传口号先后被洛阳地方政府打出。

2009年6月，洛阳河洛学与民族圣地研究会成立，主要任务是专题研讨洛阳、河洛学与民族圣地；系统整理出版河洛学研究成果，逐步完善河洛文化体系；积极与市内外河洛学与民族圣地研究者和爱好者进行交流，扩大研究队伍等，以此来推动河洛学与民族圣地研究的深入，提高洛阳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并通过组织寻根问祖等活动，促进洛阳旅游业的发展。⑩一批洛阳地方学者，对于洛阳“圣地圣城说”继续进行了论证工作，先后又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如徐金星主编的《河洛学与民族圣地研究》、张赞恭编著的《洛阳：华夏民族圣地、东方文化圣城》等都颇见功力。⑪可以说，洛阳“圣地圣城说”提出以来，已经先后得到学界、政界和商界的关注和支持。相关学者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论证；地方政府密切关注论证工作，适时进行一定的宣传推广；洛阳部分企业界商界也以“圣地圣城”为切入点，进行了一些文化产业的开发和打造。其中，文化产业方面，洛阳天堂明堂复原开发项目、洛阳老君山老子文化项目、洛阳二程故里开发改造项目等，都已经初见成效。不足之处是迄今为止，各类项目并未形成合力，缺乏城市意象整体规划，离打造洛阳圣城形象仍有较大差距。

二、洛阳“圣地圣城说”的反思与检讨

洛阳“圣地圣城说”从提出迄今，已有20年的时间了。在学术史上，尽管20年不算太长，但还是能够较为清晰地看出一种观点从酝酿、产生到发展的整个过程。洛阳“圣地圣城说”命题较大，不仅涉及洛阳地方文化的内容，更重要的是已经上升到了国家文化的高度，不仅仅是一个地方概念，也具有了国家文化的意义。为此，需要站在国家甚至国际视野加以回应，给予一定的重视，遗憾的是，此研究目前尚属空白。笔者作为洛阳当地学者，多次经历相关论题的讨论，对该命题有一定程度的思考，不揣浅陋，提出一些不太成熟的反思和浅见，以抛砖引玉，引发更加深入地探讨。

首先，有关圣地或圣城概念的界定应是核心问题。对此，徐金星先生在展开论证时即先界定了概念，指出“所谓圣地，一般来讲，或指在宗教史上有特殊意义而为宗教徒奉为神圣的地方，如伊斯兰教的麦加、麦地那，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耶路撒冷等；或指在革命史上有重大意义和重大作用，如革命圣地井冈山、延安等”；他又指出，“作为民族圣地，她的特殊意义和特殊作用则主要体现在对民族历史、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民族发展的作用和影响等方面”。⑫从民族历史文化和民族精神的角度进行论证，这是主张洛阳“圣地圣城说”学者普遍采取的策略。从徐先生的论证文章也可看出，他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立论：（1）洛阳地处“天下之中”，是本来意义的“中国”；（2）河洛地区史前文化传承有序，又率先跨入“文明门槛”；（3）王者之里，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4）华夏族形成于以河洛地区为核心的中原大地；（5）众多姓氏源于河洛；（6）河洛文化——中华民族的根文化。文章强调洛阳作为中华民族圣地，主要体现在其历史悠久，又长期是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华夏民族根在河洛等。

然而，学者们对于洛阳圣地圣城的内涵和流变传承情况，多语焉不详。根据《辞海》对“圣地”的解释：“宗教徒奉为神圣的地方，常是宗教传说中重要纪念地。”⑬所谓“圣地”仅指宗教徒由宗教信仰而视为神圣的地方，如基督教徒称耶路撒冷为圣地，伊斯兰教徒称麦加为圣地。耶路撒冷在阿拉伯语中，就是圣地之意。《现代汉语词典》将“圣地”之意有所扩展，指“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作用的地方”。⑭这里主要是指革命圣地，如中国人民的革命圣地延安。当然，进一步扩大其内涵，将对于每个民族有着重要历史意义和文化意义，民族成员精神和灵魂归宿之地称为“民族圣地”，也是应有之义。既然如此，有关中华民族圣地的考察，则必须要围绕何为“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是否有一个人心所向的共同的文化和精神圣地，洛阳是否可以担当中华民族圣地的重任等问题层层推进加以论证。

这些问题这里不便完全展开，只是感觉相关问题还有继续探讨的必要。如官方对中华民族的定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获得认定的以汉族为主体的56个民族的统称。费孝通先生在一篇文章中也谈到，“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中华民族有一个“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⑮如果要讨论中华民族圣地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回避一个是早期自在的民族实体形成过程，一个是近代自觉的民族实体形成过程。显然，洛阳只是在早期以华夏族为主体不断进行民族融合形成更大的民族实体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的地方。这样讲绝不是贬低洛阳的城市地位，而是要更加科学地进行论证，实事求是，真正做到以理服人。

其次，还要做到论证过程的科学性，如果证据不足，论证不当，也难以得到一致认同。值得注意的是，持有相关看法的学者往往把洛阳与耶路撒冷、麦加、雅典并列，称之为“世界四大圣城”。⑯甚至还有学者提出“洛阳与耶路撒冷、麦加、雅典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为世界四大圣城”⑰，不知来源何处？姑且不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否会评选并命名四大圣城，就是这四个城市历史文化地位也并非一致。耶路撒冷和麦加属于宗教发源地，雅典则是“西方文明的摇篮”、“西方民主的起源地”。从城市文化属性而言，洛阳和雅典较为一致，与耶路撒冷、麦加等宗教城市则有着很大的不同。从宗教意义而言，耶路撒冷、麦加这样的城市的确可以被其宗教徒称之为圣城。将这四个城市并列称为世界四大圣城，仍需进一步合理论证，如随意宣传，难免会闹笑话。

同时，在论证过程中也切忌立论言过其实，论点不够严谨，易造成误解。对此，朱绍侯先生已有告诫，在河洛文化研究中要实事求是，信者传信，疑者传疑，切忌强下结论。⑱如有学者指出黄河、洛河是中华民族的圣河；还有学者指出嵩山、邙山是中华民族的圣山。这一方面会造成圣地泛化的现象，让人感觉不严肃；另一方面就是圣河或圣山是否具有唯一性，“圣”在何处自证不足。仅以圣山为例，历史上从未有嵩山或邙山被国家视为神圣的记载。即使有王朝在嵩山封禅祭天，或帝王归葬邙山，也只是统治者的短期行为，将其论证到整个民族的行为和信仰体系则难以为继，更不具有唯一性。如早在民国时期，就已经有学者提出了所谓“泰山国山论”，以传统中国以泰山为王朝“宗山”的历史脉络，通过自然风景、文化积淀与民族品德象征三个方面，细致论证了泰山独具的“中华国山”之地位，在当时引起了一定的社会关注，这在21世纪“国山”新论中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季羡林、任继愈等多位学者也共同倡议评选“国山”，2007年全国“两会”期间，百余位全国人大代表联名提交议案，建议确定泰山为国山，引发公众的热烈讨论。⑲反观这些讨论和之后有关中华名山的评选，洛阳政学两界的参与度都不高，也没有积极应对相关议题。尽管国人传统的历史意识和爱国思想较为强烈，但一般人除了故乡之外，少有对某地尊称的观念。如何依托“根在河洛”的文化资源，打造国人的归属意识，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再者，洛阳“圣地圣城说”还面临国内其他城市的挑战。近年来提出的中华民族圣地，除了洛阳之外，还有河南新郑市、陕西黄陵县、陕西延安、山东济宁等。

早在1993年，新郑市依托河南炎黄事业发展有限公司，正式推出了《关于兴建炎黄历史文化城的论证报告》，报告提出打造“炎黄历史文化城”是一项中华民族的伟大工程，是海内外炎黄子孙期待和支持的事业，是中华五千年历史长河中的一个里程碑，是一个亟待开发的项目。要高举炎黄大旗，尽快使新郑成为全世界华人寻根拜祖朝圣的中心。1997年，新郑市成立了始祖山中华圣地建设促进会，首倡“大炎黄”思想，提出“全国炎黄一盘棋”主张，将全国各地有关炎黄文化圣迹组合为统一的“中华圣地”总概念，根据史实功能划分为三种类型，即：以黄帝诞生、发祥、建都之地的河南新郑作为“拜祖圣地”，以陕西黄帝陵作为“祭祖圣地”，以河北涿鹿和各地的炎黄圣迹遗址作为“纪念圣地”。⑳从2006年起，黄帝故里拜祖大典从县级层面举办上升为省级层面主办，并逐步形成了由省政府、省政协、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全国台联、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共同主办，郑州市政府、郑州市政协、新郑市政府共同承办的格局，已经成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积极参与世界文化对话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

2000年，山东省济宁政府携部分著名学者提出在孔孟故里修建一座中国圣城“中华文化标志城”，并认为中华文化的主要代表是儒家文化，因此建议将中华文化标志城选址在山东曲阜（孔子故里）与邹城（孟子故里）之间的九龙山地区。㉑但该方案的持续推进并不顺利，2008年十一届人大和政协会议上，遭到了一百多位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联名上书反对，互联网上更是出现了一边倒的反对声浪。㉒有学者指出：“投资300亿元就有望提升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核心精神理念及核心道德信仰，并附带使得中国人凭空多出一座‘东方文化圣城和共有的精神家园’，以中国目前跻身世界前列的GDP总量，我甚至觉得这件事价廉物美。……问题的核心在于，这件事是否确实不算忽悠？”并进一步认为，“试图将中华文化风物猬集于一地，容易；试图将民族精神羁押于一处，妄想。”㉓尽管遇到如此巨大的阻力，济宁地方政府仍在小心翼翼推动该工程的进行，力图全面整合儒家文化，再造中国人的文化圣地。

以上两个案例充分说明，打造民族圣地或圣城绝非易事，既要充分可靠的历史文化资源加以支持，还要各级政府的全力配合推动。同时，在论证的过程中，还务必要做到和国内其他文化资源的交流比较，寻找自身优势，扬长避短。目前，河洛地区的历史资源优势明显，但优势资源过于分散，不易集中，如果胡子眉毛一把抓，就难以集中力量，无法体现出自身特色。

最后，我们还面临人员囿于地方性、外部学者参与度不足的问题。河洛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核心文化、源流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一部洛阳史就是一部浓缩版的中国史。在河洛文化研究群体中，的确有一些国内外名家学者参与其中，但长期坚守在河洛文化研究阵线的还是以地方学者为主。洛阳“圣地圣城说”从提出到不断论证，主要由当地学者进行讨论，域外学者参与回应度不够。一方面很多讨论文章的学术性并不高，多数仅仅见诸地方报纸或会议论文，影响不大㉔；另一方面，洛阳“圣地圣城说”至今还主要处在学理讨论层面，仍未形成文化战略，操作性还比较有限。一种学术观点，尤其是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战略观点，只有超越地域性，经过反复检验，才有希望被接受。有关河洛文化和洛阳学的研究，要做到立足河南，放眼国际，克服地方主义思想，有的放矢，才能把河洛文化和洛阳学发扬光大。只要先踏踏实实做好团队建设和平台建设，既要“引进来”，还要“走出去”，注重和国内外学界的交流沟通合作，才有希望把河洛文化和洛阳学做大做强。某些学术观点，既要敢于提出，也要善于反省，能够接受学术批评和社会检验。如此，学术才能够健康发展，学术服务于社会才能够真正落到实处。

注释：

① 有学者指出，“天下之中”说是我国古代第一个系统的建都理论，其内容丰富，涵盖了都城选址中的地理、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天下之中”理论形成于洛阳，反过来，又指导着历代王朝在洛阳的建都实践。参见李久昌：《国家、空间与社会：古代洛阳都城空间演变研究》，三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6页。

② ［明］陈建：《建都论》，载陈子壮编著：《昭代经济言·卷九》，商务印书馆 1936年版，第194页。

③ 薛海洋、陈辉主编：《北魏元苌墓志（初拓本）》，河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④ ［唐］房玄龄等撰：《晋书·王导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747页。

⑤ 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1年版，第862页。

⑥ 周绍良主编：《全唐文新编》第1部第2册，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1127页。

⑦ 李之亮笺注：《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卷6《过故洛阳城二首》第1册，第307页。

⑧ ［宋］李格非：《书〈洛阳名园记〉后》，［清］吴楚材、吴调侯编选：《古文观止》，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83—384页。

⑨ 仝红星、郑贞富：《简论洛阳的朝圣旅游》，《河洛春秋》1999年第4期。据仝红星先生指出，首次鲜明提出洛阳“圣地”命题的还有洛阳师范学院的陈功伟先生，他于1997年就在《洛阳师范学院学报》发表了《洛阳是东方文化圣地》一文。徐金星先生长期从事洛阳历史和河洛文化的研究，他的一系列著作和论文实际上已经隐含了“洛阳是中华民族圣地”的思想，也是洛阳“圣城圣地说”的热情支持和实际倡导者。参见仝红星：《河洛文化研究中的“圣地说”及其发微》，张素环等编：《河洛文化研究·第五届河洛文化国际研讨会论文集》，解放军外语音像出版社2006年版，第143—144页。

⑩ 张亚武：《洛阳河洛学与民族圣地研究会成立》，《洛阳日报》2009年6月11日。

⑪ 参见徐金星：《河洛学与民族圣地研究》，大众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张赞恭：《洛阳：华夏民族圣地、东方文化圣城》，中州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

⑫徐金星：《“洛阳——中华民族圣地”说》，张素环等编：《河洛文化研究·第五届河洛文化国际研讨会论文集》，解放军外语音像出版社2006年版，第101页。

⑬ 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修订版，第1400页。

⑭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167页。

⑮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见《费孝通全集》第13卷（1988—1991），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9—128页。

⑯ 张景华主编：《中国文化概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86页；另见金涛、李晓丹编著：《中国古都》，吉林文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170页。

⑰ 洛平：《用文化品牌讲好洛阳故事》，《洛阳日报》2015年9月15日。

⑱ 朱绍侯：《如何科学深入地研究河洛文化》，《朱绍侯文集》，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44页。

⑲ 周郢、张琰：《泰山“国山”议的历史考察》，《东岳论丛》2017年第3期。

⑳ 李华鹏主编：《伟大的民族凝聚力工程》，河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53—393页。

㉑魏刚：《修建中国圣城》，《北京科技报》2008年3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