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何晏主持完成的《论语集解》是我国第一部“集解”体训释专著。经学发展至汉代，开始向神学化、谶纬化发展。而《论语集解》一书，则充分展现了两汉经学《论语》向魏晋玄学《论语》的过渡性特点。

关键词：何晏；《论语集解》；儒学玄学化

自经学被正式立为官学，人们便孜孜不倦地以不同方式对《论语》进行诠释。曹魏正始中期，何晏主持完成我国第一部“集解”体训释专著《论语集解》。此书由何晏主持，另有孙邕、郑冲、曹羲、荀顗等人共同编撰。《论语集解》收集汉代以来包咸、周氏、孔安国、马融、郑玄、陈群、壬肃、周生烈八家之说，取得了极大的成就，影响深远。在我国的训诂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后世诸多文本仅以何晏为作者，盖有原因两种：第一，由于《论语集解》是由朝廷组织修订。何晏官职最高，又是主持之人，总领撰事，自然将其放在显位。历代其他文献中亦常有只提其中一位撰者之名的情况。第二，由于何晏是主持之人，《论语集解》在撰写过程中就以何晏的思想为撰书核心，所以称《论语集解》为何晏的著作。如陆德明在《经典释文·序录》中所言：“何晏集孔安国……之说，并下己意为集解。”

《论语集解》中，何晏首创了“集解式”理解经典的方式。刘宝楠认为：“‘集解者，集诸家解《论语》之义”。就是说对于以前各家《论语》注解，何晏都予以包容，并且择其善者保留在《论语集解》中，有时还不限一说，往往兼存两义。何晏的这种“集解式”与汉代一味遵循师法、家法的理解方式是截然不同的。而在对前人注解的甄选中，主观能动性会潜移默化地驱使何晏选择与个人思想一致、删减与个人思想相驳的。何况何晏不仅筛选前人所注，更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注解，融入个人思想主张在其中。不过何晏的诠释风格尚未完全脱离汉代经学的注释模式，其思想也仍带有汉代之风，这也是何晏思想的局限性。

微言大义、天人合一、历史关怀等是汉代儒家知识分子对于《论语》注解的总体特征。那么在新的时代，何晏对《论语》的诠释一定是由基于不同层面的各种因素共同促成，既有时代赋予的深厚基础，又有个人思想发展中的突破。从政治层面看，以经治国是汉代政治的一个显著的表现。但随着汉朝以察举、征辟为主的官员甄拔制度日益流于形式，使得儒家知识分子实现理想的渠道渐渐被堵塞。从文化层面看，由于经学与政治的关联度过于紧密，导致经学逐步成为一种为统治者现行制度和既定制度做嫁衣的神学注释。这严重破坏了儒学的人文和实践精神。同时在思想上，今古文之争亦是魏晋玄学源起的背景之一。今文学的最大弊端，在于拘守师说。注重师法，墨守陈说，必然带来经学和语言文字学的僵化与繁琐。同时今文经学和谶纬的结合还使得学者在注解经学时越发任意发挥。面对社会的政治腐败，道德沦丧，魏晋知识分子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地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对旧思想的束缚产生反抗意识，新思想呼之欲出。因此何晏在面对《论语》时更青睐于古文经学，同时也有意识地去寻找其他的方法以避免今文经学以及谶纬所带来的混乱。由于何晏出身贵族，他所接触的除了《论语》还有《周易》、《老子》等经典，于是何晏、王弼等人所代表的魏晋初期学者在突破今文经的过程中就有意无意地融入了道家的因素。

而何晏作为两汉经学到魏晋玄学的过渡性人物、正始玄音的领衔人物之一的原因并不仅仅在于他在理解方式上的创新，更还在于他思想上兼容《周易》、《老》、《庄》。对此，我们将举例对《论语集解》的文本进行具体分析。

《公冶长》：“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郑注：“性，谓人受血气以生，有贤愚、吉凶。天道，谓七政变动之占。”

何注：“性者，人之所受者以生也。天道者，元亨日新之道，深微故可得而闻。”

何晏在对于孔子所言“天道”的注解中出现了“元亨日新”之词。“元亨”是《周易》一书中非常常见的词语，《周易·大有》：“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王弼注：“应天则大，时行无违，是以元亨”。“日新”也是《周易》中的词语，《周易·系辞上》中称：“日新之谓盛德。”何晏此处引《周易》来对《论语》进行注释，异于郑玄。他以“人之所受者以生”说“性”，虽对于“性”无明确说明，但却与“性”“道”的关系为天人感应的架构不同，直接说“性”承之于天。这是对《论语》新的认识，虽何晏此时的逻辑并不严谨，但也能看出其思想上的突破与探索的精神。

《述而》：子曰：“志于道”。

何注：“志，慕也。道不可体，故志之而已。”

此处何晏所解之“道”，非常接近于《老子》中的“道可道，非常道”。同时这也与何晏《道德论》中的观点“有之为有，恃无以生；事而为事，有无以成。夫道之而无语，名之而无名，视之而无形，听之而无声，则道之全焉”相一致。何晏将儒家的“道”和“德”替换为了道家的“道”和“德”，即“有”和“无”，由此不难看出何晏思想中“援道入儒”的成分。

综上几处实例我们不难看出，何晏在《论语集解》中的确运用《易》、《老》中词语，也尝试着用道教的思想去解释《论语》。余以为学界所持“以玄释经”和“恪守儒学”的两种态度均有其合理性但又有狭隘之处。何晏作为过渡性人物，其思想中既有固守儒学，恢复儒学原义的部分，同时又有从《周易》《老》《庄》找到突破今文经学与谶纬之术的愿望。“以玄释经”“恪守儒学”两者看似水火不容，但这其实正是他在正始中期，甚至是所有在正始中期学者的思想状况。何晏的《论语集解》体现了在魏晋社会背景下，学术思想从两汉经学向魏晋玄学过渡过程中的矛盾与游弋，标志着汉代经学的结束，推动了正始时期儒道融合思想的发展，为竹林时期思想的形成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魏]何晏注，[梁]皇侃疏，论语集解义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

[2][唐]陆德明，经典释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

[3][清]钱大昕，潜研堂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4][清]刘宝楠，论语正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5][清]皮錫瑞著，周予同注释，经学历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

[6]余敦康，何晏王弼玄学新探[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7]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作者简介：王雪菲，河南平顶山，郑州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