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尚远

摘要：《鳄鱼文》是韩愈左迁潮州刺史时所写，行文宽紧相济，文字傲兀奇倔，构建了“刺史”与“鳄鱼”一组鲜明的对立关系，折射出韩愈“行仁”“合宜”等儒道理念、士人积极用世的心态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鳄鱼文》不仅是一篇向地域恶势力发声的传檄之作，更是韩愈遭遇政治打击之后个人信念与精神重建过程的产物，是他掀起潮州治理浪潮的序幕。

关键词：《鳄鱼文》；韩愈；责任观

元和十四年（819），韩愈被贬为潮州刺史，莅任后了解到境内恶溪中有鳄鱼为害百姓，于是便展开了一场“爱人驯物，施治化于八千里外”[1]的驱鳄行动，并写下《鳄鱼文》，劝诫鳄鱼迁徙。人与鳄鱼之间的对话本就匪夷所思，更何况文章处处礼教之名对鳄相规诫，似有游戏文字、虚张声势之嫌。因而此文历来饱受争议，毁誉参半。如王安石在《送潮州吕使君》一诗中道：“不必移鳄鱼，诡怪以疑民。”甚或有人指责他在演一出“无聊的闹剧”。然而，无论治鳄行动是否真有成效，《鳄鱼文》此篇行文从容跌宕，气势矫健沉雄，其构建出“刺史”与“害物”间鲜明的对立关系，尤可玩味，将其放回时代背景和作者人生轨迹中，便可解读得出韩愈深重的社会责任感及其严峻的现实意义。

一、《鳄鱼文》中“刺史”与“鳄鱼”的对立关系

《古文观止》中，本文题作《鳄鱼文》。实际上历代韩集版本、朱熹《韩文考异》中此文并无“祭”字。[2]确实，官吏与野兽之间的“对话”、在驱鳄前“以羊一、猪一投恶溪之潭水”都带有祭祀活动的神秘色彩，但以文本中“刺史”的措辞、口吻观之，《鳄鱼文》实则更接近古时的檄文，即用于声讨、揭发罪行等的文书。而其作为传檄之体，又能做到“纵处辞约，擒处辞峻”[3]，缓急得宜，斐然有金石之声。

文章甫一开头，便写自己差人将羊豕投入湍急的流水中，以礼奉之，随即披露以潮州刺史身份敬告。由此，恶溪之上，一场别开生面、奉天讨罪的人鳄对话就此展开。刺史不急于数列鳄鱼罪状，却先历数先王之功绩。此处“先王”当指上古贤君，而非唐王朝前代帝王，例如宋人朱熹《〈大学章句〉序》中“於是独取先王之法，诵而传之”，此“先王”亦指代远古贤王。由刀耕火种的迢迢上古讲起，手笔非同一般。忆往昔，“除虫蛇恶物为民害者，驱而出之四海之外”，此番筚路蓝缕、开天辟地之事业，却随着世殊时异而难以承续。“及后王德薄，不能远有，则江、汉之间，尚皆弃之以与蛮、夷、楚、越况潮、岭海之间，去京师万里哉！”随着王祚渐薄，曾经一统的山河都不得不失之蛮夷，无怪乎让鳄鱼趁隙，在潮、岭海之间大肆繁衍生息。一个“况”字，便将鳄鱼长期横行此地的现象归罪给了后王，可见，潮州一地之灾又何尝不是一国之灾的缩影呢？行文至此，沉痛之心已表，声讨之意则呼之欲出。

第二段即剑露锋芒，所述皆书以短句，字句铿锵，累累如贯珠，末句直陈纲领：“鳄鱼其不可与刺史杂处此土也”。如此便将对立关系豁然揭开。紧接的一段，作者一一列数鳄鱼的罪状，并从刺史的职责的角度说明自己“势不得不与鳄鱼辨”，可以说是对这种对立关系作了一个阐释：鳄鱼是“睅然不安溪潭”“据处食民、畜、熊、豕、鹿、麞，以肥其身，以种其子孙”“与刺史亢拒，争为长雄”；刺史则“守此土，治此民”“承天子命以来为吏”“驽弱”“安肯为民吏羞，以偷活于此”。

随即，末段正式对鳄鱼下达通牒，劝诫鳄鱼搬离此地，决绝之余，却还特意指引一条出路：“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鳄鱼朝发而夕至也。”而约定的日期，由三到五、由五至七，看来已是仁至义尽。书到此时，语气又陡然急峻，“强弓毒矢”“必尽杀乃止”等语词读来令人心寒胆栗。最后三字“其无悔”更显对抗之意的坚决。此文抑扬顿挫，字句掷地有声，正如何焯所评：“浩然之气，悚慑百灵……此文曲折，次第曲尽情理。”“辞旨之妙，两汉以来未有。”[4]

二、“刺史”的儒学思想观照

刺史与鳄鱼形成对立，直接原因是由于自身职责所在，文本中表述为“守此土，治此民”，纵然与鳄鱼相较显得“驽弱”，但仍不肯“为民吏羞”，决意“与鳄鱼从事，必尽杀乃止”，显示出了极强的决心与责任意识。而文中这种责任观念恰是根源于韩愈所尊崇的儒道思想，前者是后者的一种映射。韩愈的《原道》一文中详述了他所理解的儒家基本文化精神：

“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5]

可以知道他强调的是仁义，仁的内容是博爱，义的内容是行宜。并希望将仁义“施之于天下，万物得其宜”。

“仁”在政治方面应体现为实行“仁政”，如韩愈在穆宗即位时上的表文里说：“臣闻王者必为天所向相，为人所归，上符天心，下合人志。”并称道孔子“泛爱亲仁，以博师济众为圣。”而“仁政”的对象应落实在“民”身上，这与先秦儒家经典的民本思想是一脉相承的。百官作为“承君之化者”，亦应忧民疾苦、解除民瘼。

而“义”，即韩愈所说的行宜，就是要使行为符合当时的社会道德规范。他称圣人为社会规划了群体生活的秩序，也就是“其民士农工商，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等的社会关系（《原道》）。不同社会的角色如果行为都能遵循和维护这种生活秩序和社会关系，那么万物可得其所宜。

而社会关系中的官吏，也有自己应恪守的本分和职责，无论官职大小。“孔子尝为委吏矣，尝为乘田矣，亦不敢旷其职，必曰‘会计当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争臣论》）守仓库、养牛养这样的小官尚且令孔子“不敢旷其职”，那么与其下级官员和各行各业的人民关联紧密的上位者应有更强烈的责任意识，在其位谋其政，如韩愈所说，“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争臣论》），否则“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圬者王承福传》）。对于“所有者缺位”的行为，韩愈向来予以揭露和批判。《争臣论》中，时任谏议大夫的阳城任职达五年之久，但在此期间却从来不关心政事，“未尝一言及于政”，依然像隐居时一样。“问其官，则曰谏议也；問其禄，则曰下大夫之秩秩也；问其政，则曰我不知也。”空享官位和俸禄，却对职责范围内的事务一问三不知，就是失职的表现。“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无怪乎《鳄鱼文》中，韩愈虽自称驽弱，亦不肯向鳄鱼“低首下心”“为民吏羞，以偷活于此”了。

三、《鳄鱼文》与韩愈贬潮经历

将《鳄鱼文》放回到韩愈生命的时间轴中，从因上表引得“人主震怒”，到跋山涉水抵达“恶溪瘴毒聚，雷电常汹汹”的边远之地，再到莅任之后马上视事、聚众驱鳄，韩愈应是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心态与信心的重建过程。

当初他因为上表几乎被立即斩处，多亏有人从中斡旋，才贬为潮州刺史得以保全性命。离京之夜，鹅毛大雪纷纷扬扬，大地苍茫不见前路。仕途遭挫固然让人心灰意冷，而念及他重病在床的女儿，更不觉悲从中来。“一个人在经历身份、社会地位等外在的惩罚和打击之后，内心的信仰与意念总会受到波动。”[6]这句话说的正是韩愈所面临的心境。现在他需要对自己所坚持的人格信念的正义性加强、重构，才能来正视现实的创痛。在行程路上，他受到过重臣的求情、同僚挚友的宽慰送别，以此得到了外来的精神上的支持，使得他更有勇气在赴潮路上进行反思，对其信仰遇到的打击和阻力重新进行平衡。“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他一直保有着当初的执着，而到了路近潮州，听闻潮州灾害频仍、路途凶险时，他已能在《泷吏》诗中坦然写到：“潮州虽云远，虽恶不可过，于身实已多，敢不持自贺！”这是韩愈在左迁途中第一次正面地写潮州，不论是写下此句时是故作轻松还是傲然漠视，这都反映了他能够逐渐慨然正视潮州。抵潮之后的韩愈与其他不视政务的官员不同，皇甫湜《韩文公神道碑》言“大官谪为州县，薄不治务。先生临之，若以资迁。”可见此时的韩愈已完成了精神信心的重构，不因贬谪而沉沦，纵然“处江湖之远”，依然愿意积极用事，勇于承担自己的责任。

他来到潮州听到的第一件要紧的事情便是鳄害，而前几任官员却无动于衷，或者说是束手无策，于是他果断采取决策，“选材技吏民，操强弓毒矢”，并写下这篇《鳄鱼文》作为声讨，便足以看出他对这次驱鳄行动意念的坚决。《鳄鱼文》是他“一生儒教信念下精神积蓄的一次闪烁”[6]，也是他当时的经历和心境之下自然的结果，更是他掀起潮州治理浪潮的序幕。阎续瑞这样归纳韩愈的儒教人格：“一是以天下为己任，执着于世的参与意识；二是自尊、自重、自信、自豪的人格精神，有着经时济世、建功立业的豪迈抱负；三是对超生命价值的永恒追求。”[7]韩愈能够从个人与家庭遭受的打击与挫折中走出，毅然担当起一方官吏的职责，是兼济天下的儒家人格理想的驱动，也是“以天下为己任”，以天下为己任，勇于振斯溺、觉斯民，对社会、对封建国家应该有强烈的责任感使然。

四、小结

對于韩愈为代表的贬谪文人而言，贬谪无疑是对他们人生中沉重的打击，但最为可怕的是打击过后的一蹶不振。韩愈在面对妻离子散，幼女早夭的沉重生命体验下，依旧坚定地朝前迈进，为民谋福利。在有限的生命时间中，他们尽可能地将情感与精力投注到实现生命价值的现实时间上。今日之中国，同样期待与呼唤这样“以天下为己任”责任感能光照于世。

参考文献：

[1]潮州韩文公祠联语。

[2]曾楚楠《韩愈在潮州》，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7页。

[3][清]浦起龙《古文眉诠》卷五十一，转引自朱一清：《古文观止赏析集评（三）》，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324页。

[4][清]何焯《义门读书记》，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92页。

[5][唐]韩愈著 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5页。

[6]王琳《韩愈潮州祭鳄的历史语境和文化反思》，《兰州学刊》，2007年第2期，第185页。

[7]阎续瑞《试论韩愈的人格》，《徐州教育学院学报》，199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