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引言

图书馆史作为图书馆学本科教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众多研究成果的支撑下，其本科课程教与学的参考资料变得丰富而庞杂。一方面，课程教授该以何种线索统筹史料及研究成果？另一方面，课程学习该以何种主题为纲，展开对中国图书馆事业史的全面掌握？随着课程教学经验的积累，师生互动讨论发现“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起源”或许可以“担此重任”。从教学角度看，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起源将传统图书馆事业(藏书、藏书楼)与现代图书馆事业(真正意义上的图书馆)联系起来，可作为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中承上启下的重要节点；且有关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起源的讨论能呈现图书馆事业与社会力量之间的关联，体现图书馆事业的社会意义与价值。从学习角度看，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发端的这段历史风起云涌，易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而目的明确的图书馆社会起源讨论能将学习重点从“史料”记忆引向“本源”探讨，即“如何学习图书馆史以及学习什么样的图书馆史”。

国外图书馆史研究中很早就有关于图书馆事业社会起源的探讨。1894年WOI·Fletcber发表《美国的公共图书馆》，第一章“公共图书馆运动：历史和意义”被评价为最早把公共图书馆的成立与发展放在社会条件中解释的论证之一[1]。作者在这一章中阐述了公共图书馆运动的起源，认为现代公共图书馆是长期进化的结果，18世纪以前的公共图书馆并非知识传播的工具，而是知识保存的工具。谢拉高度评价这一分析尝试是“前所未有”的。1931年达特默斯学院图书馆员A·Borden发表《美国图书馆运动的社会学开端》，把社会学、历史学纳入视野，采用这两个学科的方法记述图书馆史[1]。谢拉对其核心观点“图书馆必须联系社会学、经济学或其他学科开展研究”的评价为：“决不能忘记这个结论给我带来的冲击。”[1]而谢拉的《公共图书馆基础：新英格兰公共图书馆运动的起源(1629—1855)》更是美国图书馆史研究中以芝加哥学派为主导的“新图书馆史”研究和美国公共图书馆社会起源论述的经典。

以此观照中国图书馆事业起源的研究，探究图书馆事业起源与社会发展间的相互关联也为应然。探讨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代表著作有来新夏的《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2000)，程焕文的《晚清图书馆学术思想史》(2004)，张树华、张久珍的《20世纪以来中国的图书馆事业》(2008)；严文郁的《中国图书馆发展史——自清末至抗战胜利》(1983)和卢荷生的《中国图书馆事业史》(1986)也有章节涉及。其中，《晚清图书馆学术思想史》以学术思想史为起点，突出展现出晚清中国图书馆事业与社会系统间的互动，成为探讨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社会起源的代表性成果。

追问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社会起源”，就是要回答中国近代图书馆是如何在社会中产生的，分析何种社会需求和社会活动推动了图书馆事业的出现。事实上，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一直都有，只不过没有明确冠以“社会起源”这一名称。无论是上文提及的专著，还是相关研究论文(代表著作包括谢灼华的《冷眼看书林——清末公共图书馆二三事》、龚蛟腾的《清末至民国图书馆事业的勃兴与繁荣》、吴稌年的《从“藏书楼”到“图书馆”的术语演变》)都将清末民初这一历史阶段当作是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发端时期。谢灼华更将其评价为“晚清社会对图书馆的鼓吹，朝野对公共图书馆建设的行动，第一部图书馆法规的颁布，以及图书馆管理系统和规章制度的建立，对社会文献的收集和中华文化传统的继承，社会舆论的推动和图书馆意识的培养，都为辛亥革命以后图书馆的发展开了先路”[2]。

在众多研究成果面前，本文仅做“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社会起源”分析的浅尝。诚如专家所言，本研究易“题大”而“言浅”。鉴于此，本文尝试以史料文献为考察对象，采用文献调查法，对史料文献内容展开质化分析，把从林则徐翻译《四洲志》中对西方图书馆的首次介绍，到1912年京师图书馆开馆之间的史实进行整理，梳理其间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萌芽和初创阶段中的重要历史事件、人物，并以此为线索展开分析，对中国图书馆事业社会起源展开初步讨论与思考。在这一过程中，通过分析史料，对“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社会起源”进行探讨，形成结论。

1 文献来源及分析

根据研究目的，主要文献来源包括两方面：一是原始史料，主要以《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为主；二是现有相关研究成果，包括著作、研究论文、学位论文。史料筛选的依据是与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起源的事实材料，或直接论述的研究成果。在筛选史料过程中有一个问题，即什么内容算是与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起源相关的呢？本文将凡是与中国近代图书馆出现有关的事项都列入进来，旨在全面考察其出现的社会环境，详见表1。

表1 文献来源列表

如何展现史料中史实与论文结论之间的关系？本文尝试将史料文献作为调查对象，展开初步质性内容分析，并以此为基础回答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起源这一“过程性”现象，尝试去理解这一重要过程。文献调查记录示例见表2。

2 研究发现

2.1 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社会推动力量

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得以形成的主要社会推动力量包括洋务派、西方传教士、维新派和清政府。

表2 文献调查记录示例

洋务派从维护旧制度的立场出发，率先引介西方图书馆事业。其中的代表首推林则徐，其译著《四洲志》是西方近代图书馆文明在中国的第一次传播；郑观应于《盛世危言》中对西方图书馆事业进行宣扬，将其与中国旧式藏书楼进行对比，抨击旧式藏书楼的不合理观念，主张设置分书院。在逐渐明了新式藏书楼的重要性与开创性之后，洋务派频繁上奏，阐明社会形势、表达时下需求。刑部左侍郎李端棻上《请推广学校折》，建议设立藏书楼，主张建立京师图书馆；学部参事罗振玉提出六条建议，为创设京师图书馆提供路径；张之洞主持下的学部上奏，进一步建议创设京师图书馆等。在西学引进的大背景下，洋务派将图书馆事业的引介作为西学传播的重要内容，认为西方图书馆思想及事业是西方文明与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及成果展示，认为清政府建立现代图书馆是维护统治的有效途径。如此可见，洋务派从自身以及清政府的立场出发，率先推动近代图书馆思想的传播与图书馆事业的创立。

在洋务派引介工作如火如荼的同时，西方传教士在为本国利益和居民服务之余，兼顾图书馆事业引介及实践双重任务。在宣传西方图书馆思想的同时，传教士建立了不同种类的图书馆实体。比如，我国第一家近代图书馆——上海徐家汇天主堂藏书楼开创了最早使用“藏书楼”这一名称的先例；随后传教士创立了工部书局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上海租界最早的私立图书馆)、圣约翰大学罗氏图书馆(上海最早的学校图书馆)，创办广学会(中国最大出版机构)、华西协和大学并建立图书馆。传教士所建立的图书馆多位于租界，馆藏内容以西学文献为主，主要目的仍是服务自身，但在客观上为中国民众提供了获取现代图书馆客观认知的机会。

表3 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社会推动力量

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提出“开大书藏、启迪民智”的思想，是近代图书馆事业和思想的奠基者。京师同文馆的创建使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掀起中国第一场思想启蒙运动。康有为于“公车上书”中提出教民之法(成立图书馆、创办报馆)，首次提议“设书藏”，创办强学会；明确提出创办公共藏书楼以启迪民智，其中的“开馆顾问”“开设分院”表明图书馆不仅面向读书人，更要面向广大民众。随后，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突破四部分类法的束缚，展示了近代目录学成果，并将“开大图书馆”作为强学会五件大事之一。凡此种种皆使民智得以开化，从而使西方思想在国人中得到了良好的传播。

在以上力量的推动下，清政府通过实施新政、颁布条例等方式对近代图书馆的建立和管理进行了部署，为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开辟了空间，成为图书馆事业的最终确立者。洋务派与维新派接连上书，宣扬西方新式图书馆，使清政府开始接触西方图书馆思想、了解社会形势与公众需求。相应地，清政府号令全国书院改变形式，传统书院逐渐向近代图书馆过渡。清政府于1901年颁布“变法”上谕，实施新政，这是维新变法运动的延续和近代化社会变革的深化。洋务派、西方传教士和维新派对西方图书馆功能与社会定位的介绍，令清政府与社会大众了解到成立新式图书馆与图书馆服务对象普及化的必要性。图书馆的存在价值与服务模式吸引大批有识之士推动其理论实践，不断助力清政府的最终决策，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最终得以确立。

由此可见，这四种社会力量由于代表着不同利益群体而导致其图书馆思想和实践不尽相同。其中面向全社会诉求的维新派成为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形成与发展的最大推动力量。

2.2 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社会变革环境

以维新变法为主的全国范围内近代化运动与变革是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图书馆学思想和图书馆学教育得以酝酿的环境。

张德彝作为洋务派代表人物，于《欧美环游记》中用“义书堂”来称谓西方图书馆。通过对比文献中描述西方图书馆“国人乐观者，任其流览”的共享性质可看出，洋务派所构想的图书馆服务对象仍未普及。洋务派官员国英开设“共读楼”，每次接待20人，并只供楼内阅览，服务范围始终受藏书楼空间所限制；郑观应提出普及新式图书馆的建议，强调图书馆的重要社会地位与作用，但设想的服务对象基本还是士林而非普通民众，所拟想的人才只是精英人才。直至1894年，湖南学政张标建立校经书院藏书楼，主张“看书凭单”“不论任何人皆准上楼游观”，初具图书馆性质。孙家鼐对“开大书藏”思想进行了修正，使图书馆思想开始以“保存国粹”为目的。尽管洋务派极力引介国外图书馆事业和思想，但仍将图书馆的服务对象局限为士林并非普通民众，图书馆服务并未完全打破传统藏书楼的思维桎梏，所拟想的仍是传统意义上的精英人才培养，并非文化普及。这与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精神不符，故其并没有推动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全面发展。

维新派康梁等人设立“强学书藏”，以启迪民智为己任，将开放对象推及至一般民众。图书馆事业在社会公众的需求与期待中逐步发展起来。梁启超多次刊文强调文化普及的重要性，为近代图书馆事业的生根发芽创造适宜环境、保存有生力量。以此为开端，全国范围内的维新运动，如成立书会、建立地方性阅报社等渐渐兴起。有识之士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纷纷创设各类学团组织，促进近代图书馆事业发展。例如，谭嗣同等创设的南学会、南方地区的阅报工会、开封的中州看报社及北京的西城阅报社等均成为教育萌芽时期启迪民智的重要源流，为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发展提供了热情高涨的社会变革环境。由此可见，维新变法运动所倡导的图书馆事业以启迪民智为己任，开放对象不再局限于官吏士子，而是推及到一般民众。在康梁维新派主导的中国社会公众思想和行为启蒙运动中，图书馆存在的意义、图书馆的经营管理方法、图书馆与社会的关系都被一一定义并向社会传播，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得以在全民“开智化”的环境下不断发展完善。

表4 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社会变革环境

2.3 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社会演变路径

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确立是一个由“民间”到“政府”、“自下而上”的过程，也是一个偶然性和必然性结合的过程。

1840年林则徐翻译《四洲志》，西方图书馆文明首次在中国传播，洋务派在近代图书馆事业发展上开始发挥其引介作用。洋务运动时期，政府官员不断出洋考察，对西方图书馆与图书事业发展的记载逐渐增多。比如，斌椿考察欧洲图书馆写成《乘槎笔记》，志刚初次访问美国图书馆作《初使泰西记》，李圭在《环游地球新录》中留下有关“轻犯监狱”图书室及“洋务衙门”图书馆的唯一记录。孙家鼐第一次从《时务报》中引进“图书馆”一词，“图书馆”之称广为传播便自此始。

维新派在民间借助维新运动的力量，通过成立学会、书会的形式(如苏学会、匡时学会)宣传近代图书馆思想，改善社会现状，并在社会活动中不同程度地进行实践。比如，《清议报》刊发梁启超提出图书馆可开化的文章——《论图书馆为开进文化一大机关》，罗列图书馆八大意义，进一步明确图书馆与教育的关系，图书馆开始得到不同阶层的重视。

洋务派与维新派的宣传引介与探索实践促使清政府在彼时的文教工作及图书馆事业上着墨较多。清政府通过颁布制度章程，以官方形式将洋务派与维新派的非官方性奠基性工作规范化、标准化。从拟定《京师大学堂藏书楼章程》，颁布《钦定学堂章程》，正式成立京师大学堂开始，清政府陆续颁布各类制度章程，如《奏定大学堂章程》《奏定学堂章程》《高等学堂章程》，为清政府设立新式学堂图书馆官制的开始；设立学部，分五司二科，首次统一管理全国教育，使学校教育和图书馆创办制度化；预备立宪，颁布《学部官制草案》及相关改革文件，对学部工作进行调整，图书馆工作归入庶务科，使图书馆与政府机构有了隶属关系，为其整体规范管理奠定基础；学部拟就《分年筹备事宜单》《奏报分年筹备事宜折》等规划性文件，颁布《京师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对日后工作进行规划与报备，为公共图书馆如火如荼的发展奠定基础。此外，民国教育部图书馆成立，是中国最早的机关团体图书馆；民国教育部临时会议讨论蒙回藏教育计划案，设巡回图书馆；颁布《民国教育部职令草案》《教育部官制》等，确定了通俗图书馆的社会定位。民国政府继承了清政府在近代图书馆发展中的地位，通过颁布法案，向社会大众传达当时政府机构在图书馆工作中的官方态度。

由此可见，一方面，从洋务派中不同个体对国外图书馆事业的宣传介绍，到维新派在民间借助维新运动的力量宣传近代图书馆思想、尝试图书馆事业实践，都是非官方的行为，其重要性在于向社会民众和政府宣传图书馆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以及图书馆对个人发展的意义。清政府和民国政府最终在制度安排和法律文本上确认图书馆事业，这正是对之前非官方图书馆思想与实践的正式认可；另一方面，中国社会近代化道路上必然会有图书馆的身影，这是西方思想输入的一个表现和通道。而维新变法这一历史偶然事件使得以康梁为代表的近代维新知识分子成为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形成的主推手。这一特征使得非官方话语成为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话语体系中的主流，甚至决定最终官方话语体系的构成。

表5 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社会演变路径

2.4 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社会存在意义

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显著特色是以“社会教育”为主要目的和使命，而这一使命则来自于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需求。

在维新派通过各种形式的维新运动宣扬西方文化与新式图书馆的前提下，被开智的社会群众意识到通过图书馆获取知识的重要性，全国各地学会、书会纷纷兴起，社会需求增加，获取知识的热情高涨。具体表现有：19世纪末20世纪初，私立图书馆逐渐兴起；地方图书馆创建进入高峰期；社会各界的受教育需求均从不同角度得到显著提升。《教育世界》刊登日本利根川与作的《家庭教育法》，出现了“社会教育”这一名词，反映了当时社会大众对“社会教育”概念开始有了意识萌芽，图书馆作为教育的提供机构开始逐步成为社会教育中的要务。《教育世界》又刊发《拟设简便图书馆说》一文，论证了教育与国民资格互为因果的关系，即唯有经过教育开化，社会公众才能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国民资格，说明在社会公众的开智与教化方面，图书馆作为公共文化机构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湖南官报》刊登的《创设湖南图书馆兼教育博物馆募捐启》指出图书馆是社会教育机关，反映了当时许多士绅的认识。图书馆的社会地位较先前有所提升，被开智的社会大众对知识的需求程度有了很大提升，图书馆的社会地位进一步巩固，图书馆的社会教育职能得到广泛认可。《京话日报》一则题为《护国寺也要开阅报处》的消息道出了清末忧时之志士创办阅报处与讲报所的真实动因；结合阅报处地点选择等开办细节，反映当时对开智运动启蒙对象的预设和对图书馆等社会文化机构启蒙功效的期待。清政府学部在《奏拟教育会章折》中提出要筹设图书馆、陈列馆、宣讲所，改良戏曲、歌谣，利用影灯、油画等普及教育。新政强调和重视民众素质，“被开智的社会公众具有不断获得知识的需求，从而较为重视对图书馆的利用”，清政府这一概念的形成正是启发于新政对民众素质的重视。而在图书馆的倡行上，清政府又呼应、参照了知识界的观念和经验，在新政实施过程中图书馆的社会教育地位得到官方认可。民国时期，文华公书林在文华大学向学校师生与社会大众正式开放，以满足不同人群受教育的需求；时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确立通俗图书馆为社会教育的中心机构；京师图书馆正式开馆，标志着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进入了全面的创新时期。变革时期社会公众的受教育需求十分高涨，近代图书馆事业的社会存在意义得到肯定。

表6 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社会存在意义

由此可见，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起源的社会存在意义即为社会变革和社会公众的需求赋予的“社会教育”使命。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社会起源是中国近代社会的变革需求并受其推动，即彼时社会变革所需要的社会基础——被开启民智的社会公众——需要图书馆这一社会机构来培育。换言之，中国近代图书馆“社会教育”的使命并不是其自身构建的话语体系，而是社会赋予的存在意义。

3 结语

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社会起源研究的意义在于观察中国近代环境下社会与图书馆事业之间的关系，同时观照当下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进而思考未来图书馆事业发展的路径与空间。由此，我们可以提出下列研究话题：一是社会需求与图书馆事业发展之间的关系，旨在探讨中国近代社会不同发展阶段中社会需求的变化与图书馆事业发展之间的关联，并以此为基础考察中国当下的社会需求与图书馆事业；二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图书馆事业这一社会现象，包括图书馆话语体系变迁、图书馆与主要社会力量(政府、知识分子)间的关系变化。社会学家布迪厄与福柯的理论可以为这一话题提供理论指导，但如何分析中国当下图书馆与主要社会力量间的关系，以及未来图书馆事业发展走向，仍需要借助新的理论指导。这些话题可以扩展研究视野，促使研究者从社会视野、而非图书馆视野来思考自身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