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苏文钰 台湾成功大学教授

我作为大学教授每一学期都找研究室学生聊天，我很明显意识到学生们的表达能力愈来愈低，我需要重复提问，他们才能理解，学生还会同言反复，用“鬼打墙”的答案回应我。学生的表达能力只是教育成果退化的面向之一，整体而言，台湾学生的思辨能力一年不如一年了。

一、只学“有用”的学问

拥有好奇心和想象力的孩子进入教育体系后，只想学（老师觉得、家长觉得、自己觉得）对他们有用的东西。整个社会都在强调“效用”时，反映的是一种短视的价值观——我现在付出的要在短期内有回报。

从中学课纲与升学考试的紧密链结，到大学课程内容需要接受毕业学生就业比例的考验，各级学校的教育方针都服膺于一套又一套追求效率的标准。

这不是孩子的错，是我们的社会灌输了他们这样的功利观念。而从科技业的角度来看，如果不建立美感，不懂得“无用之用，是为大用”，我们将永远无法脱离代工的命运。

二、不培养无法测量的能力

我们的教育太在乎纸笔测验，其他无法用分数量化、没有标准答案的能力，因为长期被升学制度忽略，家长及学生也就无心下功夫培养他们的实作技巧或论述逻辑。

这样的结果就是凡不能标准化测量的事物，都可能被孩子们冠上一句“不公平”的抱怨——工作分配不公平、教授给分不公平、就业机会不公平。凡是不顺心意者，皆可以“不公平”为自己的失败找到借口。

真正的能者不会要求别人给你“公平”，反倒会努力争取机会，把“公平”分给别人。唯有替别人创造机会，真正的利益才会回到自己身上。

三、制造相互排挤的世代

小学时用考试成绩来区分好、坏学生；中学时用班排名和校排名来建立学生之间的高墙；到大学，则继续用论文点数来订定教授的等级；等到进了社会，再依年收入与职衔来区分地位。表面上大家行礼如仪，但台面下却为了登上金字塔顶端相互排挤。

“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我们的孩子在这种表里不一、双面性格的环境下有样学样，即便知道要合作，却也因为少有合作的机会，而不知从何做起。

要孩子们既合作又竞争，其实一点都不困难，重点是“与别人合作，与自己竞争”。

四、教育不该为教育以外的目的服务

在我看来，奉行资本主义的台湾长期被有钱人绑架。富人想要赚得更多的财富，所以逼迫政府制定一些符合他们利益，把人变成生产工具的政策，让教育有效率地帮业界培养人才，这使得我们的学科分类很制式、很细琐。

为什么学校要培养业界需要的人才？教育难道非得与职业挂钩才是正道？

为何我们要用如此不正当的责任定位，矮化教育的神圣性，甚至以“学生就业率”为大学评鉴的项目之一，好像学生找不到工作，就全然是学校的罪过？如果真是这样，干脆把学校都变成职业训练所不就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