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怡 张恒

历史由后来者书写，而且，经常遭到后来者篡改、涂抹。120年前，改变了中国政治走向的戊戌政变，尤其如此。

“（戊戌政变的）原委，是戊戌维新的核心人物康有为、梁启超事后认定的”，历史学家茅海建认为，两个人的说法，因其戏剧性，广为流传，得到公众的普遍认可。

康有为与梁启超的叙述，符合人们对中国宫廷戏文的想象。1898年6月11日，贤明的君主光绪帝和能干的臣子——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开启了转变中国命运的变法运动。利益受损的顽固派团结在慈禧周围进行反扑，最终，在卑鄙的告密者袁世凯出卖下，百日维新以康、梁流亡，六君子喋血菜市口落幕。

只是，人们熟知的这段历史叙述，充满了曲解、误会和道听途说的谣言。直到120年后的今天，这段历史仍然迷雾重重。但可以确定的是，变法失败的真实原因，要更为复杂，甚至，光绪和康有为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母子

1898年6月21日，光绪收到一个奏折，一位御史称，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办理英德续借款时，贪污了260万，与翁同龢平分了。光绪看到后，并没有太在意。张荫桓是光绪改革依赖的重臣，对他非常信任。但这个折子，同时奏到了慈禧处。

慈禧虽然已经把处理政事的权力交给光绪，但两人权力间，仍然存在报告制度。据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研究，一种为事后报告制度，军机处将每日重要奏折文件及简要相关谕旨上报慈禧。另一种制度是事前请示，遇到重大政治决策和高级官员任免，光绪要先行请示慈禧。

6月21日的御史奏折，虽然剑指光绪眼前的红人大臣，还是送到了慈禧处。慈禧阅后大怒，与光绪一起，召见军机大臣以及张荫桓。慈禧怒斥张荫桓时，光绪在一旁陪同，并未多发表意见。

第二天，光绪独自召见各军机大臣以及张荫桓，详细询问此事。听完张荫桓解释后，光绪开始诘难军机大臣：“你们什么事不管，问起来绝不知道，推给一个人挨骂。”吓得这位军机大臣不断叩头，光绪还不解气，继续诘难：昨天你说他行踪诡秘，到底如何诡秘，你说！终于撒了一顿气，光绪不忘安抚张荫桓说，“不必忧虑”。

由此可见，光绪帝与慈禧同见军机大臣时，显然对他们的言论不以为然，“但因慈禧太后在场，诚恐诚惶，不敢多说”，茅海建分析道，第二天，尽管光绪还在颐和园，离着慈禧不远，但仍然将一肚子怨气发了出来。

慈禧对光绪一向严厉，光绪则习惯了顺从。两个人的母子关系基调，从一开始就是如此打下的。

咸丰帝去世后，5岁的同治帝登位。慈禧逐步打倒政治对手，开始垂帘听政。同治是慈禧独子，备受宠爱。“她总是觉得自己的儿子这么小就失去了父亲，太可怜了，因而不舍管教，不愿管教，不让别人管教”，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马勇认为，正是慈禧的纵容，使同治染上很多坏毛病，后来她想管也管不了了。

同治早死，并无后代，慈禧只好从咸丰帝的七弟处，选了一个孩子继承大统。1875年，四岁的爱新觉罗·载湉成为大清国第11位皇帝，年号光绪。

“他们的母子感情确实非常好，”马勇接受本刊采访时说。光绪不但是咸丰的侄子，还是慈禧的外甥——光绪的生母是慈禧的亲妹妹。有了这一层关联，慈禧待光绪如亲生骨肉。

慈禧同时也吸取了对同治管教无方的教训，对光绪要求非常严格。据太监寇连材的笔记说：西后待皇上无不疾声厉色。少年时每日诃斥之声不绝。稍不如意，常加鞭挞，或罚令长跪。故积威既久，皇上见西后如对狮虎，战战兢兢。马勇分析说，慈禧不想让光绪再步同治的后尘，为他请来全国最好的老师，让他接受“可能是中国帝制时代最好的教育”。光绪甚至还学了英语，且水平不错，“可以读英文书，可以跟外国人对话”。

慈禧对光绪寄予厚望，光绪也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好的领导人。两个人的目标是一致的，直到权力的问题开始凸显，这对母子的关系变得愈加复杂，并最终影响了中国政局的走向。

权力

1886年，光绪15岁。这一年的7月11日，慈禧召集光绪的生父醇亲王奕譞、领班军机大臣等朝中重臣开会，光绪也参加了会议。在这次国家核心要员参加的会议上，慈禧说，光绪已经长大，自己想借此机会撤帘归政，让光绪主政。

“太后的决定一宣布，小皇帝当即长跪恳辞”，马勇说。醇亲王等重臣也以时局不稳为由，请慈禧暂缓归政，再送年轻的皇帝一程。慈禧坚辞不受，决意在第二年让光绪亲政，并于1889年他18岁时归政。

这个消息传出，朝中震荡。几天里，王公大臣陆续上折子，恳请慈禧暂缓归政。不过，这些建议再次遭到慈禧的拒绝，甚至到后来她不愿再就此事进行讨论。

这场归政，成为日后影响戊戌变法走向的一个重要时刻。历史学界对慈禧归政的心理，存在巨大争议，马勇带着善意解读，认为慈禧当时确实真心想要归还权力，“功成身退，想在青史上留名，要用事实正告那些一直诋毁她政治人格的反对派：我那拉氏虽为女流，但绝不是权力贪婪者”。

但一个政权，除了最高領导人之外，还有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他们的影响也不容小觑。眼看无可挽回，朝中大臣又想出一个“训政”的制度，如前文所述的事前请示、事后报告制度，确保政治决策、人事调整等重大事宜，仍由慈禧把关。

这样一来，光绪的权力确实加强了，但也没有成为唯一的权力中心。“这导致一个结果，权力没有完整移交，出现了两个权力中心。”马勇说。中国王朝政治最怕的就是政治权力中心二元化或者多元化，不能出现两个中心，否则，朝廷官员会分别往两个中心靠，出现不同的派系，“在中国老话叫做‘天无二日，国无二主”。

当时在北京城，也确实存在不同的政治派别在较劲。以1883年爆发的中法战争为例，当时法国入侵清朝宗主国越南，在如何应对的问题上，就分成了两派。李鸿章等老臣，坚持应该通过谈判解决，只有法国进攻时，才应战。但青年官员的态度偏向于鹰派，“他们在奏疏中慷慨陈词力主好战的行动路线，”由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所编的《剑桥中国晚晴史》中记载道，这些观点“博得了公众的拥戴和皇帝的注意”。

在日后的维新变法中，这样的情况再次出现。年轻的光绪皇帝，显然更愿意听从那些激烈的、年轻官员的意见。而老臣，则相继聚拢到慈禧周围。

变法

刚刚即位的君主都想试试自己是否真正掌握了实权。日本学者加藤徹在《西太后》一书里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还是公主时，被禁止从家庭教师那里得到红茶和《泰晤士报》。在她十八岁即位仪式结束后，她发出的第一条敕令就是“请给我当天的《泰晤士报》和红茶”。拿到这两样东西后，她既不看报也不喝茶，而是微微一笑， 让贴身侍卫把东西原封不动地又拿下去 了。

加藤徹认为，年轻的英国女王和中国皇帝有相似的情绪。对光绪来说，维新变法的话事权，就是他眼中的“红茶”与“报纸”。而且，在他看来，如果不能彻底维新变法，爱新觉罗的江山可能就保不住了。

光绪接过来的，原本是一个前景看似不错的国家。经过三十年的洋务运动，大清朝迎来一个中兴时刻，经济总量世界第二，亚洲第一；军事力量世界第六，亚洲第一。但就在这个时候，清政府又遭遇了一场巨大的失败，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最精锐的北洋水师几乎全军覆没，中国与日本签订屈辱的《马关条约》。之后，又发生了德国租借胶州湾事件。

据大臣刘坤一回忆，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前，慈禧曾哭着对老臣刘坤一说：“我每闻军前失利，我哭，皇帝亦哭，往往母子对 哭。”

清政府在外交上的不断失利，转变成了巨大的国内压力。朝野都有声音，呼吁政府效仿日本，维新变法。这其中，最知名的是康有为。他的《上清帝第二书》，虽然没有送达清廷高层，但也在京城官员士绅间流传，影响颇大，其中最重要的是呼吁光绪“变法成天下之治”。

光绪皇帝不甘做亡国之君，《马关条约》签订之后不久，他就发布了维新诏，让各位大臣提建议。这些做法，包括之后决定变法，光绪都请示过慈禧，“慈禧根本没有表示反对”，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雷颐接受本刊采访时说，慈禧只是要求辫子不能剪，服装不能改，各种礼仪不能改，“其他的你看着好就行”。

慈禧并非守旧派。“从1860年开始洋务运动，学习西方，到后来学日本，中国这40多年来的变化，没有西太后对西方认可，是不可能的，”马勇认为，在当时的大清朝，就是慈禧在带领中国往前走。

一个例子是废八股，当时光绪遭到守旧派大臣的阻挠，尤以大臣刚毅为主。刚毅一再以“行之数百年”为由，认为不能就这么废除八股。眼看光绪动怒了，刚毅也不敢强来，只好搬出慈禧，“此事重大，愿皇上请懿旨”。光绪果然去找慈禧商量，结果，慈禧支持光绪的变法政策，并没有站在刚毅他们这边。

不过，在学者张鸣看来，也不能把慈禧当做维新改革派。“她就是一个很实用的统治者，”张鸣说，只要东西好用，能够维护清朝的统治，无论东西，都会拿来用。

当时对光绪变法限制最大的不是慈禧，而是恭亲王奕訢。他是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首席大臣，位高权重。奕訢也并非顽固派，相反非常欣赏西方人的很多东西，如果没有他的同意，英国人李泰国是无法重建中国海关，英国人赫德也无法执掌海关税务司的。与光绪不同的是，奕訢认为清朝的改革，应该逐渐、缓慢推进。

1898年初，光绪看到了康有为的变法建议，令奕訢等人开会研究。“如果奕訢再年轻些，按照他过去的思想倾向，他一定会全力支持这些年轻志士。”马勇在《恭亲王之死》一文中分析道，康有为等建议清政府效仿日本，建立君主立宪整体，在奕訢看来，还是过于激进了，“他似乎已意识到，清政府如果依照康有为的方案进行改革，那么很可能意味着清朝历史的终结”。

奕訢没有接受康有为的建议，而且当光绪提出要见康有为时，奕訢也以康有为级别太低，直接召见有违体制为由进行阻止。只是，他并没有阻止多久，5月30日，恭亲王因病去世。据马勇介绍，奕訢临终前，慈禧和光绪曾多次探望，恭亲王还建议光绪尊重慈禧太后，在用人上要格外小心。

不过，年轻的光绪帝已经按捺不住，不想再小心行事。恭亲王去世13天之后，1898年6月11号，光绪皇帝就发布《明定国是诏》，决意变法。之后，变法的 103天中，每天都有诏令颁发。光绪帝颁布了多达180余道谕旨，涉及经济、教育等多方面领域，单是9 月 12 日的一天中，他竟颁发11条维新谕旨，年轻的皇帝变法的急切心情一目了然。

罢官

虽然光绪贵为一国之君，但想推动清朝这艘大船调转方向，仍然不是件容易的事。

3月11日，康有为通过总理衙门上奏光绪，提出了一份全面整治改革的方案，其中有设待诏所，允许天下人上书。这则建议成功吸引了光绪的注意，他做了批注，要求总理衙门研究讨论。

总理衙门的重臣们经过研究，全盘否定了康有为的建议。光绪很不爽，又没办法，暂时搁置了两天，再下旨，让总理衙门再讨论。总理衙门回复说，这个事情牵涉太大，希望能开扩大会议，让王公重臣一起讨论。光绪准许，并提醒他们，不能再拖延了。

军机处、总理衙门几经讨论，终于想出了一个折中方法：各级公务人员上奏，经过各堂官代奏；士民上书言事，通过都察院。这也意味着，康有为仍然无法直接与光绪沟通，仍须通过第三方。但这个制度，成为戊戌变法失败的一个诱因。

8月2日，光绪正式发上谕：“部院司员有条陈事件者，著由各堂官代奏。士民有上書言事者，著赴都察院呈递，毋得拘牵忌讳，稍有阻隔。”

十多天后，一位名叫王照的礼部官员写了一封奏折，建议光绪、慈禧到日本等国游历，知日本崛起之由，然后奉太后之意，晓谕臣民，以变风气。

这个建议过于惊世骇俗，礼部堂官认为，这是将皇帝、太后陷于敌国，大为不利，要求王照撤回或者修改。“从当时的政治来考虑，礼部堂官的意见也非为大错。”茅海建分析道，但光绪知道这件事后，大为震怒。

他可能早就对这些老臣有所不满了。“前经降旨，部院司员有条陈事件者，由各堂官代奏，毋得拘牵忌讳，稍有阻格。”光绪当下下旨严批相关官员，意思很明显：刚下旨让你们广开言路，你们竟然还从中干涉。以后再有阻拦，“以违旨惩处”。

把这些大臣骂了一通，光绪还不过瘾，直接祭出杀威棒，亲自写了一封谕旨，罢免礼部六位堂官。

“清朝上谕多由军机章京拟稿，军机大臣修改，皇帝审定，”据茅海建分析，皇帝親自拟朱谕，是非常少的，“光绪帝此时对各大臣对于变法的态度十分不满，藉此发作，杀六个猴子给所有的猴子看看，以为各大臣的儆戒”。

光绪又破格提拔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四人，让他们以四品卿衔担任军机章京，参与新政事宜。

就在罢免礼部六堂官前几天，光绪帝还曾下谕旨，将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大理寺等衙门裁撤，同时裁去广东、湖北、云南三省巡抚，巡抚事归同城之总督兼管，河东河道总督裁并河南巡抚兼管。如此大力度的裁撤官员，势必引来保守势力的反扑。一时间，京城人心惶惶，政治流言四起。

“光绪帝在同军机大臣严重对立的情况下，雷厉风行，推动新政，引发朝局动荡。”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忠文分析道，罢礼部六堂官、越级提拔谭嗣同等军机四卿，已经动摇朝廷原有的权力结构，引起很多权贵担忧。

而且，光绪似乎忘记了，重要官员的任免，需要事先请示慈禧。

人事

自1894年起，慈禧就开始常住颐和园，但两个人在一起的时间，要比分开的时间更长，光绪经常去颐和园，有时候慈禧也会回来。

现在来看，这段大概15公里的路程并不太长，但在当时，光绪要坐轿出神武门，经西安门，出西直门，中间在一处叫倚虹堂的地方短暂休息后，再一直赶往颐和园，单程就要3个小时。无论是他去颐和园，还是慈禧回宫，两人住处的距离步行都不超过10分钟，因为每天早上他都要向慈禧请安，有时候还会陪慈禧吃早饭、晚饭和看戏。

当然，两人相见时，更重要的一件事是光绪汇报工作。事实上，从变法之初，光绪就一直遵循着事前请示和事后报告制度，将重要奏折送到慈禧处阅览，一些重要人事安排，也先同慈禧商量。但罢免礼部六堂官，提拔谭嗣同等人一事，成了少有的例外。历史学家杨天石认为，光绪似并非有意为之，“暴露了光绪皇帝性格中的这一缺点，感情用事，惩罚过重，打击面过大”。

这件事显然引起了慈禧的不满。学者张鸣告诉记者，此次罢官，如虎口拔牙，触到了慈禧的要害处——罢免的正是她为光绪挑选的大臣班底。再加上其中一名官员的妻子趁侍奉慈禧“宴游”之便，哭诉“尽除满人”等“乱家法”的事情，慈禧有点坐不住了。

罢免礼部六堂官之后，光绪也迅速提出继任人选。不过，这个名单到了慈禧处，只有三人得到了正式任命。据清末民初胡思敬所著的《戊戌履霜录》，慈禧还为此责备光绪，认为“九列重臣，非有大故不可弃”，现在你却为了一个人而不顾祖宗加法，这成何体统。光绪则答她：“儿宁坏祖宗之法，不忍弃祖宗之民，失祖宗之地，为天下后世人笑也。”

另据光绪事后向维新派臣子回忆，他揣摩慈禧的意思，“并不欲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用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光绪说，他和慈禧见面时，慈禧提到了罢免礼部六堂官的事情，“皇太后以为过重”。

120年后，回看戊戌变法。光绪提出要在教育、经济、军事等领域进行的制度改革，甚至包括取消八股考试、开放新闻自由、派皇室出国游历等内容，都得到了慈禧的支持，至少是默许，但两个人在人事安排上，出现了很大分歧。

光绪喜欢用年轻、达勇之人，而慈禧则更依赖老臣。事实上，就在光绪开始变法不久，慈禧还让荣禄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相当于北京军区司令，有军权。”雷颐接受本刊采访时说，之所以如此，很可能是因为慈禧在为变法做最坏的准备，“她起码要保证首都的军队在自己的控制之中”。

光绪想要的，显然是逐步打破这种控制 。

开战

“康有为一直企图在清朝现有政治体制之外，建立由其控制的议政机构，并由此进入政治核心。”据茅海建分析，他先是上奏设立制度局，后又代他人上奏设议政处、议院（议政机构，非代议制机构）。之后，他的学生梁启超又代他人上奏，设立懋勤殿。

康有为是个极具人格魅力的人，他几乎只用了半天时间，就征服了梁启超。他的弟子们，甚至称他为康圣人。显然，光绪帝在与他接触过一次后，也对他产生了极大信任。他和梁启超提到的这些议政机构，光绪帝也非常认可。

只是，朝中大臣极力反对。茅海建认为，当时政坛高层对康有为的用意看得十分清楚，进行了全面阻击。“百日维新中，康有为及其党人的许多提议都被接受，惟此一条绝不让步。军机处、总理衙门及其他高官们似乎同此一心，绝不让康有为掌握实际的政治权利。”

慈禧的态度也是如此。总理衙门、军机处大都是她认可的重臣，在她的掌控之中。如果同意开懋勤殿，意味着光绪可以绕过这两个机构，而直接与不受自己控制的康有为等党人讨论政治问题，这是对她本人权力的挑战，甚至将“动摇她的权力基础”，茅海建在《戊戌变法史实考》中分析，从慈禧的角度看，“光绪帝已是两次发动‘政变”。

虽然此前慈禧曾决意归政，把权力交还给光绪，但主动让位和被动失去权力，性质截然不同。罢免礼部六堂官和设置懋勤殿建议的时间点，又如此接近，更是加强了慈禧对光绪的不满。

据张鸣分析，光绪之所以敢在权力上挑战慈禧，很可能也是受康有为的影响。“康有为一直上书，包括给光绪帝的参考书，他自己编译的明治维新历史，都刻意强调了皇帝应该乾纲独断。”张鸣说，这实际上显示了他们政治上的不成熟。他们非但没有建议光绪争取慈禧的支持，反而“无端地去刺激西太后”，而另一些原本对维新有好感的朝廷要员，如李鸿章等，他们又排除掉了。结果只剩下光绪和一些低级别的官员，与整个官僚系统和掌握了大清帝国三十多年的慈禧开战。

胜负从一开始就已经确定，各路老臣的怨言，不断飘向颐和园。慈禧也发现，光绪越来越不受自己控制。9月14日，见过慈禧后，光绪觉察到自己正处于危机之中。他给自己信任的维新派官员杨锐下了一道密诏，描述了慈禧对自己诸多做法的不满。他说，自己还是想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但他也意识到，自己权力实在太弱，真这么做，“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光绪问杨锐，有没有好办法，能开掉那些无能老人，让有能力、有勇气的年轻人上位，让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拂逆太后的意思。

办法就是，康有为出局。杨锐在给光绪的建议中提到，康有为过于激烈的言辞举动，最终会影响光绪，因此，“康不得去，祸不得 息”。

据军机处的《上谕档》记录，光绪后来发了一封上谕，要求康有为离开北京，到上海办报。茅海建认为，下发这封谕旨前，光绪与慈禧间，应该有过一场事关康有为的交锋。“慈禧太后强令光绪帝让康有为离京，是因其已经觉察到康对光绪帝有极大的影响力，对此最为警惕。”茅海建分析道，“她坚定地认为，能够影响光绪帝的只能是一个人，而且只能是她本人。此外的一切，都应当除掉。”

至此，戊戌变法中，彼此对立的各方，矛盾白热化了。光绪、康有为、慈禧、官僚机构都开始急速转动起来。只用了一周，中国的政治走向，被完全改写了。

前夜

光绪：

9月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召见了袁世凯，将他的官职由三品提升为二品。随后，光绪帝下谕旨，“责成（袁世凯）专办练兵事物”，并且给了他上奏权，可以与光绪帝有直接的交流机会，而在此之前，他想上奏，必须通过慈禧任命的直隶总督荣禄。

袁世凯向光绪谢恩时，光绪又嘱咐他“以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茅海建认为，这显然是鼓励袁世凯摆脱荣禄控制，显然，光绪帝有培养袁世凯为自己人的意思。

康有为：

康有为连续收到了两道谕旨。一则是明发上谕，要他离京，另一则是9月18日，林旭传来光绪的口谕，再次催他动身。

给康有为明发谕旨并不寻常，按大清惯例，需要明发谕旨的，都是国家重大政令或者需要全国共知的大事，如宣战、议和、高级官员的任命革职等等，让一个六品小官离京办报的消息，显然不值得如此大费周章。

据后世史学家研究，光绪之所以这么做，是给慈禧看的，让她了解到，自己与康有为要断绝关系了。

但康有为则有了另一种大胆的联想：皇帝是否已经被慈禧控制，只能借这种方式，向自己传递信号？之后，光绪又让林旭传口谕。康有为更是认定，这是光绪催促自己尽快脱险。

在历史学家姜明看来，康有为对宫廷政变的影响，简单而又程式化，“与精明干练、深谙政治运作方式的太后相比，他仿佛是一个旧小说旧戏文看得太多的乡绅。”

但这是位敢想敢干的乡绅。9月18日晚上，为了营救想象中深陷囹圄的光绪，康有为请谭嗣同拜访袁世凯，请他出兵，包围圆明园，劫持慈禧，营救光绪。

官僚集团：

9月18日，御史楊崇伊来到颐和园，向慈禧呈上一份密奏。

为了这份密奏，杨崇伊联络了满朝权贵，并最终获得直隶总督荣禄、庆亲王奕劻的支持。而且，这段时间里，一些满洲权贵也到天津找荣禄商议局势。经过多方商量后，荣禄、庆亲王决定由杨崇伊上奏，请慈禧重新训政。

杨崇伊之所以能获得多位要员支持，和光绪此前激烈的裁撤官员也有关系。时任兵部司官的陈夔龙（宣统朝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来分析说：“戊戌变政，首在裁官。京师闲散衙门被裁者，不下十余处，连带关系，因之失职失业者将及万人。朝野震骇，颇有民不聊生之戚。”这种氛围，势必为光绪和维新派制造巨大的反对力量。

杨崇伊的奏折，由甲午开始，写到当下时局，后半部分重点谈康有为等人借变法清除老臣，培养党羽，他还提到，光绪将见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聘请他为政府要员。这时候，只有慈禧训政，“天下可以转危为安”。

慈禧：

就在康有为等人积极活动，准备“围园劫后”时，慈禧在颐和园里，也做出一个决定：回西苑。

西苑位于皇宫西侧，从光绪二十年（1894）起，没有特殊理由，慈禧基本不回西苑。据学者茅海建考证，从1894年到戊戌政变前，慈禧太后离开颐和园回宫总共只有6次，其中有3次是去恭王府看望病危的奕訢，另3次则分别为咸丰、光绪的生日和咸丰的忌日。

这个决定似乎并没有花费她太多时间，看完杨崇伊奏折第二天，她就起驾回宫了。那天是9月19日，第二天伊藤博文才到。慈禧也并不太着急，回宫途中，她休息了两次，换了两次船，又换了两次轿，还去万寿寺烧了个香。一直到下午三点之后，慈禧才终于到了西苑东宫门，而光绪，在那里跪接慈禧。

虽然杨崇伊的奏折让慈禧疑虑重重，但她并没有打算针对光绪发难。茅海建翻阅军机处档案发现，最初，慈禧打算见完伊藤博文之后，9月21日就返回颐和园的。但当9月21日真的到来，光绪打算恭送太后时，风暴忽然降临。

政变

1898年10月6日，康有为在香港接受了英文报纸《德臣报》的采访，期间，他大肆攻击慈禧，说光绪已经认识到慈禧不是真正的母亲，而自己才是光绪帝信任的人。康有为还篡改光绪帝的口谕称，自己受皇命在海外活动，准备恢复光绪的权力。

在康有为的描述中，清廷存在以慈禧为代表的后党，和以光绪为代表的帝党。后党是落伍的，守旧的，成为阻挠变法图强的最大力量。

当时慈禧已经发动了戊戌政变，重新开始训政，而且，她已经起了废掉光绪的心思。这对有着二十多年感情的母子，真正决裂了。康有为的此番言论，把光绪推向更危险的境地。张之洞看到后，大为震怒，嘱人与报馆、领事馆联系，“告以康有为断非端正忠爱之人，嘱其万勿再为传播”。

目前史料并无详细内容能够解释9月21日慈禧忽然改变心意决定训政的原因。史家猜测，慈禧应该是听到了康有为等人活动的传闻，于是下旨捉拿康氏兄弟。而袁世凯听闻慈禧的動作，以为她已经知道“围园劫后”的事情，于是将康有为、谭嗣同等人的计划和盘托出。

至此，光绪终于失去了慈禧的信任，暴怒之下的慈禧，开始满城搜捕维新党人。

9月28日，慈禧下令斩首六君子，通缉康梁，罢免维新派官员，除京师大学堂外，戊戌变法的新政全部废除。9月30日这天，是阴历的中秋节，原本计划回颐和园的慈禧决定，不再返回颐和园，彻底收权归政。持续了103天的戊戌变法，至此结束。

对于光绪，这个自己从小看着长大的年轻皇帝，慈禧也没有手软。“袁世凯告密消息传京后，光绪帝的处境就恶化了。”历史学者房德邻在2000年的论文中指出。政变后，慈禧将光绪身边的太监进行整肃，一连杖毙四名太监，革职数人。

另一方面，在英国人帮助下，康有为顺利逃到香港，之后转往日本与梁启超汇合。刚刚死里逃生的两人，在海外被奉为上宾，他们终于发现了一个强有力的复仇武器：舆论。于是，靠着手里的一支笔，康有为和梁启超，记录下符合他们政治立场的戊戌变法的历史，其中充斥着臆想、猜测和虚假的情结，之后，这段历史为人们熟悉，成为对戊戌变法最通行的解读版本。

值得玩味的是，政变进行时，慈禧依然没有放下自己喜欢的戏曲。从斩首六君子那天起，连续四天，光绪帝天天伺候喜欢京剧的慈禧太后在西苑看戏。这个时候陪太后看戏，是一件不太好应付的苦差事。戏如人生，人生如戏，坐在台下的两人，想了些什么？又说了些什么？恐怕再也无人知晓了。

死亡

慈禧和光绪，母子相称34年，戊戌政变成为两人决裂的导火索。从120年前的6月11日那天起，103天里，光绪颁布了108条维新法令，最终只保留下京师大学堂——即北大前身这一唯一维新成果，其余条令无一奏效。

讽刺的是，3年后，由慈禧主导的清末新政，又把戊戌间的变法政令再拿出来公布推行了一番，甚至比当年更进一步。

此时的慈禧已无力掌控大清的坎坷命运，她毕竟已是一个古稀老人。1908年11月13日，病床上的慈禧，以光绪帝的名义，指明醇亲王的孙子——年仅三岁的溥仪为皇太子。

年幼的溥仪被带到了一个阴森森的帷帐前，里面露出了一张老年女人的瘦脸，吓得他嚎啕大哭，浑身哆嗦。这时候离慈禧辞世不过48小时了，据溥仪晚年回忆，慈禧依然意识清醒，露出了很不痛快的表情：“这孩子真别扭，抱到哪儿玩去吧！”

第二天下午，光绪帝驾崩，时年三十九岁。光绪帝死后不到二十四小时，慈禧也去世了。

两个人的巧合离世，令原本就扑朔迷离的戊戌变法，又增加了些许神秘感。坊间一直盛传，慈禧临死前毒死了光绪，之后科学家更是从光绪的头发里，检测出了高浓度的砷，在古代，这种元素经常用来制作砒霜。这似乎印证了坊间的传闻。

不过马勇仍不愿相信这些。在他看来，光绪死后，因为还未准备陵墓，不得不撒上砒霜保存遗体，等待五年后皇陵完工才下葬。而慈禧原本身体就已很虚弱，听到光绪去世的消息后，不能忍受打击，才随之病逝。“这是一个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温馨故事，”马勇说，包括清廷的档案里，都是这么记述的，“结果后来被我们解读成一个母亲临死前要把儿子给干掉，解读成一个阴谋论。”

参考资料：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

马勇，《晚清二十年》、《从晚清到民国》；

加藤徹，《西太后——大清帝国最后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