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宏

确切地说，那堂课是我人生第一次上讲台，面对一群小学生，讲我对文学的狂热追求。

那是1994年冬天的事了。一放寒假，我就回到家里，父亲所从教的村小，还在正常上课。有一天，父亲对我说：“我给学生们提了一下，要让你去上课，你准备一下，明天跟我去学校吧。”

这也太突然了，我顿时慌了神，忙问：“去给他们讲什么呢？万一什么也说不出来，那多丢人啊！”父亲说：“你上高中就是文学社的社长，就讲讲你的作家梦，他们会喜欢听的。”我在赣州学的是会计，那时，距第一篇文章在《青年知识报》上发表已经过去两年时间，离作家相去甚远。为何父亲突然心血来潮，想这么一出？

父亲从北京炮校退伍以后，一直在村小当民办教师，从教近30年，一直游离在体制之外，却撑起乡村孩子一片求学的天空。他做梦都想让我报考师范，做一名端国家饭碗的乡村教师。我没能考上东乡师范，上了高中，让他非常失望。

那是冬日难得一见的晴天，父亲骑自行车载我到5公里开外的新溪小学。乡下的孩子野惯了，見老师来，一溜烟跑进了教室。我跟在父亲后面，看见窗口都挤满了小脑袋，像一群麻雀，叽叽喳喳个没完没了。这跟我小时候何其相似。

跟着父亲走进教室，吵闹声戛然而止，突然安静得像能听见月影移动的午夜村庄。我身上每一个毛孔都打开了，大冬天的，额头竟有湿意。从来没有经历这种场面，心怯、腿软、胀热。这时，父亲用微笑鼓励我，介绍说：“这是我儿子，九月份刚刚考到赣州读书，同学们欢迎他给大家上课。”

站在讲台上，感觉压在心底那块巨石被父亲的温言暖语移除了，吓出来的汗也被他送来的风吹干了，我就那样信口开河，天南地北地说开了。那堂课到底讲了什么，写没写粉笔字，有没有跟学生互动等等，一一不复记忆。但我一直记得，从第一句话到最后一个字，我说的都是普通话，用我们乡下的话来说，叫“打官腔”。可喜的是，孩子们对我说普通话没有任何的不适，个个把脖子伸得跟大白鹅一样长，不漏听一句话，听得格外认真。

课后，有孩子找我说话，我不再捏腔拿调，而是说方言，他们满眼惊奇，好像在说，咦，原来你也会说土话呀！父亲给我反馈消息，说孩子们喜欢听我讲课，让我再去，但我坚辞不就。父亲说：“再去一次嘛！难得他们都喜欢听你讲课。”那语调，那态度，是我完全陌生的，不见往日威严。

有人说，接过父亲递过来的那支烟，感觉自己长大了；也有人说，父亲第一次给自己敬酒，瞬间就成年了，这些我都不曾有过。但听到父亲那满含哀求的话语，我感觉自己真的长大了。我对父亲说：“寒假就不去了，等我暑假有机会再去给他们上课吧！”父亲不再强求。

寒假过后，新学期伊始，父亲给他的学生发放新课本，晕倒在我曾站立过的讲台。同事们手忙脚乱，把他送到附近的梁家村医所，当晚，父亲溘然离世。因了父亲的遽然离去，我的第一课，忽而成了最后一课。想到这里，不禁悔恨交加，恨自己当时不该拂父亲的意，让他带着永远的遗憾西去。

父亲去世后的第二年，我终究还是圆了他生前的梦，走上讲坛，成了一名省城学校的教师，如今已是一个拥有22年教龄的资深教员了。每当我忆及人生第一次上讲台，都会想起前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的那句话：“童年像机场，在我们成年以后，还经常飞回加油。”对我来说，父亲就是我永远的机场，哪怕他不在人世，哪怕我从教多年，总不忘飞回他那里，找寻生命的原动力，为人生加油，给自己充电。

最后一课，成了我常记常新的人生追思课。这一课，让我知道，错过，往往是永远错过了，但亲人赋予我们的坚毅、勇敢和信念，才是最重要的，会让我们更好地走向未来。走好自己的人生路，是对亲人最好的缅怀。

（编辑/张金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