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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淡表象下的隐痛
——丁颜近期小说读札

2018-07-15广东徐威

名作欣赏 2018年19期
关键词:吉勒努尔桂花

广东|徐威

2017年,种种机缘巧合之下,我接触了大量的“90后”作家及他们的作品,并撰写了十余篇对“90后文学”进行分析、梳理的文章。不可否认的是,在当下,“90后”作家群体被寄予厚望——无论是传统文学刊物,还是网络与媒体力量,都在以切实的行动推出、培养“90后”作家群体。传统文学刊物方面,包括《人民文学》《作品》《花城》《十月》《青年文学》《青年作家》《芙蓉》《大家》《西部》《天涯》《山花》《文艺报》等在内的各大文学报刊纷纷通过“90后”专栏或专辑,力推“90后”新锐作家的作品。比如《大家》杂志,就特别开辟了“新青年”栏目,每期各推出“70后”“80后”“90后”作家各一位,在刊发青年作家作品的同时,还邀请评论家对他们的作品进行细致的个案分析。正是在这种情形之下,我第一次较为系统地读了“90后”作家丁颜的数十篇小说作品,并撰写了《地域、信仰与新的一代——略论丁颜的小说创作》一文。在文中,我写道:“作为一个90后新锐作家,丁颜的叙事温和却又不失锋芒,清淡又不失张力,时常从日常的生活琐碎中进入,不慌不忙地又将我们指引至对信仰、历史、罪恶、救赎、情爱、人性等厚重之物的思索中去了。”(徐威:《地域、信仰与新的一代——略论丁颜的小说创作》,《大家》2017年第3期)

丁颜的小说作品确实有这样一种特质。无论是书写普通青年爱情之苦闷的《青春祭》,还是刻画信仰有别下爱情之艰难的《雪山阿佳》(《塑方》2015年第11期),无论是书写家庭伦理的《五哥》(《回族文学》2016年第6期,后改名为《六月伤寒》),还是呈现内心隐秘的《蒙古大夫》(《文艺风赏》2016年第11期)、《赎罪》(《青年文学》2017年第1期),丁颜都选择以看似平淡、细微的日常生活事件为切入点,在温和叙事的表象之下,巧妙地生成小说文本内在的力量。在《五哥》中,长年累月跑长途贸易的叔叔们在青藏高原的家外之家引发“我”对婚姻的种种思考;在《蓬灰》中,丁颜将哈伦、索菲亚放置在陌生的大都市深圳,让他们在喧嚣的孤独之中追问自己的爱情与婚姻;在《雪山阿佳》中,对爱情的思考被放置在信仰的尖锐冲突之下,卓玛阿佳与叔叔之间隐秘的情愫始终无法成为现实;在《最后一夜》(《作品》2017年第3期)里,米扬与张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互相成为对方的心灵慰藉者;而《青春祭》则述说失恋给人带来的“毁灭”与“新生”。

近日,又读到她的《内心摆渡》《玻璃翠》《两块钱的路》《早婚》《刻石头的人》《抵也抵不过时间》《夜曲》《老来子》《猫胎》《万岁》《夕阳西下》《匿名邮寄》等十余篇新近发表或刚刚完成的小说。在这些作品中,“平淡表象下的隐痛”仍然是丁颜一以贯之的书写主题与叙事风格。那些气势恢宏的场景,那些激烈的矛盾冲突,那些扣人心弦的情节转变,那些特立独行的人物,在这些小说中几乎都不见踪迹。取而代之的是日常生活中那些细小而又隐秘的个人疼痛。从某种程度上说,丁颜这一批小说的立意点是往生活中的小处、窄处、隐秘处去的;而故事的讲述,也往往从我们常见的生活琐事中开始——比如说在地铁上与人的一次偶然相遇,比如生活中一次修补衣服的经历,等等。

《抵也抵不过时间》(《野草》2018年第3期)的故事起源于唐桂花与马舒在地铁的一次偶然相遇。二人曾经在医院病房里有过短暂的交集。时隔十一年之后,曾经因祖母之死而不吃不喝的小女孩马舒,已经大学毕业并开始工作;而曾经轰轰烈烈相爱的唐桂花与妥辉却早已分道扬镳,孑然而行。马舒的出现,彻底地激发了桂花的疼痛记忆。一对为了爱情为了能够此生永远在一起,可以不顾家人不同意,可以放弃镇长工作背井离乡,甚至可以“发疯”的青年男女,却终究没能逃过时间的魔咒。住院事件之后,在妥辉看来,唐桂花的许多举动就是一个疯子:一心想生一个女儿的唐桂花因为多次的检查结果都显示她怀的是个男孩,而“穿着白色的冰丝睡衣淋雨,开着空调睡在冷得犹如冰窖一样的床上,希望在睡眠中流产”。面对这样的出格举动,妥辉显得不安,甚至惶恐。而妥辉的这种不理解,正是导致二人分开的导火线:“我以为你是了解我才跟我结婚的。”在唐桂花看来,她之所以如此决绝地想让那个男婴流产掉,原因在于:“可怕的阴影困扰着她——养儿像舅舅——她怀疑腹中的孩子一定有类似于哥哥的那种愤怒的面目,这样的孩子生下来到底要怎么面对。”换而言之,这仍然是与她对爱情有如火般的执着紧密相关的。然而,妥辉却一丁点儿都没有领会到。曾经的热恋,变为了男女双方都难以忍受的冷漠与煎熬。于是离婚,于是独自忍受失眠之痛。当地铁到站后,唐桂花的伤痛回忆也随即而止,只留下一个曾经为爱奋不顾身的凄凉背影:“她拎着一袋子药物恍恍惚惚地走出地铁,深深地吸了一口初秋冷冽清新的空气,一瞬间好像受到了某种赦免。一阵雨点七零八落地打在她的脸上,然后像泪珠一样往下滚,急促地连些痕迹都没留下。”在这篇小说中,丁颜将叙述场景设定在地铁上,以唐桂花与马舒之间短暂的交谈为叙事线索,这就注定了唐桂花的回忆只能以碎片化的形式出现在读者面前。与此同时,这种叙述结构也导致唐桂花的个人隐痛难以得到最大限度的书写。

如果说唐桂花个人隐痛起源于那一个性别“不对”的男婴,那么,在《老来子》中,“我”与苏慕的隐痛则始终在于“无后”。《老来子》的故事起始于“我”(奥马尔)和苏慕在外工作一年之后,回到家中翻看信箱时看到的一张三个月前的满月酒请柬。寄来请柬的是“我”和苏慕原来的房东——一对四十多岁仍然没有生育的夫妻。但是,此刻,吉勒两口子竟然生了个儿子?这引起了因输卵管堵塞而无法生育的苏慕的好奇与羡慕:“他们也是多年不育才有的小孩,我们去他们那里或许可以问到点什么呢。”为此,“我们”千方百计重新联系上吉勒一家,用心地准备了礼物。当“我们”到了吉勒家之后,竟然惊奇地发现,吉勒竟然又娶了一个年轻的女子莱哈为妻,且两位妻子与他一起生活。这一异于常人的举动,同样来自于依莎因摘除了子宫而无法生育之痛:“我们之间可没有大小之分的。我不能生养,就只能再娶一个能生养的来,给我们生个孩子。孩子是生命中的一扇门,没有孩子,这扇门就得关起来,难过的。”两个相似的家庭,却显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当依莎哭泣着说起这些隐秘,当吉勒从死活不同意到沉默再到接受再娶这样一种安排,无法生育之隐痛随即显现而出。

而事实上,正如丁颜在小说中所说:“一些人与事,看似简单却是意味深长。”——丁颜在小说中也并不简单地指向无法生育,而是试图深入挖掘“无后”这一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血脉传承伦理。一方面,对于依莎来说,“无后”之痛不仅源于她爱孩子却不得,更来源于“无后”之人所承受的种种冷眼与伤害:曾经,吉勒夫妇收养了一个女儿,结果养女却远嫁而去;因为没有亲生儿子,吉勒哥哥一家一直试图染指吉勒的家产,并直着嗓子骂他不仅是落地不生根的骡子还亲远不分地将财产分给了养女。换而言之,如同现实生活中的大多数人那样,依莎夫妇所秉持的同样是一种血脉传承理念:亲生血脉意味着老有所依,意味着生命的延续,同时意味着做人(为人子、为人夫、为人妇)的尊严。

另一方面,这种探究还表现在多次对于收养这一事的讨论中。在故事发生之前,“我”与苏慕曾借着几句电影台词探讨收养一事:

“宝马车头上插一奔驰的标,恐怕不太合适吧?”

“能开不就行吗?”

“可要是出了故障,奔驰的零件配不上,宝马又不管修,怎么办?”

这一次讨论打消了“我”与苏慕收养小孩的打算。在吉勒家做客时,关于收养的讨论再次出现:“收养的毕竟隔着一层肚皮,跟亲生的有本质区别。”而在小说的最后,“我”和苏慕最终还是收养了一个儿子,结果,首次讨论时出现的假设竟然成真:“直到前段时间,我儿子刚学会走路,咿咿呀呀地不小心从楼梯上倒栽下去,血流了一大摊,昏迷了,需要补血。但因为是收养的孩子,我和苏慕的血型都配不上,我只好到处借献血证,然后去医院血库配相同血型的血液。”显而易见,在《老来子》中,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对于无法生育的人来说,收养是“不可信”同时也是“不可行”的。血脉意义上的“无后”带来的伤痛深入骨髓,对“无后”的种种反抗(治疗、再婚甚至重婚)也令人心酸。这显现出数千年来中国人的血脉传承伦理在日常生活中仍然占据绝对优势。《老来子》的故事,以两对夫妻的一次做客闲聊为中心,看似平淡,实则内藏汹涌:这是对个人隐痛的一次呈现,又何尝不是对传统血脉伦理的一次批判呢?

《早婚》(《上海文学》2017年第12期)与《玻璃翠》(《山西文学》2017年第11期)则着重呈现青年男女之间若隐若现的情愫,尤其是呈现普通人在感情面前的无力与顺从。《早婚》的故事仍然是平淡的,甚至是过于平淡的。小说中的富家小姐努尔与绸缎铺老板儿子哈伦,曾经互有好感,但这种朦胧的情感却无法得以真正释放。努尔早早已定下婚事,最后与胡迪成婚,成了一个家庭主妇。然而,这样一种婚姻却是无爱的——努尔说:“她已经不去探究爱与不爱这个问题了。胡迪现在是她的丈夫,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的相处,可能不需要与爱情无关。就像黑暗中看不到对方,但能感受到安慰。”而紧接着之后,是“她的眼泪又掉了下来,她发现自己有些许烦躁”。而哈伦,虽然一直记着努尔喜欢白色的绸缎,甚至在绸缎铺关掉的时候仍惦记着将剩下一匹白色的绸缎给努尔送去。然而,努尔已经嫁人,再也不做刺绣了。后来,哈伦也结婚了,有了两个孩子。对于温顺的、并不懂得抗争与追求的努尔来说,哈伦是她曾经渴望但却无法拥有的爱情想象,且只是一种美好想象。在小说结尾,丁颜写道:“努尔又想起十六岁那年春天那一片明亮得刺眼的阳光,笑淡淡浮现嘴角,原来那个男孩也已经结婚了,也如丈夫一般有了青色的胡茬,在倒数上去的十二年间她只见过他三次,说过两次话,从没有和任何人谈起过他。这么多年了他竟然记得她喜欢白色,朦胧间她又淡淡地笑了笑。”显然,在这篇小说中,丁颜所要表现的并不是热烈的、富有反抗精神与追求意识的独特现代女性爱情,而是更为普遍的、顺从的,甚至是将就的“爱情”与婚姻。从这个角度来说,丁颜更为关注的是大多数的普通人的生活体验。

《玻璃翠》同样如此。妥骏将衣服拿到裁缝铺修改时认识了女裁缝“玻璃翠”,并在不断的接触中对其产生了隐秘的好感。然而,这种情愫只是单方面的,且并不是坚定的。妥骏对她有过种种想法,但很轻易地又被他自己所“斩断”。比如,当前女友苏婷从大城市回到家乡并要与他复合时,他“爽快”地答应了;当他准备与苏婷结婚时,却又一次对女裁缝感觉心动:“妥骏注意着女裁缝这一连串的动作,内心泛出丰富层次。他注意着她的脸上,她的一大把用夹子任意夹在脑后的黑色头发。在这一瞬间,苏婷买花的要求,苏婷做的晚饭,跟苏婷结婚的打算都模糊了。他感觉这些费心维持的、小心翼翼计划的都可以放弃不要了。冲破牢笼,与内心长期积累的软弱和无力一刀两断。就在此地,此一刻。”但是,这种冲动,只是一种脆弱的臆想,是始终无法实现的。甚至,妥骏连为这一丝臆想的破裂而流泪都难以做到。因而,他只说了一声“谢谢”,就转身离开了。

如果说,在《早婚》中丁颜是从顺从的努尔来呈现无法决定自己爱情的“温顺”女性形象,那么,《玻璃翠》则是以软弱、优柔的妥骏来呈现男性青年的无力。他们都不是勇敢的反抗者与自主的追求者,而是生活中的那些“大多数人”。他们内心的疼痛不是撕心裂肺的呐喊与为爱痴狂的灼烧,而是深夜时分独自黯然的沉默,是永远无法显现的暗自挣扎与回想。换而言之,丁颜并不讲述生活中的“传奇”,而是将笔墨落在了普通人平淡生活中的个人隐秘疼痛上——《内心摆渡》(《天涯》2017年第6期)中鲁特撞死邻居家的羊,先是试图隐瞒,最后在阿爷与阿丹的影响下坦白、忏悔,从而消除罪感换得内心畅快;《两块钱的路》(《南方文学》2017年第4期)与《匿名邮寄》分别借一次“我”的乘车经历与听雅各布诉说的关于捐赠的故事,讲述人应当如何学会尊重……凡此种种,我们看到,丁颜的取意与落笔,都在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作为一个“90后”作家,丁颜的创作显得勤奋,新作迭出。她近期的小说创作所呈现的风格特征,隐约能看出她的文学趣味与追求方向。当然,这样一种创作方式,亦有其“困难”之处——如何将琐碎的生活以精练的文字呈现,如何将平淡写出韵味,如何“入乎其内,出乎其外”,如何落笔于日常生活而超脱于日常生活,如何在平淡的表象中挖掘出有分量的指向,如何在简单之中显现出复杂,等等,都是丁颜仍然需要仔细思量、尝试与突破的地方。

2018年5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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