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富道

干武的斋号为可罗堂。一日到可罗堂小坐，干武送我篆书一幅，书“中庸”二字，题款写道：“中庸之道乃天下之大道也”。干武接受《书法》杂志记者专访时，称自己崇拜的古代书家首推王羲之，“他的作品是中庸的。中庸的东西更接近高雅、完美。”看来干武对于中庸之道情有独钟。

我是在为干武即将出版的书法作品集写文章。为了能够说几句由衷的话，说几句切题的话，用了两周时间读儒家经典《中庸》，读陈方既先生的《中国书法精神》，并同朋友一起探讨：中庸的东西是不是更接近高雅和完美?

王羲之的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应该算是高雅之作，完美之作，不然历史上不会有那么多大家临摩。清人刘熙载《艺概·书概》称：“右军书以二语评之曰： ‘力屈万夫，韵高千古。’”这无疑是高雅完美的境界。我们今天看到的《兰亭序》几个通行版本，并非真迹，但在我们的潜意识里，已经把某个临摩本视为真迹了。其实王羲之的作品，不只是一件书写作品，它更是一件文章作品，而且它是因为写序的需要，才成为一件书写作品。当年的兰亭雅集，有文人三十余众，以书写水准而论，王羲之是不是排第一，其实并不重要。众推王羲之写序，首要的条件，应该是他的文章写得最好，而且威望最高。《兰亭序》能够流传下来，在书法界之外也广为流传，实在是因为它是一篇绝妙的散文。《兰亭序》的精神是什么？就是惠风和畅，就是和谐，就是中庸。《兰亭序》其文其字，是一种和谐的表达，是直抵读者心灵的抚摸。

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兰亭序》中不协调的“癸丑”两字，以及一处添加和多处涂改，所有临摩本都照搬不误。如果今天书法班的学生作业是这个样子，老师肯定会扣好多分呢。然而瑕不掩瑜。如果后人把这些不尽人意的部位一一加以修正，就像给断臂维纳斯加上一条手臂，效果只能适得其反。

有关中庸的通常解释是：不偏，不倚，中和，平常。这样的解释，已经造成今人的曲解，几乎把中庸与平庸，与和事佬，与非正义感，与不求进取划上等号，或类似等号。我之所以不能一下子接受干武的“中庸的东西更接近高雅、完美”之说，原因也在这里。其实在儒家思想中，也认为“极者，中之至也”（《衍极》）。王羲之正是在“力屈万夫”的进取中，攀登上书圣的宝座。

干武有很好的古文修养，正是得中庸之道，才在书坛赢得一席之地。细读干武的书作，跟踪他的实践轨迹，不难发现他心灵深处，常有不安分的躁动。他也在求变。向何处变？拙。他在隶、草、行各书体中求拙。当代的所谓流行书风，除了少数痴迷丑书者外，绝大多数试验者是在热衷于求拙。真正求拙有成者，是那些既大胆向极端奔去，又把握有度不掉下悬崖的人士。可以这样说，谁能在大拙中寻找到新的和谐，达到新的完美的高度，谁就胜利了。干武的系列作品古诗十九首，均为68cm×68cm的斗方，同一字体在不同报刊上，有的标明为行书，有的标明为章草。我觉得两种称谓都不为错，这正是书家在行书中求拙，在章草中求拙，两者不期两遇地靠近了，成为一种干武式的章草，你说是干武式的行书也无妨。

他书中的拙形拙神，也让我不能不久久深思。我与友人赵金禾先生探讨《易经》，话题就突然跳到干武身上。中国人熟知的太极图，就是伏羲对于宇宙的和谐表达。太极生两仪，一阴一阳，就包藏了宇宙、社会和人生的千变万化。变化中的和谐，和谐中的变化，是万事万物的规律，也是人类艺术的规律。七千年前的《易经》，也让我理解了的干武“中庸的东西更接近高雅、完美”之说。此公说得也很有分寸，使用的是“接近”这个词。好啊，接近是我们追求的一个诱因，接近是我们追求的一个灿烂，我也不禁要为于武的思考与实践叫好。

书家没有文学的支撑难以成大气候。试想一个连题款都让方家见笑的写字人，怎么可以登上大雅之堂呢。而我见到的可罗堂，可谓翰墨香啊。干武本该是一位优秀的抒情诗人，读其写于青春躁动期的“旧作”十九首，我一点不怀疑他具有诗人的深厚潜质。干武本该是一位优秀的桥梁工程师，他懂得江河和浪花的含义，有着大桥人的浪漫情怀：“我要走了，把家搬在水上，搬在浪尖上，这是已久的向往”。“开拔的含义是一个故事的结束，也是一个故事的开始”。干武完全可以去写散文随笔，写长长短短的小说，他有《隔岸琵琶》的底气，写什么都会不在话下。而他却要去钻研书学，苦练字课，另辟蹊径。9年前，凭着他的实力——已经发表的一堆书论，还有一手好字——应聘成为《书法报》的主笔，随后又顺理成章地成为执行主编，办报办得有滋有味。这些年我常常在这张报纸上读到干武发表的重头文章。这些文章，写书坛名儒，写学界纷争，写文房四宝，都透露出广博的学养，让我一次次产生敬重感。在书坛卓有成就的干武说：“我想退休之后写一部长篇小说，圆我的文学梦。”我相信干武能够如愿。不过，那还得苦等多少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