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松

作者单位：河北美术学院书法学院

南朝庾肩吾《书品》与谢赫《古画品录》，钟嵘《诗品》等构成文艺批评中“品”之文化现象，而《书品》成为书法品评经验积累的理论产物。如其曰：“若探妙测深，尽形得势；烟花落纸，将动风采。带字欲飞，疑神化之所为，非世人之所学，惟张有道、锺元常、王右军其人也。”[1]其将书品分为上中下三级，每一级再分为上中下三等，于是合而为九品。与后世“九品中正制”之九品相合。以此而论：张芝、旭、素之草书,“品”自然属于上上之位。只是张旭和怀素是庾肩吾之后的唐代书家，只能以后来之“品”来论述他们的艺术之格调。本文从思想与书家交游两方面入手，以怀素作具体个案为例，试图找到思想与交游与书法艺术之间的某些内在联系。

如果中国美学的起始以老子的美学为发端，那么其一系列美学范畴，如“道”、“气”、“玄鉴”、“自然”等等，这些美学史上产生巨大影响的哲学思想，永恒的还是“运动”。且这一系列哲学思想影响到书法，包括草书。草书能够传达思想之“品”，与老庄道家哲学出于一脉。从这个角度上说：书法家的最高艺术表现力应该是草书。因此，草书艺术中书家之思想显得更加重要，再辅之书法交游，可以帮助我们具体而深刻理解草书之“品”。当然，书家之思想与书法交游其实是互相交织，难以完全区分的，这里只是出于理论叙述的方便，分而论之。

一、思想篇

毋庸置疑，思想成为一个艺术家最重要因素。思想史的发展，既有个人思想史的发展变化，也有时代思想史的影响。我们运用思想史特别是艺术（书法）思想史的方法，重新考量草书，特别是唐代草书。盛唐气象自然促进草书艺术发展，加上帝王对于书法之推崇，文人士大夫皆喜书法，推崇佛教之思想同样使僧人书法走向艺术舞台也成为可能。由于身份不同，僧人书法更有着思想传达的特殊性。具体来说：唐代中晚期，儒家传统思想受到冲击，释、道思想得以发展，在书法上表现为草书繁荣；同时，草书又在僧人群体中得到进一步发展。

安史之乱后，为挽救日益衰微的李唐王朝，国家采取了尊崇儒学，加强正统思想统治地位的措施。而狂草书法艺术，显然有悖于经世致用的儒家伦理，也与中庸、含蓄的传统审美规范相抵触。这就是在中、晚唐的士大夫阶层基本上没有人写狂草的原因。[2]

没想到狂草艺术却在僧人中得到继续发展。唐代早期以行、楷写经为主，代表僧人书家如怀仁、大雅、行满、湛然等。至中后期，禅宗兴盛，张扬外学，沙门风起开始转向草书。

僧人代表书家如道秀、高闲、亚栖、怀素等等。而且，愈到后期，儒释道走向合流和互相包容之情状。

1、唐代——草书艺术成熟时期

虽说有“唐尚法”的说法，但仅楷书“尚法”而已。实际上，唐代楷书和草书都足以成为两座高峰。特别是唐代草书，在当代书法走向繁荣与艺术化道路上，更值得当代书家重视。具体来说：唐代草书将书法之“势”几乎达到了后世难以企及之高度。

“唐代之所以成为中国书法史上不可企及的高峰，除完成了 ‘法’的体系的建立而外，还对书法所可能的表现能力进行了高度开发，在表现情态方面也将其推向了极致。……那么草书，主要指狂草，则将中国艺术写意的实质在书法领域中作了尽情的抒发。唐代的楷书与狂草，分别代表着 ‘法’和 ‘意’的最高形式，将整个书法美学包罗无遗了。”[3]

“楷书和狂草，一个作为纵向发展高度的极限，一个作为横向扩展广度的极限，占领了书法阵地的重镇。”[4]因此，唐代草书无疑也值得我们重视。而且，在唐代僧人书法中，草书成为他们重要的思想传达之手段。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唐代僧人地位高；无论是皇帝还是官员、贵族，都对于僧人相当尊重。所以，后来怀素与达官贵人交往，在当时人看来，其实并非追名逐利。

第二，草书艺术很受重视。无疑，在经历了楷书之后，官员不像以往科举之前那样热衷于楷书，公务之余有更多时间在书法中关注草书了。

因此，唐代草书艺术特别是在中晚唐时代走向成熟。而怀素的书学思想就是在继承魏晋的艺术思想之上，融合唐代时代艺术思潮和个人交游所得。

2、魏晋风度——时代思想的延续

当然，从时代因素看来。中晚唐与魏晋时代特征有些许相同之处：战争此起彼伏，人们生活朝不保夕。政治上的失意让部分士人转向艺术，“中和”之审美转向激越、悲壮的人生含义。由于魏晋时代所形成的中国艺术精神——魏晋风度——崇尚自然，士人之辩，反对礼法，追求个性和完美的风格，深刻影响了中国艺术精神和审美文化。

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时代。[5]

对于魏晋时二王书法研究中，除“韵”之外最让人难以忘记的是“势”。崔瑗《草书势》中是最早对于书法美学范畴“势”的提出，颠张醉素就是“势”的实践。以《自叙帖》为例，可以看出笔势与体势展示出书法创作时时间性与空间性。[6]当然，这是更加深入研究和理解草书得出的结论。而且，怀素的书法从佛与禅的角度进行分析，似乎更让人信服。当我们把怀素当成一个俗人，似乎对于其书法理解可以上升到另一个视野。

首先，怀素思想较为单纯。即使《自叙帖》里面夸张的叙述，在当时也属于自然流露。可以说：僧人怀素的思想与士人思想并没有多少抵触。

其次，情感在作品中的表达高度和谐。这一点也与魏晋风度暗合。

第三，书法创作是对激情的超越性。从这一点来说，怀素与王献之书写状况极其相似。当然，并不是说理智书写就可以比情感支配下的失控书写更好。

3、艺术“风骨”之论

于是，我们重新审视以往认为古代书法理论不重逻辑，缺少思辨的看法，不能简单地认为是中国人思维方式的短板。恰恰相反：正是从古至今思想家、哲学家更加重视直觉思维，崇尚语言的含蓄和文学性表达。可以说：中国书法的中国表达，恰恰以直觉思维进行描述更加合理。这里以“风骨”的古典中国式论述即可以见出端倪。

刘勰《文心雕龙》中对于艺术想象和欣赏之条分缕析中，“隐秀”、“风骨”论最为理性化，但是也显得含蓄。于是产生较多理解上的歧义，后来，宋代张戒对于刘勰“隐秀”之解释显得较为合理：

“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7]

书法在魏晋时代直到唐宋时期，主要是对于中国文学审美“隐秀”观在书法中必然得到体现。我们知道：绘画中大量留白给人想象空间，同样书法也有留白和空间论，所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8]之说法。

“风骨”是在“隐秀”基础上的突破，对于避免“隐秀”走向平庸有重要作用。同时“风骨”的理解出现分歧，产生了五种看法：

风骨的种类　主要观点　分歧　书法意义1　风即文意，骨即文辞　不合原意，“风”与“情”不等同　1、书风关联；2、情感联系困难；2　概括艺术风格的概念　不同艺术风格作品都可以有“风格”　1、书法风格慨念形成1、书法作品重“神”，出现“神品”说；2、自然与天成的联系与区别4　一种美学标准、美学要求“风”不完全等于情志，“骨”与“辞”之间不对等3　一种美学标准，具体内容是“传神”、“自然”“风骨”与“传神、自然”之间虽有联系，但是不能等同已经出现比较成熟的书法“形神”观，“神采为上”得到倡议5　情的因素+理的因素　与感化的力量相联系，但缺乏说服力　情感表达与书写技法受到启发和影响

虽说“风骨”主要是文学美学范畴，对于书法之影响也必然形成。书法创作与日常书写比较而言，魏晋时代更加注重自然。这时书法作品体现“风骨”，与其说是作品本身，不如说是书写结果带来的思想内涵。

二、交游篇

1、怀素交游简况

756年，安禄山称帝，玄宗西奔。颜真卿带兵抵御叛军。同年，张旭与李白相遇于溧阳。此时怀素20岁，苦练书法，弃笔堆积成“笔冢”。好饮酒，醉时亦书，甚至超过王献之书写时之情状，得“醉僧”之名。当时太守王邑看望怀素，有诗《怀素上人草书歌》。吏部尚书韦涉途径零陵，看了怀素的草书称赞说“此沙门札翰，当振宇宙大名。”也就是自这一年开始到800年，怀素开始了一生之书法交游。

中唐书僧怀素与当世名流交往比较频繁,根据《明一统志·永州》的记载,当代著名人物赠歌称赞他的草书就有39人之多 (卷六五)。对这39人,其人其事现在虽然不少已无法全部考知,但从历史遗存来看,还是可以略知一二。可以考知与怀素交游的当时知名人物有韦陡、卢象、邬彤、李白、李舟、元结、张谓、徐浩、王邕、苏涣、朱逵(一作遥)、窦冀、许瑶、鲁收、戴叔伦、马云奇、颜真卿、任华、钱起、陆羽、皎然、叶季良、杜甫等人。[9]

怀素书法交游是较为特殊的。正如其《自叙帖》所言：“…遂担笈杖锡，西游上国，谒见当代名公，错综其事。…”[10]然而其书法艺术在晚年却更进一步，至少是其书法风格体现出更多的沉稳。当然，这与其思想变化有不可分之关系。

2、怀素交游简表

时间（公元）人物姓名　交游地点　出处　备注王邑　零陵《怀素上人草书歌》怀素始驰名乡里756韦陟　零陵　此沙门札翰，当振宇宙大名。758　卢象　岳阳《草书歌行》《自叙帖》中保留两句“初疑轻烟淡古松，又似山开万初峰。”759　李白　零陵《草书歌行》有学者以为伪作761　朱遥　衡州《怀素上人草书歌》《全唐诗》卷204　两人客舍相遇764　苏涣　潭州《怀素上人草书歌》苏涣中进士765　张谓　潭州　知遇　张谓时为潭州刺史766　李舟　湖南《赠怀素草书歌》诗中将怀素与张旭并列徐浩　广州　苏涣《赠零陵僧》有：“兼送謁徐广州”　怀素向徐浩请教笔法邬彤　湖州　邬彤是张旭学生，怀素后师于邬彤马云奇　潭州《怀素师草书歌》该诗770年作768　张谓　长安　怀素随张谓到长安　9月观《曹娥碑》，存有“唐大历三年秋九月望沙门怀素藏真题”款770　马云奇　长安《怀素师草书歌》存疑772　颜真卿　洛阳《怀素上人草书歌集》颜真卿作序文773　李邕　永州《怀素上人草书歌》李邕任刺史767 774　高僧　衡山怀素游衡山775　颜真卿湖州　怀素见颜真卿、钱起钱起777　颜真卿　洛阳　请教笔法782　陆羽　洪州《自叙帖》怀素书《自叙帖》787　陆羽《怀素传》800怀素事迹无考。

3、怀素交游中的几个问题思考

首先，怀素交游广泛与其身份相符。怀素本身即为云游僧，书法交游完全合理。

其次，交游并非全为名利。756年，怀素不足20岁，深得地方官员推崇，始云游四方。交友中包括与颜真卿、李白之间。狂僧之名主要指其书法，而不是其人品。

怀素之狂，其实狂在草书，且时在青、中年时期。当怀素自京还乡之后，不见再出远游，更无见有好事者称狂的应景诗篇。[11]

董其昌《容台集》云：“余谓张旭之有怀素获犹董源之有巨然,衣钵相承,无复余恨,皆以平淡天真为旨,人目之为狂,乃不狂也。”指出了旭、素“狂草”狂而不怪的特点。[12]

“醉”、“颠”或“狂”，“都体现了一种解除个体化束缚、摆脱世俗功利的考虑，最大限度地放纵和宣泄自身的情感体验复归最本真的内心神秘体验获得与世界高度融合的极大快乐。”[13]

再次，交游对于怀素书法风格之变化也有影响。最初是交游中李白之建议有一定作用，后来颜真卿之言对于怀素影响更大。

三、小结

总之，怀素所处的中晚唐时代既有魏晋时道家思想之影响，在盛极而衰之时，怀素作为僧人不可能在思想上没有思考。而且，勤奋与广泛交游中，草书得到发展和提升。因此，今天草书家在学习之时，除去技法之锤炼外，锤炼自己的思想——包括哲学、艺术等，还可以在与别人交游中不断提升和磨练。“唐代狂草是草书发展史上的高峰，因为狂草的出现，书法的章法观念、形式观念发生了深刻变化。”[14]结合怀素个人书法交游，对于草书发展史来说，在当代书法艺术更加注重思想对技法之统领和交游更加频繁的时代，草书盛世的看法甚至的论已经得到确定。也正是从这个角度上说，怀素的思想与书法交游，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

注释：

1．庾肩吾《书品》，选自《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2012年版，第87页。

2．侯开嘉《法度与表意的冲突——唐代书风漫议》，选自《中国书法史新论》第7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8月版。

3．戴小京《严峻的思考》，《二十世纪书法研究丛书当代对话篇》，上海书画出版社，2008年4月版.

4．同上。

5．宗白华《美学散步》，《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 356页。

6．王飞，《怀素草书笔势与体势研究》，2012年，中国艺术研究院硕士毕业论文。

7．引自张戒，《岁寒堂诗话》，原为《文心雕龙.隐秀》是残篇，原文中没有，待考。

8．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含蓄》

9．熊飞《中唐书僧怀素交游考》（一）《咸宁学院学报》2003年第一期，第15页。

10.《怀素自叙帖》，胡紫桂、陈阳静主编，湖南美术出版社，2016年版，第3—4页。

11．朱关田《从怀素说起——对当前书学研究的一点意见》，选自《初果集》，荣宝斋出版社，2008年版，第137页。

12．转引自李永忠《草书流变研究》，首都师范大学2003年博士论文。

13．邢煦寰《隋唐书法艺术史论》，江西美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198页。

14．胡抗美《中国书法章法研究》，荣宝斋出版社，2014年版，第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