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谢耀亭

荀子，作为先秦儒学的殿军，近二十年来，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这从近二十年来学界发表的学术论著，及以荀子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的举办便可深切感受到。荀子受到重视，有学术自身发展的原因，即荀子思想在以道统为指引的古代思想学术中，被重视的程度不够，当中国传统文化不断受到西学冲击之后，儒学自身的变化与发展，引起学人对荀子思想的重新重视。近二十年来，秦汉简帛的不断出土与发现，引起学人对先秦两汉学术史的重新审视与认识，荀子的思想也引起了人们的再度关注与探讨。荀子思想的研究，是近些年思想史研究领域中的热点内容之一。

高专诚先生的《荀子传》（高专诚：《荀子传》，北岳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下文标页码处均出自该著，不再另注），是新近研究荀子的一部力作。为名人作传，实属不易；为荀子作传，更是困难。这不仅因为荀子距离我们时代久远，我们需要透过层层迷雾，追踪荀子思想的层层脉络；更需要扎实的史学、哲学功底，精准把握荀子思想的精髓与意蕴。这并非只需“坐冷板凳”便可完成的工作，更需要高深的学养和对学术的真诚与坚守！为荀子作传，还有一个困难，是此前已有学人为荀子作了不少传记，从清代胡元仪的《郇卿别传》，到当代孔繁的《荀子评传》、郭志坤的《荀子评传》，就荀子生平经历、思想体系进行专门研究者，不胜枚举，这也为后来给荀子作传者，增加了无尽的难度。由此略述，便可知高专诚先生《荀子传》的撰成出版，实属难能可贵，在荀学研究史上，更是一件非常有意义、有价值之事。

高专诚先生素以研治先秦两汉思想史、三晋文化见长，曾有幸拜读过高先生的《孔子·孔子弟子》《子夏与三晋儒学》《荀子与先秦学术的终结》及译著《荀悦与中古儒学》等论著，受益良多。高先生不仅熟稔先秦儒学经典，更在挖掘三晋儒学发展与演变方面，功不可没，泽及后学。高先生的学术积淀与学术素养，使得《荀子传》成为荀学研究中的一部高水准著作。

《荀子传》一书精义纷呈，整体而言，在方法论上、具有指导意义的研究范式上，有以下四个方面值得借鉴和学习。

第一，知人论世的思想史研究方法。思想史有其自身应遵循的研究方法，我一直认为思想史，应是历史的浓缩与提升，脱离了历史的思想史研究，会显得无根而漂浮，因而也不会真正探索出思想发展的历程，更不会展现出活生生的思想场景。《荀子传》紧扣历史的发展进程，探讨荀子生平与思想。高专诚先生在“后记”中说：“本书对于荀子生平的叙述也做了一些新的尝试，其中最明显之处，是将荀子生平事迹与他的思想成就相关联，特别是在叙述方式上，并没有在书首以专章介绍和考证荀子生平事迹，而是把荀子生平所历分成四个主要阶段，与荀子思想发展的进程做了对应。”这样的处理方式，无疑是恰当的。孟子曾言：“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孟子·万章下》）人物、学派的思想与认识，前后可能会出现变化，这是真实的存在，且已为学人普遍认同。高专诚先生自己对荀子的认识也曾发生过变化，他在“自序”中说：“三十年前，我撰写《孔子·孔门弟子》，第一次通读《荀子》，也曾发表意见，认为荀子是个过度刻薄的人。这三十年来，因为作文之故，经常翻阅《荀子》，不时隐约自省，逐渐感觉到当年的意见总有些不妥。此次两年撰书，细读《荀子》全文及各家考校，最终猛醒，原来是我们的立足点太低，视域太小，无端放大了荀子思想的某一点，方才导致以偏概全之陋见。”这是高先生近三十年来，对荀子思想把握不断提升的心路历程，也可以看作是高先生思想前后变化的一个见证。由此推展开来，历史上思想家的思想，前后或有所发展变化，而引起思想变化的，与其自身的经历当不无关系。高先生将荀子的生平事迹与其思想发展历程相对应进行考察，显得非常恰当，展现出来的思想历程也更加真实可信，这样的思考与写作方式，应成为思想史写作较为理想的范式。

第二，对荀子地位的再认识。作为先秦儒学的殿军，荀子的思想，理性中透着深邃，批判中彰显真知。荀子不仅对先秦儒学有一批判之总结，更对先秦诸子思想有一批判之总结，这在其《非十二子》篇中便能深切感受到。荀子在汉唐间的影响颇大，地位较高。两汉以经学为盛，而汉代儒家典籍的传授，有许多又与荀子有关。宋代道学兴起，道统提倡，荀子被排除在道统之外，其影响及地位才日渐下降，以至于《荀子》一书，最终也未能升入“经部”，而屈居于“子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道统大盛之后，荀子思想的影响荡然无存，高专诚先生指出：“宋代理学家对于人性的气质之性和义理之性的区分，实际上是深受荀子人性观的启发和影响。”（第470页）从中也可以看到荀子思想在实际思想领域的影响。先秦儒学，作为原始儒学形态，自孔子开启后，思孟学派与荀学各有自己着力发展完善的方向，这本无高低上下之分，或者可以说，正是由于孔门后学的分途发展，才使得原始儒学的精义，在各个方面得以彰显和成熟。我近些年来研习先秦儒学的感受：思孟学派彰显了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精神，荀学彰显了儒家的理性主义精神，他们皆发展了孔子精神的内涵，使孔子精神更加充盈、更加彰显、更加完善，也使原始儒学最终走向成熟，步入到下一个发展阶段。如此看来，荀子的地位不可以被忽视，更不应被低估，高专诚先生在精研荀子的基础上，认为“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荀子也许并不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但是，从对社会现实和历史进程产生影响的角度来看，荀子必是中国古代最有贡献的思想家”（第1页）。“纵观中国古代思想史，除了荀子，很难有第二位思想家可以用‘博大精深’来形容其思想成就。荀子思想涉及当时思想界的各个领域，并且还有自己的新拓展。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在他涉及的每一个领域，荀子都能在前人的基础上达到一个新的高度。”（《自序》）高专诚先生对荀子地位的认识，是建立在对荀子思想系统的梳理和分析基础之上，举凡荀子所论礼义之道、名实之论、人心人性、天人之分、王霸之道、君臣之义、经典教育、文学音乐，皆有精深的剖析，尤其是对荀子思想中儒法共存的学理，及其后世的影响着墨颇多，论析精彩，因此得出这样的结论，也是较为可信，能为读者所接受。荀子地位的正确认识和定位，对于推动荀学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不仅有利于充分发掘荀子思想内涵，更有利于学术史上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第三，扎实的史学考证基础。思想史、哲学史的研究，不可忽略史学考论，基本成为学者的共识。冯友兰先生不断修订《中国哲学史新编》，也说明了思想史、哲学史的研究与史学研究关系密切。荀子研究中，有许多问题一直以来颇多争议，如荀子游齐的年龄，历史上有“年五十”和“年十五”之争，这不仅涉及荀子游齐时的年龄，更影响到荀子的寿数，以及荀子学术思想来源等诸多问题。此问题在20世纪上半叶的“古史辨”运动中曾引起学人激烈争论，其后不断有学者探讨此问题。赞成“年五十游齐”的，有颜之推、汪中、胡适、罗根泽、蒋伯潜、梁涛、池田知久等学者；赞成“年十五游齐”的，有刘向、晁公武、梁启超、钱穆、梁启雄、游国恩、刘蔚华等学者。《荀子传》自然不能回避此问题，高专诚先生从文法角度、传写讹误方面论证之外，又从游学距离、游学资格、儒学学养三个方面加以情理分析，认为是“年五十”而非“年十五”，本人深表认同，赞同荀子“年五十”始游学于齐的观点。此外，在荀子姓名尊号、生卒之年、出生之地、学术师承、稷下先生等方面，高先生皆有考证分析，体现出扎实的史学考证工夫。扎实可靠的史学考证，为名人传记写作必备之条件，这不仅影响到对思想家的生平了解，更会影响到对思想家思想历程的分析。高专诚先生以扎实的史学考证为基础，探究荀子的思想历程，让读者读后会备感真实，极易认同。

第四，对三晋儒学线索的梳理。高专诚先生对三晋儒学的累年研究，为人们认识、了解三晋儒学做出了学术贡献。《荀子传》中专门探讨了荀子与三晋儒学的关系，这是同类著作中不多见的，也是本书亮点之一。高专诚先生早年对孔门弟子有过研究，且对子夏用功较勤，不断挖掘子夏思想的内涵及其对三晋儒学的贡献，常为学界称道。孔子去世后，子夏回到魏国设帐授徒，儒学始在三晋大地上流传开来，子夏为三晋儒学创始人。梁启超先生曾有论断：“当孔子在世时，其学未见重于时君也，及魏文侯受经子夏，继以段干木，田子方，于是儒教始大于西河。文侯初置博士官，实为以国力推行孔学之始。儒教第一功巨，舍斯人无属矣。” 由子夏而到魏文侯，儒学由民间传授到国家推行，子夏的设教，不仅开创了三晋儒学，也为儒学在战国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三晋儒学发展史上，子夏生活于战国早期，荀子生活于战国晚期，战国中期三晋儒学的发展情况，因文献不足征而陷于难解之地，高专诚先生分析：“荀子以儒为主、儒法并重的思想特色，在子夏和李悝思想中表现得相当明显。这样一来，从思想继承和发展的角度来看，荀子思想的来源就非子夏思想和李悝思想莫属了。”（第27页）这样深入思想内部的剖析，深具启发意义，为进一步深入探究三晋儒学的发展与流变，提供了进一步思考的空间。

总之，高专诚先生的《荀子传》是一部值得认真阅读、学习的佳作，也是荀学研究中的一部力作，对深入了解荀子生平思想，把握儒家精髓大义，推动荀学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