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 孙生民

“90后”写作如今已成为文坛议论的热点。尽管大家都清楚地意识到以所谓的代际写作来谈论“90后”写作有可能会淹没“90后”写作的个性与特征，但以代际写作来谈论同代作家写作会带来诸多便利，同时也会凸显同代作家写作的某些共同特征。“90后”写作明显不同于“80后”写作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他们不像“80后”作家，以“叛逆”的姿态，从网络和新概念作文大赛出发，更多的是通过传统文学期刊登场，每一位“90后”作家都从自身经历出发，回归生活本质，试图讲述中国故事，为一个时代与社会赋形，旨在勘探日常生活中人的处境以及人与人、人与世界不可调和的关系问题。由于内心潜伏的对文学和文学价值的认知、立场、情感以及最终抵达的地方不同，他们的写作呈现出“异质化”倾向，并且以自身的创作建构起自身独特的形象，“90后”作家甄明哲就是其中的代表。

就我有限的阅读视野，粗略统计了一下，从2014年起到现在，甄明哲在各种期刊上已发表了《湖的另一面》《你见过麻雀的尸体吗》《苏州河》《美国，在鞋子里》《红塔山》《池中金龙》《集装城》《京城大蛾》《去亚细亚，买一条新裤子》《菩萨的威力》《布达拉宫下的左旋柳》等十多篇独具特色的中短篇小说。小说何为？小说唯一存在的理由就是去发现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在我看来，甄明哲的一系列小说都集中体现了对他人、世界和自身的态度，是他理解生活的一种方式。他写小说，写许多人的生活，是为了探求更多的生活可能性。米兰·昆德拉在《关于小说的艺术》里曾说：“小说考察的不是现实，而是存在。存在不是已经发生了的事物，存在是人类可能性的领域，是人能够成为的一切，他有能力做出的一切领域。小说家通过发现这种或那种人类的可能性来绘制存在的版图。”这就是说，我们需要通过小说来重新理解、创造可能的世界，而不是我们看到的任何已知的世界和现实，小说要从现实的不可能呈现出可能，呈现出比现实更多的真实性，这样才能给时代进行隐喻提供多样化的潜能。甄明哲就是想深入日常生活的内部，探寻人存在的可能性。他认为不同的生活方式之间存在的是不同的价值选择，而这价值就包含了人们对“我要做什么样的人”“我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我将要到达什么地方”的理解，也包含了人们对生活更多可能性的想象。要想表达这样的想法，只有通过故事和人物，因为故事和人物蕴含价值，包含人生的信念和具体的活法。甄明哲就是通过他的系列小说，从“日常”中找出“非常”，讲述当下青年有深度和温度的故事，颇具野心地塑造了一群栩栩如生的新时代青年形象，表现了他们面对转型期物质化、欲望化生活的选择、困惑与思考，凸显了一代青年人的精神突围。

《京城大蛾》（《青年文学》2017年第5期，《小说选刊》2017年第6期转载，收录于《2017青春文学》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就是用自叙传方式书写时代青年的生活样态，呈现当下特定境遇下青年人对不同生活方式和生活姿态的选择，意在揭示“90后”的精神状态和一代人的精神境遇，客观上提出了“90后”青年的精神出路问题。小说里写了三种不同的青年人的人生状态：罗文，一个新世纪“不识时务”的“京漂”文艺青年，这个类似堂吉诃德、带有病态的理想主义者最后被欲望化的现实无情吞没；一个在家乡做公务员的朋友，生活优渥，事业有成，却对京城生活和罗文式理想生活充满向往；“我”，一个正在为生存打拼，貌似现在有点小小成功的“京漂”。小说隐含着三种不同生活状态与两种生活空间的对比，小城生活在朋友眼里苟且平庸，缺少诗意，对之厌倦和愤慨，在“我”眼里代表着成功和安逸；罗文的京城生活在朋友眼中代表着诗意和理想，在“我”的眼里则代表着冷漠和现实。小说以“我”回到故乡与朋友相聚开始，朋友厌倦世俗成功的小城生活，对京城的生活和当作家的理想念念不忘，于是以“我”的视点讲述了罗文的故事，以罗文的发疯结局奉劝朋友对于京城生活不要抱有美妙的幻想。罗文渴望摆脱功利化、物质化的常规，在大都市过上纯粹诗意生活的企图无疑是一种“飞蛾扑火”的举动。事实并不是如此简单明朗。这样的小说叙述方式和叙述模式自然是对鲁迅的小说《在酒楼上》的传承和致敬。《京城大蛾》中“我”和朋友的对话，与《在酒楼上》“我”和吕纬甫的对话何其相似，叙述者“我”将主体渗透入小说形式。小说里这个朋友和罗文实际上是同一种人，两者都有相似的理想。而“我”其实是这两个人的不同侧面或者内心矛盾的两个侧面的外化，实质为一体三面。小说里“我”在叙述罗文“读书，写作，生活”时艳羡、怜悯的语调，已暗含了对这种理想生活的憧憬，只是“我”为了世俗的生存，不得不暂时放下自己的理想。其实，小说里罗文的地下室以及郊区荒废的实验农场日常生活，逼仄、寒伧，朝不虑夕，这个“饥饿的艺术家”仿佛“穴居”中的卡夫卡，目标明确，但道路迷失。发疯的罗文让人情不自禁想起鲁迅笔下的狂人，这是否是一个新的寓言？！小说把人置于非人的境遇中来写，描写这一生存悖论，才能够更深刻体现生活本身与生活目标之间的背道而驰。至于对“生活”还是“生存”这一卡夫卡式的难题的叩问，把“生活”和“生存”区别开来，是为了探查人类可能存在的新路。“生存”，指向的是庸常的过日子的哲学，这是时间意义上的日常生存，它背后可能蕴含的是世俗、苟且；但是罗文所说的“生活”，是要“过有难度的生活”，所要追索的是价值的确认，这是价值意义上的日常生活，是担当，以及对理想的向往。这样的“生活”是自觉地产生意义的生活。这种关于“生活”还是“生存”的追问，指向的是当下现实语境下错综复杂的精神症候，更是直逼当代青年选择什么样生活的尴尬处境，为一代青年人留下精神追寻的证词。

人应当选择什么样的生活，应当如何活着，这是转型时代每一个中国个体所面临的普遍选择困境，也是甄明哲小说一直想表现的主题。《京城大蛾》里的罗文、“我”为了选择“生活”或“生存”，不得不一次次“逃离”生活的故乡和城市中心。这一代青年目睹农业文明的道德伦理遭到工业文明和商业资本世界的嘲弄和摧残，生活在现实和内心巨大的分裂和痛苦中，他们饱受煎熬，内心焦虑，在无措的现实面前，惶恐不安，他们失去的是生活的根基和信念。“逃离”是他们寻求突破困境的尝试，是一种不计得失的突围，是为了选择更好的生活，同时，也是甄明哲小说的叙事模式。《集装城》（《牡丹》2017年第6期），就是写当下语境下一群苦闷彷徨的青年“逃离”的故事，书写了他们在商品世界里的焦虑、孤独与困惑，表现了人与现实难以调和的紧张关系。每个人似乎都有一个“波澜壮阔”的人生，“我”作为一个白领，一路从京城、丽江漂泊到羊城；艺术青年山峰、山野从东北老家漂泊到羊城；彩是一个离家出走的年轻女模特，原本就生活在羊城，有个温暖富贵的家庭。这些青年带着各自的经历、各自的伤痛聚集到集装城。“这儿是穷人的地方，羊城是有钱人的，不是我们的。”集装城与现代高档社区和豪华的消费场所都是羊城，甄明哲通过集装城这一公共生活空间让我们窥探到两个不同的世界和不同生活状态的人，这就是当下中国特定的碎片化的生存图景。他们中的代表彩说：“自己天生就是一个憎恶家庭的人，这就是她难以抗拒的命运。她憎恶家庭，憎恶父母，憎恶孩子，憎恶和幸福、稳定有关的一切东西。在那个看上去如此幸福、如此美满的家庭之中，有某种让她作呕的东西，在她身上划下了足够深的伤痕，并且至今都没有愈合。”这里不同人物的逃离也好，离家出走也罢，都是对现存机制和秩序的天然质疑，而他们在寻找理想、追求自由的过程中随时都有可能遭遇迷茫。家庭是社会的缩影，是秩序的对应物，拆迁队以及背后的上级指令，也是冰冷的社会秩序的象征物，对叛逆和个性的压制从家庭一直延伸到社会现实的各个层面。小说《集装城》最后写到集装城在暴风雨中消逝的场景：

河面是那么的宽阔有力，一片汪洋，整个集装之城已经被淹没得看不到了。成吨的垃圾在河水中打着巨大的漩涡，像是一片又一片漂流的大陆，无数彩色的电灯泡，正在这汪洋恣肆的河水中微微闪烁。红的，绿的，蓝的。那些挂着灯泡的集装箱，一节一节地在水中随波而下，时隐时现，像是无数艘万吨邮轮，在茫茫夜海中航行着。

……

我们看着这毛骨悚然的场景，震惊得一句话都说不上来。在那蓝色闪电一般的风雨中，我们默然无语。我突然想到，我该像当初跳上一趟火车一样跳到集装箱上吗？我会漂流到哪儿去呢？我会活着吗？我会死吗？

这或许就是集装城世界在高歌猛进发展的当下唯一归宿吧，也许正是人的生存困境的象征。“我会漂流到哪儿去呢？我会活着吗？我会死吗？”这种带有歇斯底里式揪心的发问，是质询生活和存在的本相，也是对“逃离”寻找无果的焦虑和绝望，更是对风雨飘摇人生中不确定命运的无奈和困惑。

所有的一切都是在不安和迷茫中寻找。《美国，在鞋子里》（《大观》2015年第12期）就描写了一个不安于现状的小镇少女丽丽。“从小丽丽就对美国有着无限的向往。”丽丽是家里三姐妹中的另类，小镇人眼里的“异类”，她“逃离”家乡海盐镇到厦门圆她的美国梦，最后却被大姐和警察带回小镇，唯一获得的是一双货真价实的美国鞋子，就是这双凝聚丽丽梦想与希望的美国鞋子，在二姐看来，“在美国，只有最穷最贱的人，才会穿你这种鞋”。丽丽费尽心力的寻找就极具反讽意味地落入了一个可怕的美国式噩梦。丽丽想过自己的生活，但因叛逆“离开正道”无法控制，一次次召唤新的行动，一次次挑战现存秩序，但是所有的努力在当今急功近利的氛围里只能是徒劳。

此在的尴尬，彼在的迷茫，这正是当下青年真实的生存处境。苏格拉底曾经说过，未经省察的人生不值得活。《布达拉宫下的左旋柳》（《山西文学》2018年第3期）甄明哲沿着这一主题进行了更深入的开拓。小说里大云、何彼鸥、杜夕和“我”两男两女四个人，每个人带着不一样的过去来到拉萨，来到同一个单位，租住在同一套公寓里。或者说他们为了寻找什么逃离至此，或者是为了躲避什么来到这里，尽管目的不一，但都殊途同归。他们每个人背后都有更为复杂的人生，大云是个小时候被人轮奸过的精神有点不太正常的女人；何彼鸥是曾经经历过痛苦，现在厌倦现实的一切，沉溺在自己世界里的“宅男”；杜夕到现在是个顺风顺水没有受过什么挫折的女人，唯一的不如意是曾经遇到一个变态男友；“我”是一个有过网恋，整天看小视频、动画片，无所事事的“年轻的中年人”。小说就是写这四个人，他们的日常生活片断和心情，他们对过往生活的回忆，他们在拉萨的出游以及围绕天下稀少却在布达拉宫下痛苦生长的左旋柳引发的“没有痛苦的人生究竟值不值得活”的争论。但小说最后交代，质询别人的活法，坚持“没有痛苦的人生不值得活”的大云，利用自己的悲惨过去和精神病，博得大家的怜悯与同情，不断地要挟大家，在现实生活中却是个经常制造谎言、制造摩擦的告密者。这种“平庸的恶”或者说“弱者的罪”，给看似充满正义的人来了个极具反讽色彩的釜底抽薪。甄明哲曾经在创作谈中说过，看法是不可靠的，只有事实才是可靠的。小说没有给出答案，只是表现人物的生存处境，关注个体在社会中的境遇，试图去理解人物的欲望和痛苦，还原事情发生的真实状态，直抵人心和人生的根柢。

在变化的现实和城市格局当中，那些逐渐压缩的生存空间，那些不断消失的人们和正在被海量信息淹没的独立意识，在看似城乡一体化的凯歌声中，一代青年人正在荒凉的废墟上艰难跋涉乃至迷失方向。《红塔山》（刊于《大观》2015年第12期），写的是一群大学生精神溃败、不断堕落的故事。这是欲望时代的精神沉沦，还是青年一代对现存秩序和规范变相的反抗，我们不得而知。老金、刘磊、“我”尽管来自不同阶层的家庭，但都一样失去生活目标，空虚寂寞，灵肉分离，不断自我放逐，在他们眼里一切都是欲望和金钱的载体和象征，从红塔山香烟到发光的大雁塔以及租住的公寓楼。“我们”大学的主要生活就是逃课、抽烟、喝酒、泡妞、打游戏、外出游玩。尽管小说结尾处，“我”出于爱心对一只受伤的小猫争夺，给灰暗的自我成长一点亮色，但是那些小孩正在重复我往日残忍的虐猫行为，如此轮回的举动，一定与我们当下价值、伦理失范有关，又何尝不是对我们当下教育失效的深刻反思。

《苏州河》和《池中金龙》这两篇小说写的都是少年成长的故事。《苏州河》有点类似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题材也许来源于新闻里关于青年打工者跳楼自杀的报道，甄明哲借小说试图还原制造了打工者“八连跳”的真相。小说里“我”带着对诗意苏州的向往来到苏州的一个叫黄厝镇的电子厂打工，但想象的苏州与现实的苏州迥然不同。现实的苏州黄厝镇电子厂无聊、乏味，没有任何文化娱乐活动，有的只是单一的机械的疲劳操作。聚集在一起的打工青年，青春荷尔蒙无处宣泄，苦闷，找不到出路，于是打架、斗殴、抢女人、比狠，最后“我”想离开时却因喜欢的女人被“工头”派人踢下了高楼，因天堂苏州的诱惑来到这里，却因这里非人的处境失去了生命。当然，我们也能从普通青年人生活中挖掘到闪光点。《池中金龙》写“我”在成长中不断失去的故事。“我”生活的槐树街，奉行“以丑为美”的审美法则，“身为男人，越丑越好。令人作呕的面孔和身躯可以捍卫一个男人的尊严”。攀比成风，“主妇们比丈夫，丈夫们比丑，儿子们比爸爸，在爸爸不中用的时候，爸爸和主妇们就不约而同地比儿子”。这里的人们因资讯闭塞和不知规则盲目甚至带有点摧残地教育孩子，“我”的父亲面对变化不居的现实不知所措，“我”少年时的“精神之父”老龙，少年时的偶像小龙，都因不合时宜被时代所抛弃。小说为“我”的少年时代唱了一曲凄凉的挽歌。

生活不仅仅如此，它应该有更为宽广的时代内容和深刻的人性内涵。《去亚细亚，买一条新裤子》（刊于《大家》2018年第3期）这篇小说作者运用了自己生活的一些经验和积累，借亚细亚这个商业符号，将“我”的家庭生活与时代的变迁联结在一起，真实呈现了当事人的处境、感受以及现实社会的美好或残酷。面对变化的时代，“我”的一家曾经有过梦想，也曾经尽力过，但终究被生活所淹没。小说的叙述在“我”的童年生活、高中生活、大学生活之间来回穿梭，凸显了“我”在不同时期一条裤子所给我带来的困扰，表现了个体尊严的凛然不可侵犯。《菩萨的威力》（刊于《西湖》2018年第7期）采用了在甄明哲小说中很少见的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叙事视角，所叙述的人物和事件可以不受特定的时空限制，叙述者冷眼旁观，便于通过想象和内心逻辑来重构纷繁复杂的现实，利于客观公正地讲述故事。小说一开始就交代李默一家生存的环境，老旧的房子，以武力示威互不相让的邻里，这是当今许多底层百姓生活的缩影。为了改变生活现状，李默的父亲李树功组织过工程队替建筑商施工，可因建筑商拖欠工程队工人工资，以致李默一家生活陷入困顿之中，李默的母亲为此虔诚地请来了观音菩萨保佑全家。李默所在的学校只知按分排座，不对学生进行常规的法律、道德伦理教育，这样不可避免发生了校园欺凌事情。因人大代表父亲为学校捐资建楼而进入高中读书的校园霸王，不问青红皂白殴打了李默，可李默胆小的母亲却带着李默主动上门道歉。自感失去颜面的李树功酒醉后对妻子、儿子实施家暴，并将妻子视为至高无上的菩萨摔成了几瓣，最为吊诡的是，本是保佑平安幸福的菩萨最后却成为对付家暴的凶器，或许这就是本文起名为“菩萨的威力”的原因吧。整篇小说和现实混在一起，故事也不成其故事，将几段生活场景通过观音菩萨像有机串联，文本多义而曲折幽深，普通人的酸甜苦辣，庸常生活背后的沮丧、辛酸和无奈，就在这种串联当中烘云托月般地呈现出来。

综观甄明哲的小说创作，基本上都是以第一人称“我”回顾性叙事的常规视点来叙述故事，保证了对一代青年命运观照叙事的亲历性、可信度和深广度。虽然小说大多叙述的是过去发生的事情，但叙述者“我”不仅仅从当前的角度来追忆往事，而且从正在经历事情时的角度来叙事，有时叙述的视点，因人物参与对话与争论，自觉与不自觉地从“我”游离到小说的其他人物身上，因克制公正的叙事态度，叙述者“我”的声音与其他人物的声音保持同等的地位，这样小说里常常回响着不同的声音，造成了文本的多义性、复杂性，形成了小说的复调。当然，在行云流水般的叙事过程中，甄明哲擅长在小说结尾处来个小小的反转，比如主人公的发疯、自杀，或者是偶像的坍塌、菩萨像变成凶器、渴望得到的美国鞋子成为噩梦，等等，瞬间瓦解了苦心经营的文本大厦，消解了原有的文本意义。不仅如此，甄明哲的小说大多从写实层面步入象征层面，这与他对小说语言的锤炼与对小说空间美学的营造有关，也与小说标题特别是行文中无处不在的隐喻有关。比如“京城大蛾”“集装城”“苏州河”“红塔山”“池中金龙”等，这些精心打造的隐喻因具体的叙述自然而然地进入了象征层面，象征了一代青年人的生存困境和精神突围。

我们愿意将此作为下次言说甄明哲的开始。

2018年7月21日于映月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