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 黄维梁

陶然的长中短篇小说集有《与你同行》《一样的天空》，《蜜月》《岁月如歌》《陶然中短篇小说选》等很多种；2015年出版《没有帆的船》，是他的小说自选集（香港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本自选集的首篇，是陶然生平“公开发表的第一篇作品”，1974年春天写作发表的《冬夜》。

陶然原籍广东蕉岭，出生于印度尼西亚万隆，回国读书，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1973年秋天移居香港，半年后发表了《冬夜》。这篇小说的叙述者张诚年纪二十几，在名为“绿岛”的餐厅当侍应生（服务员）。冬天某日，临近午夜，已无顾客。冷清中，一个年轻顾客进来喝咖啡，张诚为其服务，觉得客人颇为面熟；另一个侍应生王强告诉张诚，说此人是大明星廖化。张诚认为这个大明星就是他中学时的同学王利成，于是上前问他，希望获得确认，并叙旧日情谊。而此人则是困惑地应对，颇为支吾，一问一答之间显出不耐烦的神色，甚至恼怒，又是“满脸的冰霜”。他迅速把咖啡一饮而尽，说一句还得去拍片，匆匆付账就走了，临走时往张诚手里塞了一元硬币作为小费。

《冬夜》写的是一件小事，是生活中的一个小片段,手法平实，走的是写实主义（现实主义）路线。题材并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宏大叙事，技巧也不是意识流魔幻写实那一套，而它却颇为重要：为陶然后来的很多小说定了调，同时显出这位新秀作者已谙熟写作小说之道。方忠在《香港文学视野中的陶然》里说：“陶然的理想是美好的，但在高度发达的商业社会中又是‘不合时宜’的，因此其小说主人公往往经历坎坷，具有悲剧性的命运，作品弥漫着忧郁的情调。”（《没有帆的船》，附录，第383页）这篇《冬夜》有相当的“悲剧性”，有“忧郁的情调”。

陶然这篇小说在香港《周末报》发表时，题目被编辑改成《大明星的小账》；41年后收入自选集《没有帆的船》，作者把它还原为《冬夜》，这是正名。王蒙20世纪50年代的著名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发表时被改成《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后来王蒙把它纳入自己的作品集时，改回原来的题目，也是一种正名。王蒙的两个题目，语义是有差别的，但差别不算很大。《冬夜》与《大明星的小账》的差别，比起王蒙两个题目的差别，就大了。“大明星的小账”这几个字，完全让读者看不到丝毫“悲剧性”“忧郁的情调”；而“冬夜”两个字一出现，读者脑海里就会出现“阴沉”“矜肃”“寒冷”“黑暗”的画面。

白先勇1970年有篇短篇小说名为《冬夜》，“五四”时期俞平伯有诗集名为《冬夜》（其中有以《冬夜之公园》为题的）；往文学史上推，唐代的白居易有诗名为《冬夜》，如此等等。白先勇《冬夜》的阴冷气氛，欧阳子对比有过细致的析论（欧阳子：《王谢堂前的燕子：〈台北人〉的研析与索引》，台北尔雅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版）。俞平伯《冬夜之公园》有这样的句子：“淡茫茫的冷月”，“格外觉得清冷”，“‘乌鸦’不知为甚的叫得这般凄紧？”白居易的《冬夜》共16句，其首6句为：“家贫亲爱散，身病交游罢。眼前无一人，独掩村斋卧。冷落灯火暗，离披帘幕破。”“冷”是这几篇作品的共同关键词。

以上“阴沉”“矜肃”“寒冷”“黑暗”四个词语中，头两个见于《文心雕龙·物色》。“物色”指自然景物，这篇论的是自然景物和作者所书写情志的关系。《物色》篇这样说：“献岁发春，悦豫之情畅；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天高气清，阴沉之志远；霰雪无垠，矜肃之虑深。”由此可见秋天和冬天的气氛情调是“阴沉”“矜肃”；这个意思，两千多年前宋玉一句“悲哉秋之为气也”已有揭示。一年有四季，春夏秋冬的气候和景物不同（当然其不同与地域大有关系），予人感受也不同。把四季浓缩为春夏和秋冬两者，则春夏暖而秋冬冷，春夏喜而秋冬悲，正构成对比。纵观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我们大概可看出这样的分别。随便举些例子，如杜甫的《客至》和《登高》，其差异正是如此。

文学理论家佛莱（Northrop Frye）的四季原型论就是上述道理的一个体系性解说。“四季原型”是个简称，较为具体地说，则是“晨昏春秋人生文学的原型”，即将晨昏、春秋、人生、文学加以模拟，并说明其情调或意境。他的纲领式说法是：

—、黎明、春天，诞生时期。英雄诞生的神话，复兴、复活、创造的神话，击败黑暗势力、冬天、死亡的神话（因为四个时期是一周期)。附属角色：英雄的父亲和母亲。传奇、大部分的祭酒神诗歌、狂想诗文的原型。

二、日午、夏天，结婚或胜利时期。封神、神圣婚姻、进入天国的神话。附属角色：英雄的女伴与新娘。喜剧、田园诗、牧歌的原型。

三、日落、秋天，死亡时期。衰落、垂死的神、暴毙与牺牲、英雄疏离的神话。附属角色：叛逆者与女妖。悲剧和挽歌的原型。

四、黑暗、冬天，解体时期。这些势力得逞的神话；洪水、混沌重临、英雄失败、诸神式微的神话。附属角色：鬼怪与巫婆。讽刺诗文的原型。

佛莱从另一个角度阐释其理论，即“喜剧和悲剧的境界对比”，意指喜剧中出现的自然景象和人间事物，以及悲剧中出现的自然景象和人间事物，两者极不相同，构成对比。佛莱的《文学的基型》一文对此有所阐释，这里只引述他关于悲剧境界的若干说法：在悲剧境界之中，人是孤独的人，是被离弃或被背叛的人；环境则是荒野；在悲剧境界中，作品的结尾通常是人物离散（而非喜剧境界的欢聚）。（以上佛莱的理论，引自他的“The Archetypes of Literature”，此文载于W.J. Bate,Criticism： The Major Texts，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Inc.,1970）陶然的《冬夜》，当然不是西方古典意义上的悲剧，却正有忧郁阴沉的氛围，充满对人生对生活的负面描述。先说主角张诚。他是侍应生，而作者开章就描写“几个疲惫的侍者的身影”，笔触直接涉及张诚时，则是他“几年来饱尝生活的煎熬”，“万念俱灰地叹了一口气”，“满脸阴沉”，“‘与另一侍应生王强’相对默然”。到了“大明星廖化”从门外进入餐厅，“张诚从迷茫中立即惊醒过来”，“一股寒气扑上他的脸”。张诚与大明星接触、问答，最后张诚知道大明星塞给他的是一元硬币，“他感到受了极大的侮辱”，“双眉紧蹙”，“惨然地苦笑”，“一股愤怒的情绪”，“张诚的叹息声包含了复杂的情绪”。小说最后两段的描述包括“他朦胧地记起每次在万籁俱寂的冬夜中走回家时又冷又乏的苦处”；“他揉了揉又重又酸的眼皮”，“冷意又开始袭上他的心头”。以上的操作表情等，完全和高兴快乐的喜剧性氛围沾不上边。

《冬夜》的另一个侍应生名为王强，却不是强者。他16岁，“脸上已经开始爬出了几道轻微的皱纹”，“看上去显得比他实际的年龄要苍老得多”，“好像被那压抑的气氛感染……”“‘与张诚’相对默然”，“这时的王强仿佛一下子又变得老成了”。小说对王强最后的描述是“这时的王强憋了憋嘴，冷笑着说……”

王强不强，《冬夜》的强者是大明星廖化，陶然这样让强者出场：“从餐厅的弹簧门跨进了一个身材魁梧的年青人。”16岁的王强“看上去显得比他实际的年龄要苍老得多”；大明星大概比王强大10岁，却是个“年青人”，而且“身材魁梧”，他才是强者。不过，这个强者并不“扶弱”，他没有为“弱者”张诚和王强带来什么东西，除了那侮辱性的一元硬币。他只表现出“一丝冷冷的笑意”，对张诚“流露出不耐烦的神气，从鼻子里哼了一声……”身为大明星，和张诚讲话时“不觉感到大失身份，语气中已经明显地带着勃然大怒的味道了”；他与张诚的含糊应对，“那声音仿佛塞在喉中不愿出来，满脸的冰霜顷刻间也挤成一团麻木的笑容”。

人物之外，陶然对环境的描写，也与喜剧性的、嘉年华式的欢庆场面完全属于两个天地。他写道：“录岛餐厅宽敞的卡座已经空无一人”；餐厅与“外部世界隔绝了，自成一块寂寞的小天地”“若明若暗的几盏壁灯……无精打采地映着……”；“曾经有些生气的餐厅重归沉寂”。餐厅以外的世界呢，那是“万籁俱寂”，是有“冷意”的。环境的冷，和人情的冷融合在一起。大明星支支吾吾，不想和现在是侍应生的中学旧同学相认。因为二人身份一“高”一“低”，如果相认，就有降低自己身份之嫌；如果相认，并和他应酬交往，则会“浪费”自己宝贵的时间。大明星的势利无情，昭然若揭。古典小说《莺莺传》的张君瑞，有其“忍情说”，陶然《冬夜》写的是另类“忍情”。

《冬夜》之后，陶然的众多小说，常有批判现实商业社会中人的势利、冷漠、无情，袁良骏、吴义勤、蔡益怀等对此早有论述（蔡益怀：《陶然作品评论集》，香港文学评论出版社有限公司2011年版，第30页,第36页）。就此而言，这篇《冬夜》是在“开风气之先”，是陶然小说一个主题的缩影。

说回上面介绍的佛莱原型论。佛莱所谓“垂死的神、暴毙与牺牲、英雄疏离的神话”、“英雄失败、诸神式微的神话”的秋冬悲剧性人物与故事情节，其例证根据的是古希腊罗马的神话传说，以及亚里士多德论析的《奥迪伯斯王》（Oedipus the King）一类悲剧。现代的写实主义小说，自然没有这类角色和故事情节。不过，佛莱的原型理论，极具普遍性，我们用以分析现代的作品，自可剔除“垂死的神、暴毙与犠牲、英雄疏离的神话”“英雄失败、诸神式微的神话”等成分，而用其“日落、秋天”“衰落”“疏离”“黑暗、冬天、解体”“‘恶’势力得逞”“失败”“式微”等关键词及其含义。

根据上面笔者的引述和分析，我们把陶然的《冬夜》和佛莱的原型论加以比照，可看到《冬夜》所写，正有佛莱所说的秋冬原型。顺便指出，香港的冬天比起陶然读大学时北京的冬天，一点都不冷。当气温下降到摄氏十度八度，香港人就觉得“冻（冷）死了”（而有钱的太太小姐们的皮裘就可以炫耀了——经济学所说“炫耀性消费”的炫耀）。香港的冬天并不真正的冷，陶然在《冬夜》中颇为用力营造冬天的寒冷气氛，以与题目相应，有其艺术上的需要。陶然在1973年秋天从北京移居香港，大学文凭不获政府部门承认，“加上全球能源危机，想找一份工厂最底层的杂工工作都难”（《没有帆的船·自序》）。《冬夜》中主角的身份与作者陶然的身份不同，但小说主角的抑郁挫败心情，应可视为作者心情的投射。刘勰的“物色论”，以及佛莱的原型理论——让我借用中国哲学思想的一个概念——可说是一种 “天人合一”论，是文学艺术创作中“人”间情意与“天”然环境的吻合融和。它是诗文修辞的“情景交融”，是李元洛厚重之书《诗美学》里说的“内情与外景水乳交融、情理形神和谐统一”〔李元洛：《诗美学》（修订版），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87页〕。陶然出身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积学储宝”（《文心雕龙》语），对情景交融这种宝贵理论了然于胸；也可能他悟性高，情景交融的技巧是自己悟出来的。循此技巧理念写作，乃有《冬夜》的“原型”表现。

说到技巧，这里要补充一下。《冬夜》除了气氛营造甚佳之外，其布局谋篇井然有序，呼应得体。作为作者的破题儿第一篇，实在已非常难得。此外，陶然为篇中诸角色取名字，读来有深意，值得赞赏。主角张诚，诚意要与大明星叙旧，却遭冷遇与屈辱；“诚意”到底有何用？只有叹息。另一角色王强根本不强，名与实构成讽刺。餐厅名为“绿岛”，绿岛应是生意盎然的，实际却空无寂寥，这也构成讽刺。台湾有“离岛”名为“绿岛”，又名“火烧岛”，是关押囚犯之地；餐厅以“绿岛”为名，可有暗寓其侍应生人生无望如囚徒之意？我这里也许有“过度诠释”之嫌。陶然1973年才从北京移居到香港，对绿岛的历史大概并不认识。至于大明星原名王利成，这自然有名成利就之意，贴合其身份；但他的艺名取为“廖化”，我认为甚可商榷。男明星如秦汉（本名孙祥钟）、成龙（本名房仕龙），名字都有气派；廖化来自“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一语，明星取名字，哪有如此自贬身价的呢？陶然如此命名，我猜想，乃隐含了对势利之徒的不齿之情。

另一技巧运用，见于一个细节。近结尾处，“煤气炉上刚煮沸的开水发出嗤嗤的声音，化成一股股蒸汽从壶嘴急剧地冒了出来，飞升到天花板上去；王强快步地去熄火”。为什么有此场面呢？就像为什么某短篇小说的开头要写墙上挂着一把枪呢？陶然读过海明威的小说，也知道海明威对小说技巧的一些理论。好的小说，每个细节都有它的作用。《冬夜》里“蒸汽从壶嘴急剧地冒了出来”，根据我的理解，可视作主角张诚愤懑情绪已到高潮；随后王强“熄火”，则是防止情绪爆发的一个动作。

陶然首篇之后的小说创作，题材以至叙述手法，有其发展变化，历来论析已多。《冬夜》涉及的主题以及其气氛情调，则是其创作常见的一个模式。“那个冬夜的晚上，寒流袭港……哪里料到转眼间梦娜已在天涯成了陌路人。”——这是陶然某篇小说的一个片段，印在《没有帆的船》这本自选集的封面上的。陶渊明“挥兹一觞，陶然自乐”；李白自言“我醉君复乐，陶然共忘机”，陶然是舒适快乐、欣然自得的样子，北京有名胜陶然亭。作家陶然居港四十多年，生活有其陶然快乐的一面，但人生不免有忧虑哀愁，身为作家兼编剧的陶然，在重商业重金钱的社会中从事文学工作，哪能没有“冬夜”的一面？（陶然：《留下岁月风尘的记忆：〈香港文学〉卷首漫笔》，香港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7页、第130页、第179页等。）自选集的书名是《没有帆的船》，它很有象征意味：陶然自适中带点虚无。小说名为《大明星的小账》，在影视八卦新闻可以卖钱的社会，自然比《冬夜》富有吸引力。但“冬夜”有其文学艺术上“天人合一”“情景交融”的无形“原型”传统；把握小说技巧、对文学艺术有所执着的作者，怎可以不把这意义重大的首篇名字，还原为《冬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