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祝凤鸣

2018年7月5日深夜，我在微信朋友圈得知克劳德·朗兹曼(Claude Lanzmann)先生于巴黎圣安托万医院去世的消息，颇感意外，同时心生悲伤。虽然朗兹曼今年已93岁高龄，但他总给人老而弥坚、活力四射的印象，他去年还携纪录片新作《燃烧弹》出席戛纳电影节。前几日，其最新影片《四姐妹》正在法国公映。

14年前，也就是2004年秋天，因参加北京国际纪录片展，我与朗兹曼有过一两天近距离的接触，加之他导演的不朽纪录影片《浩劫》在我内心引发过持久的震撼，一如梭罗所言，像斧头掉在水里，水冻结后，冰中的斧头就成了精神象征。

纪录片，思想表达的经典

导演、作家、哲学家，萨特的密友、波伏娃的情人、《现代》杂志的主编(1986年后)——克劳德·朗兹曼，无疑是战后法国知识分子的重要代表人物。

1925年11月27日，朗兹曼出生于巴黎一个犹太人家庭，少年时赶上“二战”，全家躲藏于屋后花园地洞，才幸免于难。17岁时，朗兹曼还在中学读书，就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成为法国地下抵抗游击队的少年组织者。

战后，朗兹曼回到巴黎，进入索邦大学专攻哲学，之后又赴德国图宾根大学继续研读哲学。1947年，萨特发表了《关于犹太人问题的思考》一文，震动整个欧洲，朗兹曼深受其影响，开始认真思考自己的犹太人身份。之后，朗兹曼一些文章引起了萨特的注意，萨特邀请他去参加《现代》杂志的编辑会议。

自20世纪50年代初，不到30岁的朗兹曼，开始给法国《现代》杂志及《世界报》等写政论文章。渐渐地，朗兹曼发现客观中立的报道性文字，根本无法表达自己的想法，电影这一媒介，更具力量与深度。于是，他走上了纪录片拍摄之路。1973年，其纪录影像处女作《为什么以色列》问世。随后是1985年的《浩劫》、1994年的《擦哈》、1997年的《活人路过》和2002年的《索比堡1943年10月14日16点》，所有这些作品均聚焦于“二战”犹太人被屠杀、犹太人身份和以色列问题。特别是长篇巨制《浩劫》，堪称经典，被称为20世纪世界纪录电影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

朗兹曼不是多产导演，其从影近半个世纪，导演的作品总计只有十部。刚刚公映的最新作品《四姐妹》，用的都是他当年拍《浩劫》时未能用上的素材，讲述了因纳粹医生而失去生命的四位犹太女囚的故事。

2013年，第63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授予朗兹曼金熊奖的终身成就奖。电影节主席科斯里克说：“克劳德·朗兹曼是最伟大的纪录片导演之一。他通过对反犹太主义的暴力、非人道及其后果的描绘，创造出一种新的方式，通过电影进行道德上的探究。”

晚年的朗兹曼总是生机勃勃，愤世嫉俗。八十多岁时，他还会骑行50公里，冬泳潜水，在高难度赛道上滑雪。这位会驾驶滑翔机、坦克和战斗机的著名导演，指责当今法国社会陷入碌碌无为的闲适，且被金钱所绑架。

朗兹曼自27岁与波伏娃相恋七载后，还有过3次婚姻。不幸的是，去年年初，他年仅23岁的儿子菲利克斯因癌症去世，给老人带来沉重打击。朗兹曼在为儿子撰写的讣文中，引用了法国诗人阿波利奈尔的一首《诀别》：“我采下这枝欧石楠/秋天过了，请你铭记/我们在世间难再见/时节余香，这枝石楠/请你铭记，我等着你。”

《浩劫》，有关死亡的绝对性

2004年9月15日晚，“2004北京国际纪录片展”在华北大酒店如期开幕，主办方是中国广播电视学会纪录片研究委员会，我当时是作为安徽电视台纪录片编导参加。

当晚开幕酒会上，我第一次见到克劳德·朗兹曼，还有日本纪录片界泰斗级人物土本典昭、法国著名电影导演尼古拉·菲利贝尔、法国《电影手册》主编让·米歇尔·傅东等人。朗兹曼年近80，身材高大，偏胖的脸上笑容可掬，与大家签名、合影、交谈，有一种父辈的亲切和蔼。

9月16日，朗兹曼的纪录影片《浩劫》首次在中国放映。观影前，朗兹曼有个简短的讲话。印象中，该片字幕是由北京电影学院张献民翻译的。影片长达九个半小时，分上午、下午两个时段播放，中场休息时间很短。自银幕闪亮，整个观影厅就一片阒寂，显然大家被影片震慑住了。

关于纳粹屠杀犹太人的影片，中国观众之前只知道一些奥斯卡大片，如《辛德勒名单》《美丽人生》《钢琴师》等。就我个人而言，一直特别警惕那种浪漫乃至喜剧化的处理，觉得愧对死者。但《浩劫》完全不同，他从一开篇就气息悲悯，节奏徐缓，被采访者表达艰难。

600万犹太人死了，且过去了四十多年，怎样把它具体化，怎样重新找到那些人，重新找到那些地点，使大屠杀的场景与细节复活？

《浩劫》是关于犹太人灭绝营的纪录片。所谓灭绝营，即德国纳粹用来做种族灭绝的营地。随着1941年6月对苏联的入侵，纳粹开始系统地大规模谋杀犹太人——集中营一般建在德国，是关人的地方；灭绝营建在波兰，是集中杀人的地方。《浩劫》主要借助丰富、宽广的证词，来拼接索比堡、奥斯威辛、凯尔诺、特布林卡、贝泽克等灭绝营的屠杀行为。

九个多小时的《浩劫》，朗兹曼没有用一点历史资料，没有一张尸体照片，只有面孔、嗓音、风景在衔接与交织，辅之以被采访者的痛苦眼神、漫长翻译和停顿——影片中，有些受访者是被带回灭绝营原地回忆的。镜头面前，许多人一回想起过去，就哽咽不止，不停地说：“求求你，请别让我说了，我能不说了吗？”导演安慰他们后，坚持说：“不，请一定把它说出来。”

在一个长镜头里，理发师邦巴一边给客人剪头发，一边接受采访。当说到与自己同为理发师的一个好朋友，在进入毒气室队伍里见到了妻子和妹妹时，他突然陷入了沉默。理发馆里有长达3分钟的宁静，除了剪刀声，只有宁静，镜头无声地追随着他，他噙着眼泪，喃喃地说：“太可怕了，别说了，我说过，今天会是非常难熬的一天……”

“让地点说话，通过声音复活地点，以面孔表达话语无法表达的东西”，那些曾被碾碎的记忆，在时间的压力下终被聚拢、挤出、萌芽。

《浩劫》既是出色的历史文献，也是一首长长的、迟到的悼词，与其他反映犹太人被屠杀的影片相比，在证据的确凿程度和历史严谨性上，我尚未见到任何一部作品可堪一比。

“《浩劫》这部影片关乎死亡的绝对性，而与幸存者无关。活下去是另一个故事。”无疑，这是一部“并非关于浩劫，而是浩劫本身”的电影——要达到这个目的，它考量的不仅仅是一个导演的美学风格，更是人的一种罕见责任和超常勇气。

虚构，就是一种僭越

9月16日晚，《浩劫》在京首映后，朗兹曼有个演讲，并回答了观众的现场提问。演讲由原北京广播学院林旭光主持，张献民做现场翻译。开讲前，朗兹曼微笑着提醒张献民，要每一句话都如实翻译。撰写本文时，我必须翻看当时的笔记，再参照同年10月张献民对朗兹曼所做的一个漫长访谈。

演讲一开始，朗兹曼就强调，言说是艰难的，对于演讲者和听众双方都是。大家刚刚看一个漫长的电影，是否有想法、有问题，他还不能确定。西班牙的一位影评家说，《浩劫》是一部艰难的影片，观看《浩劫》是将人们对电影的爱推到极限。

朗兹曼说，这个影片前后制作花了11年，1985年最终成片，原本估计有3000人看就很好了，没想到这个片子在很多国家放映，电影院、电视放映加上DVD发行，现在估计全世界有7000万人看过。每次放映《浩劫》都是一次葬礼。如果说《浩劫》有结构，那就是一座坟墓的结构，这部影片就是一座坟墓，因为那些被杀掉的人没有坟墓。

《浩劫》是从三百多个小时的原始素材中剪辑出来的。自1973年开始，朗兹曼带领摄制组花费11年、横跨14国进行采访和拍摄，用镜头寻找当年那场大灭绝的见证者、幸存者、参与者和抵抗者。“每天的情况都叫人不安”，漫长、繁重的调查与寻觅证人，其艰难一言难尽，有时更要冒上生命危险。

在《浩劫》搜集素材阶段，朗兹曼先是找到证人的电话号码，很诚实地告诉他们自己是什么人，要拍个什么样的电影，有的人会立刻挂掉电话或者高声辱骂。

拍摄过程中，朗兹曼还发现了许多隐藏在德国民间的纳粹刽子手，贝泽克灭绝营的夫波茨就是其中一个。朗兹曼假装拍摄啤酒的专题片，在夫波茨工作的酒馆拍摄了3天，当所有人都对他和他的摄像机见怪不怪时，朗兹曼走到正在柜台上卖酒的夫波茨面前，拿出了夫波茨当年的上司席斯的照片，质问：“您还记得他吗？您还知道什么？您还在隐瞒吗？”一系列劈头盖脸的问题，让夫波茨局促不安，他四处躲避镜头。夫波茨后来被判了10年有期徒刑。

1986年，当《浩劫》开始在柏林电影节放映时，朗兹曼的信箱中，出现了一些手写的纸条。这些写纸条的人感谢这部影片，让他们感觉到了释放和自由——德国人的赎罪感如此强烈，在犹太人问题上，他们认为自己不可原谅，造成的损失不可弥补。观看《浩劫》时，朗兹曼感觉到整个影厅在颤动，有一些人的双腿在颤抖。

在《浩劫》中，由于历史影像完全缺席，观众无法依靠影像还原当时的情景，取而代之的是被采访者鲜活的脸部特写甚至大特写，这些镜头，将被采访者的所有细微表情无限放大，而观众对表情再进行解码，这中间，需要观众的主观参与和想象。质言之，朗兹曼所谓的“真实的虚构”，虽然是一种妥协，但无疑也是展现历史最有效、最真实可靠的手段。

《浩劫》之后，朗兹曼导演的《活人路过》《索比堡1943年10月14日16点》等纪录影片，均遵循“真实的虚构”这一原则，那就是死亡、回忆、言说、再言说，一切无法复活的事物，都在朗兹曼纪录片中由生者“说出”，成为传奇。比如《索比堡1943年10月14日16点》，入围过《电影手册》十佳影片，其内容与表现手法震撼人心，影片讲述的是纳粹集中营里唯一一次成功的暴动，基本由朗兹曼与当事人耶华达·雷纳之间的访谈对话组成。

世界啊，不要询问那些死里逃生的人∕他们将前往何处，∕他们始终向坟墓迈进。∕外邦城市的街道∕并不是为逃亡脚步的音乐铺设的……世界啊，强硬的铁已烧灼了他们微笑的皱纹；∕他们想要走近你∕因为你的美丽，∕但对于无家可归者，所有道路却∕枯萎如剪下的花（奈莉·萨克斯：《世界啊，不要询问那些死里逃生的人》）

但有时候询问是必须的，它不是猎奇，也不是为了控诉，而仅仅是说出，将那些惨痛、沉重的经历说出来，再储存到实体文化记忆中去，而这种记忆，对整个人类来说，却无比重要——对于朗兹曼而言，纳粹种族灭绝，那场工业流水作业般的犹太人大屠杀，虽然几乎证据全无，但罪行不可磨灭，记忆终会复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