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 艳［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1121］

解读李宏伟的《国王与抒情诗》，立场很关键。李宏伟将叙事时空放在2050年。这是一个微妙的时间点，它处在不远不近的未来。一方面，意识晶体、移动灵魂等新技术的出现为小说披上了一层科幻色彩，增加了一些理解的距离。而未来的人类世界，其伦理道德价值体系会发生多大程度上的变化，还是一个未知数。以现在流行的立场去评说未来，多少带着一些不合时宜的错位感。更何况，如何定义未来的“人”？小说没有给我们详细的定义。但是，另一方面，2050年距离当下的时空也不过数十年，其中关于种种新技术的设想在当下时空已初具雏形，那个未来世界也已经足够清晰可感了。

因此，当我们将文本中的未来想象与科幻色彩剥离，不难发现，小说中从巴别塔神话到人类永生不死的设定，所脱胎的仍是一个关于“人”与“神”的故事原型。

小说中设置了两条极具张力的关系线索：其一是国王与抒情诗人之间关于是否取消语言文字的抒情性以实现人类文明融合大同的两种意见；其二是国王与抒情诗人所形成的权力/话语结构与黎普雷所代表的个体存在之间的对抗与消解。通过这两条线索的梳理，我们发现：小说所书写的仍是一则关于人类命运的寓言；而抒情在这里，不仅是一种修辞或话语，更是一种对抗宿命的启示。

一

《圣经》故事中的人们希望建造巴别塔，以此实现与神同行的梦想，完成人类文明的超越。这种梦想延续几千年，在国王与抒情诗人的人类梦想中获得某种共鸣。小说自始至终回荡着一个问题——“凡人如何不死？”与巴别塔下的人们一样，国王与抒情诗人显然同样渴望着摆脱被“神”“遮蔽”的命运，实现人类文明的融合与大同，在终极处获得人类的自由。

然而围绕着这一问题，国王与抒情诗人给出了不同的回答。小说最为明显的张力来源于“国王”与“抒情诗人”之间的不同选择。国王依照巴别塔神话的逻辑，采取了最简单却也是最有效的方式，通过取消语言文字的抒情性（某种程度上即多样性）来减少人类思想的分歧，以此实现人类思想的融合与大同。而抒情诗人则是站在守护语言文字的抒情性与多样性的角度，期待通过抒情诗纷繁复杂的语义阐释和移情力量，实现自我个体与他物的合为一体，以此实现人类情感思想的彼此理解，营构另一种大同世界。两者各自具有隐喻色彩。国王象征着一种以科技理性为主导的人类文明的趋同方向。因为历史潮流与科技/资本发展的加持，国王所描绘的人类愿景逐渐成为一个不证自明的帝国叙事，不断向一个未来时空的元叙事奔流。抒情诗人所坚持的愿望则象征着一种人类文明的差异性发展，它代表着自我的确认、个体的张扬、文明的多元等。

一则趋同，一则差异，所指均为人类文明的终极自由与幸福，却在某个环节上出现了巨大的分歧。这一分歧具体体现在对待语言文字的态度上。在国王，语言文字具有能指意义。其背后所指的众多语义纷扰是人类思维千差万别的源头。因此，最大限度地减少语言文字的抒情性与多样性也就保证了最大限度地减少人类之间的思想分歧，从而实现人类的最终大同。而在抒情诗人宇文往户，语言文字与其说具备能指意义，毋宁说本身就是一种所指或存在。作为一个抒情诗人，宇文往户拥有一种语言文字的本体崇拜。他将文字视作一个个有生命的个体。而抒情诗作为最为强调多样性与丰富性的文类，正是最具生命力的一种表达方式。

这一对语言文字的差异看法，正折射出国王与抒情诗人之间的某种不同价值判断。如果我们将语言文字的差异性看成是对个体之间的差异性的隐喻，那这种不同的选择就是国王与宇文往户之间最为深刻的分歧：在国王眼中，与人类整体的命运相比较，个体的差异与发展可以被策略性地忽视和取代；而在抒情诗人宇文往户那里，只有确保个体精神与自我意识，才能保留人类的差异性，才能实现人类更深层次更高意义上的共性理解，才能实现人类整体命运的终极自由与幸福。

然而意味深长的是，小说在结尾之时却忽然生发一笔“帝国的抒情”与“抒情的底色”。小说的最后，国王与抒情诗人尝试着进行某种和解。国王似乎承认了抒情对于帝国叙事的作用，抒情诗人也认同了帝国叙事的合理性。

那么国王与抒情诗之间存在和解的可能吗？可能，也不可能。

二

小说在叙事过程中始终未将国王与抒情诗单纯地放置在二元对立的关系上。

首先，国王与抒情诗在终极处是彼此认同的，它们服膺于一个更高的元叙事：从人类自身的命运出发，期望实现人类命运的自由自主，即离开“神”的遮蔽。这不正是一种人类自我意识的确立吗？这一暗合抒情之义的主体意识也为国王所认同。所以在小说结尾，国王也认可自己的帝国叙事是一种“帝国的抒情”。这一高扬自我意识的抒情特质在小说中被多处暗示：国王与宇文往户早年关于《彝族史诗》等冷门书籍的合作；国王对于帝国继承者的要求，除了宇文往户、黎普雷之外，其他的一众候选者，如追求终极公式的数学老师、最出色的厨师、建立信息游击群的阿尔法，无一不是具备着张扬的自我意识，这在小说所提供的2050年——一个意识逐渐可被技术操控建构的时代，显得尤为可贵。

其次，国王的帝国叙事是需要不断自我辩证与更新的，诗人的抒情梦想也渴望推己及人成为一个时代的共鸣。一方面，一个帝国的生长壮大需要不断地自我辩证查漏补缺，就像信息游击群的存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威胁了帝国的继续壮大，但是辩证地看待的话，游击群的存在正激励了帝国内部对技术的自省与更新，反而有助于帝国的长远发展。抒情对于帝国而言也是这样的一个存在，尽管抒情诗是语义最为纷繁复杂的一种文类，但是它对语言文字最为极致的强调，恰是帝国叙事的整体构建中最为敏感最为需要的探测器。也是在此基础上，对于抒情有着深刻理解的宇文往户与黎普雷成了帝国继承者中最为有力的候选者，正是他们完成了在帝国与人类发展史上的“两个至关重要的文件”——《信息》内刊与《帝国未来蓝图与根基》。另一方面，抒情诗中所极致强调的语言、文字、个人、自我，在时代的变奏中又往往生发出一种宏大叙事，就像小说结尾宇文往户对黎普雷的希冀与所谓的“抒情的底色”，在某种程度上正寄寓了宇文往户心中一种时代共鸣的愿望。在此意义上，国王的帝国叙事与诗人的抒情梦想，呈现出某种暧昧不明的彼此游移与交集，两者并非完全的二元对立。在一些必要的时候，二人的和解是可能的。

但是，无论是国王还是抒情诗人，他们在终极处都是自我解构的。那些为了人类的自由与幸福的终极理想，所有去除“神之遮蔽”的努力，全都在某种程度上与他们的行为产生了悖论。也正是在此基础上，国王与抒情诗之间的和解呈现某种虚无。

首先是国王。国王的人类梦想建立在无分别的趋同之上，且不论这里面是否有对个体为人的权利的褫夺，其证明方式本身疑窦重重。其一是他对宇文往户之人生的设计与操控。最具消解意义的是通过乔伊娜的死亡事件，影响甚至直接建构“参与”宇文往户的抒情诗创作。在国王的人类理想中有这么一个前提：人是可以被建构的，抒情之情同样可以被建构。只不过国王使用的是意识晶体等技术实现建构与操纵。这种建构与操控本质是对人类的一种嘲讽与破坏，与国王关于去除“神之遮蔽”的人类梦想背道而驰。其二，按照国王的建构逻辑，其所谓的“帝国的抒情”又是如何被建构的？更进一步的，国王又是如何被建构的？这或许已经涉及人类命运的深刻反思。但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发现，国王也不是一个完全不受“神之遮蔽”的人。国王认为自己看到了时代趋同的潮流与历史大同的轨迹。他的想法是利用语言文字将这一过程加速。但我们看到的是，国王与巴别塔下期望建造通天之塔的人一样，仰望高处，泯然众生。

其次是抒情诗人宇文往户。这一人物的破绽始自他对昔日恋人乔伊娜的忽略与遗忘。小说结局处，在得知自己受意识晶体等技术操控之后，他的理智让人第一次对他产生了怀疑。一个抒情诗人似乎再也未曾提起昔日恋人，仿佛将她从自己的记忆中逐出了一样，读来不可理解。接着是结尾处，宇文往户将自己的死视为一种反抗国王的手段，同时也是一种引导黎普雷的方式。这多少显示了这个人物身上的虚伪。在宇文眼中，自己的死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手段，尤其是他将此视为对黎普雷的引导。这与国王利用意识晶体实施人生操控又有什么差别呢？国王通过乔伊娜的假死建构了一个抒情诗人宇文往户，而宇文往户通过自杀建构了一个帝国的未来继承人，美其名曰赋予他“宽广的抒情”底色。也正是在这层意义上，抒情诗人宇文往户也无法逃过其人类梦想与行为之间的自我消解。

值得一提的是，小说中还有一个隐蔽的意象——我暂且称之为“被遮蔽的人群”。这个概念可以参考《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中的“人群”概念，原来指的是为了生计在19世纪的巴黎街道上穿梭往返，“长得几乎一样”，个性特点被最大限度地隐去了的普罗大众。这一形象在《国王与抒情诗》中同样得到了体现，只不过，这一“人群”既可以是城市中来回奔走的路人，也可以是草原上放牧低吟的骑士，既可以是意识共同体上闪烁的兴奋红点，也可以是所有意识晶体终端背后的那个国王。通过这一意象的揭示，小说的虚无与讽喻意味将传达得更为深切。

这一隐蔽意象主要体现在以下三处。首先，这一意象存在于文本叙事中。当我们总结小说中的人物的时候，不难发现，除了国王、宇文往户、黎普雷、宇文燃等主要人物外，对于真正的普通人的描述只有短短几处（草原、烧书等场景）。大多数时候，“人群”被遮蔽在意识共同体中——所谓的让人发表意见的地方。然而意识共同体并不是一个真正彰显“人”之意见的地方，相反是一个通过技术与话语控制建构个体思想与言论的所在。每个个体的意见在意识共同体上被引导与筛选，逐渐汇成一个为意识共同体所认可的主流看法。在此意义上，“人群”不是真正的“人群”，而是一个电子信息化的“人群”形象——真正的“人”“被遮蔽”了。其次，这一意象也体现在人物话语中。小说中两位抉择人类文明命运的人物，国王与宇文往户，正如上文所述，他们所有关于人类未来文明的理想，都因为存在对“人”与“人群”有意无意地“遮蔽”而在终极处进行着自我解构。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是，这一意象还存在于小说所揭示的人类命运中。如果我们将“被遮蔽的人群”放到与“天才们”同等高度的位置，不难发现，即便如国王、宇文往户抑或黎普雷，都可以算作“被遮蔽的人群”中的一员。尽管如国王与宇文往户的人类愿景在某种程度上站不住脚，但也闪耀着一些人类的思辨光彩与面向终极处的无畏追求。只是，哪怕是那些貌似站在人类智慧顶峰的“天才们”，与其余“被遮蔽的人群”一样，都在回应或反抗着一种更高的力量。这种力量在小说中被形象地总结为一个问题——“凡人如何不死？”这种追问与巴别塔之下的人们对于命运的终极反诘形成了同声唱和：人如何对抗“神之遮蔽”？——即便在技术高度发达的未来世界，人仍然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无法冲破遮蔽，获得终极的自由。在此意义上，“被遮蔽的人群”第三次出现。只是这一次，它被一只无法抵抗的命运之手所遮蔽，无法动弹。

小说将叙事时空放在不远不近的未来。作者似乎有意将关于经济、政治、历史、文化等一切社会因素全部隐去，所有能拿来定义“人”的元素被剥离，剩下的就是一种更为本质化的存在——他们是人，他们也只不过是人。因此，我倾向于认为，小说所书写的仍是一则关于人类命运的寓言。

三

小说最大的意义是将目光指向未来，并不讳言人类在未来的处境。只是小说并没有将关于未来的政治文化社会背景一并交代，使得小说中的“人”的定义难以进行。他们与当下时空中的人的差异似乎并不明显，呈现一种更为本质化或日常化的存在。这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小说的表达空间，减少了科幻异质色彩。但如果将它视为一则关于人类命运的寓言，则其中的寓意仍有巨大的阐释空间。

首先，小说通过对多重关系线索的张力叙事，揭示了“神之遮蔽”的人类宿命，并为这一困局提供了一种解答。“凡人怎么能不死？除非他像一滴水汇入大海。”这是小说中邓肯无意说出的一句话，但是恰到好处地揭示出所有时代人的命运——“人死了，就像水溶于水中。”（博尔赫斯语）凡人不一定都渴望不死。但是凡人却渴望抵抗并主宰“被遮蔽”的命运。如何应对被遮蔽的命运？小说没有直接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但是是什么导致了这种无法摆脱无法抵抗的遮蔽命运？小说倒是给了一些启发。如果借着“被遮蔽的人群”，我们会发现小说中还有一些隐藏的巨型话语，那就是草原、信息、文字等磅礴无边际的意象。这些巨型话语似乎存在着一种微妙的同构关系：黎普雷来到草原之后的震惊与沉默，单独的意识晶体或游击群面对信息帝国的无能为力，国王消灭文字语言所引发的质疑……当单独一个个体面对这些巨型话语，势必产生压抑感。这类似于个体面对集体的压抑感，是一种自集体活动诞生后逐渐产生的集体无意识。

毫无疑问，当人以集体话语的形式确定了一种生活方式，身处其中的异见者的声音往往微乎其微。久而久之，反对的意见也许会越来越多，甚至成为主流意见，但是人类肉身已经成为集体的钢筋水泥，人类反对的终极似乎落到自己头上。于是一个荒诞悖谬的场面出现了：人类“选择”又“反对”，“构筑”又“抗争”着这种生活。这在当下时代的“现代性”元叙事（不知道李宏伟的小说中时代元叙事成了什么，但似乎并无差异）中同样是可以理解的。人们对于工业文明的期许，最终促成现代社会的危机。个体的人成为单向度的人，成为一个个符号本身。人们的孤独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深埋心中，虽然人们拒绝与陌生人交流而且拒绝集体，却仍被锁在一个巨型的“集体”牢笼中。

因此，小说传达着这样一种声音：正是人类自身构筑着这一无法抵抗的命运，所谓“神之遮蔽”的“神”就是人类自身。以此观之，无论是国王的帝国叙事还是诗人的抒情梦想，都只是一种话语的存在形式。当我们注意到话语背后的构建模式，可以看到更为复杂的人类社会的权力结构关系。小说中除了国王与抒情诗人之间的一层张力关系，还有另一层更为隐晦的关系，那就是国王与抒情诗人所共同形成的权力/话语结构与黎普雷所代表的个体存在之间的对抗与消解。

小说由一起死亡事件开始，始终萦绕着一种悬疑压抑的氛围，从头到尾的阅读无法松懈片刻。叙述视点随着黎普雷来往穿梭于过去与现在，都市与草原。如果细心总结，不难发现：一方面，国王、宇文往户以及邓肯等人热衷思考人类的未来，澎湃又激荡；另一方面，更多的“被遮蔽的人群”拒斥甚至无感于未来的近在眼前。这一图景清晰地传达着一种人类文明演进中的等级结构，那就是：只有站在技术/资本/权力/话语顶端的一部分人，他们享受着人类文明发展所带来的人的主体与自我的解放可能，憧憬着人类未来文明的遥远理想；而在另一部分仍为技术/资本/权力/话语所苦苦支配的个体存在那里，这种发展将为他们带来更大更纯然的未知与风险。黎普雷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视点。他有着帝国任职又辞职的经历，他有实现人类梦想的热情与才干，他有着对于抒情与语言文字的独特理解，他结交国王与宇文往户，也游走于“被遮蔽的人群”之中。也许在某种程度上，他是年轻时的国王或宇文往户。但也是这样一个人物，他在小说结尾处面对帝国的继承选择，态度十分暧昧。

小说最后，与其说黎普雷面对的是两块屏幕，毋宁说是两个被技术渡化成“神”的人，他们依靠技术实现了某种意义上的永生，尽管这种永生还是初步的，甚至还会出现一些“屏幕静止不动”的尴尬——这类延宕笔触的喜剧效果意味深长。但可以确定的是，两位“神”已经超越了“人”的局限，带有某种先知意味占据权力/话语为黎普雷描绘人类的未来蓝图。在这一预设好的话语框架中，黎普雷的态度非常明显地经历着一个“强行压下所有负面情绪”—“悚然”— “站起来准备离开”—“无需掩饰话语中的恶意”—“发发狠”—“沉默”的过程。在此交涉中，国王/宇文往户与黎普雷自始至终都是一种“双方彻底不对等”的状态。如果上文关于帝国叙事与抒情梦想的自我解构成立，那么国王/宇文往户此刻的“布道”话语更具荒诞色彩；而黎普雷千辛万苦所追寻的死因到头来也只是成为“抒情底色”的一个注脚，更具一种讽刺意味。在此过程中，我们看到的是双方各自的意义消解与遮蔽，而这种遮蔽与其将其归于“神之遮蔽”，倒不如说是人类自作聪明的讽喻。在某一瞬间，我们甚至会想到那个巴别塔之上的神。如果他看到人类不断发展的科技正在建造另一座通天之塔，那么，此刻的神会不会反而想要将人类的语言同一？完全的同一会不会意味着无差别，意味着无异见，于是人类反而失去了进步的可能？现在这个“神”的角色正由国王/宇文往户充当。小说在此未及黎普雷做出选择便戛然而止，也许正暗示了作者心中的疑虑重重。

其次，小说对于语言文字与抒情诗的关注，传达出文本的抒情启示。小说中的未来与文学文字息息相关。在国王看来，语言文字是带领人们走向分歧的问题所在。但是在某种程度上，究竟是言语本身还是人性使然，使得语言文字产生着各种各样的效力？也许，真正的问题所在不是语言或者文字，而是人性与欲望。《人论》中称人是符号的动物，亦即能利用符号去创造文化的动物。说到底语言文字也是具有社会性的一种符号系统，而如何编排这些符号，说明人类在语言文字产生之前已经具备着某种意识，我们不妨称之为本能。就像人本能地会拒绝疼痛与受伤，本能地去分辨花露和蜂蜜是两种味道一样。但是本能也于差万别，有人喜欢花露的清新，有人喜欢蜂蜜的甘甜。消除语言文字的抒情性（甚至取消语言文字）之后，真的可以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同一吗？在巴别塔上，在上帝的俯视之下，人与人之间难道除了语言没有别的差别？在此意义上，国王的人类愿景是虚无的，避重就轻的。

但是，人类逸出遮蔽的途径恰在于语言文字与抒情诗。从《江格尔》到《鞑靼骑士》，从韩东到泰戈尔，取消语言文字的抒情性无法成为人类逃离遮蔽的方式，相反正是抒情使我们在面对时代的“加速坠落”，面对“资本与科技的双重吞噬”，面对亘古不变的巴别塔神话之时，可以汲取更多人类精神的慰藉与力量，即便只是短暂地逸出遮蔽，但一种力量灌注意识或灵魂，形成一种经久不散的战栗，从而实现了自我与外物的合一。那是一望无际的宇文草原与无定之城，那是鞑靼骑士来往于时间之河的无尽寻找，那是小说每一章节标题的每一个独特汉字，那是人类永远完成不了的通天之塔。虽然“绝望”然而“抒情”。

说回小说结尾，作者将黎普雷选择的结果搁浅不说，这种处理也是小说抒情色彩的一种表现。当黎普雷做出决定以后，无论决定如何，都会褪去原本的抒情色彩——所谓拒绝与接受的两种选择，似乎只是一道更为单纯的选择题：选择做宇文往户还是国王。然而不管是宇文还是国王，不管他们有着与人类如何趋同或差异的梦想，都不过是巴别塔下仰望高处的人。

小说在此戛然而止，让黎普雷只是黎普雷，这是小说最为抒情也最为安慰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