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 鹏 刘 静 （西京学院设计艺术学院 710123）

上世纪20年代，德国包豪斯学院的成立及其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模式，标志着现代设计的诞生，其“艺术与技术”相统一的设计理念很好的解决了英国“工艺美术运动”试图解决粗野的工业化批量生产与艺术质量下降的矛盾，并超越了其设计实践逐渐走向贵族化、精英化趋向“为设计而设计”的死角。

在中国，尽管现代设计起步较晚，但设计行业一直在努力缩短与设计强国的差距。随着消费时代的来临，大众审美趣味的改变，千篇一律、形式雷同的“中国元素”逐渐将中国设计整体带入了新的瓶颈期，因此各家都在寻找最有效的“金石”来试图攻破这个瓶颈。向传统民间艺术探求帮助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例如在陕西地区，民间艺术资源相当丰富，且对其保护相对较为完善，因此在“一带一路”的新契机下，如何充分发挥陕西民间艺术宝库的价值，如何将其更好的为中国现代设计所用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陕西民间造型元素的“再设计”

陕西地区民间艺术品类诸多，较知名的有：宝鸡马勺脸谱、宝鸡凤翔泥塑、凤翔木板年画、陕北安塞剪纸、户县农民画、华县皮影等。然而在早期“回归传统”设计阶段，对这些传统民间艺术中的纹样基本是采取直接“迁移”，或较为生硬的“嫁接”在其他设计产品当中。例如将民间传统剪纸图案用阳刻或阴刻的方式运用在运动鞋底，行走时会留下一连串美丽的图案，的确给人惊喜，也能暂时博得青年一代的对传统文化的兴奋。然而对于图案的疏密程度、凹凸层次等是否符合防滑、耐磨等基本的用户使用要求，并对其是否进行过严格精细的测试却不得而知。

此类设计毋庸置疑的承袭了吉祥的寓意和传统人文精神，且具有一定的社会价值，而站在更高的中国现代设计风格方面来看，传统图案却成为了“文化表演”的道具，华而不实。日本设计大师原研哉将突破思维定式的方法称之为“再设计”。“从零开始搞出来新东西是创造，而将已知变成未知也是一种创造行为。要搞清设计到底是什么，后者可能还更有用”1。因此以往大多以现有、可见的民间元素进行生硬“嫁接”或者干脆整体“迁移”式的设计方法，越来越不适于当下，设计师需要更多从其“价值理性”中寻找答案。

二、陕西民间艺术创作思维的“深挖掘”

对于瓶颈，除了运用“再设计”的思考方法外，还应该对民间艺术创作时的思维方式进行深度的发掘。单纯从民间艺术研究的相关文献资料等理论层面来获得创意还远远不够，还需要研究者和设计者亲自参与到民间，深切体验民间艺术创作的过程，从中获得独特的创作思路，从而借鉴、转化并应用于现代设计。这种借鉴不单是形式方面，还要包括思维方式。例如吕胜中老师就曾在其著作中举例，他在做一个剪纸的田野调查时，发现在陕西民间艺人张林召的剪纸作品《蒸馍》中，在剪好的锅的外形里面又剪出了馒头的造型。吕老师便问她，馒头放进去不就看不见了吗，为什么还有馒头？张林召回答说：“我自己放进去的，它里面能没有吗？”这种朴实自然的情感诉求，直接体现在造型艺术中，若单纯欣赏作品集是完全无法获得其中的创作乐趣和创作思维的。

由于传统民间艺术的创作主要是为了满足生活的基本需要，其产品紧紧联系着生活，且适用于生活，因此具有极强烈的实用价值。以有限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造就了民间艺术淳朴率真的特点，形成了实用与审美、物质与精神双统一的质朴之美。

三、树立正确的创新设计观

由于我国受西方先进现代化国家的影响，工业化进程及其迅速，远超欧美曾经的进程速度，因而社会结构从过去传统的手工业社会迅速跨入到当下的消费社会。如此快速的变革，势必会带来些许负面影响。例如我们对于传统生活的观念便正在被丰裕社会逐利的思维逐渐冲散，设计行业缺乏精神支柱和信仰，加之设计批评的缺席，势必导致设计行业整体创造观念的缺失。因此，在空洞的思想下，设计只得借助民间传统的外衣，利用浮于表层的传统符号进行“表演”。例如西安大雁塔广场中的导视系统设计，生硬的将剪纸元素强加于导视牌造型中，图案面积约占据整体的2/3，降低了其导视的功能性，纯粹成为广场中的展示道具。

面对如此设计乱象，我们首先应当树立正确的创新设计观，尤其应当在设计教育层面展开。维克多•帕帕奈克在《为真实的世界设计》一书中曾言：“设计师必须意识到他的社会和道德责任。通过设计，人类可以塑造产品、环境甚至是人类自身，设计是人类所掌握的最有力的的工具。设计师必须像明晰过去那样预见他的行为对外来所产生的后果”2。

如何将民间艺术与现代设计更好的结合，重要的不是简单的复制粘贴民间符号，也非粗暴的移花接木传统样式，而是在设计中展现在满足实用价值基础上对传统民间文化精神的延续，因为传统民间文化精神是民间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每一个民间个体组成的“文化生态系统”，具有生长、衍化的能力，而符号和样式则是僵化的、程式化的、形式上的。

注释：

1．[日]原研哉．《设计中的设计》，第22页．

2．[美] 维克多•帕帕奈克：《为真实的世界设计》，第1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