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永利

（摘自腾讯·大家专栏 图/伊诺)

我一家曾经在喇叭沟下乡，那是动乱年代，我恰好12岁。

那时，我遇到了一个姑娘。她小名叫杏花，是山村里最漂亮的姑娘，当年十四五岁，梳着乌黑油亮的两条大辫子，身材挺拔，一对水汪汪的大眼睛总是充满笑意。

她非常勤劳，在田里和别的男人一起耪地锄草。细碎的汗珠挂在她的脸上，使她白皙的瓜子脸变得玫瑰一样红，非常漂亮。男人们都愿意和她一起干活，并主动把锄头伸到她负责的那一垄，把那里的草锄得干干净净。

她总是礼貌地说：“谢谢！我干得来，不必帮我。你们可以去帮帮干活慢的彭老太太和城里来的那几个人，他们细皮嫩肉的，哪受得了这份罪。”然而，那些热心的锄头是不会伸向彭老太太脚下的，也不会伸向我们所负责的田垄的。

倒是她在我累得筋疲力尽的时候把锄头伸向我这一垄，帮我锄了许多草。我受宠若惊，激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连忙说：“太谢谢你了，杏花！你真是好人。”

她笑了，一排漂亮整齐的小白牙。“哪里有坏人？这里不都是好人吗！”她挑剔着我话里的毛病。

我窘迫得脸通红，结巴地说：“对，都是好……好……人。不过，我还是要谢谢你。”

“你真要谢，就把你胸前戴的毛主席像送给我吧。那个真好看。你来村里的那一天，我就看上了，没好意思要。用它谢我吧！舍得吗？”

“舍得，舍得。”我连忙说，“不过我两手是泥，还是你自己摘吧。”我故意这样说。

“那我就不客气啦！”说着，她凑过身来，从我胸前摘走了那枚毛主席像章，一股清新香甜的体香扑入我的鼻孔。

她把像章戴在胸前，使那突起的部位更加突出，令我不敢直视。她却高兴地说：“啊，我终于有像章了！你们城里人下乡，让我们乡下人跟着沾光了。”

那一晚，我激动得没有睡着，满脑子都是她那美丽的影子和少女的体香。

这个山村靠着一片原始森林，山清水秀。可是公社化后，“大拨轰”的生产方式造成生产力低下，人人吃不饱肚子。可是再苦，庄家人过年了也要乐一乐。生产队花二十多元请放影队来放电影和组织节目演出。我在城里读书时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骨干，于是被杏花邀请排演《沙家浜》“智斗”一场。我演刁德一，阿庆嫂自然由杏花扮演。演出时，我和她发挥出色，很有默契，赢得阵阵掌声，那滋味比我在学校宣传队时还要美。

就这样，在饿肚子和劳累中，我度过了四年。我和杏花并没有发展到什么关系，因为我一点也不懂，只是懵懂的喜欢，以为这样就挺好。

落实政策开始了，我一家也开始返城。在离开村里的前一晚，杏花来看我们。她一句话都没说，只是看着我在和周围送行的乡亲们说话，看着我捆行李。她中途离开了，我看到她眼睛红红的。

我离开了农村，后来考入大学，再后来当了记者。听说杏花嫁给了农业社主任的儿子，生活得很好。再后来，听说杏花成了大款，专职在家上网炒股，并在证券所有了自己固定的大户室。

几年前的一天，我突然接到杏花发给我的短信，她说她还记得我，特别是我爱学习、勤奋的样子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希望我有时间回山村看一看，吃住都由她安排。那时我太忙，只给她回了短信：“杏花，很高兴接到你的短信。我还记得过去的一切。可是我最近太忙，有时间一定前去拜访。你是我最尊敬的姐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