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夏雨天

编者按：约翰·博伊德是出身飞行员的美国著名战略思想家。迄今为止，国内战略思想界谈及博伊德，多称道其提出的影响了第三代战斗机设计的“能量机动”理论及体现其战略思维的“博伊德循环”，对博伊德的整体思想体系认识有所不足，对博伊德战略思想对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全方位影响了解也不够深刻。为此，本刊推出“战争的思维：约翰·博伊德与美国国家安全系列长文，首次向国内读者全面、系统介绍博伊德的生平及其战略思想，帮助读者理解博伊德对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方方面面的影响。

TIPS：

很多人将Orientation翻译为“调整”，但编译者考察博伊德的一系列观点，认为翻译为“定向”更符合博伊德本意。

1997年3月的第二周，美国失去了这个国家所拥有的一系列重要天才。其中一个，曾经是一位战斗机飞行员。这个人拥有出神入化的飞行技术和渊博的知识，撰写了第一部喷气式战斗机指南，研发了一种对抗苏联战机和地空导弹的战术，并凭借此在越南战争中挽救了许多生命。与此同时，他也是一位曾经的飞机设计师，他提出的能量机动理论对美国新式战机的设计和测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他也对美国空军历史上的重要战斗机——F-15“鹰”和F-16“战隼”——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就在这一周，人们见证了一位创新型人才的去世，他是美国军事史上的著

TIPS：

约翰·博伊德去世于1997年3月9日。在同一天，美国著名说唱歌手，西海岸说唱灵魂人物2Pac遭遇枪击后去世。在博伊德去世两天前，美国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爱德华·珀赛尔去世。当时媒体连续几天发布重要人物去世的消息，以至于被许多人称为“悲伤的一周”。名同类人才之一。他对战争与冲突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美军在20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对战争的准备工作。他的机动战（maneuver warfare）观点帮助了美国空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完成变革。在他去世的一周，那些与他持相反观点的人也屈服于他的聪明才智。十多年来，他发起了一场运动，旨在改变美军的防务事宜、国防采购流程，并完善美军武器库使其更加多样化。

他是一个有着深邃思想和独创性见解的人，他的观点——关于我们如何思考、如何学习以求在复杂环境中生存和发展——影响了在美国的商业界和教育界都产生了影响。他提出的关于竞争力和时间循环的概念——即观察（observation）、定向（orientation）、决策（decision）和行动（action），简称OODA环——在全世界范围内拥有众多的支持者，这些支持者借鉴了他的思想，并将其应用到自己的职业规划方面。

最后，这个人是一个道德的典范，他服务于自己的国家，丝毫不计较个人财富和利益，并因自身的正直而受到许多来自政界、商界和军队人士的爱戴。他在那一周去世了。很明显，这个国家（译者：指美国）对那些原本应当声名显赫的逝者所作的非常少。他们在有生之年并没有收获多少荣誉。这令人遗憾，但也容易理解。因为他们中没有多少人著作等身，也并非是满载荣誉的英雄或政府高官抑或学术界的权威。令人惊讶的是，他们其实都是一个个平凡的普通人，其中之一就是出身于美国陆军的约翰·理查德·博伊德上校。

约翰·博伊德是一位人见人爱的人（他被美军一部门的头头称之为“上帝喜爱的人”），也是一位活跃的人，被其他一些将军成为“24克拉的大麻烦”。这两种描述都是恰当的。

1997年3月9日，博伊德去世，这使人们获得了一个向他倾诉非凡敬意的机会。《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冗长的讣告。《美国新闻》《世界报道》和《防务周刊》对他的生平和取得的成绩进行了详细的报道。然而，这些出版物的读者中，99%的人对《防务周刊》的说法表示怀疑，并且从未听说过博伊德这个人。为什么这些出版物会这样盛赞这个人？他不过是美国空军（USAF）上千名上校之一，从未当上将军，并且到去世前已经退休了超过20年。大多数人对他一无所知，但对于少部分人他又非常重要。约翰·博伊德到底是谁？为什么他如此重要？

一名光荣的海军陆战队员

在博伊德去世后的第二天，一本名为《五角大楼内参》（Inside the Pentagon）的刊物刊登了一篇读者来信，信的内容是这样的：

致编辑：

当获悉美国空军上校（退役）约翰·博伊德去世的消息时，我感到深切的悲痛。一个人怎样才能表达对于像约翰·博伊德这样的勇士的敬意呢？他是一位对美国战争艺术做出了不朽贡献的卓越智者。事实上，他是那场在20世纪80年代横扫美军部门，特别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军事思维变更的核心构造者。从约翰·博伊德身上，我们学会了如何在战场上制定富于竞争力的决策——压缩时间，将时间视为盟友。海军陆战队部门中上千名军官通过了博伊德的成就，也就是OODA环，知道了这个人。他的著作和演讲，对于美军为专业军官开设的培训课程有着根本性的影响。他在国外的影响也同样大。他启发了许多人，许多受到他启发的人被委派担任最高级别的军事或非军事职位。

熟悉约翰·博伊德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正直而有骨气的人。通过对国家的无私奉献和服务，通过战争的熔炉，通过对学习永不消退的热爱，他形成了他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他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学者的典范——他的乐观和外向掩饰了他渊博的学识和无穷的智慧。我敬畏他，不仅仅因为他在军事方面对国家做出的潜在贡献，更因为他作为一个军官、一个公民、一个人所树立的典范。

当我写下这封信时，我的思绪不由得又回到了1991年2月的那个早晨，当上，我们的军事力量将科威特境内的伊拉克部队切割成几片。持续六周的猛烈空袭之下，快速而迅猛的打击瘫痪了伊拉克的部队，他们从锐气和才智上，都在美国及其盟军的打击之下崩溃了。如果约翰·博伊德在那场战斗中指挥空战或参与制定关键决策的话，他将无疑是胜利的缔造者之一。在“沙漠风暴”行动中，他的思想、他的理论、他那比生命还巨大的影响力一直与我们同在。他一定会为自己的理论在那场战争中的贡献而感到骄傲。

因此，我们该如何向约翰·博伊德这样一位英雄表达我们的敬意呢？也许，缅怀他最好的方式，是记住博伊德上校从不试图为自己的思想赢取掌声，他只想在下一场战争中表现得不同——而且他做到了。或许，那本古老的智慧大书——《圣经·箴言》——中的几句话，是对博伊德毕生贡献的最好概括：“智慧之人大有能力，有知识的人力上加力。你去打仗，要凭智谋；谋士众多，人便得胜。”我，和其他海军陆战队员们，将永远怀念我们的“谋士”。

要理解获得这样的赞誉有多么不容易，先要记住一个人要经过怎样的努力，才能成为海军陆战队员。名誉海军陆战队员极少，而约翰·博伊德上校是其中的一个。

他为何能获此殊荣？是什么让他与众不同？为什么他是海军陆战队的英雄，而非他所服务的美国空军的英雄？就像汤姆·布洛考（Tom Brokaw）笔下的“最伟大的一代”（greatest generation）一样，约翰·博伊德的一生经历过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冲突与战争成为了他生活的一部分。他从战术和战略两个层面研究战争。如果必须作战，他想知道如何比对手打得更快更好。在他的一生中，约翰·博伊德扮演过许多角色：学生，体育家，数学家，老师，工程师，飞机设计师，军事历史学家，战略家，以及战斗机驾驶员。其中最后一个角色对他来说是最重要的。他在朝鲜战争中空战“狗斗”（dog fight）的成功经验绝大多数来源于他作为战斗机飞行员时所学到的东西。

博伊德——更多人称他为“混帐博伊德”(the fucking Boyd)、疯子少校（得到这个称号时他的军衔只是少校）、“成吉思约翰”(Genghis John)、“吉托上校”(Ghetto Colonel,Ghetto原本指犹太社区，后来用来指代贫民窟，这个绰号是说博伊德是贫民窟上校，见后文)或“阿亚图拉”（伊斯兰教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支派乌苏勒学派的高级神职人员的称号，意为“神迹”）——本质上只是一名纯粹的具有代表性的军官。他作为一名空军上校在1975年退休；就在冲绳战役打响的那一年，他从高中毕业就加入了军队；从1945年到1947年两年间，他作为美国陆军航空队一名列兵在驻日美军中服役。在衣阿华大学就读期间，他加入了美国空军预备役军官训练营，并于1951年得到任命。他的成年的岁月与美国空军独立成军前50年的历史同步。他的军事事业延续至西贡沦陷和柏林墙倒塌，持续了将近30年。用中国的一句俗话，博伊德的一生算得上是“精彩纷呈”（原文为 “an interesting time”，这里采取意译）。

战略家的诞生

博伊德思想最初萌发于他在朝鲜空战中获得的经验，其主要内容则被概括为“OODA环”或“博伊德循环”。OODA是观察（observation）、定向（orientation）、决策（decision）、行动（action）的简称。这其中，观察，指的是感知你自己和周围的环境；定向，这是一个复杂的筛选过程，筛选依据包括遗传基因，文化预判，个人经验以及知识等；决策，指的是考虑所有可供选择的行动方案，从中选择一个你最喜欢的，并将其作为一个假设进行推演验证；最后一步，行动，测试通过前一步获得的决策结果。OODA环所传达的理念，是不断重复观察、定向、决策、行动这四个过程，并从不断重复中找出其内在规律。OODA环，以及博伊德对军事历史的研究，最终催生了他的理论体系，博伊德在“胜负论”（Discourse on Winning and Losing）中对这一体系有着完整的表达。

这是对战略学的一个巨大贡献。科林·格雷（Colin Gray）对此这样描述道：

“博伊德循环”可以应用在实际操作中，也可以应用在战争的战略和政治层面中，当然也可以应用在空战狗斗的战术中。博伊德理论认为，在冲突中获胜的关键，在于从内部操纵对手的决策链。在观察和定向阶段的优势，可以帮助己方在作决策时快上一拍，从而胜敌人一筹，能够有效地及时进行反击。这个看似简单的战术公式，在过去二十多年中，在美国防务界，被博伊德详细地解释过许多次，并被他非常具体地展示了出来。OODA环看似太简洁，以至于很难将其归入宏大的理论，但是这正是它的价值所在。它有着出色的简洁，广泛的适用性，并包含了大多数战略问题的核心要义，它是如此优秀，以至于它的发明者因此而得到了极大的赞誉，被视为战略理论的杰出天才。

上述赞誉来自一个战略领域的著名研究者。这一赞誉，将博伊德及其理论纳入了一小群杰出战略家的范畴。这些战略家和他们的理论超越了时间，文化，空间，历史以及技术。

博伊德在战略领域完全是自学成才。他在这一领域的探索，始于朝鲜战争的空对空狗斗经验，并向无数领域延伸。他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依靠阅读。博伊德阅读战争史，钻研数学，学习进化论和地质学，研究形式逻辑和热力学。他通过阅读培养了对理论物理、量子力学和宇宙哲学的兴趣。他钻研飞行技术，探索空气动力学的本质，并学习了设计不同飞机的工程学知识，以及如何在不同的速度和性能下对飞机的优劣进行对比。他自学微积分和计算机编程，研究历史、政治、生物学和人的大脑运行机制，他学习经济学和国际关系，心理学和人类发展史。他尝试通过他所学习的不同领域的知识，从不同层面回答这些问题：世界是如何运行的？生命到底关乎什么？生物应当如何生存并适应环境？

博伊德同形形色色的人交流。他交流的对象有军事承包商，工程师，政治家，记者，历史学家，其他军兵种的人（那时候在美军内部这是一种禁忌），科学家，数学家，官僚，智囊，其他的飞行员，德国的二战英雄，商人，学者和作家。在20世纪80年代，他有规律地同不同领域的人进行交流，比如《大西洋月刊》的詹姆斯·法洛斯（James Fallows）、《华尔街日报》的约翰·菲尔卡（John Fialka）。他一方面和商界领袖比如汤姆·彼得斯（Tom Peters）交流，同时也和诸如迪克·切尼（Dick Cheney）、萨姆·纳恩（Sam Nunn）、格雷·哈特（Gary Hart）、纽特·金格里奇（Newt Gingrich）等政治家来往。他为许多机构进行演讲，包括：总统科技咨询委员会、堪萨斯州利沃文斯堡高级军事学院、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学院、佛罗里达海军航空站的海军飞行学校以及美国军事改革高层会议等。有长达五年的时间，这位退役的空军上校为弗吉尼亚匡提科基地的每一位海军陆战队年轻的尉官（包括中尉和少尉）讲授关于战争谋略的课程。他教授他们如何思考战争，如何发展对于战争的“指尖思维”（原文为德语，意指直觉），以及如何把握战争的主动权进而塑造战场。

博伊德在美军如何准备战争，美国空军的战机如何飞行，以及美国军事采购的预算等问题上提出了不同的见解。他尝试——尽管很少成功——去让众多政治家改变对战争的认识。他提升了美国几乎所有军兵种飞行员的技术水平。他的思想已经被商人用于商业竞争。他教会了人们如何在不同的准则之下整合复杂的理念，他的“胜负论”的演讲带来了变化，然而博伊德本人的名字却不为人知。只有几千名对防务、空战、或者对他的综合性思考的某一部分感兴趣的专家指导他。他所取得的成就既没有被寄予厚望，也没有收获大量的粉丝、知名度以及经济报酬。他的思想几乎没有公开发表过。在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里，极少有人像博伊德这样，在某个领域被认为占据重要地位，却很少收获回报。

“独行侠”是怎样炼成的

作为一个反对崇拜、自我张扬的“独行侠”式的思想者，博伊德被很多人憎恨，被一些人爱戴，被大多数人尊敬。傲慢、轻率、自负、聪明、善于表达、亵渎……博伊德总是在挑战极限：飞机的极限，人的极限，科学的极限，军事的极限，以及——也是最为重要的——官僚体系的极限。尽管他着迷于时间的宝贵，但在开会时，他总会迟到十到十五分钟，有时比这还更久。第一次见到博伊德的人（即便是那些对博伊德本人以及他的声望充满敬意的人）都会认为博伊德要么很杰出，要么很疯狂，或者二者兼有。他不修边幅，行为古怪，思想难以捉摸，博伊德很难激起别人的信任。他总是作为一个疯子而被人解雇。这正是他想要的。如果人们说他“聪明却性格扭曲”，正如博伊德自己所言，这意味着他们低估了他，约束了他。

对于博伊德的爱戴者而言，他是一个杰出的飞行员，伟大的思想者，和二十世纪最前沿的战略家。对于他的敌人而言，他是个吵闹的，无理的，新技术的反对者，一个难以对付的眼中钉。博伊德以体制的反对者知名。很多人因为他的名望而听说过他，但极少有人真正了解他。对于一些人而言，他和众多著名的飞行员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冲劲十足，以至于要走很多弯路才能达到目的地。对很多人而言，他接触的贡献和知名的原罪，都在于推广他的思想并对抗体制。他对于浑浑噩噩的官僚体系持鄙夷的态度，也从不关注那些他所对抗的人以及支持他的人有多高的军衔。在他看来，有价值的等级制度是建立在正确的思想上的。他尽一切所能去推广他的思想，其他人则不是。他被简单地称呼为“博伊德”。对他的争议是经常性的，对他的怀念确实永恒的。博伊德是一个真正令人难忘的任务。他是一个独行侠——一头狂野的，未打上烙印的种马，不属于任何人，也不受任何人控制——并为此自豪。

TIPS：

美国海军战斗机武器学校，英文为Fighter Weapon School，隶属美国海军，因汤姆·克鲁斯主演的经典空战电影《壮志凌云》（Top Gun）即以该学校为背景。Top Gun是海军内部对该学校的昵称，因此也被称为Top Gun School。

一个有着这样个性的人却成为了一个优秀的战斗机飞行员，并帮助了美国空军制定了空战训练和其他方面的规范。他实实在在地写了一本书关于喷气式战斗机空战战术的书——《空战攻击研究》。他似乎生来就知道如何从飞行中获得更多的东西，以及如何比其他人飞得更好，但他需要对其他人解释他为什么以及如何能做到。在身为内华达州内利斯空军基地的一名年轻的上尉时，他晚上学习微积分，白天学习飞行。他力求理解飞行的数学和物理学原理。内利斯和战斗机武器学校是博伊德接受教育的基地。他所有的知识，都源自朝鲜战争中驾驶F-86时的所思所想，这些思考的结果于战后在内利斯得到了修正。

也是在内利斯的航空队里，博伊德获得了最初的知名度。在战斗机武器学习里，所有人都同意，博伊德几乎就是最好的飞行教官。空战致胜的秘诀就在于进入其他人的OODA环中。要设法让你的对手进入这样的位置：在你能做出动作之前，他已经做完了一到两个动作。然后，通过改变你的速度、高度或者方向将他甩开，然后击落他。成功击中对手的关键则在于你的飞行速度的改变，以及你对这种改变的适应程度。做好这些，你就会赢。在内利斯，博伊德获得了一个绰号叫“四十秒博伊德”。获得这个绰号的原因，是他击败了所有的挑战者，包括来自美国空军、美国海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飞行员，有些飞行员来自加州米拉马尔海军航空兵基地，有些则是来自战斗机武器学校的“娘家人”。博伊德打了一个赌，如果在四十秒内他不能锁定并击落挑战者，他将输给对方四十美元。在长达六年的时间里，没有一个人能赢得这笔奖金。通常，他击落对手只需要10到20秒。

博伊德不仅需要自己理解，更需要向其他人解释他所学到的东西，以及他为何能学会。在1957年，他开始着手准备其关于空战机动的论文，并不断为此而工作。这种努力的结果是，在1960年，他在内利斯完成了第一本关于喷气式战斗机空战的综合性手册——《空战攻击研究》。尽管美国空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只把这本书作为一本基础性的战术手册来使用，但博伊德自己走得更远。在20世纪60年代，在佛罗里达的埃格林空军基地与汤姆·克里斯蒂一起为美国空军系统司令部工作时，博伊德在《空战攻击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其革命性的空战理论，将其发展为能量机动（Energy Maneuverability，EM）理论。

这一理论的诞生也是典型的“博伊德风格”。他和克里斯蒂一起在军官俱乐部里完成了理论的基本框架，内容写在鸡尾酒餐巾（酒吧里鸡尾酒都是用盘子端给客人的，通常酒杯下面会垫一张餐巾，这张餐巾就叫cocktail napkin，鸡尾酒餐巾）上，然后用一台偷来的电脑打印出来——登录电脑使用的是一个伪造的账户。博伊德认为，飞机的飞行性能，可以通过飞行高度和能量之间的关系来表达出来，而二者又可以统一为机动性。应用这一理论研究很多架飞机之后，博伊德可以应用这一理论进行这样的比较：两架飞机，都由经验丰富的飞行员操作，在战斗中，在同样的精确高度、速度以及过载之下，哪一架飞机相比于另一架更有优势。非常幸运的是，博伊德和克里斯蒂赶在美国空军的审计人员发现电脑被偷之前完成了他们的EM理论。最终，他们的行为获得了原谅，他们的研究成果和相关数据也被美国空军战术司令部和空军高级领导人所分享。博伊德和克里斯蒂因他们的工作而获得了许多奖励。能力机动理论和随后博伊德对这一理论的提炼，为美国空军的优势策略、军事原理和军事采购带来了革新。

改变体制而不被体制改变

在埃格林空军基地完成其能量机动理论之后，博伊德被派往五角大楼，协助空军新式战斗机的研发项目，当时称为“F—X”项目。在例行的汇报结束后，有人向博伊德亮出了该项目的最新研究计划——F-111“土豚”可变后掠翼超声速战斗机，该型战机比原计划多出六万磅的起飞重量。在对该计划进行了两周的考察之后，博伊德和他的上司里奇上校被教导哈利·韦恩·凯西将军（当时他的军衔还是上校）的办公室里。上校询问他的看法，博伊德说：

“嗯，我从来没有设计过飞机，但我可以设计得比这个更好。”

逐渐地，博伊德说服了当时的要员，让他们相信，仅为了追求不同的性能，不值得增加飞机的重量和结构的复杂性，更不需要为一个可变后掠翼的设计而增加财政预算。F-15“鹰”，就是这一游说的结果。与此同时，博伊德和他的同事皮埃尔·斯普雷（Pierre Sprey），一位国防部的防务分析员，以及美国空军的军官里奇·瑞奇奥尼（Rich Riccioni）都认为F-15太贵而且机动性不足。他们认为，美国空军需要的战斗机必须设计足够简单而且足够便宜，方便大规模采购，这样才能保证空军有足够数量和质量的战斗机。很多和他们理念相似的人也加入了进来，包括战斗机飞行员C.E“查克”·梅耶斯（C.E.”Chuck”Myers）、通用动力公司工程师哈利·希尔雷克（Harry Hillaker），以及其他一些人。他们是幕后工作者，不循规蹈矩，在五角大楼内部推广他们的战斗力几年。就这样，所谓的“战斗机黑手党”诞生了——这个小团队鼓吹轻型战斗机，并致力于推进美国空军内部的观念革新。

让其他人认同F-16战斗机的优点是一项在五角大楼内部的长达5年的努力。美国空军的高层领导人不喜欢F-16，并尽全力想扼杀它。最终，这群自命不凡的家伙集中在航空战术机构展示了他们的理念，并赢得了胜利。F-16的诞生最具里程碑意义的一点在于它比其前任更加便宜，这一纪录至今难以撼动。博伊德喜欢扮演打倒歌利亚的大卫形象（大卫即《圣经》中的大卫王，在孩提时代身为牧童，用投石器打倒了巨人哥利亚）。他致力于改变美国空军和美国国防部的飞机设计理念，以及——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改变其采购和测试新武器的体制。在这一过程中，他有朋友也有敌人。他的办公室里曾被人派入间谍，他在工作中被人跟踪过，他的电话被监听，他的助手和伙伴被调走，被派到遥远的朝鲜半岛和阿拉斯加。这场较量很严酷。

美国空军不仅不能容忍、更不能鼓励像博伊德这样的人——挑战高级领导的理念和决策，质疑体制的原则，并总是直截了当地说出对体制的看法——这简直令人不可思议。没有一位官员庇护他。美国空军的许多人为博伊德的想法和他的行为而担惊受怕。他不是团队合作中，他公然反对当今，并且详细告诉其他人他如何看待“那些笨蛋的蠢主意”。就像一位博伊德传记作者所说的那样：“相比于他的理论，美国空军更加憎恨博伊德这个人。他们认为他专横、自大而自负。博伊德说，他遭遇的傻瓜中，既有飞行员也有将军。”

尽管勉为其难，但博伊德最终做到了忍辱负重。杰出飞行员的身份和帮助美国空军设计战斗机的经历帮他抵御了某些东西。博伊德对于工作永无倦意。作为一名退役的空军军官，他和一批有奉献精神的军人和市民一起致力于战场机动的研究，这些人是他在参议院议员比尔·林德（Bill LInd）在亚历山大的家中每周五晚上举办的聚会上认识的。他协助修正了美国陆军的条令，最终形成了著名的“空地战”（Airland Battle）。此外，在其他一些部队内外的“独行侠”的协助下，他帮助美国海军陆战队接受了战场机动的理念。在从美国空军退役后，他又以顾问的身份工作了十三年（每周只拿一天的薪水，但他依然有规律地去五角大楼上班）。他一直坚持不懈，在五角大楼担任顾问期间，又参与推动了那场始于20世纪七十年代末80年代初的著名的军事改革运动。博伊德还参与了五角大楼关于游击战的政策辩论，并证明了自己在这样的辩论中，比在海军战斗机武器学校关于空战战术的辩论中表现得更拿手。他至今影响着美军关于战略、条令、战术和决策的思考。

生存还是实干？

博伊德毕生都在践行自己的原则——从哲学层面和战略层面：在每一件他所做的事情上，在每一份他从事的工作上，在每一个他能够影响到的决策上。简单来说，这个原则就是，他认为做正确的事情要比做能让自己得到提升的事情要重要得多。当与年轻军官谈起这个话题时，博伊德总是问他们：“你愿意被提升为将军还是愿意做正确的事情？”在部队服役时，博伊德非常愿意发掘空军中的优秀军官（美国空军的大学毕业生在空军得到提升的机会是其他地方的两到三倍，也比其他国家空军的军官提升得早很多年）并挑战他们。他们是那种公司白领或团队合作者的缩影：永远不想把船推翻，或独自一个人当上空军参谋长。任何东西都可能失败，除了挑战失败的长久希望。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吉姆·波顿（Jim Burton），一个优秀的海军中校，因聪明而被同事推荐给博伊德。博伊德雇佣了他，之后他们成为了密友。后来，吉姆·波顿在美国陆军测试与评估司令部（Test and Evaluation）扮演一个批评者的角色，并在美国陆军采购布拉德利战车时进行的非正式测试中提出了批评意见。他曾这样回忆博伊德关于“生存还是实干”的谈话：

“吉姆，你正处在人生的转折点上，你必须决定你未来打算成为什么样的人。在你面前有两条职业通道，你必须从中选择一个。一条通往升值，升军衔和很高的职位。要在这条路上取得成功，你必须以某种方式控制自己，你必须与体制合作，向体制展示你比你的竞争对手更加服从团队，另一条路通往实干，做对空军切实有用的工作，但回报却经常是‘当胸一拳’，因为你可能会冒犯政党设下的种种禁忌。你不能两条路都选，必须二者择一。所以，你想成为一个地位显赫的人，还是先成为一个对塑造空军有真实作用的人？生存还是实干，这是一个问题。”

博伊德的言论和人品，博伊德所激发的改革，都被收录在吉姆·波顿的书《五角大楼的战争：改革者挑战卫道士》中。

为了做正确的事情，波顿的职业生涯遭到了破坏。美国空军试图在不发布任何通知的情况下将他再次分配到阿拉斯加。许多官员在宣了誓的情况下在美国陆军布拉德利战车的测试问题上撒了谎。波顿，在接受了博伊德的游击战略和战术教育后，奋起反击敌人。他的反击获得了来自国会的支持和来自媒体的关注（华盛顿邮报、时代杂志、“60分钟”），所有这些都是博伊德帮助安排的。他既不害怕战斗，也不放弃对体系的挑战。

围绕着博伊德，一群级别较低的军官组成了一个小圈子。他们中大部分人宁愿离开军队也不肯对体制做出妥协和退让，并在退役后继续在各个领域做着重要的工作。这些人包括：查克·斯宾尼（Chuck Spinney）、雷·利奥波特（Ray Leopold）、巴利·沃兹（Barry Watts），等等。还有其他人，比如波顿，一直努力在对抗体制、作对的事情方面超越博伊德。这个小圈子获得了一些小小的利益，并很快有更高级的军官加入，约翰·M.“麦克”·罗（John M Mike Loh），一位上将，美国空军作战司令部的头头，是其中最著名也地位最高的一个。

雷·利奥波特，一直在博伊德的关照下无拘无束地成长，后来成为了摩托罗拉的高级工程师。他一直对博伊德怀着崇敬和敬畏之情。他回忆说：“27岁的时候，我获得了电子工程学博士的学位，但我的教育，是从1973年遇到博伊德开始的。”博伊德对于这些人是良师益友，对其中某些人来说甚至超过了父亲。他始终被这些人尊崇。对于诋毁博伊德的人而言，他是个麻烦制造者。他反对以牺牲人道来发展技术这一点，给美国军方特别是美国空军制造了不少问题。

为了做他认为正确的事情，博伊德从来不关心他自己能上升到什么位置，也不关心有多少高官会在他的努力之下受到“影响”。他的影响力总是超越他的军衔，这在军队中不啻为一种“原罪”，尤其是在他试图结束现有体制的运行时。博伊德确实影响了其他人，在20世纪70年代，从国防部长办公室到美国国会都有他的支持者。1983年，他登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报道；1995年，他成为了《经济学家》杂志的技术和防务顾问。“OODA环”“博伊德循环”等概念，不仅在美国军界有影响，更影响到了美国商界。《财富》杂志、《哈佛商业评论》等杂志的一系列文章也说明了这一点。尽管他写的关与空军的研究不多（其中许多是经典之作），而且这些作品也从未正式刊行，但约翰·博伊德在许多报刊杂志的文章中都会被提及，在学术刊物的论文中也时常有人提起他的贡献。他有着全球性的声誉，丹麦经济学院的学生，澳大利亚军队的军官，荷兰、泰国、加拿大的商学院的学生，乃至全美国的商人，很多人都知道博伊德，并学习他的思想。正如一位作者描述的那样：“博伊德是国家的财富，但大众对此一无所知。博伊德正喜欢这样。”

男子汉和他的思想

对于博伊德而言，思考——以不同的方式思考——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这样的思考证明了他的存在。他研究化学、物理学、生物学，他调查人的大脑是如何运作的、记忆的自然属性，以及人类如何学习、思考和提问。这些研究形成了他的世界观。他认真思考着人类最高的道德准则，并将人视为第一位，思考视为第二位，事物视为第三位。他有一种罕见的能力，可以毫不费力地收集大脑中几天前、几个月前乃至若干年以前储存的零碎信息，并找到其中的联系。他可以将这些碎片化的信息拼接起来，从而创造出全新的、有洞察力的见解。更重要的是，通常他的见解都是对的，尽管许多线索看起来是从毫无关联的事物中抽取出来的。这种跳跃式的直觉经常出现，并让博伊德能够描绘出对负责事物的理解，而别人只能得到零星的信息碎片。

大多数人，如果能拥有博伊德的理念和见解，通过写作，给别人当顾问或向别人提建议让自己的想法得以实施，早就成为百万服务了。但博伊德不是这样。他把钱视为腐化的东西，并且拒绝这种诱惑。博伊德的妻子和五哥孩子住在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大的一间地下室里，仅靠他的退休金生活。而他则告诉他们应该尽早适应这种生活，因为他只能赚到这些钱。当他的孩子因为贫困的生活而产生抱怨时，博伊德去买了一本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复印本让他们阅读。和其他的名人不一样，博伊德在从美国空军退休后，直至去世前22年的生涯里，从没有依靠他的聪明才智赚过钱。

原因很简单，博伊德从不把知识视作可交换的商品。他希望分享他的见解，而不是用它们去交换。他也是这样做的。尽管他的“胜负论”从未正式出版，但是，商人、美军各军兵种的军官、以及其他国家的军官、飞机设计师和太空防御系统工程师、华盛顿的政客、学生、学者以及记者都时常会用到博伊德的理念。

这是非常令人惊讶的，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一个人依然依靠别人的口头传颂来为人所知，他的思想靠着一个人告诉另一个人的方式来传播。博伊德的成就，更像是在中世纪的997年而非20世纪的1997年取得的。好在博伊德的和他所取得的成就，对那些真正有学识和思想的人而言是人所共知的。尽管他从未上过电视，从未发表过任何作品（他在美国空军中呆了三十多年），并且在去世前已经退休了二十多年，但博伊德一直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直到1996年，博伊德仍然不时给一些咨询机构、军事课堂以及五角大楼内外的一些关注国防的组织作演讲。

在博伊德人生的最后22年中，他更深入地钻研、更广泛地探索各种规律，并对其内涵进行更为复杂的连接，以提升其对思维、战略和时机的理解。他的著名的名为“冲突类型”（Patterns of Conflict）的简报传播了1500次（后来这个简报扩展为19个版本的《胜负论》的长篇演讲，演讲时间由原来的1个小时扩展到了15个小时）。《胜负论》的印刷版有327页，都是印在绿色的纸张上，被博伊德很恰当地称为“小绿书”。后来，随着博伊德影响力的不断扩大，这本书的印刷也日渐精美起来，封面换成了漂亮的蓝色，更符合它的起源和传承（起源自空军）。博伊德把书分发给所有想要了解他的人，并告诉他们只要他们喜欢，可以把书复印并传播到世界上的任何地方。他曾经的一位同事说，当博伊德第一次看到复印机时，他的眼睛闪闪发光。他咧开嘴笑着说：“现在，终于没有秘密可言了。”

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博伊德都很坚决地想把他零散碎片般的研究成果总结为一体。作为传授他自己思想的大事，博伊德“必须带领人们了解它”，这样他们才能理解他所提到的那些词语、地图、图表的完整涵义，而这些仅仅是他的思想的并不完美的表现。爱德华·梅耶将军，美国陆军参谋长，曾经给博伊德打电话：“我听说你有一个值得一听的简报，这周我可以抽一两个小时来听听，你也时间吗？”博伊德的回复是：“对不起将军，简报长达4小时，你或者全听，或者干脆不听。”梅耶将军后来找时间听了这个简报。结果是，“简报”持续作了两天，长达15个小时，博伊德只讲完了他称之为“命令和控制系统的组织设计”或曰“观念螺旋”的部分，而这只是其完整理念的起始部分。这类演讲他不经常也不情愿做。对博伊德而言，只讨论他观点的部分碎片或他的思想体系的一部分，这是一种耻辱。

正直和极端

博伊德本质上是一个令人尊敬、为人正直的人。所有人都有自己的价格，但博伊德从不为自己开价。他拒绝了当顾问的机会，做演讲从不所要费用，即便是他家里正急需钱用。他拒绝了那些来自国防承包商、高级军官和政府官员提供的种种诱惑：好的工作、奢侈的晚餐，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实际上，在博伊德去世后，美国海军陆战队研究中心（USMC Research Center）的档案管理员珍妮特·肯耐莉（Janet Kennelly）收集了博伊德生前的文字资料，并把这些资料带到博伊德一家曾经居住过的匡提科的家中时，她发现了大量的政府提供的支票，用于支付 博伊德的差旅费、酬金以及各种其他形式的补偿。这些支票加起来有几千美元，博伊德从未兑现过它们。即便这些收入都是合法的，但博伊德不想被任何人控制。此外，他退休后就不再为政府工作了。

博伊德生活很简朴，他的衣服很少，家里没有有线电视，居住在公寓里。他只在20世纪60年代拥有过一段短暂的家庭生活。他的生活方式更朴素。他的绰号就是“贫民窟上校”，这个绰号得名于他在亚特兰大的那间位于一个很脏乱差的地段的地下公寓。他的小儿子，在很小的时候就对艺术和科学展示出了天赋，曾经在自己的素描本上画过七十来种昆虫。据他自己说这些昆虫都是在自家附近看到的。博伊德自己到当地的书店去读大量的书和杂志——即使不是整本读完——却从来不买。他开破旧的车，很少去外面吃饭，剩下来的钱全花在一个地方：打电话。他没有电脑，发不了email，与外界联系全靠电话。他打电话非常频繁——至少是每周，有时是每天——与他通话最频繁的小圈子人数大约有12人，仅次于这个最频繁的小圈子的次频繁圈子，人数大约有两打。他对于讨论问题和交流思想有着近乎无限的热情，随之而来的代价是高额的电话费。

博伊德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集合了超群的智慧，对信念的无私奉献，深情重义，以及对美国空军，对美国军队乃至国家的“研究问题在前，个人条件在后”的态度。有时候，在内心深处，他始终只是一个孩子，他那可爱天真、富有感染力的笑容可以扫除别人心里的不愉快。尽管很少表现出来，但博伊德对他人有着高度的爱心，这并不是大多数战士的特质，却是他的基本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最出众的优点在于韧性和集中力量思考问题的能力，当他致力于解决问题时，他可以完全阻断来自外界的干扰。这几乎是与人类的本能作战。

他的思维能够如此集中，以至于一切外部环境——噪声、严寒酷热、饥饿、困倦、时间和地点——对他仿佛都不存在。这确实令人惊讶。看上去他就像自己制造了一个幻想王国然后沉溺其中，整个人处于一种恍惚状态，但大脑却在高速运转。当他的大脑被问题所占据时，他可以隔绝所有其他事物来解决问题。事实上，大多数时候，他需耗尽自己的全部精力，才能最终得到一个令自己满意的结果。他的同事说，博伊德也许会连续四个小时都处于精神恍惚的状态，满脑子都是公式，直到找到解决困扰他的问题的方法。有时，他甚至连续四天精神都集中在一个复杂问题的某个要素上。

博伊德方式

博伊德方式，他的思想和观点，是一种“西方式的禅”（Western Zen），看似矛盾，却正说明了其本质。博伊德方式是一种思想状态，是对单一事物的一种追求，是一种对东方哲学和宗教中的基本见解的欣赏。对于博伊德而言，这种方式不是一个结果而是一个过程，不是一种思想境界而是一个思想旅程。它的效果就像万花筒一样，千变万化。博伊德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思考方法体验这个世界，并进而得出自己的见解，通过正反两面探索规律，找出不同规律之间的重要关联。一个人所思考的问题也许就是答案，反之亦然，关键在于思维的灵敏度，以及理清自己的思路。

上述这些，对于博伊德而言都是自然而然的。简单来说就是，他可以在几个小时内连续不断地如饥似渴地摄取各种知识，并在随后的几周乃至几个月内不断重温这些知识，直到他能够完全理解那些看似简单的话语和概念中的深刻含义。直到他完全掌握一种概念或者思想，他才会真正满意。有时，他会力求把复杂的理论精简化，在这么做时，他使用语言就像数学家使用数字和符号。简化算法的思想令他着迷。对他而言最美的事情莫过于用简单的公式表达复杂的思想。博伊德的相对论方程（即E=MC2） 就 是 他 的“OODA环”。OODA环看似简单，但对于一个必须在几秒钟内作出正确抉择的战斗机飞行员而言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博伊德的“三位一体”是三个重要科学概念的综合体：热力学第二定律、海森堡测不准原理和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博伊德认为，这三个概念用简单的数学概念解释了复杂的世界现象，他通过自己的思考在这三个概念之间建立了联系。这三个概念构成了博伊德理论世界的核心。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他在发现这些规律之前就已经知道了结论。

理解这三个科学概念需要很深厚的科学基础，这种科学基础对飞行员而言并非必须掌握的，但对博伊德而言却是必不可少的。他像一只在自己领地里觅食的鸟，持续地警觉着，观察着周边环境。他收集大量的信息，仔细选择出哪些是当下需要的，记住哪些或许今后会用到的信息，然后在关键时刻果断出击。他的神经网络，以及他不断获得新的、复杂的、看似无关的想法，并将它们加以综合创新的能力，就是他捕食的“利爪”。他不断以新的思想为“食物”。正如他自己所说：“当没有新的思想或我无法思考是，我就死了。因为思想思考是我生活的养料。”

博伊德对军队和国家的贡献并没有随着他的退休而停止。他依旧继续通过电话与人们交流，作简报，为智库、政客们、战斗机驾驶员、学者、商人乃至记者提供咨询服务。对于博伊德而言，在电话里与人交流已经成为了一种艺术。格兰德·T.哈蒙德在撰写博伊德传记《战争的思维——约翰·博伊德与美国安全》（The Mind of War：John Boyd and American Security）期间，每周都会和博伊德交谈很长时间，有时甚至一天谈及此。不管在什么地方，他们每周都会交谈三到十二小时。许多人都对博伊德和那么多学者及军政界高级官员乃至记者有过交流而感到惊讶。他和许多高层有影响力的精英人物都有过接触。

吉姆·伯顿（Jim Burton）曾经回忆说，他曾经有三年的时间，经常和博伊德通电话，以至于让他十几岁的小女儿抱怨。他不得不专门为和博伊德通电话而单独接了一根电话线，被他女儿称之为“博伊德专线”。麦克·罗（Mike Loh）将军曾经在20世纪70年代和博伊德一起在五角大楼从事秘密工作——那时候他还是少校。他曾经在他的上司不知道的情况下，偷偷给博伊德发送一些材料，那些材料原本是五角大楼内部的官员们准备用来在第二天驳倒博伊德的最新理论资料。后来，麦克·罗成为了F-16系统工程的指挥官。罗将军说他花了太多时间在晚上与博伊德通电话，以至于让他的妻子极度不满。20年会，罗将军依然能清楚地背出博伊德的电话号码。

TIPS：

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也称为不完备性定理，为奥地利裔美国科学家哥德尔提出的定理，大意是任何一个形式系统，只要包括了简单的初等数论描述，而且是自洽的，它必定包含某些系统内所允许的方法既不能证明真也不能证伪的命题。该定理可以简单理解为“可证的一定是真实的，但真实的不一定是可证的”。

拥有如此的天赋、智慧和广泛的人脉，博伊德却在生前并不广为人知，除了一本小册子甚至没有写过任何东西，这又是为什么呢？

首先，博伊德成长起来的文化背景，是反对知识分子的——尽管那个时代的科技已经很强大。在当时的美国军队里，一个人只能靠飞行、驾驶、领导或者社交来赢得声誉，获得晋升，靠思考和写作是不行的。其次，在军队里，信息的呈现和传播，都通过介绍会，简报，用投影仪来呈现。通过口头交流而不是写出来的书面材料实现信息交流，一直是美国军队的主流文化。博伊德写出来的东西，也多是以总结的形式呈现的。

最后，博伊德总认为自己的见解不够完善，总是在不断修改、丰富自己的思想，以不同的方式来添加新的东西，这就是博伊德。他阅读、讨论，润色和修改他的见解，不断地进行综合复查。他的思考永远不会完结，他的思想永远不会固定或达到最好。他始终处于没有完结的“博伊德漩涡”中。他的可能性永远是无限的。尽管他明白他的思想的重要性并乐于与他人分享，他并不认为实现他的思想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