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庆春

当年，鲁迅曾简要而深刻地评价过陈独秀，他说：“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

确实，陈独秀有着自信、倔强、敢说敢为、义无返顾的性情；有着正义凛然、坦诚直率、实事求是的品格。今天，我们品味一番他的性情、品格，大有可资借鉴之处。

爷爷非常伤感地说，这个小东西“长大后不成龙，便成蛇”

陈独秀父辈的兄弟四人中，大伯、二伯早年去世，排行老三的父亲，以教书为业，陈独秀出生不久，父亲就离世了。这样，陈独秀自幼就过继给了四叔陈衍庶。四叔是一个举人，曾任知县、知州。陈独秀的爷爷陈章旭，一直教授私塾。爷爷看中了陈独秀的聪明，便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在他六七岁时，爷爷就开始教他“四书”“五经”，可他对此始终不感兴趣。有一次，他又因背不出读过的书来，被爷爷痛打了一顿，但无论挨了怎样的毒打，他都绝不哭一声，小嘴闭得紧紧的，两眼直瞪着刚打过自己的爷爷，直气得爷爷伤感地说：“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啊！”并且断言他“长大后不成龙，便成蛇”。陈独秀的母亲看到儿子的桀骜不驯，也只是伤心落泪而已。

17岁那年，陈独秀到安庆参加科举试的初级童试。当时，宗师出了一个很古怪的题目：《鱼鳖不可胜食也材木》。一见这个题目，陈独秀就觉得“很怪”，与所读过的“四书”“五经”相差甚远。怎么办呢？他认为，对于这类不通的题目，就应该用不通的文字来对付，于是，他把 《昭明文选》和 《康熙字典》 上的鸟兽草木之类的生僻怪字，草草编织成篇，然后就交了上去，谁知竟使判卷“大师”找不到北了。回家后，他把考试情况向哥哥叙述了一番，哥哥听后，认为这下肯定“没戏”了。不久，消息传来：陈独秀不仅考上了秀才，而且还是第一名呢！

18岁那年，陈独秀参加正式的科举考试——乡试，却一败涂地。从此，他视科举为妖孽而恨之，决心再也不参加乡试了。经过这样两次考试，他目睹了当时考场上的种种黑暗，看到了考生们置国家安危于不顾、官迷心窍的百般丑态，心想，倘若“这班动物”得了志，那么国家和人民将如何地遭殃。基于这种认识，1897年12月，陈独秀进入杭州新式学校—— 中西求是书院，开始学习新学和西学，执著地阅读起严复翻译的 《天演论》、维新派的 《时务报》 等，开始了他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漫长征程。

剪掉姚学监的辫子后，他痛快地说“这回出了一口恶气”

维新变法失败后，为了探索救国图存之路，陈独秀决定去日本留学。1901年10月，就在陈独秀入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当天，他就找来了剪子，将盘在头上、象征奴才身份的辫子剪掉了，并往辫子上倒上煤油，当众将其烧成灰烬，以此表示：誓与清王朝彻底决裂。他的这一举动，使同去的中国学生目瞪口呆，十分惊讶。

留日期间，陈独秀因“励志社”有鼓吹君主立宪的章宗祥、曹汝霖等人，就以退出该社，表明自己宁当叛逆者，不愿与他们同流合污的决心；在“青年会”，他也同样表现出与清朝势不两立的态度。当时，清朝政府派驻日本的姚文甫 （学监） 经常干涉或破坏留日学生的爱国活动。因看不惯姚学监的奴颜媚骨，一天夜里，陈独秀与邹容、张继一起闯进姚学监的住处，说要砍掉姚的脑袋，姚就求饶。邹容说：“纵饶汝头，不饶汝发。”于是，由张继抱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操起剪刀，“咔嚓”一声，剪掉了姚学监的长辫子，以抒发“割发代首”之恨。回到宿舍后，陈独秀把手中的辫子扔到了桌子上，大口喘气地说：“这回出了一口恶气！”当时，这一富有戏剧色彩的行动，震动了整个留学生群体，许多人为之拍手称快！

姚文甫被剪掉了辫子，十分恼怒，随后就向清政府驻日本公使蔡钧控告陈独秀、邹容、张继。时隔数日，蔡钧照会了日本政府外务部。这样，他们三人被日本政府强行遣送回国。回国之后，他们三人一起去看望从事反清活动的斗士章士钊 （时任 《苏报》 主笔），章士钊听了他们剪掉姚学监的辫子、被逐回国的经过后，哈哈大笑，赞赏不已！

陈独秀在留日期间接触了大量的新思潮，思想上逐渐由维新转向了革命。

不满马林对中共粗暴干涉，声言“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

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华，推动了中共一大的召开，推举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同年9月，陈独秀辞去广东教委会主任之职，回沪专任此职。但在他与马林的会谈中，马林强调，中共必须在共产国际领导下制定方针和计划。陈则认为，中国革命有中国的国情，目前也不需要共产国际经济援助。由于两人几次都谈不拢，一度出现了陈独秀拟要求共产国际撤换马林共产国际代表的职务、马林则主张开除陈独秀党籍的极端对立局面。

陈独秀和马林僵持到这般程度，马林的翻译张太雷从中调解，对陈独秀说：“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都是在第三国际的领导之下……中国不能例外。”岂料，陈独秀把桌子一拍，大声说：“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力……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说罢，不理张太雷，拿起皮包，气冲冲地走了。

10月4日，有3个“白相人”忽然从前门闯入陈独秀住宅，先说要见陈独秀，又说要买 《新青年》 杂志。此时，陈独秀正在楼上与 《民国日报》 副刊主编邵力子交谈，闻声从楼上趿拉着鞋下来，见此情形想从后门出去，但后门已被人把守住，走不出去了。不一會儿，来了两部汽车，不分青红皂白，迅即把陈独秀、高君曼 （陈妻） 以及正在陈家聚会的杨明斋、包惠僧、柯庆施押上汽车，连同《新青年》 等印刷品也被搜去。抓捕陈独秀的是法租界当局。到捕房后，陈独秀化名王坦甫，其他人也都报了假姓名。抓捕汽车驶出后，陈独秀的老友褚辅成 （上海法学院院长） 正巧前来拜访，也被留守在陈宅的巡捕逮捕。褚辅成被押到捕房见到陈独秀时，不慎直呼了陈独秀的大名，使其真实身份完全暴露。等捕房查清褚、邵两人身份后，即释放了他们，陈独秀等5人则被关入牢房。

陈独秀被捕，使新生的中国共产党顿时群龙无首。在共产国际看来，陈独秀被捕既是共产国际在华事业的巨大挫折，也是马林修补与陈独秀关系的难得机会。因而，马林开始为营救陈独秀四处奔走，首先通过熟人请到法国律师巴和承办这个案子，然后从共产国际给他的活动经费中拿出400美元疏通关系，以打通会审公堂的关键人物。由于马林的斡旋和其他方面的营救，会审公堂最终判决罚100大洋，销毁查抄书籍，释放陈独秀。

陈独秀一向极重感情，爱憎分明，知恩必报。出狱后，当他得知马林在营救中费了很多力，花了很多钱，深受感动。从此，中共开始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和经济援助，陈独秀与马林的关系峰回路转，经常晤面，坦诚相见。后来，陈独秀接受马林建议，国共两党实行“党内合作”，促使中国革命出现了新局面。

“他要鄙人当劳动部长是假，为他装点门面，当他的走卒是真”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陈独秀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给予了强烈的谴责。国民党当局恼羞成怒，对陈独秀实行逮捕并将其关押于南京老虎桥监狱。1933年5月，一些报纸曾有过这样的记载：审判长问过陈独秀，“为什么要反对国民政府？”他毫无迟疑，慷慨激昂地回答，“有这事，不否认。一、国民政府的政治不民主；二、军阀官僚贪污腐化；三、对日本的侵略不抵抗。”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又向上海发动进攻，并轰炸南京。有一次，陈独秀所住牢房的屋顶被震坍了，他只好躲到桌子底下，才幸免于难。鉴于此，陈独秀对潘兰珍 （他的第三任妻子）说：“南京是敌人轰炸的重点，你快回南通家里去吧！”潘却说：“我怎么能走，死就死在一块儿吧。”随即，陈钟凡 （金陵女子学院教授） 与胡适、张伯苓等联名保释他。国民党当局要陈独秀出具“悔过书”，他闻之大怒，说：“我宁愿炸死狱中，实无过可悔。”随后，国民党在国人“释放一切政治犯”的巨大压力下，被迫于8月23日释放了陈独秀。

就在陈独秀出狱不久，国民政府大员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宴请陈独秀等人。宴会上，陈果夫郑重地宣布：“鄙人受蒋先生委托转告，他十分赞赏独秀先生渊博的学识和爱国精神，想聘请独秀先生任劳动部长，为中华民国效劳。独秀先生，你意如何？”陈果夫话音刚落，陈独秀说：“果夫先生，请你转告鄙人对蒋介石先生的谢意。不过，他要鄙人当劳动部长是假，为他装点门面，当他的走卒是真。这真是异想天开。”言辞犀利，颇有骨气。

这时，在座的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朱家骅说：“独秀先生，鄙人也受蒋先生的委托，要请独秀先生组织一个新共产党，并供给十万元经费和国民参政会五个名额。独秀先生，你意如何？”多年前，朱家骅曾与陈独秀一起在北京大学任教，俩人过从甚密。现在，他替蒋介石当说客，陈独秀当即拒绝道：“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关了我五年牢，我和他不共戴天。现在要我组什么新共产党，则更是异想天开，我陈某决不干这种事。”即便往日的同仁好友，也左右不了他！

当年 《新青年》 杂志的盟友、时任国民政府驻美国大使的胡适，这时也隔洋托人传话给陈独秀：“美国一家图书公司，慕独秀先生之名，邀请独秀先生去美国写自传。一切安排妥当，盼往。”陈独秀不愿接受这份邀请，但也感谢老友关心，就取了婉然谢绝之态度，对传话人说：“鄙人生活很简单，没有什么传奇的东西，不用去美国写自传。我是一个中国人，若是写自传，在中国也能写，同时，鄙人也厌烦见生人。”并且，告知传话人，“请你转告胡适先生，我是决意不去。过去一些大军阀官僚垮台后，都跑到国外当寓公，这是一件十分可耻的事。我陈某是不会干这种事的。”

陈独秀的几番话语表明，他是有着独立精神的“硬骨头”，恰如他自铭的那样，“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

拒绝任卓宣、张国焘的资助：“你们比我‘穷”

1937年9月12日，陈独秀、潘兰珍拎着大包小箱，从南京出发，挤在逃难的人群中登上开往武汉的轮船。然而，武汉的生活也不如意，而且日军很快逼近武汉。于是，他们便顺长江进入四川。

船抵达重庆后，陈独秀的老朋友周钦岳、张恨水和高语罕等前来码头迎接。

进入夏季以后，素有“火炉”之称的重庆，暑气逼人。如此酷热的天气，即便重庆的老市民也难以忍受，又何况初到重庆、年迈体衰的陈独秀呢！没多久，他的血压升高，心脏病开始发作了。待病情稍有缓解，他和妻子就乘船溯江而上，到达四川江津县城。

在好友方孝远的帮助下，陈独秀到江津名流曹茂池的“郭家公馆”住下。后来，他们夫妻又迁居至鹤山坪杨庆余家。所以迁此，主要是陈独秀对杨庆余祖父杨鲁承编撰的 《皇清经典》 十分感兴趣；而杨庆余呢，又正想找个名人来整理祖父的遗著。

当时，陈独秀没有职业，没有正常的经济收入，除了一点儿微不足道的、很不固定的稿酬之外，主要靠亲友的接济。他生活清苦的程度，非同一般。

在困苦的病难中，陈独秀曾诗云：

日白云黄欲暮天，更无多剩此残年。

病如檐雪销难尽，愁似池冰结愈坚。

蕲爱力穷翻入梦，炼诗心豁猛通禅。

邻家藏有中山酿，乞取深卮疗不眠。

这首诗，反映了陈独秀烦忧集结、百病缠身的痛苦境遇，同时也表达了他对自己曾为之奋斗过的革命事业和并肩战斗的朋友、同志无限眷恋的情感。

1939年冬，曾任安徽省都督的柏文蔚 （辛亥革命中，陈独秀曾任安徽省督府秘书长。都督是柏文蔚），到重庆开会便顺路来探望陈独秀。当他看到陈独秀此时还穿着单薄的棉衣时，心中很不是滋味，立马将身上的狐皮袄赠送给他，但固执的陈独秀坚决不收。柏文蔚说：“仲甫，你我辛亥革命时便是生死与共的老朋友了！当年你年轻有为，不怕杀头坐牢，豪气冲天。现在你穷困到这个地步，作为老朋友送你一点儿东西难道也不行么？你再坚持，我就立即告辞！”见老友这般坚持，陈独秀只好收下了。

陳独秀是一个个性强烈、极有操守的人，尽管经济上这般困苦，但他不会牺牲原则去接受别人的帮助。例如，1928年被捕后背叛共产党的任卓宣，知道陈独秀的生活困境后，给他寄了200元，陈独秀收到后，立即退了回去。他的学生、时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的朱家骅，赠送其5000元，陈独秀当即拒绝。朱家骅无奈，又托张国焘 （1938年4月投靠国民党） 转赠，陈独秀再次退回，并写信斥责张：“请你以后不要多事！”并且，指斥张国焘、任卓宣：“其实，你们比我‘穷。”这是指“人格”而言，但是他们不解其意，还觉得陈独秀的说法很怪，再不敢多言了。

北京大学的一些毕业生，曾是陈独秀的学生，这时已成了国民党的政要。如任中央大学校长的罗家伦、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兼北大研究所所长的傅斯年等人，来到四川时，必定专程看望自己的老师，不免资助。对此，陈独秀反而气愤地说：“你们把我当乞丐施舍吗？我挑明了说，即使我穷死饿死也不会收的。”当陈独秀的生活处境，传到蒋介石耳朵里后，蒋也叫国库局拨一笔钱给他。国库局派大员亲自去办理，江津县银行办事处主任陪同前往陈家，希望落实此事。陈独秀仍是坚决拒绝，“原封退回”，毫不含糊。

我这个人又不愿被人牵着鼻子走，何必弄得大家无结果而散呢？

陈独秀入川以后，蒋介石接受了张国焘的建议，派国民党大员胡宗南和戴笠去陈独秀家拜访。1939年的一天，胡宗南、戴笠到江津看望陈独秀。敲响门后，出来开门的是高语罕。当年，高语罕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时，胡宗南和戴笠是他的学生。

彼此落座后，胡宗南起身把 《大公报》 剪报送到陈独秀面前说：“陈先生不久前无端被延安诬骂为汉奸 （王明、康生等这时对陈独秀诬陷，其实质是借此抵制毛泽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从而树立自己在党内的权威—— 笔者注），但我党精英都为您鸣不平。这是他们 （指国民党要人）写给你的辩护文章，真是国人之公论，民心之所向啊……”胡宗南的这番话，是煽动陈独秀起来反共。虽然陈独秀对中共满腹怨气，却丝毫不为胡宗南的言辞所动。

胡宗南接着说：“我们今天特来请教先生谈谈对国事的看法。”陈独秀说：“独秀此次寓居江津，是逃难入川，虽国事萦怀，却并不参与政治，更不曾有任何政治活动。”这时，戴笠在笔记本上快速地记录着他们的谈话。陈独秀说：“本人是孤陋寡闻，不愿公开发表言论，致引喋喋不休之争。”这时，高语罕站起身来打圆场说：“不会的，不会的，我的这两位学生是最尊重他人意愿的。”

陈独秀见势险恶，咳嗽了一声。高语罕的妻子是医生，理解陈咳之意，她说：“陈先生，吃药的时间到了。”胡宗南、戴笠心知此乃“逐客令”，站起身来，胡宗南说：“先生身体欠安，我们不便多打扰，先告辞。”显见，他们想借陈独秀之口制造舆论的谋划泡汤了。

1942年5月12日，陈独秀听信偏方治病，喝了发了霉的蚕豆花煮的汤，感到腹胀不适。第二天，曾代表陈独秀出席中共一大的包惠僧前来探望。老友重逢，他非常高兴，中午吃了四季豆炖猪肉，引起胃病复发，潘兰珍请了好几位医生医治，不见疗效。

就在陈独秀生病卧床的时候，中共驻重庆代表周恩来，在辛亥革命元老朱蕴山的陪同下，赴江津探访陈独秀。二人刚走进房门，只见陈独秀手捂着胃，停坐在一张木床上。周恩来亲切地问道：“独秀先生，久违了，你好！”朱蕴山说：“独秀先生，恩来在百忙中，特地从重庆来看望你。”陈独秀说：“恩来、蕴山，你们好！你们来看望我陈某，不胜感激。”说着，陈独秀费力地要支撑起来。周恩来与陈独秀握手的同时，忙说：“独秀先生，你就靠着，不要起来。”周恩来此次前来拜访，仍然继续劝说陈独秀，希望他放弃个人成见与固执，回到延安去，并表示这是毛泽东的意思。对此，陳独秀说：“李大钊死了，延年 （陈的儿子） 死了，……除周恩来、毛泽东，党中央没有我可靠的人了，我也落后了，年纪也大了，中央开会，我怎么办呢？我这个人又不愿被人牵着鼻子走，我何必弄得大家无结果而散呢。”临走时，周恩来留下的100块银圆，陈独秀也坚持退了回去。

到了5月17日，陈独秀更感身体虚弱，冷汗淋漓。27日午时，他已处于弥留状态，医生交替使用平血针和强心针，采取多种挽救生命的办法，但也无力回天。当晚，陈独秀溘然长逝，享年63岁。

陈独秀去世后，老友朱蕴山曾赋诗一首，其中有云：“一瓶一钵蜀西行，久病山中眼塞明。僵死到头终不变，盖棺论定老书生。”说陈独秀已经“盖棺论定”，言之过早；说他至死未改清白、清贫的书生本性，却是符合实际的。

陈独秀，这个“用不着提防”的光明磊落之人。历史将他推入政治舞台的要职上，但是像他这样性格的人，其实并不适宜担任政治家的角色，只能在凄怆、孤独中走完其曲折坎坷的人生旅程了。

（选自《文史精华》2016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