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绪义

小人物的大动作

同治四年 （1865年） 三月初五，恭亲王奕訢按惯例入值觐见两宫太后。慈安与慈禧两位太后端坐在紫禁城的东暖阁，慈禧待恭亲王行礼毕，对他说：“有人劾汝！”说着便拿起奏折递给恭亲王看，谁知恭親王并不接折，追问：“谁人所为？”慈禧告诉他：“蔡寿祺。”恭亲王失声叫道：“蔡寿祺不是个好东西！”说完便声称要逮问他。

这本是一个平常的开端，官员听到有人举报他，首先下意识便想知道举报者是谁。恭亲王，作为咸丰帝的亲弟弟、同治帝的叔叔，此时的身份是议政王、首席军机大臣、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大臣、宗人府宗令、总管内务府大臣、领神机营等，集大权于一身，是名副其实的一国总理。他要逮问一个人，岂不是一句话的事？

可谁吃了豹子胆，竟敢弹劾议政王？此人就叫蔡寿祺。

蔡寿祺，江西德化人，道光二十年 （1840年）进士，同治四年 （1865年） 二月初七署日讲官。一看就是个“黑翰林”—— 长期升不了官的翰林学士。刚刚当了日讲官 （主皇帝敷陈经史、回答皇帝咨询、兼记皇帝言行的官员），不到七天便上疏八条痛陈时弊，“摺留中未发”。这八条的主要内容是：广言路、勤召对、复封驳、振纪纲、正人心、整团练、除苛政、复京饷。

从这些条目看起来，像是一篇改革大文章，其实奏折的核心，只有“振纪纲”一条。此处，蔡寿祺历数劳崇光、骆秉章、刘蓉、李元度、曾国藩、曾老九、薛焕诸公之短，这几人都是晚清督抚重臣，且绝大多数是湘军将领。这些人在两宫太后眼里都是朝廷的有功之臣，一个“黑翰林”一口气攻击这么多功臣，太不知自己几斤几两了，自然没被上司理睬。

蔡寿祺为何要一口气弹劾这么多重臣？难道他们真的有问题吗？这里暂且放下。见自己的告状信没有动静，蔡寿祺又于三月四日再次上疏，这次的矛头直指当朝第一权贵恭亲王奕訢，弹劾他贪墨、骄盈、揽权、徇私四大罪状。

疏中言：“近来竟有贪庸误事因挟重赀而内膺重任者，有聚敛殃民因善夤缘而外任封疆者，至各省监司出缺，往往用军营骤进之人，而夙昔谙练军务而通达吏治之员，反皆案置不用，臣民疑虑，则以为议政王之贪墨。”这一条弹劾恭亲王“贪墨”，理由是“往往用军营骤进之人”，无疑就是指湘淮军；那些“夙昔谙练军务而通达吏治之员”，弃之不用，看起来指向很模糊，其实他是有具体所指的。

再看蔡寿祺弹劾恭亲王的其它几条罪状：“自金陵克复后，票拟谕旨多有大功告成字样，现在各省逆氛尚炽，军务何尝告竣？而以一省之肃清，附近疆臣咸膺懋赏，户兵诸部胥被褒荣，居功不疑，群相粉饰，臣民猜疑，则以议政王之骄盈。”这一条弹劾恭亲王“骄盈”，理由更荒唐，原因是“大功告成”四个字讲多了。金陵克复，太平军被灭，这对于大清来说，去了心腹大患，难道不算“大功告成”？

也许在蔡寿祺看来，这根本不算什么。所以他指认恭亲王“骄盈”：“近日台谏偶有参劾，票拟谕旨多令其明白回奏，似足以杜塞言路……怵近年部院各馆差使，保举每多过分，而利害而缄口，臣僚疑惧，则以为议政王之揽权。”弹劾大臣，要求弹劾者提供明白清楚之事实，在蔡寿祺看来是“杜塞言路”，因此，指斥恭亲王“揽权”：“总理通商衙门保奏更优，并有各衙不得援以为例之语，臣僚疑惑，则以为议政王之徇私。”总理通商衙门是当时大清国的外交部，是第一权力部门，恭亲王主管，保奏更优，就认定为“徇私”，可以说是毫无逻辑。

但蔡寿祺不愧是进士出身，他的举报信写得非常有技巧：贪墨、骄盈、揽权、徇私，虽没有事实，但不是我要指责，都是臣民猜疑出来的。基于这四条，蔡寿祺提出的结论是干脆要奕訢引退。

此时的恭亲王仅32岁，慈禧才30岁。

醉翁之意不在“王”

不过，若以为蔡寿祺是要扳倒恭亲王，那就大错特错了。蔡这一招是精心算计过的，目的是想讨慈禧的欢心，因为他从种种渠道揣测到慈禧不满于恭亲王，便企图借机敲打，引起慈禧注意得以升职，顺带搞掉他痛恨的两个人。

这两个人便是前一次奏折中提到的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薛焕、陕西巡抚刘蓉。奏折中所言“挟重赀而内膺重任”“善夤缘而外任封疆”者，就是指他们二人。

蔡寿祺痛恨此二人，是有原因的。早在咸丰七年 （1857年） 蔡父病死，因家乡九江为太平天国沦陷，不能返乡奔丧，便取道山西陕西入四川，想寻找升官发财之路。正逢骆秉章和刘蓉入川，发现他私刻关防，招募乡勇，把持公事，大肆招摇，便将其赶出了成都。

蔡寿祺升官发财之路受阻，因此对他们恨之入骨。

在四川时，他结识了帮助骆秉章总理营务的江西同乡朱孙诒。朱孙诒原在曾国藩的老家湘乡担任县令，曾国藩草创湘军，就是以朱孙诒组织的团练为基本力量，后担任湘军营官跟随曾国藩东征。然而，朱孙诒实在不是带兵的料，与太平军一接触就大败奔逃，而且连逃了好几次，受到曾国藩的申斥。然而，时任湖南巡抚的骆秉章反而将他升为宝庆知府，朱孙诒自此脱离了湘军。

此时的朱孙诒是道员兼按察使衔。论资历和官位，朱孙诒都要比刘蓉高得多。朱孙诒做县令时，识拔刘蓉为生员。但刘蓉入川后担任四川布政使，后又做到陕西巡抚，反而高于朱孙诒。朱孙诒深为不满，加上与骆秉章、刘蓉意见不合，便愤而离去。朱孙诒离开四川后也到了北京，与翁同龢、蔡寿祺多有来往。此后，朱孙诒和刘蓉更是反目成仇，二人都刻印诗文相互讥讽。

刘蓉则与曾国藩是莫逆之交、儿女亲家。这样，刘蓉就成了朱孙诒、蔡寿祺共同的敌人。薛焕则是四川宜宾人，恭亲王岳父桂良特别赏识的人，而此前刚刚有人参劾过他。

这就是为什么蔡寿祺接连两道奏折直指刘蓉及薛焕等人的原因所在。而蔡寿祺奏折中历数刘蓉在四川的“劣迹”，其背后高参便是朱孙诒。

蔡寿祺刚做了七天日讲官，就迫不及待地向刘蓉等湘军将领发难，报一箭之仇。他自以为手段很高明，却不料引发了一场惊天大案。

万千余地下狠手

恭亲王失声说出“蔡寿祺不是个好东西”后，引发慈禧震怒，随即召见大学士周祖培、瑞常、吏部尚书朱凤标、户部侍郎吴廷栋等，垂泪对诸臣子说：“（恭） 王植党擅政，渐不能堪，欲重治王罪！”诸位大臣一听此事太过诡异，谁都不敢表态。慈禧反復提醒：“诸臣当念先帝，无畏王，王罪不可逭，宜速议！”

堂堂一国总理，在三年多前的“祺祥政变”中还是两宫太后的铁杆同盟，怎么一下子就变得罪不可赦了呢？

周祖培赶紧顿首回答：“此惟两宫乾断，非臣等所敢知！”慈禧说：“要是这样的话，还用汝曹干什么？他日皇帝长成，汝等独无咎乎？”周祖培赶紧替自己解围：“此事须有实据，容臣等退后详察以闻。并请与大学士倭仁共治之！”

一听与倭仁共治，慈禧稍稍放心了，这才命众人退下。

三月的北京城春寒料峭，诸臣们却“均流汗沾衣”。

倭仁，著名的保守派，与属于改革派的奕訢政见不同。但是这一回，围绕四条“罪状”，他也没有查出实据来，只好这样回答慈禧：“查恭亲王身膺重寄……若平日律己谨敬，何至屡召物议？阅原折内贪墨、骄盈、揽权、徇私各款虽不能指出实据，恐未必尽出无因，况贪墨之事本属暧昧，非外人所能得见；至骄盈揽权徇私，必于召对办事时流露端倪，难逃圣明洞鉴。”说辞意为：尽管没有证据，但事出有因。只要有人告你，你就有问题。至少说明你平时律己不严，人际关系不好。至于具体说到贪墨，外人看不见；说到骄盈、揽权、徇私，自然难逃两宫太后洞鉴。

聪明圆滑的倭仁，两边都不得罪。太后说有罪就有罪，说无罪就无罪。可大可小，留下万千回旋余地。得到这样的答复，慈禧果断亲笔下令：革去恭亲王一切差使，不准干预公事。

“恭亲王聪明太露”

恭亲王有没有问题？

近代学者吴相湘认为，恭亲王“自入枢廷，以交接亲王，犒赏太监，费用繁重，收入颇不足用，王忧之。后从福晋父桂良言，以提门包为充用常例，试行之，而财足用。于是府中贿赂公行，财货猥积……”吴氏此话不知何据。不排除从政四十年的恭亲王没有受贿，没有徇私，但假如蔡案发生时，恭亲王果有贪墨，能逃过慈禧的耳目吗？

其实，此时的恭亲王顶多就是诏中所言：“妄自尊大，诸多狂傲，每日召见，趾高气扬，言语之间许多取巧妄陈。” 说得更直白一点，就是他不大注意小节，尤其是礼仪。

在这一问题上，恭亲王可谓吃亏不少。他一生四次被罢官，都是因为这个问题。早在咸丰五年（1855年） 七月初九日，康慈皇太后死后不久，咸丰帝便颁发谕旨：“恭亲王奕訢于一切礼仪多有疏略之处，著勿庸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宗人府宗令、正黄旗满洲都统均著开缺；并勿庸恭理丧礼事务、管理三库事务，仍在内廷行走、上书房读书，管理中正殿等处事务，必自知敬慎，勿再蹈愆，尤以付朕成全之至意。”

作为哥哥，为什么因为弟弟礼仪疏略而开除他职权？难道真的是怕他不知敬慎，再蹈愆尤吗？说到底还是怕这个弟弟权势太重构成威胁。由此可见，咸丰实在找不到别的借口了，只好小题大作。终咸丰一朝，奕訢不受信任和重用，绝不是真正因为礼仪问题。

这一次慈禧要罢恭亲王，理由还是礼仪小节问题。据史料记载，恭亲王每次上朝，“辄立谈移晷，宫监进茗饮”，两宫必道：“给六爷茶。”然而有一回，叔嫂召对颇久，两宫忘记赐茶，恭亲王竟险些喝了同治小皇帝的御茶。按制，太后召见之地，“无论若何大员，非总管太监传旨，不能径入”，而恭亲王却往往不注意，未等内监传旨，径直入内。

这是不是问题？在规矩森严的宫禁之地，当然也算。然而，我们考虑一下，恭亲王毕竟只30来岁，年青人的性格还没有老成起来，实属常情。

也有人举出安德海的离间导致慈禧恼怒恭亲王。作为慈禧的贴身太监，安德海经常到内务府索要东西，恭亲王几次训斥，使安德海不满，伺机构陷，慈禧愠怒：难道我的日常饮食都要受到约束？据说恭亲王面圣，竟对两宫云：“两太后之地位，皆由我而得之。”

与“才具平常”的两宫相比，恭亲王思想开明，临事敏决，年富力强。人总有缺点，举止高蹈，如果在亲近的人看来，是可爱的一面；如果是对手看来，却是可恶的一面。究其实，是慈禧要揽权，时刻不忘自己的身份；恭亲王要办事，常常忽略自己的身份，将二人关系看作是自家叔嫂关系。曾国藩就说：“恭亲王举止轻浮，聪明太露，多谋多断。”

两宫决策，恭亲王议政，决策来自于议政，谁也离不开谁，这一点宫廷内外谁都明白。而恭亲王又想办事，办事不得不倚重督抚，他能跟督抚打成一片，这等于将各地督抚与两宫又隔离开来，权力的天平实际上倾向于恭亲王，矛盾就这样不可避免了。

令人长叹的结局

蔡寿祺的举报信恰好打破了二者微妙的平衡，苦于找不到突破口的慈禧借机发难。

但是，慈禧想得太简单了。诏令发布的次日，惇亲王奕誴便上奏为恭亲王申辩。惇亲王是道光帝的第五子，他说得非常直白，恭亲王没有昭著劣迹，只是平时说话语气不检点而已，加上查无实据，却要这般处置，关系重大，要求重新审议。

慈禧看了奏折震怒，只是这一怒更道出了恭亲王没有过失—— 当年政变时，正是惇亲王指认恭亲王也有谋反之意，如今反而替他出面力争，这恐怕是慈禧没有料到的。

紧接着，在东陵监工的醇郡王奕譞也赶回京城，急忙上书替六哥说情：“其往往有失于检点之处，乃小节之亏，似非敢有心骄傲，且被参各款本无实据，若因此遽尔罢斥，不免骇人听闻”。醇郡王本与恭亲王不和，他的说法更坐实了恭亲王只是小节问题。

同时，通政使王拯、御史孙翼谋亦具折，均请酌赏录用，以观后效。肃亲王华丰、内阁学士殷兆镛、左副都御史潘祖荫、给事中谭锺麟、广成、御史洗斌、学士王维珍纷纷上疏，舆论皆倾向恭亲王。

这样，压力反倒都到了慈禧那边，见此情景，慈禧迅速转弯，于四月十四日下谕：“恭亲王著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毋庸复议政名目，以示裁抑！”恭亲王的议政王头衔被剥夺，慈禧达到了基本目的。得旨后，恭亲王进宫谢恩，慈禧更是面加训诫，恭亲王“深自引疚，颇知愧悔”，亲王总理之颜面由此扫荡殆尽。

然而，事情并没有完，十八日，醇王再上一折，剑指倭仁。他指出，回京后遍访内廷诸臣，竟无一人参与三月初七罢黜恭亲王上谕的草拟事宜，这令其“深骇异之至”。按照常例，谕旨应“命王大臣同看”，作为大学士，倭仁“自应恪遵圣谕，传集诸臣或于内阁于乾清门共读朱谕，明白宣示，然后颁行天下”。然而让人匪夷所思的是，这道上谕竟跳过军机处，仅交内阁发抄，“显系固违谕旨”。

表面上看起来，醇王意欲问责倭仁，其实是想借此恢复“王大臣同看”这一军机处权威，不能允许慈禧擅自越过军机处的做法。

醇王此举关系重大，正因为这样，使得恭亲王与慈禧之争稍稍平息了十余年。

这次风波，引起朝论大惊疑，甚至外国使臣也纷纷关注，多次询问。

在这之后，李鸿章给恩师曾国藩写信道：“恭邸似可渐复，唯与艮相 （倭仁） 嫌衅日深，仍恐波澜未已。”曾国藩九弟曾国荃亦深感“朝廷之不能长治久安”。

一封举报信，改变了晚清的命运。从此以后，恭亲王行事格外谨慎，小心自保，那种锐意进取的精神随着慈禧的權力一步步巩固而逐渐消逝。

作为“中国第一次近代化运动的倡导者”，恭亲王无疑是同光时期卓有份量的改革家，后人逐渐认识到这一点，“恭亲王是个有血性的人，且真心为国谋划，他是清朝最后一百年宗室中的贤者”。（蒋廷黻语） 慈禧也不得不承认，恭亲王之死为“失兹柱石”。“纵观恭亲王一生，以过人才智处内外交困之际，坚持定见，忠诚谋国，推心置腹于将帅，昭示信义于欧美，内政外交都有起色，清国国祚得以延长，实在是爱新觉罗的好子孙”。（吴相湘语）

恭亲王的才能体现在他作为晚清改革家恰当的策略上，使晚清的外交、教育、工业都走上了近代化的路子。

外交上，恭亲王的策略获得了诸多地方督抚的支持，这一策略方针指导了晚清外交的实践，“一定程度上抵制了西方帝国对中国的侵略”。改革上，恭亲王显得举重若轻。对内，恭亲王常将反对改革的保守派，直接安排到总理衙门，使大多数人都转变成了改革派。对外，他多次提醒西方，勿操切行事，争取到他们对大清改革的理解和支持。

本来他可以更好地在议政王的位置上发挥着更大的作用，然而，蔡寿祺这一举动，不仅导致恭亲王逐渐心灰意冷，而且打碎了改革所应有的权力资源，为此后他的多次被罢免开了一个不好的头。

蔡寿祺想要告倒的薛焕、刘蓉，都因查无实据，经吏部议处，降二级调用。相反，蔡寿祺本人因诬告而被即行革职，勒令回籍。蔡寿祺被革职后，仍然逗留京师，不过，从此潦倒，50多岁就须发皆白，落得个“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这正是政治玩火者的结局。

（选自《同舟共进》201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