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935年7月17日的傍晚，日本神奈川县藤泽市的海岸监视所，忽然接到了一起报案。

报案的是一名叫滨田宏子的日本女性和一名叫李相南的朝鲜男子。他们非常焦急地告诉警察：一位和他们一起在鹄沼海水浴场游泳的中国人，在海岸边失踪了。

失踪的时间，大约是在下午1点半。滨田宏子和李相南找了大约3个多小时，依旧没有找到，所以报警。

根据记录，那名失踪的中国人，叫做聂守信。

第二天，7月18日的上午，滨田宏子和李相南再一次去海边寻找无果后，接到了日本警察的通知：那名中国男子找到了，是被打捞上来的，他已经死了。

根据法医的检验，死者死于窒息，换句话说，就是游泳时溺亡。

不久后，中国男子的一名叫张天虚的好友赶到，打开棺木，确认了死者身份。

“聶守信”，是这名中国男子的学名，他有个大家更熟悉的名字：聂耳。

聂耳当时只有23岁。

他刚谱写完的一首歌曲，正在中国大江南北被中国人传唱。

歌曲的名字，叫做 《义勇军进行曲》。

（2）

聂耳，1912年2月14日出生于云南的昆明。

聂耳的童年和少年时期，用“颠沛流离”四个字来形容，应该也算贴切。

在聂耳4岁那年，父亲聂鸿仪就去世了。母亲彭寂宽一人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努力考到了行医资质 （聂耳的父亲是一名中医大夫），给人看病开药，维持家庭生计。

不过，母亲的行医并没有影响聂耳未来的职业选择，倒是她另一方面的爱好对聂耳产生了巨大影响——彭寂宽是傣族，经常喜欢给聂耳哼一些民族小调，并把一些民间故事配成当地流传的小调唱出来。

1919年，聂耳开始进入小学学习。虽然家庭拮据，聂耳连一套童子军服装的钱都交不出，只能转学，但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很优秀。另一个引人注意的特点是，聂耳开始对音乐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自己开始学习竹笛，二胡等乐器，还担任了学校学生音乐团的指挥。

1925年，进入云南第一联合中学的聂耳，每天晚上都会参加由法籍教师柏希文开办的英语学习会，并向他学习音乐基础理论和钢琴的弹奏。后来，他又找人学习了小提琴。

1928年，发生了一件对聂耳影响很大的事。

聂耳的老师赵琼仙被当局逮捕 （她是早期的中共地下党员），被戴着镣铐游街后拖去刑场枪毙。赵琼仙一路喊口号，聂耳叫着“老师”就在后面追。赵琼仙就义后，心被挖了出来，当时有些愚昧的老百姓认为吃了能治病，还去抢这颗心。

这件事对聂耳刺激非常大，他认为光学音乐没用，一定要做点实际的事。

16岁的聂耳随后就瞒着家里，报名了滇西军阀范石生组建的“学生军”，参军了。

几经辗转，一年之后，这支学生军在广州却解散了，聂耳又回到老家昆明，继续音乐的学习。由于聂耳开始参与中共地下党的一些运动，慢慢被国民党的特务组织盯上，经家人帮助，聂耳在1930年逃往上海。

在上海，聂耳打过工，失过业，最终还是如愿走上了音乐之路—— 进入百代唱片公司，主持音乐部工作。

由于聂耳对音乐特别敏感，很多音乐只要他耳朵听到，就能从嘴里唱出来，大家给他起了一个“耳朵”的绰号。

一次联欢会上，聂耳表演了一个绝技：两只耳朵一前一后地动，结果总经理笑称他为“聂耳博士”。聂耳说：“我已经有三只耳朵了 （“聂”的繁体字为“聶”），你们还要送我一只耳朵，也好！”

从此以后，他就索性不叫“聂守信”，改名叫“聂耳”。

（3）

聂耳的生活条件虽然得到了一些改善，但真正让他音乐的灵感开始喷发的，是他之前贫苦的生活经历。

聂耳曾在日记中写下自己在“充满了工人们、车夫、流氓无产阶级的汗臭”环境中聆听卖嗓子、卖武功的吼声，从中知道了他们“生命的挣扎”的心曲。

在上海，他自己去走女工的夜路，体会女工的辛苦，写出了“新的女性勇敢向前冲”的 《新的女性》；他去码头蹲点，观察码头工人的工作和生活，写出了“从朝搬到夜，从夜搬到朝”的 《码头工人之歌》；他每天聆听小报童的卖报吆喝，谱曲后和报童一起修改，写出了“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的 《卖报歌》。

《卖报歌》 的真实原型：报童“小毛头”杨碧君。聂耳写完 《卖报歌》 后曾专门请她提意见，她指出要加进一句“七八个铜板就能买两份”。

其实回顾聂耳短暂的一生，他从事音乐创作的时间，大约就是在1933年到1935年这两年。但就在这两年时间里，聂耳的音乐天分似乎集中大爆发，留下了十几首在当时脍炙人口的歌曲。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全境沦陷，华北摇摇欲坠，但一些社会流行的歌曲，却依旧是 《何日君再来》、《桃花江是美人窝》。这些歌曲主要来自聂耳当时所就职的“明月歌舞社”，社长就是 《桃花江是美人窝》 的作者，著名的音乐人黎锦晖先生。

其实黎锦晖也做过不少抗日歌曲，但当时这些歌能带来高票房收入，所以是歌舞社主要的曲目。但聂耳就很看不惯，他认为时局危急，不应该再写和演这种歌舞。为此，他还专门在报上发表一篇文章反对这种行为，被“明月歌舞社”的同事们认为是“端我们的碗，砸我们的锅”，之后没多久，聂耳就离开了社团。

但也正是聂耳发表的那篇批评文章，让一个人注意到了他，那个人就是田汉。一个词作者，一个曲作者，从此走到了一起。当时两个人就商量，能不能写几首提振中国人民士气，呼吁抵抗侵略的歌曲。

1935年初，田汉改编了电影 《风云儿女》，电影说的是知识分子最终放弃彷徨，投身抗日的故事。田汉写好了一首主题歌的歌词，但他那个时候因为“宣传赤化”，被国民党当局派人抓走了。在被捕前，田汉把这首歌词抄在一张香烟的衬纸上，夹在了剧本里。

剧本随后到了夏衍手里，夏衍发现了这首歌词，并把这件事告诉了聂耳。聂耳看了歌词，一拍桌子：“交给我！我来作曲！”

当时聂耳只用了两天时间，就写出了曲子的初稿。但正在此时，传来了当局也准备抓聂耳的消息。根据组织安排，聂耳离开上海，前往日本，再由日本去苏联。

1935年4月，聂耳到达日本，随后三易其稿，写好了那首主题曲的曲谱，寄回了国内。然后聂耳就在好友李相南 （真实身份是朝鲜共产党员）的陪同下，到他的朋友滨田宏子家去度假。

聂耳寄回去的曲谱上，题目只写了“进行曲”三个字，当时百代唱片的投资人朱庆澜在这三个字前又加了三个字“义勇军”，《义勇军进行曲》 就这样诞生了。

1935年5月16日，百代公司将 《义勇军进行曲》 灌成唱片，公开发行。

从曲调到歌词，每一个字每一个音符，都击中当时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这首歌迅速被传唱大江南北。

两个月后，却传来了聂耳与友人在海边度假，不幸溺亡的消息。

（4）

關于聂耳的死因，其实有争论。

1954年，云南省重修聂耳墓，请来当时的全国文联主席郭沫若来写墓碑文。郭沫若当时写的话里，最后两句是：“不幸而死于敌国，为憾无极。其何以致溺之由，至今犹未能明焉！”

“敌国”，指的是日本，而“未能明焉”，明显透露出一种质疑。

无独有偶，巴西著名的诗人和作家安德拉德当时写了一篇散文，叫做 《杰出的音乐家》，在文中他这样写到：“聂耳很久以前就去世了，是被日本人杀死的。……是的，聂耳很清楚，他的名字在黑名单上，敌人很可能暗杀他。……聂耳还是小青年，只有23岁。但是过了不到一个月他就死了。在检查了一具流血的尸体后，日本警察正式发表看法说‘他是溺死的。”

尤其是，聂耳尸体被打捞上来时，头部和鼻孔都有轻微流血现象，使得当时国内有一种说法流传开来：“聂耳当时是七窍流血，是日本人认为他宣传抗日，派人杀死他后抛尸大海。”

真的是这样吗？

目前所有的证据，都不能支撑这一说法。

首先，聂耳虽然当时写了一批传唱很广的歌曲，包括 《义勇军进行曲》，但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作者是聂耳，聂耳当时作为一个业余作曲家，名气绝没有大到日本特务要派人暗杀的地步。

同理，当时聂耳虽然已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是是秘密加入的，几乎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他去日本也没用护照，用的是一张学生证，上面写的是“聂守信”这个名字，日本人也很难知道他的身份。

其次，即便知道聂耳的真实身份，当时流亡在日本，名气最响的郭沫若，日本警察也只是“监视居住”。当时中日也没有全面开战，日本没有足够的理由去暗杀一个当时其实不算有名的聂耳。

第三，聂耳在日本期间的日记后来全部曝光，没有任何表示自己被特务跟踪的记录。

第四，当时聂耳的同乡挚友张天虚 （张鹤，《铁轮》 的作者） 从头到尾参与了聂耳的认尸到入殓的全过程，他后来所有的回忆录和文字，都没有提到怀疑聂耳是被日本人暗杀的。

最后还有比较重要的一点是，曾多次与聂耳在上海一起游过泳的他的朋友孙瑜、金焰、吴永刚、赵丹、黎锦光等人，都回忆说聂耳的游泳技术不高，不会换气，经常沉底，因此有着“潜水艇”的外号。而根据滨田宏子的回忆，当天她带着自己的儿子在浅水区游泳，而聂耳去了深水区。

根据游泳专业人士的经验，他们救过的一些溺水的人，确实会出现口鼻有轻微出血的现象。

日本著名音乐大师团伊玖磨后来到中国拍摄 《聂耳》 专题片时，曾提出他自己的猜想：聂耳在那天游泳时可能是突发心脏病。

说聂耳是被暗杀，证据确实不足。

（5）

聂耳的生命，停留在了23岁。

但他留下了一件最珍贵的遗产。

1937年，中日全面开战，《义勇军进行曲》 从将军到士兵，从商人到学生，大江南北，所有中国人都饱含热泪，握着拳头口口传唱“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1937年的“淞沪会战”，谢晋元率400壮士死守四行仓库，每天都要齐唱 《义勇军进行曲》。在台儿庄，国军士兵集结在断壁残垣的庄内，高唱着“用我们的血肉筑起新的长城”，向日军发起冲锋。

不仅仅是在中国。

二战期间，在苏联，在法国，在捷克，《义勇军进行曲》 被翻译为 《起来》，灌录成唱片，“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响彻欧亚大陆。

1940年，美国黑人歌唱家保罗在纽约演唱了《义勇军进行曲》，并且灌录了一套 《起来》 的中国革命歌曲唱片，宋庆龄亲自写序。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东南亚也沦落到日本人的铁蹄之下，《义勇军进行曲》 开始成为东南亚人民抗日的“战歌”。1944年，《义勇军进行曲》 在马来西亚的歌词被改为“马来亚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有一位马来西亚游击队员，在被捕后面对日军，是用马来语高唱 《义勇军进行曲》就义的。

到了二战尾声，盟军推出了一批胜利凯旋的歌曲，《义勇军进行曲》 也赫然在列。

1949年9月，全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征集新中国“国歌”，梁思成、徐悲鸿等一批人提议：将 《义勇军进行曲》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周恩来和毛泽东立刻表示赞成。

之后经历文革，《义勇军进行曲》 的词作者田汉遭受迫害，国歌的歌词被两度推翻重写，但这首歌的曲调却无人敢动。

1982年，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再次确定，恢复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 《义勇军进行曲》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而在日本，也有人纪念聂耳。

1954年，在聂耳遇难的日本藤泽市湘南海岸公园，日本人建立起了一座“聂耳纪念碑”。1958年，纪念碑毁于一场台风。1963年，藤泽市成立了“聂耳纪念碑保存会”，1965年，保存会通过民间募资了400多万日元，重建“聂耳纪念碑”。

聂耳肖像的石材，取自他的故乡云南。1981年，因聂耳的生死缘，昆明市和藤泽市成为友好城市。

每年的7月17日，藤泽市“聂耳保存会”和市民，都会在聂耳纪念碑前举办“聂耳纪念祭”，献花，默哀，以及由市消防乐团吹奏 《义勇军进行曲》。

在激昂的歌曲声中，大家会再读一遍聂耳纪念碑上的碑文：

纪念聂耳

这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作曲家聂耳的终焉之地。

他于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七日来此避暑游泳，淹没在突来波澜中而成为不归之客。

聂耳一九一二年生于云南，师事欧阳予倩。在短短的二十几年的生涯里，留下了歌颂中国劳动民众的 《大路歌》、《码头工人歌》 等大作，现在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 《义勇军进行曲》 也是聂耳作曲的。

倾耳过来，至今可以听到聂耳的亚洲解放之声。

（选自《历史的温度2》/张玮 著/中信出版社/ 2018年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