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埃伦·兰格 文 丁丹 译

我和我的学生们做了很多研究,以探索健康与心理定势之间的关系。我们最近做了一项研究,考察的问题是:如果我们像那些比我们年长或者比我们年轻的人一样生活,那么我们的生理年龄是更接近那些人还是更接近我们的同龄人呢?

我们发现:同一般女人相比,那些嫁给比自己年轻很多的男人的女人活得更久,而那些嫁给比自己年长很多的男人的女人死得更早。对于男人而言,这一现象同样存在,即使男女的预期寿命并不一样。“社会时钟”深深地影响着我们,也就是说,我们用一套内隐信念来度量生命,认为每个年龄阶段都有与其适宜的态度和行为(10岁的人有10岁的样子,20岁的人有20岁的样子,以此类推)。

我们这样推理:如果我们按照配偶的年龄来调节自己的社会时钟和生物时钟的话,那么就可以改变一切。这样的话,配偶中年老的一方会变得“更年轻”、比预期寿命活得更长;而年轻的一方会变得“更年老”、比预期寿命活得更短。

其他研究者发现,女人不大可能在生日前一周去世,而更可能在生日后一周去世。男人呢,正好相反,不大可能在生日后一周去世,而更可能在生日前一周去世。这一发现意味着男人和女人“用不同的方式将现实打包”。我们将信息打包的方式,或者说我们将信息结构化的方式,对我们自身具有极大的影响。 比如,在自己生日前夕,女人满怀希望,期待着庆祝,而男人似乎就不怎么在意。

健康并非一种医学现象。毫不夸张地说,我们把世界过度医学化了。如果我们体验到悲伤,那我们就说自己抑郁了;如果我们通宵达旦地玩游戏,那我们就说自己上瘾了;如果我们的睡眠时间少于8小时,那我们就说自己失眠了;如果我们不能为自己的选择负责,那我们就说自己得了拖延症。

为什么我们觉得给自己贴标签没有什么不妥?这样做的代价是什么呢?我们漫不经心地给身体体验贴上医学标签,以致身体的任何反应都成了一种医学状况或者症状——做某事有困难就是在某方面有残疾或缺陷。在把这么多体验都归结为医学状况的同时,我们限制了自己对这些体验的理解,结果使得医学状况对我们生活的影响超出了合理的范围。

为了重新掌控健康,我们需要明白自己不知不觉地放弃掌控的原因。在做讲座时,我经常问:“谁知道自己的胆固醇水平?”这个时候,通常有个最近体检结果很好的人举手回答。在他说了自己的胆固醇水平后,我问他最后一次体检是什么时候。我每次碰到的答案都不一样,但是一般在一个月以前。于是我说:“那么,自那以后,你就没有再吃东西、再锻炼吗?如果你再也不去体检的话,那么就意味着你会健康地死去吗?”

这话总能引起一阵笑声,但是,实际上,它道出了一个严肃的事实。医疗界给我们提供了胆固醇水平之类的数据,而我们总认为这些数据不会变化(至少在我们下次体检之前不会变化)。事实上,我们现在的健康状况,并不是由过去的健康状况决定的,而且它与我们的心态和生活方式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