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道忠

一、引言

早期的砖属于古代一种建筑用陶，一般用于贴壁、铺地、砌墙等。考古发掘的资料表明，战国以前，砖主要对建筑物起保护和装饰作用；西汉时期，大型建筑已普遍使用铺地用砖；西汉中期以后，出现了砌墓壁的条形砖以及构筑拱券的楔形砖；大约东汉起，砖在民间才真正广泛使用，并开始“用砖砌墙，建造房屋、井壁和仓囷”[1]，从而逐渐发展成为我国古代建筑的主要构建材料。战国晚期，带有戳印的文字砖开始出现，砖铭以记名为主，一般只有几个字，为官营制陶业的官署与官职名等，具有鲜明的“物勒工名”的性质。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西汉初期。自汉武帝始，以宣扬“忠君尊王”、“仁政德治”为特点的儒家学说就成为统治阶级的自然选择。在政治上实行积极有为的政治理想，加强中央集权君主制政体，推行大一统思想，开创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史上的第一个鼎盛时期。期间，砖文内容也随之丰富，包括纪年砖、记名砖、记事砖、吉语砖、墓志砖等。其装饰表现形式也渐趋多样，特别是大型建筑铺地用方形吉语砖，装饰功能尤为突出，其图式之精美、纹饰之丰富堪称我国古代文字装饰美化的典范。以往学界有关砖文的审美性研究主要就其书法艺术，或文字自身形式造型的意义而言，在内容和艺术上侧重于具有浪漫主义特征的淳朴、率真的民间砖文，而对于具有较强装饰意味的非民间性质吉语砖的图式研究明显不足，其装饰价值长期以来也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基于此，本文着力于汉方形吉语砖的平面图式，通过分析平面造型的范式与规律，阐述其所具有的装饰意蕴，并对其所蕴涵的文化精神进行必要阐述。

二、汉方形吉语砖图式结构分析

所谓吉语砖是就砖铭内容而言，包括吉祥如意、祈福子孙、延年益寿等方面内容。最早的吉语砖出土于西汉宫殿建筑遗址中，内容与瓦当铭文十分接近。作为一种实用的、直接的、现世的信仰，吉祥观念在汉代发展至一个高峰。这种吉祥信仰既是人们一种普遍趋利避害心理的突出表现，也是汉代神灵信仰、“天人感应”、阴阳五行、谶纬神学和成仙思想的直接反映。有汉一代，“天人感应”思想泛滥、谶纬神学观念盛行，统治阶级热衷祥瑞，并刻意制造祥瑞符命，假托天意，谶说吉凶，为自己的长久统治制造法理依据。西汉国都“长安”二字即寓意吉祥，似欲其子孙长安都于此地之意，企祝刘氏子孙福瑞万年。汉代方形吉语砖正是在这一特定背景下出现的，如属于西汉宫殿官署建筑的海内皆臣砖、长乐未央砖、天地无极砖等。早期的吉语砖多为方砖，东汉以后吉语方砖逐渐减少，随着砌墙用条砖的逐渐流行，两汉以后吉语方砖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有必要说明的是，与数量庞大的古代砖文相比，作为一种装饰功能较强的汉代方形吉语砖，其实物资料数量极其有限。笔者搜集到的汉代方形吉语砖的图像资料，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无准确断代纪年的砖文拓片图录，缺乏详细的实物资料和考古地层学信息，无法就砖文作准确的年代学阐述。

就汉方形吉语砖的平面图式与布局来看，大致可分为“玺印式”和“图文式”两大类型，具体阐述如下：

1.玺印式布局——边框加内界格组合

汉吉语砖的形制多为方形，文字因模压而成，砖铭文字通常为十二字或十六字，多为横四纵三或横四纵四布局，普遍采用边栏加内界格组合框式结构，形如巨印，很明显与战国、两汉玺印装饰布局一脉相承。又因其具有较强的装饰性功能，故形式多变。主要表现为如下几种变化形式：

（1）粗线外框加单线内界格组合

此框式组合是汉方形吉语砖最为普遍的形式，数量最多，布局气度恢宏，内容充实饱满，文字端庄凝重，气息静穆沉厚。如陕西韩城芝川汉扶荔宫一遗址发现的“夏阳扶荔宫令壁与天地无极”砖[2]（图1），砖方30厘米，厚4厘米，由六块残砖拼凑，共计十二字，横三纵四，字形偏长，线条多方直，转折有力如利刃斫凿，为由篆转隶的“缪篆”体，其中“夏”字残片与其它五块不同模，故拓片中右上外边栏部分的粗度与整体不合。又如，鲁迅先生《俟堂砖文杂集》收录的“海内皆臣 岁登成孰 道毋饥人”砖[1]7（图2），结体严谨，用笔方圆并施，体现了汉篆对秦篆的延续与发展。此外还有“汉广益强 破胡灭羌 长乐未央”十二字砖铭[4]（图3）、“富贵昌 宜子孙 寿无疆”九字砖铭[3]（图4）等，皆属此例。

图1 “夏阳扶荔宫”十二字砖铭

图2 “海内皆臣”十二字砖铭

图3 “汉广益强”十二字砖铭

图4 “富贵昌”九字砖铭

（2）复线外框加单线内界格组合

民间搜集，据称出自山西洪洞的“海内皆臣”十六字吉语砖[4]（图5）。横纵皆四，字形方正，阳文篆字，范制，字行之间为界格，外有双线边栏。砖铭为“海内皆臣 岁登成孰 道毋饥人 践此万岁。”笔画圆转流畅，造型简洁质朴，形态庄严典雅、富于装饰，充分展示出汉代匠师的智慧与技艺。

图5 “海内皆臣”十六字砖铭

（3）隐形外框加单线内界格组合

清末民初，邹安《广仓砖录》收录“单于和亲 千秋万岁 安乐未央”砖[1]8（图6）。字为反文，应为墓室用砖，似表示人间与地下阴阳两异的不同世界。阴文字，属鸟虫篆简略体，线条圆转流畅，富于装饰性。借外边为框，界格留白，与阴文字合，形如阴文印。

图6 “单于和亲”十二字砖铭

（4）外框加隐形内界格组合

如谷松章先生在《浑朴精美的汉代砖文》一文中，收录的“海内皆臣”十二字砖铭[3]（图7）。文字规整端庄，笔端方正，曲线圆转。文字大小统一，虽不见界格，每字严格限定在横四纵三的布局中，字距与行距极为规整。又如，清末民初，高鸿裁《上陶室砖瓦文捃》收录“宜子孙 歆百□ 寿长久”九字砖文[1]65（图8）。其中“宜、歆、百、寿”四字横长直短、用笔方正、捺笔波磔、形体扁方，具有雄阔严整而又舒展灵动的气度，已表现出明确的隶书形态特征。其余五字屈曲环绕，为鸟虫书的变体。就拓片来看，文字间虽无界格，但界限严整分明。

图7 “海内皆臣”十二字砖铭

图8 “宜子孙”九字砖铭

（5）复合外框加复合内界格组合

清光绪三年出土于新繁，重庆市博物馆藏“富贵昌”吉语砖。[5]（图9）拓片长宽均为44厘米，文曰：“富贵昌 宜宫堂 意气扬 宜弟兄 长相思 勿相忘 爵禄尊寿万年”计二十四字，皆阳文，笔画线条细密规整。其框式布局独特，外为粗线边框加细线十字界格，将图式分割成四部分，每部分为六字，两列，复加边框和纵向界格。其复杂的空间结构体现了汉代方形吉语砖框式结构装饰所能达到的新水平。

图9 “富贵昌”二十四字砖铭

2.图文式布局——纹饰与框式结构组合

与框式结构布局的砖文相比，图文式方形吉语砖文更加强调其装饰性功能，是对原有框式布局砖文装饰的进一步发展。砖文常见有四字、五字、八字、九字、十二字不等，与装饰性单位纹样组合成方形结构布局，结构匀称、纹饰精美，体现了汉代装饰艺术的高度成就。与单纯的文字吉语方砖所表现出的庄重与典雅氛围相比，图文式的吉语砖无疑多了几分轻松与华丽之美。遗憾的是，笔者搜集到的此类吉语砖数量更为稀少。

（1）框式布局加装饰纹样组合

《广仓砖录》收录两件较为典型，一为“萇（长）乐未英（央） 子孙益昌”砖[1]9（图10），九宫格布局，字体篆隶相杂，中间为一马的装饰造型，颇似汉代肖形印。另一为“长乐未央 子孙益昌 千秋万世”砖[1]10（图11），十二字取十六界格布局，右向第二列四界格内为几何形装饰纹样组合，横向长度略小于其他三列。另《中国砖铭·图版上》收录“富乐未央 子孙益昌”砖[6]（图12），横向四列，中间两列为文字，八界格，左右两列无界格，内有纵向三菱形纹样装饰其间。此外，北京怀柔城北东汉墓出土“富贵昌宜官秩”方形几何纹铺地花砖[7]（图13），整体为框式界格结构，横五纵五布局，中间一列为砖铭，文字外的界格内布满了双菱形纹、同心圆纹等几何纹样。可以说，其繁密均匀的精美纹饰将吉语方砖的装饰性价值发挥到了极致。

图10 “长乐未央”八字砖铭

图11 “长乐未央”九字砖铭

图12 “富乐未央”八字砖铭

（2）装饰性外框加内界格组合

1983年5月，内蒙古准格尔旗隋唐胜州榆林故城的东城出土的“长乐未英（央）”砖[8]（图14）。结构独特，整体布局类似复线外框加内界格组合，复线外框间四角有斜向线条连接，每边间以三乳丁纹，方砖中间十字界格处为一大乳丁纹，砖铭为屈曲圆转的鸟虫篆体，整体颇具汉代圆形文字瓦当的装饰意蕴。

（3）以图为主的框式自由布局

《中国砖铭·图版上》载“千秋万岁 长乐未央”砖[6]68（图15），收录于“汉方砖与画像砖铭”篇，无确切纪年。边框部分为吉语方砖常用的双菱形纹组成的二方连续纹样，框内图式主体为表示方位的四神兽纹与云气纹组成的方形适合纹样，造型准确规范、线条圆转优美、纹饰密布均匀。八字砖铭错落其间，“千秋万岁”四字平布于方砖的上部，“长乐”二字于中，“未央”置于方砖两下角。圆转纤细的篆体笔画与纹样的线条相一致，使画面的视觉效果获得了高度的统一。灵动飞舞的线条，也增加了画面的浪漫、祥瑞与神秘氛围。当然，这一以纹饰造型为主的方形吉语砖整体面貌已经与汉画像砖无太大差异。

图13 “富贵昌宜官秩”砖铭花砖

图14 “长乐未央”砖铭花砖

图15 “千秋万岁”八字砖铭花砖

三、汉方形吉语砖的图式特征及其文化阐释

不可否认，艺术形式的发展有其自身内在规律，砖文的装饰表现形式应该有其文字装饰艺术发展的自身内在逻辑。然而，作为一种装饰造型之艺术，汉代方形吉语砖所传递出来的绝不是创造主体个人情感流露的一种符号形式，而是一种深刻的时代文化精神的转化形式。换言之，汉代方形吉语砖的艺术化装饰造型是汉代特定的社会与文化现实的真实再现，其图式所反映的只能是汉代的社会理想、时代精神以及文化观念。

1.秩序与规范——儒家的社会理想

结构谨饬、造型规范的框式布局构成了汉方形吉语砖图式最为重要的特征。依据现有的文物史料，自殷商甲骨文至秦汉篆、隶，在中国古文字装饰中，以强调“秩序与规范”为特征的框式结构图式布局应该发轫于春秋战国，成熟于两汉，并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此后整个中国文字装饰框式布局的基本风貌。汉代方形吉语砖框式结构布局丰富而多样的形式无疑是这一装饰图式的典型代表。笔者以为，方形吉语砖所表现出的强烈的秩序与规范正是与儒家关于社会组织的理想方式密切相关。汉初至文景时期，统治阶级崇尚“黄老思想”，政治上提倡“无为而治”，经济上施行“与民生息”的政策，国家很快从战乱走向强盛。至武帝时，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逐步实行积极有为的国家战略。至此，以强调社会秩序与规范为特点的儒家学说正式上升为国家的意识形态，并影响此后两千多年的中国社会文化史。儒家所致力于倡导的理想的社会组织方式，原本是孔子毕生所宣扬的“礼”，汉代儒家在糅合阴阳五行等思想后，将“礼”从最初的关于现世生活的规则体系，发展完善成为一套严整的社会行为规范和封建等级制度，并深刻影响着汉代造型艺术领域。

2.宏阔与充实——两汉的时代精神

从上文的图式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追求平面布局的满密与繁复，强化对充沛气势的营求是汉方形吉语砖平面图式的又一重要特征。一方面，在严谨的秩序中，因地制宜、随形变化，文字笔画或纹饰线条通过挪让避就、屈曲延伸、繁简离合，对方砖的空间构成进行再度创造；另一方面，以宏大为美，形如巨印般的文字全景式铺陈，将图式的艺术张力推向极至，使图案化的形象获得了宏阔的场面和雄浑的境界，既充分显示了汉代工匠高超的装饰技艺，也体现了汉代尚“大”，尚“全”的审美心理。如东汉“富贵昌”二十四字砖（图9），其繁密布局，形似九叠篆，因文字笔画繁简不一，为取充实、细密的效果，在“长相思”、“勿相忘”单元格中，通过复加边栏或横向界格，以求阴阳匀密的充实感。汉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史上，处于上升阶段的一个高峰期。儒学正统地位的确立，文化上的自尊与自信加之“法天则地”的思维方式，造就了汉代造型艺术独有的“天人宇宙模式”。无论是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还是司马相如“苞括宇宙，总览人物”的赋家之心，无不体现了汉人“傲视天下”与“开张旺盛”的时代精神。在笔者看来，汉方形吉语砖充实饱满、密不透风的平面图式应是对这一主流时代精神的真实反映。

3.整体性原则——一统的文化观念

有必要说明的是，此处所论及的“整体性原则”，主要就主体视觉观照的“感知”层面而言，这种整体性是通过“局部服从整体”这一手段来实现的。为追求平面图式的整体性，局部或者个体通过对自身造型的改造，如繁化、简化、借用、重构等设计手法，以达到与图式的整体协调统一。如西汉“千秋万岁”砖（图11），砖文形体方正，隶书特征明显，笔画线条基本取水平、垂直或斜向三种，使图式整体呈现出由方、菱、角几何图形构成的平面均匀布局。左向第二列，因文句不足而用纹饰补充的四格，造型采用与文字相一致的形式，使砖面图式获得了统一均匀的图案效果。我们甚至有理由推测，汉字由篆入隶，笔法由圆转方，专用于模印砖刻的“缪篆”，其产生正是基于文字为适应方正外形视觉整体的缘故。笔者相信，这种为求画面的统一而追求的视觉整体性原则，应该与汉代“天下一统”与“家国一体”的文化观念相关。中国古代“家、国、天下”的观念虽可上推至建立宗法制度与诸侯分封制度的西周时期。然而，由秦汉以来的疆域与政治大一统的现实而产生的文化大一统的观念却是在汉代儒家的大力宣扬中实现的。以政治伦理为中心，强调“忠君尊王”的汉代儒家，决定了其大一统的首要价值观念是强调“个人必须服从君主、服从国家、服从整体”的价值取向。方形吉语砖图式的整体性原则，正是这一价值取向的直观写照。

四、结语

汉代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辉煌的时代，又是一个大融合的时代。既是先秦百家思想的综合，也是魏晋思想的源头。必须承认，其造型艺术的博大与恢宏是建立在对各种文化的包容、吸收与融合基础上的。两汉丰富的图像艺术遗存，既包含了先秦以来理性精神的光芒，又展现出楚文化恣意浪漫的情怀。与此同时，汉代又是确立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基本特征和性格的时代。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在试图一统文化的过程中，以“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气势，将儒家的政治与文化理想推行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至此，汉代的造型艺术气象一改汉初的静穆与内敛，走向宏阔与雄大。多用于宫殿及官署建筑的方形吉语砖，作为一种两汉独有的兼具装饰功能的造型艺术，就文字的内容而言，虽然体现了先秦以来的吉祥信仰、阴阳观念和谶纬神学等思想，然而就其平面图式的装饰意义而言，却无可避免地浸染着儒家的社会文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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