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小宾

今日中国的艺术实践，再没有任何一种超历史的价值构造能统驭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语言形式。价值多元化和个人经验主义已弥漫在整个艺术创造之中，在新的时间范畴内，正迅速滋长出自己的话语方式、价值观念、思想主题、表现形态和文化情绪。各类价值命题的建构和语言形态的实验构成了当下中国艺术实践的动人景观，谢琦与李寒笑正是这动人景观中颇具代表性的两位青年艺术家。

回望艺术史，我们不难看出，现代艺术的进程大抵在两个向度上展开。一方面，在“图像转向”时代，致力于新的图像创造与媒材语言的变革，努力扩张图像的文化空间与媒材的语言表述范围，建构更具当代意义的图像范式和语言体系。从外在可视图形与可述媒材入手来撬动视觉艺术的革命，是许多艺术家孜孜以求的方式，我把从事这方面探索和实验的艺术创造视为“外张”一途。另一方面，注重创作主体的内思、内省、内觉，这是古典艺术向现代转型的重要标志。在高扬个体精神的现代社会，“我”已然成为了艺术创造中最为重要的主体存在。艺术家在艺术创造中，把个体的情感表达、生存体悟、精神诉求作为艺术创造的主要目标去追求，探觅在以人本精神为代表的现代艺术境遇中，自我表陈的多元空间。我把秉执这一理念的艺术创造目之为“内游”一脉。可以说，正是由“外张”与“内游”两种不同又相互补益的艺术创作思想和创作方法，构成了我们今天艺术创造上的洋洋大观。显然，谢琦和李寒笑的艺术创造也是在这两条道途中行进。

在视觉艺术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所借用或创造的一切形象都可以从图像或视觉文化的意义上来理解。从最经典的美术作品中创造出来的范例性形象，到最通俗的卡通和广告图形，甚至包括最普泛的各类影像图片，在图像文化的意义上都承载着特定的文化意涵和意识形态问题。我们从中可以识别的文化印记和意识形态印记是在长期的公共识别领域共同建构出来的社会想象和文化意识形态，它包含着集体视图经验，表达了某一特定时代经验共同体的特征。长期以来，人们被这些共同的公共幻象所包围、所浸蚀，以致在不知不知觉中认同和接受了这些图像强制传递给人的文化观和价值观，亦在不知不觉中渐渐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图像文化认知与图像判别经验。

自杜尚篡改达·芬奇的《蒙娜丽莎》之后，一切视觉图形，特别是那些家喻户晓的公众形象，都开始具有了图像文化的意味，成了可资利用的图像元素，成了文化反思和文化评议的对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杜尚的《蒙娜丽莎》——这种对原形象的改头换面，在形象身份、文化归属、艺术概念等方面引发了一系列观念性的变化，提供了人们图形想象，图形思考的新空间，为后来的艺术创造在图像的广泛运用上开辟了新的路径。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波普艺术。

谢琦的艺术作品承延了波普艺术借用大众图像进行创作的特点，在图像构造和编排语汇上又有着自己的机智。从形态上看，谢琦的作品把平面绘制与带有装置意味的折叠巧妙地组合为一个观念性有机体。我们对作品的阅读既不能单向地视觉审视，也不能就某一视角的图像进行意义判断，其作品构成是一个多向、多维、叠合、混搭的矛盾视像共同体，是一个动态化的观念性空间。在这一动态的视象空间中，不同图形的交替、变换、聚合，弥漫出多态、多义的图像景观。这种奇诡变幻的图像景观，既是对原象的转译与篡义，又是对原象的蔑视与再审度。其意旨是强调作品图像意义的不确定性、可转换性，拒绝先验性意义在场，意义有待于介入者（阅读者）重建，以此扩大自己作品的阐释空间。

按照视序编码而设置的主体图形，是谢琦作品图像呈现的主导视觉线索，它既是作品图像的话语起源，又是作品观念的寓意开始。他对每一作品基本形象的设定，体现了他对当下公众图像的机敏把握。创作中，他所选取的主体图像内容，大都是社会、历史、文化、道德、意识形态等方面被公众认可的，符号化的图像。所谓“符号化的图像”，就如言语一样，存在于一定的上下文语境中，有着自身特定的意义，是在一定的时空中，公众对社会、政治、文化的想象与理解，有着大众的集体记忆，其意义的明晰性自不待言。谢琦作品中所选用的符号化图像，通过他不同的组合与编排，进行着波普式的“异质化”或“陌生化”处理。改变原图像的造型、色彩或将原图像的存在空间进行置换，使图像脱离原有的存在语境，自然而然地化生出与原图像迥异的意涵与隐喻，既可以此探讨不同的文化观，也可在意识形态层面作形而上的思考。其作品体现出一个青年艺术家对公共图像在当代艺术创造中的运用，所取的价值态度和艺术策略。

谢琦的艺术创作，十分重视新媒体、新材料的实验与运用。作品中精心设计构建的独特图式结构和语言形态，有意解构着二维绘画的景观范式和审美陈规，颠覆着人们读图的视觉习惯和心理习惯，使作品透显出一种强烈的荒诞感、陌生感，激活了作品视觉张力，打通了作者与观者互动的通道，让阅读者不自禁地随着作品潜在的视觉引导，去体察作品中异质化、荒谬化的图像景观背后的社会评议意识和文化批判精神。这种极度个人化的语言形态经验，不仅给人以全新的视觉体验，同时也破除了绘画二维与三维之间的边界，张拓了视觉艺术语言的文化空间和表现空间。

如果说谢琦的艺术以形式语言为突破口来切入当下社会及文化问题，选取的是一条由外而内的艺术实践之路；李寒笑则是从个人内心体验出发，以一种“内游”的方式去审视存在的困厄与惘惑。所谓“内游”，是道家学说关于生命体验与审美创造的至高命题。一方面，认为个体生命通过“心斋”、“坐忘”的方式，达到“无己”、“丧我”的境界，就能实现对“道”的观照，就能获得性灵的极大欢乐与自由，庄子把这一精神现象称之为“游”。“游”也可以说是一种超越世俗功利和习常生命逻辑，完满、圆融的审美生命状态。另一方面，是指艺术创造中，创作主体只有托借“神与物游”之法，以抵至“物我两忘”的空明之境，才能创造符合生命本体渴求的审美理想意境。所谓“澄怀味象”，意即如此。我认为，李寒笑的艺术创造较为贴合地诠释了“内游”精神。他的创作，既意图弃却世俗社会的困顿，为自己的心灵营构一个栖息之所；也希望能摆脱意识形态的羁绊，听凭内心的呼唤，自由地书写自己的所感所思。

风声 布面丙烯 200cm×150cm 2017 李寒笑

在李寒笑的创作中，他开宗明义地要构造一个非现实的、陌生化的超验世界，来展开自己灵性的体验和玄想。当我们面对他的作品时，犹如进入了一个全息式迷宫，处处布满了一个唯灵论者的神秘呓语，我们会不由自主地感受到一种另类体验。在一种无法确切辨识的时空环境里，在一种冷漠荒寂的氛围中，突然意识到生命的珍贵与脆弱，存在的虚幻与无意义，“我”的无奈、孤独与迷惘。的确，今天的现实是：一个鲜活的自由生命，一头扎进庞大的社会机器后，出来就是一个被压扁的标准符号，人类异化的速度从来没有像当下这么快捷。我的生命力，我的意志，我的情感，我的本能，我的自由存放于何处？这是许多敏感的、真诚的艺术家背弃现实世界去追问的理由，这种现实与心灵的悲剧性冲突，我们在李寒笑的作品里能深深感受到。同时，他在作品中塑造和借用了“我”的形象进行自我意识抗争，力图再度激活修复人性的意愿，点燃灵性世界再生的祈祷之烛。返归自己的灵性家园，这对于沉溺于俗务而不能自醒的我们，李寒笑的作品或许是一个启示，一种引导，一种救赎。

十二生肖——猴 丙烯 114cm×102cm 2012 谢琦

李寒笑在作品中抒发的是一种纯感情化、哲思化、冥念化，一种被教养、理性所滤化过的内心文化愿望。这种愿望并没有仅仅停留在浅表的体验上，而是以思想的方式将其隐含起来，并把它们转化成一种唯智的境像。在这一境像中，所有的世俗喧嚣，功利主义欲望，以及意识形态侵扰，不是彻底消失，便是瞬间弥散了。作品以通融的禅意来讲述现代人的生命寓言，来重塑人的存在意识，来拯救、修复那些被意识形态、社会功利蛀毁的精神性本我生命。作品以诡异的图式结构，错置的时空环境，凝重、单纯的色彩调性，内敛含蓄的形象，轻灵松动的笔触，共同聚合起画面精神性整体，营造出具有超现实意味的意象图景，并漫化出空幻、朦胧，带有诗意的审美意蕴。

从谢琦和李寒笑两位青年艺术家的艺术创造中，我们已然看到两种有价值的艺术力量正在汇聚。它们是新的道德力量和新的文化力量，新的艺术思维力量和新的艺术语言力量。这两股力量以自我意识觉醒为前提，以个人话语自主为基础，使今日中国的艺术创造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独立性和自由意志。在这一进程中，图谋在意识形态和世俗功利之外重建艺术的本体，已成为许多有见地、有操守的青年艺术家不可动摇的信念。谢琦和李寒笑的艺术创造，正是在这种信念支配下做出的颇具意义的尝试。在中国现代艺术进程中，他们以自己明确的个人方案和个人经验，贡献着自己的价值和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