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萃 余驰疆

今年6月11日是戊戌变法开始120周年的日子。这虽是场失败的变法，但它仍不失为一次波澜壮阔的思想启蒙运动，推动了清政府的自我改革，也为13年后的辛亥革命打下思想基础。

其中影响最深远的人物，莫过于梁启超。变法中他是关键人物，变法后他在日本办报，影响了当时大批青年：毛泽东、陈独秀、胡适、鲁迅、蒋梦麟，等等。

公车上书、戊戌变法、护国运动、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梁启超的命运与近代中国的命运紧紧捆绑。他的后人，更成为近现代中国不可忽略的文化、科教力量。“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梁氏家族的风范绵延至今。

关于梁家家风，梁启超侄女梁思萃在接受《环球人物》记者采访时给出三个关键词：仁爱、坚毅和幽默。她的父亲梁启雄是梁启超的胞弟，曾任燕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研究员。多年来，梁思萃研读梁启超家书，向梁启超幼子梁思礼请教，回忆早年父母说过的话，写下诸多关于梁启超的故事。

兄友弟恭，师徒情深

我的大伯梁启超是胸怀仁爱之人。他那辈兄弟七人，姐妹四人，我二姑、四姑未婚早逝，大姑、三姑的婚事皆由大伯操办。我三伯年幼读私塾睡着了，因老师拍案受惊吓而死，四伯不成器.五伯病亡，六伯痴呆。变法失败后，大伯流亡日本，还曾接六伯去日本治疗，可惜没有效果。最后，大伯身边就只剩下二伯梁启勋和我爹梁启雄。

大伯在1926年9月的一封家书中写道：“我不但伤悼四姑，因为细婆太难过了，令我伤心，现在祖父祖母都久已弃养，我对于先人的一点孝心只好寄在细婆身上。”细是广东话音“小”，细婆便是他的庶母叶氏，原是他生母的陪房丫头，我祖父前两任妻子过世后娶她为妾。叶氏生有二子二女，大儿子便是我痴呆的六伯。大伯关心庶母的晚年，刻意关照我爹，以便她老有所养。

我爹生于1900年。变法失败后，祖父逃到澳门，生了我爹。大伯比我爹大27岁，长兄如父，他们之间的关爱如同父子。我爹14岁北上求学，从崇德中学到南开中学再到南开大学，都由大伯照顾（大伯1912年从日本回国）。大伯和李夫人（李蕙仙，梁启超第一任夫人）见我爹生活清苦营养不良，每个月零花钱都给双份，供他营养健身。

1924年，我爹回广东结婚后再回天津读书.李夫人病危，大伯收入也大不如前。我爹不愿给大伯增加负担，读到南开经济系二年级后辍学。大伯就开始亲自给我爹讲先秦诸子，鼓励他研究荀子，让我爹随他到清华大学研究院旁听。之后几年，我爹便一直跟着大伯学习。

1929年初大伯去世后，我爹边做教员边继续研究，并于1936年出版《荀子柬释》。他没念完大学却成为颇有名气的学者，全赖我大伯的教养。1959年中国革命博物馆展出曾被认为是反动人物的大伯的照片，我爹十分高兴，不顾身体虚弱.抱病从西郊北京大学住所跑到天安门观看。

大伯对家人仁爱，对学生也是如此。在清华任教时，他常设法帮助贫困生找工作。大伯的学生里，与他最亲厚的应该就是蔡锷了。1897年大伯任湖南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时，蔡锷就是那里的学生。两年后蔡锷东渡日本留学，也是住在大伯家里。后来蔡锷获得湖广总督张之洞的资助进入日本成城学校学军，也与大伯的帮助密不可分。

1916年，年仅34岁的蔡鍔病逝于日本，国民政府派军舰将其遗体运回举行国葬，大伯在公祭致悼词时泣不成声。6年后，南京举行护国起义纪念会，他一面演讲，一面流泪。1925年，大伯在天津的书斋饮冰室落成，他在大厅竖着的不是父母的照片，不是妻儿的照片，而是蔡将军一米多高的照片。可见大伯失爱徒之痛。

不仅写文章反帝制，还冒险参加战争

蔡锷去世后，大伯发起倡议设立图书馆以纪念，取名自蔡锷的字“松坡”。1922年，大伯上书时任中华民国大总统黎元洪，获准在北京北海公园快雪堂建松坡图书馆第一馆，馆内第三间便是纪念蔡锷的蔡公祠。大伯生前一直为图书馆募捐基金，每周都要来住上3天。

1945年秋，我爹带我和妹妹到快雪堂迎接来拜谒蔡锷的抗日名将李宗仁，我便对这个地方留下了深刻印象。退休后，我多次到快雪堂前.希望再次看到些许与松坡图书馆相关的痕迹，但始终未能如愿，便决定写点东西记录下那段历史。

我开始翻阅史料，向八哥梁思礼询问。过去.我只是从朱德的口述中，知道袁世凯复辟前，大伯写了反帝制文章，袁世凯用20万大洋贿赂劝其勿发表，被大伯严辞拒绝。我给八哥打电话，他告诉我：“我爹不仅写文童反帝制，还冒险参加战争。娘带着五哥、五姐去上海掩护，梁家至亲好友汤叔（汤觉顿）作为先遣队在广东被枪杀。”

1915年12月，重病缠身的蔡锷在云南起义参加讨袁护国战争，处境危急，曾数度急电向大伯求救。为联络东南各省和争取国际支援，大伯决定从天津南下奔赴上海。临走前一小时，他才和李夫人说明。李夫人对他说：“上自高堂，下至儿女.我一身任之。君为国死，毋反顾也。”以往大伯出门，李夫人从不送行，但那次凌晨3点她出门送夫，做好了生离死别的准备。

大伯此去护国军，几次遭遇危险。后来他又偷渡至香港，再前往越南海防，染上热病，一度生命垂危。在广西、广东的独立过程中，大伯奔走斡旋，为战争胜利做出了贡献。

左图：1906年，梁启超与长子梁思成（左一）、三子梁思忠、长女梁思顺在日本东京合影。

右图：1927年，54岁的梁启超写字留影。

大伯的坚毅也影响着身边人。抗日战争时我到天津，在饮冰室住了10天，那时王夫人（王桂荃，梁启超第二任夫人）就鼓励我，一定要好好学习，女人不比男人差。大伯去世后，王夫人撑起粱家，最后只能卖掉饮冰室的一栋楼让一家子渡过难关。就像大伯长子梁思成说的，她是个不寻常的女人。

我爹也深受大伯影响。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想借大伯的“新民说”笼络人心。以巩固其统治，由此成立了新民学会，准备高薪聘请我爹为其工作，甚至多次派人日夜守在我家居住的新会会馆门前。当时，我爹是大学讲师及图书馆员，上有年迈母亲，下有3个子女，还供我六伯之子梁思敬读大学，经济拮据。可我爹说绝不能出卖大哥的名誉，绝不能出卖国家。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任燕京大学讲师的我爹彻底失业，身无分文，还患有肺病经常吐血。日方送来伪北京大学的干薪，我爹依然拒绝。我爹是十分重视教育的人，曾培养六伯之子到大学毕业，却只能让我哥哥梁思乾初中毕业失学。他坚守并维护了大伯的名誉。抗战胜利后，出于对我爹能力和品格的认可，时任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将我爹聘回燕大，从讲师直升教授。

无论何种境遇，常常是快乐的

虽然大伯一生经历动乱，但他从未改变那份赤子之心。他的家，是一个充满幽默的欢乐之家。他自己就是个欢乐的人，酷爱读书与打麻将，常说：“我只有读书时可以忘记打牌，只有打牌时可以忘记读书。”一次，别人请他去演讲，他婉拒说：“我恰好有四人功课要做。”四人功课，就是打牌，他的很多社论文章，都是在麻将桌上口授而成的。

大伯最疼爱的两个孩子，一是长女梁思顺，一是幼子梁思礼。他俩相差30岁，大伯让二人结为干亲，让大姐的孩子喊梁思礼干爹，比梁思礼大的仨孩子都不喊——梁思礼小时候，家里人都喊他“老Baby”，后来大伯就给他定名“老白鼻”。

上世纪20年代末，大伯生病住院，就把生活里有趣的事儿写在信上寄给远在海外的子女。“老白鼻天天说要到美国去，你们谁领他。我便贴四分邮票寄去。”“十一点了，王姨要来干涉了，快写，快写。”他还会向女儿撒撒娇：“我平常想你还自可，每到病发时便特别想得厉害，觉得像是若顺儿在旁边，我向她撒一撒娇，苦痛便减少许多。”梁思成来信少，他就唠叨：“你来信总是太少了，老人爱怜儿女，在养病中以得你们的信为最大乐事，你在旅行中将所历者随时告我（明信片也好），以当卧游，又极盼新得的女儿常有信给我。”

2018年4月，梁启超侄女梁思萃在北京接受本刊采访。（本刊记者侯欣颖/摄）

1928年，大伯写信给远在北美洲的梁思顺，满是积极的心态和对子女的温柔：“看你们来信，像是觉得我体子异常衰弱的样子，其实大不然……你们几时看见过爹爹有一天以上的发愁，或一天以上的生气？……我有极通达极健强极伟大的人生观，无论何种境遇，常常是快乐的。”

幽默，可以说是梁家的一大家风，让他们对世界、对他人都充满爱。我家最困难时，是大伯在京津的后人伸出援手。大姐思顺把我哥介绍到天津河北银行实习；我妈做广东香肠，也是大姐代销给她的朋友；王夫人还为我提供贝满女中的学费，使我打下了坚实的学业基础，最后考入北京大学；1965年初我爹去世，三姐思庄年轻守寡，仅有北大图书馆的微薄工资，却每年给我妈100元。1981年，三姐脑溢血不省人事，她女儿吴荔明每年仍送钱来，直至1983年三姐去世……

一直以来，大伯的后人对我家有诸多照顾。2010年我孙子北大毕业后要到美国深造理论物理，我认为离实际太远，想请八哥思礼说服他。没想到八哥与他谈完后觉得这样的孩子太难得了，他说：“理论物理对科学发展十分重要，你们如果不是等着他挣钱养家就要支持他。”现在，我孙子的研究已小有成就，英国物理刊物评他的论文为2017年四大亮点之一。我十分感谢八哥。

2013年起，我用了3年多时间，在八哥思礼的支持下，终于在蔡锷殉国百年之际，即2016年11月5日，于北海公园快雪堂建立了松坡图书馆旧址铜牌。过程十分不易，既是为纪念梁蔡师生情谊、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也是为回报大伯一家的恩情。

戊戌变法过去120年了，我们为什么要纪念梁启超？《梁启超传》作者解玺璋说：“因为他的变与不变。”青年时的解玺璋在改革开放之初读到梁启超的《变法通议》，热血澎湃：“他把改革的必要性和必然性都说透了。”

诚然，梁启超以变革精神，启蒙了近代中国一批爱国之士：他创办《时务报》，一句“故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掷地有声；1919年，他从巴黎发回由林长民写成的《山东亡矣》电报，学生由是而知情，五四运动由是而爆发；他还是最早向中国介绍马克思的思想家之一。毛泽东评价他是“当时最有号召力的政论家”。

有人说，梁启超是善变的。他时而主张君主立宪，时而呼吁民主共和，时而倡导开明专制；与孙中山合作过，也对立过；拥护过袁世凯，也参加了反袁称帝的讨伐运动。对此，梁启超说：“这决不是什么意气之争，或争权夺利的问题，而是我的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决定的。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

为国而变，也为国而不变。

1928年10月12日，病中的梁啟超正在写作《辛稼轩年谱》，写到朱熹去世，辛弃疾前往吊唁，作文以哀思。梁启超抄下文章里四句：“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之后便被送到了协和医院，3个月后与世长辞。

“孰谓公死，凛凛犹生。”这是梁启超的喟叹，冥冥之中也总结了他的一生。为大公而死的人，其精神也将永存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