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是恩师蒋月泉先生诞辰百年，早在两年前，我和中国曲艺家协会董耀鹏书记以及评弹艺术家盛小云见面的时候，就谈及怎样纪念恩师的一百周年。从那时开始我就下决心再认真学习几个恩师的经典唱段，到纪念活动的时候向广大的评弹观众汇报。我毕竟年纪大了，又很多年没唱，怕到上海和评弹界的老师、朋友们一起缅怀恩师的时候出洋相，于是我几乎每周都要抽时间练小三弦，练习师父的蒋调唱腔，作为蒋先生唯一的北方弟子我可不能坍了师父的台，我每天都兴奋地期盼着纪念活动的到来。

心里想得很好，也做好了一切准备，但事与愿违，快到日子前的两个月，我的左臂受伤骨裂，每天需要人伺候，血压也一直居高不下。而最忧心的是这么一来我恐怕参加不了恩师一百周年的纪念活动了，我总不能不弹三弦就这么站着唱几句，如此敷衍了事我不愿意，这对恩师太不尊重了。到活动正式开始前一周，病情还未见明显好转，于是我作了个痛苦的决定，告知上海评弹团纪念活动我无法成行，并请他们代为转达我对观众的歉意。作了充分的准备，却全然没用上，我心里头真是太难过了。

在家养病的日子里，上海和苏州不断传来纪念恩师百年活动的消息，我让女儿一条条念网上的信息，翻给我看恩师的一张张相片，通过电话向师弟秦建国了解活动的盛况。建国师弟知道我心里难受，特意给我寄来最新出版的恩师传记，我一页页仔细地翻看，生怕错过每一个细节。我只能在家用这种方式缅怀恩师，看着看着，禁不住泪如雨下，跟恩师学习的那一幕幕往事又清楚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第一次見到蒋月泉先生是在60多年前的1955年，当时我不满20岁，作为单弦演员我已经在中央广播说唱团工作几年了。因为我们团的性质是为全国广播听众服务，所以也吸收了一些南方的曲艺形式，著名的弹词演员尤惠秋、朱雪吟等就在我们团工作，那时候他们的演出以唱为主，说表很少，这样北方听众容易懂，特别是像《梁祝》中《送兄》《楼台会》等曲目很受大家欢迎。我虽然不懂评弹，但因为第一次接触，觉得很新鲜，被弹词的音乐给迷住了，所以一有时间就去他们排练的房间听。大家都是十几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很谈得来，耳濡目染，什么“三载同窗情谊深”“有兴而来败兴回”，我跟着他们学，唱得不亦乐乎。有一次在食堂吃饭，惠秋大哥突然很神秘地对我说：“你说评弹好听，说我们唱得好，其实比我们唱得好的太多了，这次真正唱得好的来了。”原来他说的是上海人民评弹团进京，要在前门小剧场演出，惠秋大哥还特别介绍其中有一位叫蒋月泉，是红遍江南的大响档。于是到剧场看演出的时候，我就特别留意听蒋先生唱，说实话，那时候我可真听不懂，就是觉得不一样，光蒋先生台上的气派就足以把场下所有人镇住。演出结束，惠秋大哥带我到后台，舞台下的蒋先生和蔼极了，他说非常喜欢北方的相声和鼓曲，要向我们北方曲艺学习，我说我也很喜欢评弹，要向您学习。蒋先生笑道，我们大家取长补短，共同进步。他说话一直笑呵呵的，就像自己的兄长父辈，一点没有名演员的架子，从此“蒋月泉”三个字就深深印在我的脑子里了。

再次见到蒋先生是在1957年，那时候我对评弹已经有了更多的了解，1956年春天，说唱团一行十五人遵照周总理“南北曲艺要进行交流，互相学习，促进曲艺繁荣”的指示，到上海参加了为期三周的交流活动。南北曲艺演员多次进行观摩和经验座谈，我近距离地向张鉴庭、张鉴国、朱慧珍、徐丽仙等弹词名家学习，懂得了很多评弹的知识和弹词的演唱方法，十分可惜的是蒋月泉先生因为嗓子倒仓在家病休，没有参加这次活动。再次见到蒋先生十分偶然，1957年夏天，我随说唱团全国巡回演出，到南京的时候得到消息，蒋先生和周云瑞等几位弹词名家也在南京跑码头说书，于是团里与蒋老师熟识的几位老先生就带着我们前去拜会，之后蒋先生还到我们的驻地回访和我们一起联欢交流，到玄武湖划船游玩，大家在一起可高兴了。

联欢的时候我对蒋先生说：“第一次在北京看您演出，因为听不懂苏州话，所以很多不明白，但您唱的开篇《战长沙》留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因为关公啊黄忠啊这些我听得懂，都知道，实在太好听了，我能不能再到书场听您演唱一次？”蒋先生听了哈哈大笑，说道：“语言其实不是问题，南北曲艺有很多地方是相通的，我就特别喜欢你们团荣剑尘老先生的演唱，他唱的《杜十娘》有很多地方就值得我学习。当然让观众听清楚你在唱什么这个很重要，你喜欢我唱的《战长沙》，说明我唱的你听懂了，我又多了一个观众，随时欢迎你来书场指教。”“哟，指教我可不敢当，我是想跟您学呢。”谈笑间我和蒋先生约好第二天晚上去听书。

到了第二天晚上，我赶去夫子庙，那时天很热，书场开演不久，就有一个服务员给我送来很大的一块北冰洋冰糕，我说我没买啊，她一指台上，是蒋先生给我买的。哎哟，我这心里头真是说不出的感动。台上呢，蒋先生还真就为我唱了开篇《战长沙》，说来也奇怪，不知是和蒋先生更熟悉了，还是我听得更认真了，挺长的一个开篇我还真就听懂了，其中的一些小腔我居然还能跟着轻声哼哼。

到了20世纪60年代，陈云老首长提出希望北方曲艺演员能够尝试用普通话演唱南方的弹词，一来可以推广普及弹词这一优秀的传统曲艺形式，二来可以更好地促进南北曲艺交流。因为我爱人是上海人，我学习吴方言比较便利，而且我也特别喜欢评弹，和蒋先生等弹词名家又有过一些接触，所以团领导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那时我们团已经没有弹词演员了，惠秋大哥他们已经回到了苏州，所以我只能跟着唱片学。一开始学的是赵开生先生谱曲的毛主席诗词《蝶恋花》，用普通话唱“我失骄阳君失柳”，因为都是自个儿瞎琢磨，唱出来的都是单弦味的弹词。后来领导让我再找一个搭档，希望可以正儿八经地唱评弹。我太愿意了，于是就找了赵玉明老师，我们俩搭档，从头学起。先是跟民乐团一位苏州老师学三弦、琵琶，我们平时有演出和录音工作，只能业余时间学。那个时候年纪不小了，学乐器特别费劲，我练得头颈就跟落枕似的疼，因为老得别着头看琵琶上的品，还得练轮指，可手就是不听使唤，费了很大功夫才弹得有点像那么回事。那唱什么呢？蒋先生和杨振言老师的《宝玉夜探》，杨振言老师的《莺莺操琴》，江文兰老师的《玛丽莎》，都是些出了唱片的名段。

那时我就开始给蒋老师写信了，因为《宝玉夜探》对我来说太难了，光自个儿听唱片瞎琢磨不成，还得向原唱请教。一开始我担心蒋月泉这么一个弹词大家，虽然认识，见过两次面，如此冒冒失失给他写信会不会太唐突。但没想到蒋先生真就给我回信了，他在信中教了我很多唱蒋调的窍门，给我分析了《宝玉夜探》中的人物和情节，还鼓励我要努力学习不要放弃。收到信后我乐坏了，如获至宝地照着蒋老师的指点拼命练唱，还兴奋地把自己和赵玉明老师的录音给蒋老师寄去，让他找毛病。很多年之后蒋老师谈起这个事对我说，当年他把我们的录音拿到苏州评弹学校放给学生们听了，刚开始的时候学生们听得哈哈地笑，接着愣，到后来的傻，再到最后的静。蒋老师对学生们说我们俩是唱北方曲艺的，是单弦演员，说我们30多岁才开始学的乐器，跟着唱片学唱开篇，还是用普通话唱弹词，唱到这么好的水平，你们有感触吗？蒋老师和我这么一说我真是恨不得打个地洞往下钻，哪有他说得那么好，我只是凭着一股热情学唱罢了，但我知道这也是他对我的一种鼓励。当年也正是因为有了蒋老师的鼓励和指导，我才把《宝玉夜探》给学下来了。最难忘的是我还把这首开篇唱进了中南海，得到了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的表扬，对我来讲这是无比光荣的一件事情，而这一份光荣也是属于蒋老师的。

1966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浩劫，使我和蒋老师失去联系长达十多年，直到1979年我遇见来北京开会的上海评弹团团长吴宗锡同志，才从他那儿了解到蒋老师已经恢复工作，虽然因为身体原因不常上台演出，但把全部精力用在了评弹教学上。我真是高兴啊，评弹蒋派艺术后继有人了。趁着到上海探亲的机会我去看望蒋老师，他住在延安中路一间老式的石库门房子里，我推门进去，惊呆了，蒋老师完全变了模样，头发眉毛都已花白，脸上添了很多皱纹，完全不是我印象中风度翩翩的蒋月泉了。我们爷俩见面，整整愣了五分钟说不出话来，就这么无声地对视着，他看着我，我看着他，看着看着他眼睛发红，我泪如雨下。过了一会儿还是蒋老师打破沉默，倒了杯水说增蕙喝水，我们这才开始讲话，可千言万语又不知从何说起。当时的情景现在想起来好难过！蒋老师说什么都过去了，只是嗓子大不如前，舞台演出受了影响，但好在1974年评弹团招了一批学员，现在把希望都寄托在下一代身上了，他也要我好好保护嗓子，多为观众演出。当他说到这儿的时候我特别激动，扑通就跪在地上给他磕了三个头，我说您就是我的老师，您收下我这个学生吧。其实在我心里一直把蒋先生当作自己的老师，但这次并没准备正式拜师，完全是情不自禁。蒋老师呢，也很激动，颤抖着双手把我扶起来，连声说好好好，好好好，你快起来，我收了。就这样我和蒋老师正式建立了师生关系，之后无论见面还是书信往来我们都以师徒相称了。

我在蒋老师的学生中可以算是最特殊的一个，我和老师从事的不是一个曲种，而且不在一个单位，我在北京，蒋老师在上海，师徒难得见面，那个年代打个电话也没有现在这么方便，平时就是靠写信交流，所以当面聆听师父教诲的机会就显得十分的宝贵。1983年到上海评弹团跟师父学习的半个月是我印象最深的一次，那次是北京曲协和上海评弹团搞南北曲艺汇演，要出两个普通话唱评弹的节目，所以我和赵玉明老师带着任务到上海学习，赵老师跟杨振言老师学《莺莺操琴》，我就跟恩师学《战长沙》。蒋老师那时身体很不好，但是连着两个礼拜每天上午九点准时骑自行车到南京西路评弹团给我上课。当时是盛夏，天非常热，他每天骑车都满头大汗，但却顾不上多休息一会儿，喝口水就马上投入教学。蒋老师如此认真，我当然更要抓住每分每秒好好学习。我带了一个当时还是稀罕物的录音机，蒋老师上课教我唱，我一字不落地全录了下来，这样回到北京我还可以反复听、反复琢磨。蒋老师虽然身体不好，但一到教学的时候就精神百倍，从唱到弹，从手面到眼神，从人物到运腔，一字一句帮我细抠，我真恨不得一分钟当一天来用，把先生的本事都学会。但恩师的艺术就像大海一般浩博，岂是我一时半会可以领会万一的，所以任凭我再用功，其实也只学得些皮毛。在半个月时间里，恩师不仅满足了我多年来学习开篇《战长沙》的愿望，而且特别为我加了课，让我和师妹沈世华一起搭档学了一回蒋老师的经典折子书《庵堂认母》，让我可以从说噱弹唱演各个方面更深切地体会评弹蒋派艺术的博大精深。学习结束后在评弹团汇报演出，朱雪琴、杨振雄、张鉴国等大名家都来听，我也特别卖力，把所学的东西尽我所能展示给大家。老师们很鼓励我，贊不绝口，说我一个北方演员用普通话唱弹词，还能够如此领会评弹的精髓实在太难得了。我甭提有多高兴了，总算没有辜负恩师这么多天来的辛苦。之后我带着新学的节目和评弹团的老师们一起到北京演出，电台电视台都来录了，特别是1984年春节，我还到中南海演给陈云同志看。老首长是评弹行家，他听了之后特别高兴，说我唱得不错，鼓励我再接再厉跟蒋老师学习，好好唱，做好南北曲艺交流工作。最令我难忘的是1984年的夏天，我和众多师兄弟一起参加了恩师舞台生涯五十周年的纪念演出，我又一次用普通话演唱了开篇《战长沙》，现在听起来还差得很远，但当时借着恩师的光环，上海观众给了我热情的喝彩和长时间的掌声，这对于我是莫大的肯定和最好的奖赏。之后恩师还请我参加了在上海文联召开的座谈会，曲艺界、文艺界的代表研讨了蒋老师五十年来的艺术成就，我在会上也畅谈了自己的学习感受。我在这一次纪念演出和研讨会上的收获是非常大的，对蒋老师和蒋派艺术也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找到了自己的差距和努力的方向。

1984年之后蒋老师逐渐淡出了舞台，但直至他去世我们师徒间的联系一直不断，除了经常的书信往来，每次恩师到北京开会我们都要见面，我也借这些短暂而又宝贵的时间向他讨教。后来恩师定居香港，我到香港演出时，已经深居简出的他还特意和师母来新光剧场看我，为我打气鼓劲。

直到现在我还珍藏着每一次和恩师见面的合影和几十年间一封封的书信以及恩师教学的录音。恩师百年，我又把这些老物件翻了出来，听听看看，感慨万千，在几十年的交往中，恩师和我谈的最多的还是艺术，他反复和我提到他给我的不是一块布而是一台织布机，他要我举一反三，作为北方曲艺演员学习南方的评弹，除了促进南北曲艺交流，更重要的是要把所学所想运用到自己的艺术实践中，他谦虚地说所谓的蒋调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发展的，而发展就需要吸收各种外来的艺术养料。他给我举了很多例子，哪一句唱腔是从什么地方化过来的，有曲艺的，有京剧的，甚至还有流行歌曲的，而这些转化不是生硬的，需要化得无痕，要通过自己的理解吸收再表达出来，做到字有声，声无字，声情并茂。他希望我把蒋调运用到单弦中去，进行创作发展、创新改革，能够形成一个自己的新的马派单弦。很惭愧，我虽然遵照恩师的艺术经验很努力地去实践，但离恩师的要求还很远。今天我唱单弦是落了一个革新派，虽然唱得还是传统，但在《打箩筐》《北京人》等作品中融入了蒋派弹词艺术的元素，有突破、有创新，也得到了各方的肯定，但终究水平所限，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我想纪念恩师的百年诞辰，最重要的是要将蒋派艺术中最精髓的东西发扬光大，这需要我们所有热爱蒋月泉、钟爱蒋派艺术的人一起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