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庭硕

本期推出的4篇文章都是围绕同一个主题而展开，即从事生态建设，观念必须作出实质性的调整和改变。这样的认识，显然与此前的很多研究成果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此前的研究，要么强调现代科学技术的利用，要么强调法制化的观念，甚至还倡导将人口全部迁出，生态建设才能做好，诸如此类的见解，不一而足。但付诸实践的结果，却未能收到预期的目标，其间的原因其实并不复杂。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文明的核心价值观在中国社会习以为常，根深蒂固，影响深远。20世纪后期，中国又成功地步入了工业文明的发展之列，工业文明以其强烈的感染力，吸引着人们的向往和期待。这样一来，一提到生态建设，人们总会不由自主地想到要立足于农业文明，或者工业文明的观念去做出规划和付诸行动。然而，我国广大的北部、西部和西南部地区，所处的自然与生态背景，又与我国东南沿海的发达地区迥然不同。生息在这里的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也与汉族文化互有区别。以至于套用我国发达农业区的观念和做法，去对付生态系统异质性很高的西部地区，总不免会产生张冠李戴之嫌。因而，不管是要从事生态灾变的治理，还是要规划西部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都会很自然地碰上观念上的冲突这样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而要真正做到因地制宜，落实农业供给侧改革，若不做出观念上的调整和改变，事实上很难期望获得预期的成效。围绕这一问题，展开深入的个案的探讨也就确实必不可少了。

马国君的论文《观念与灾变：我国北方沙地粮食作物兴衰历史的启示》，该论文的最大优势在于，注意到了沙米这种特殊作物，无法按照固定农耕的理念去加以栽培和利用，而必须采用内陆干旱草原游牧民族的本土知识和技术技能，才能扩大其群落规模，并获得生态治理的成效。其间的科学原理也并不复杂，在漫长的地质史岁月中，内陆干旱草原的植物和动物通过协同进化，已经达成了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协同共生关系，与所处的物质环境也达成了相互适应的依存关系。而这样的依存关系，生息在该地的各游牧民族通过长期的经验积累，已经获得了精准的把握。因而，他们能够做到用最小的代价，就能实现沙米群落的扩大和稳定。如果不从游牧文明的观念出发，改用固定农耕的思路去企图扩大沙米群落规模，则收效甚微。事实上，早在20世纪50年代，我国的自然科学工作者就意识到沙米在治理土地沙化的特殊功用，并呼吁扩大这一物种的种植，以期收到治理功效，相关工作者也确实作出过卓有成效的实践操作。但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扩大沙米群落的努力依然处在探索之中，无法形成具有可操作性的生态恢复规程，这倒不是我们的自然科学工作者不努力，而是研究思路从一开始就出现了严重的偏差。

不少自然科学工作乃是立足于农耕文明的思路，去致力于沙米的群落扩大问题，他们通过实验室的探索，证明沙米的诸多生物属性。正是在这样的结论指导下，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几乎用尽了各式各样的科学技术，飞机撒报、人工撒播、人工移栽等都反复使用过，但收到的成效却无法令人满意。而接下去的研究，总是在相关技术细节上下功夫，很少有人在研究思路上去做文章，很少有人注意到这半个多世纪以来收效甚微的真正原因所在。该文的研究思路正好有别于别的科研工作者，作者旁征博引，以详实的史料为依据，探明了沙米的分布规律，以及在历史上所发挥过的重大作用。进而还能从生物协同进化的思路出发，通过田野调查和史料分析，揭示游牧民族的本土生态知识，从而进一步揭示沙米、骆驼、马匹和山羊的共生关系，并注意到这些牲畜的践踏有助于将散落的沙米种子埋入最合适的沙地深处，确保沙米能够高比例的萌芽和正常生长。此外，该文还正确的指出，沙丘的流动也是沙米生物群落扩大的一大动因，沙丘的移动只要能够将沙米埋入恰到好处的深度，沙米的群落同样能够形成。不言而喻的事实在于，这样的探讨思路，显然与固定农耕的知识和技术都不一样，与工业文明的技术体系更是风马牛不相及。此前的失败，决不是因为相关人员的知识素养不够，工作不努力所使然，完全是因为研究思路出现了偏颇，而未能收到预期的成效。以此为例，改变观念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翟慧敏的论文《生命属性：生态人类学看待生态问题的新维度》，则是对时下流行的生态建设思路提出了质疑，此前从事生态恢复和生态建设，习惯性的做法都是仰仗人力，并借助各种现代技术去从事单一物种的种植。误以为只要将植物种活，生态恢复就不成问题了，但却没有注意到，生态系统本身就是生命性的存在。每一个生态系统都是多物种复合的整体，不同物种之间需要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支持，靠多物种的合理并存才能确保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稳定。这将意味着，生态系统的恢复不仅需要植树种草，需要引入合适的动物以及必须的微生物物种，还需要人类的管护。这样的生态系统才能做到自我成活、自我修复、自我壮大。这也就意味着，生态恢复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也不是行政问题，更不是投资问题，而是要将生态系统作为一个有生命的实体去对待，才能收到预期的成效。

有鉴于此，要做好生态恢复，观念必须转变，不能把植物，动物当作简单的“物”去看待，而应当看成是有生命的实体，去为他们完善生存条件，甚至还需要人做出针对性的干预，生态恢复才得以实现。需要转换的观念仅在于，一切生命体当然也包括人类社会在其中，他们都不能孤立的存在，都必须与其他有生命的物种结成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不同物种的有效聚合趋于合理，才能为生态系统的确立和稳定，形成健康的生产条件和延续条件，把生命体当做无生命物体去对待，在生态建设中显然是一种不能容忍的认识偏颇和观念舛物。不言而喻，正是倡导这样的观念调整和转变，在当下的生态建设和环境治理中，确实能做到切中要害，值得相关人士三思。

杨化冰的论文《饮茶习俗的文化生态比较研究》则另辟蹊径，不是致力于探讨武陵山区茶叶种植的本土知识和技术，而是从武陵山区的茶叶种植和消费出发，通过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的探讨，揭示了我国汉族地区古今饮茶习俗的变迁与传承。不仅是汉族地区的饮茶习俗，中国各民族的饮茶习俗都能与所处的自然与生态系统适应，从而做到不仅能够丰富各民族的生活，还能维护各民族的身心健康，从而实现我国茶叶种植业的繁荣昌盛，共同推动我国茶叶产业的繁荣和兴盛。进而还使我国产出的茶叶成为世界性的饮料，对我国产业结构而言，还能做出意想不到的贡献。这显然与此前很多研究者，仅仅将茶叶的种植和加工视为纯粹的技术发展去对待，将茶叶的产业效益简单理解为规模的扩大的认识就表现得很不相同。该文明确地注意到茶叶产业的发展，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和生产组织问题，而是对消费者群体具有不可替代的依赖作用。由此不难看出，若不了解各民族的饮茶习惯，以及饮茶习惯与所处环境的相互适应，茶叶产业的发展和规范也就无从谈起。在这个问题上，仅仅关注人数众多的汉民族饮茶习惯是远远不够的，特别是我国将“一带一路建设”确立为国家发展的大计后，情况更是大不一样，从我国的实情出发，我们特别需要了解国外不同民族的饮茶习惯，以及这样的习惯与所处环境的依存關系，由此做出的茶叶规划和种植规模的匹配，才能满足变化万千的国际市场的需要，中国的茶业才能做大做强。文章所谈的虽然仅是一个产业的发展问题，麻雀虽小，却可以小见大。具体到我国而言，凡属涉及到生态背景的差异，无一不是如此，无一不是在现有的基础上做出相应的观念调整，相关产业的恢复才能实现。对此我们必须牢记，当今的中国已经从温饱型的发展模式，上升到了小康型的发展模式。而小康型的发展模式，就需要针对不同的消费需要，产出高、稳，且附加值大的纯生态产品。此前只追求数量，不追求质量的发展思路，显然已经走到了尽头，而新的发展观念，正在迫使我们尽快地认识接纳。

崔思朋的《内蒙古草原利用与维护的兼容：游牧民族土地资源利用的生态经验与启示》一文，则是立足于当前我国内蒙古草原日趋恶化而做出的探讨，其结论直接涉及到观念的转变问题，即不应当将农耕文明的土地资源利用方式生搬硬套到内蒙古草原上加以推行。其间的理由很简单，我国的内蒙古草原气温偏低，风蚀严重，水资源缺乏，生物资源的产出具有不均衡性、不连片性，自然与生态背景的异质性太大。因而，土地资源的利用只能采用“轮牧式”的办法，不可能在某一地域内永续利用。这样的自然背景，再“先进”的农耕文明土地资源利用方式都无法适应，强制推行反而会诱发更严重的生态灾变，以至于在短期内收到的效益，在今后漫长的历史岁月中，还必须支付更大的生态代价。因此，重新认识游牧文明对这片土地的利用方式，经验和具体做法，才是在这一地区落实“生态文明建设”的可行做法。

我国正面临一个伟大的时代转型期，既然我们将“生态文明建设”确立为基本国策，如何通过教育宣传，尽快地在我国的民众中确立“生态文明”的核心价值，使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建构变得家喻户晓，就理应成为当务之急。由于事关重大，这里发表的4篇文，最多仅是九牛一毛而已，但如果能够做到以小见大，推动有关人士做出相应的反思，那将是我们所期望的大好事。

[责任编辑：罗康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