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李翊云

贝拉和彼得他们刚从一家有名的北京烤鸭饭店里出来，一个只有十岁的女孩就走上来主动找贝拉和彼得说话。彼得的男朋友艾德里安还落在后面，他要在结束这趟旅行之前再练一练普通话。

“买一朵玫瑰花吧，”小女孩用英语对彼得说，“送你女朋友。”

“谢谢，小朋友，”彼得说，“可她不是我女朋友。”

女孩不懂他的话，她再次用那句背熟的英语劝彼得。

“不要说了，”贝拉用汉语说，“他不是我男朋友。”

“怎么可能呢？姐姐，他长得帅，您又这么漂亮。”

“姐姐？我都可以做你阿姨了。”

“那讓叔叔给您买一朵玫瑰花吧。”女孩边说边指着挂在身上像个围兜似的纸板，上面写着“人民币十元”，标价周围是画得很粗糙的花儿。彼得摇了摇头，双手坚定地插进了夹克口袋里。

“听着，我给你一朵玫瑰花的钱，你就别打扰我们了。”贝拉说。

“不行，”小女孩说，“您买一朵吧！没有卖完我就不能回家。”

贝拉数了三百元问：“够了吗？”小女孩把整捧花都给了她。贝拉遂将它扔到了酒店入口处护栏里修葺整齐的柏树丛上。“现在，你，回家吧。”她说。

小女孩小心地收好钱，却又踮起脚尖要捡那些花儿。就在这时，艾德里安从酒店走了出来，他跨过围栏，拿起花束递给了小女孩。小女孩消失在黑暗之中，像一条目标明确、身手敏捷的米诺鱼。

4月的夜晚凉爽但晦暗，沙尘暴让贝拉的眼泪都流出来了。“怎么啦？”艾德里安问。

“你欠我三百元。”贝拉说。

艾德里安看了看彼得，贝拉知道他们在对话，用的那种语言情人们愚蠢地以为只有他们之间才能懂。他们在告诉对方：她的情绪极糟糕，她正为自己的第二次离婚生气，而且把气撒在他们身上，他们得再忍受她一个小时。

贝拉认识彼得已有二十五年了，他们当年在波士顿上法学院与另外两个室友共用一间宿舍。自从成为朋友之后，他们就一直说要一起来中国旅游。这只是随便说说的诺言中的一个，就像婚姻出现问题的时候，贝拉总是想象着独自去南极洲旅行一样。但中国不像南极洲那样远得离谱，尤其当彼得开始追求艾德里安时，中国更是近了很多。艾德里安是法籍加拿大人，曾祖父是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西线战场上收尸挖坟的中国劳工。艾德里安是一名作家，正在根据自己的家族史写“一部跨越时代、跨越几大洲的史诗巨作”。前两个星期，他们三个人去了中国东海沿线的一些小镇，仔细查阅当地档案，找寻那些难以寻觅的东西。艾德里安曾说起过他的曾祖父姓李，他的家族大概是在清朝时从江苏迁到山东。你知道中国有多少人姓李吗？贝拉问。九千万。

在作品里，艾德里安毫无理据地让他自己和其他人物出现在江阴、五莲、马赛、伊普尔、博朗库尔、蒙特利尔、纽约等地，还设计了浪漫的故事情节。这让贝拉讨厌。在小说里，这位蓝眼睛白皮肤的人和他的中国曾祖父肯定会情绪激动地团聚。贝拉心想，没有宗谱的人如同野草，除了对除草剂有用之外，他们的存在对谁都没有意义。或许，这就是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在想方设法找到自己一两个家族根源的原因吧。从根到花和果子：一座花园、一场恋爱、一个家庭、一段友谊、一部虚构的史诗—喜欢“培育”似乎是一个积极健康的习惯。但贝拉不是园艺师，工作的时候，她读法律文件和合同，仿佛和这些东西有仇似的卖力地肢解着它们。

在回宾馆的的士里，他们都不说话。彼得和艾德里安在大厅里对贝拉道了别，因为他们第二天早上要赶早班飞机。

“再见，保重，”贝拉唱歌似的应着，“再见，再见，你，还有你。”

“你呀，”彼得说，“早点回家。”

贝拉计划回纽约前在北京多住几天，因为她觉得自己当完导游需要休息一下。现在他们即将离开，她在心里怪他们太不够意思了。人们或许会说，是孤独让她感到自己受到了背叛。彼得是她早期在美国的朋友。贝拉刚到美国时，出于方便，他们就成了朋友。没想到他竟然是个奇葩，记忆力似乎超好。他有很多朋友，但他可以精确地记起朋友生活中的任何一个细节。要是贝拉写一部自传，那一定是寥寥数语且毫无趣味，而且，他会代她写的。要是她在舞台上表演自己的生活，他会是那个提醒她台词的人。但将自己的生活点滴储存在另一个人的头脑里，这种轻松其实对贝拉的这次旅行并无多大裨益。彼得成为贝拉独游中不合适的伙伴，或许，他和艾德里安也认为不该跟着她。

“中国怎么了？”她说，“这儿还是我的祖国。”

“或许你不是一个随遇而安的人，”彼得说，“可你总是很有趣。在中国这儿？你好似一个果实，硬核被人以错误的方式掏走了。”

“所以我是一个令人讨厌的人。”

“一个爱争论的、令人讨厌的人！”

艾德里安的寻宗和自己的复原之旅结合起来，这就是一个错误。记忆的巷道太窄，只够一个旅行者通过。

浴池里，贝拉哼唱道：“我要走了，很高兴，我不能撒谎。我掠过，我漂浮，我飞速逃离，我飞起。”直到今天，她仍能将《音乐之声》里的每一首歌从头到尾唱出。曾经有一整年，每个周六的下午她都必须看这部电影，因为这是中学英语课的课程要求。这部电影让她感到十分厌恶。当英语俱乐部商量着要把它搬上舞台时，她说如果这样就退出俱乐部—有玛丽亚·万·特拉普（玛丽亚·万·特拉普是电影《音乐之声》中的女主人公，作者在这里以“玛丽亚·万·特拉普”指代《音乐之声》舞台剧。—译注）就没有贝拉。最后同学们还是选择了她。

哦，英语俱乐部，贝拉青春的缩影！

当然，当时她不叫这个名字。但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成为美国合法公民之后她就叫贝拉了。这个名字被写在护照上、结婚证上，然后是离婚证上。但是她没有把它刻在父母的墓碑上。那上面是她的中文名字，她父母唯一孩子的中文名字。贝拉没有把第一任丈夫的名字刻在母亲的墓碑上，因为当时母亲虽然同意她的婚姻，但态度不温不火。父亲去世的时候，贝拉的第二段婚姻已经有了裂缝，当时她要是多关注一点，是可以努力修复的。不把她丈夫的名字刻在墓碑上是明智的，否则她的父母亲可能会被两个前女婿纠缠。她父母生前一直婚姻和谐，而死后却要承受两个前女婿的纠缠，这不免让贝拉觉得有些好笑。

贝拉大学时读过俄语小说，里面描述的英语俱乐部举办晚宴，能够加入其中是社会地位的象征，而她的中学英语俱乐部只是聚集了杂七杂八的学生，他们有不同的动机和需求：一些人希望有机会接触到学校里（很可能也是他们生活中）唯一的几台打字机，想读查尔斯·狄更斯、简·奥斯汀、杰克·伦敦、欧内斯特·海明威以及其他作家作品，这些作品只在英语俱乐部的图书室里有；一些人需要得到他们的指导老师楚老师的特别教导；还有一些人加入俱乐部是因为这里不像科学俱乐部或数学俱乐部那样严苛，它的要求不高，在这里的几个小时里可以不用考虑沉重的家庭作业；而贝拉是想要接近楚老师，没有其他原因。这个俱乐部的成员在许多方面都比自己的水平低，她甚至不得不忍受俱乐部的安排，出演英语话剧。她总是演主角。没有人质疑。她被男生们选为“校花”—一种给最漂亮女孩的荣誉。七岁起她就跟着一位家教学英语，这对于生活在1985年北京的同学来说是前所未闻的，所以她的英语比任何人都好。

贝拉想要演的不是小红帽，不是灰姑娘，而是卖火柴的小女孩。“火柴，火柴，请买一些火柴吧，先生，请买一些火柴吧，太太？”

买一朵玫瑰花吧，送你女朋友。

但英语俱乐部从来就没有演过《卖火柴的小女孩》，因为故事里角色不多，台词也不多，即便是卖火柴的小女孩台词也很少。中学生还在演童话故事，这有点傻，但她的大多数同学英语又不够好，出演不了更复杂的作品。一次，他们冒险演出莫泊桑的《项链》，彩排时，贝拉看到那个扮演她地位卑微丈夫的男孩正在踢开假想的门，便感到了厌恶。男孩说：“玛蒂尔德，亲爱的，看我给你带来了什么？”他的声音让贝拉想到了挂在自行车修理铺的内胎—充满弹性、滑腻腻的，像肠子。依据剧本，她得打开他递过来的卡片，可是她看到的不是一张教育部发的晚会请柬，而是这个男孩写给她的一首情诗。

纯洁不再，她想起了随后的情景：地下室、嗞嗞作响的荧光灯管、几张椅子和帘子搭成一个临时舞台，男孩的双手握着她的双手—这也是剧情的一部分。那个地方、那里的人们、那无穷无尽的年月—贝拉的中学记忆也不再纯净。但她看问题有偏颇。事实上，她的母校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助，成为外宾来访的模范学校—白色的建筑像一只高贵的天鹅，在灰色的小巷和杂乱无序、破旧的四合院之中优雅地立着。老师和同学们都对贝拉很好。一次，一个美国政治代表团参观学校，贝拉和女校长一起被选作陪同。贝拉穿着她最喜欢的裙子，淡紫色和悬挂在科学楼和艺术楼之间过道上方的藤萝相互映衬着，代表团礼节性地表扬了学校，校长也礼节性地表示感谢。为来宾当口译的贝拉在那一刻相信自己可以拥有一切—只要她想得到。但那种美好的感觉被楚老师打断了，她正穿过草坪，对来宾或者贝拉甚至都没有不经意地瞄上一眼。

贝拉想要成为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饥饿、寒冷、永远在祈祷、永远在垂死边缘挣扎。她的现实恰恰相反。她长在名门，父亲是一名外交官，母亲是一名歌剧演员，外祖父是19世纪30年代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革命家之一。在外人看来，唯一的不完美就是贝拉跟这些人没有血缘关系。她的妈妈不希望因为生孩子而毀了自己的美貌和事业，就从家乡领养了一个漂亮的小女孩。小女孩两岁的时候—按当今的话来说，被确诊为聋哑人，于是被送走，但不是送回她生母那里。贝拉听说家里给了保姆一大笔钱，让她带着这个孩子舒服地定居到乡下。后来贝拉来了，这又是一个十分好看的女婴。这一事实以及那个聋哑女孩的故事，从来就没有瞒着她。

要是心思敏锐一点，她就会对被自己取代的那个女婴感到好奇和同情；要是头脑更富有创造力一点，她就会把自己想象成那个聋哑女婴，在沉默中长大。一次，贝拉爷爷的一个远房表亲来串门，带来了自己的孙女，跟贝拉同岁。当时贝拉十岁，她立刻认出这是一门穷亲戚。女孩穿着哥哥姐姐们穿过的灰色上衣。她的心灵要是高尚一点，就会和那个女孩建立起某种亲属关系，但贝拉向女孩发号施令，炫耀自己的瑞士巧克力、日本文具、丝绸和天鹅绒做的裙子，只允许女孩一个手指触摸裙子。即便是对那个聋哑女孩，贝拉也会这样折磨。不过，即使聋哑女孩被准许来访，她也听不懂贝拉说的话。或许贝拉会把她锁进柜子里。聋哑女孩会惊慌失措地撞柜门吗？也许她不知道怎么发声，只会静静地等待死亡的那一刻？

一次，在佛罗里达州基韦斯特的某个屋顶派对上，一个老人回忆多年前与一位男孩的邂逅，这个男孩被一位有钱人当作子嗣领养。老人说：“晚宴时，他进来和大家打招呼。他不到三岁，穿着无尾晚礼服。我发誓，没有哪个男孩有他那么完美。但第二年，他不见了。为什么？那位养母认定这个男孩不行。我一直忘不了他。想一想吧！在一年的时间里，他注定成为这个国家最有钱的人之一。”

“可他不知道呀。”贝拉说。

“是啊，”老头说，“我还是要说，命运是多么奇怪的东西！”

哦，世界上的丑小孩，生活犹如马戏团的表演梯，我们爬上爬下，比小丑更搞笑，比怪胎更荒诞不经。彼得怎么敢说她是一个扫兴的人呢？

贝拉擦干了身体，穿上真丝睡袍，打开一瓶酒。她想邀请彼得和艾德里安过来喝一杯，但转念一想，他们肯定会拒绝，说自己要起早赶航班；或许他们连电话都不会接。

喝到第二杯时，贝拉毫不费力地把自己臆想成了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总是在乞求，一直在挣扎。然而，当贝拉为楚老师擦亮一根火柴时，楚老师不会注意到那小小的闪耀的火焰；即便贝拉变成一颗流星，她也不会对那一线光亮投去一眼。

楚老师后来到底怎样了呢—当了妻子？母亲？第二天，贝拉独自坐在早餐桌旁沉思着。楚老师当英语俱乐部的指导教师时二十七岁，贝拉十六岁。楚老师，现在该有六十岁了吧，到了可以做婆婆的年纪了。年龄总是让人迷惑。贝拉对于自己变老没有感到一刻的惆怅。她依然是六岁或者十六岁的那个她，没有改变，也改变不了。但其他人会保持着她记忆里设想的那种该有的模样吗？

向同学打听或者打电话给学校，总有办法查到的。但贝拉不愿意那样。无论何时她回中国，只需要宣布自己回来了，就会有许多朋友熟人乐意为她办晚宴或者私会。这是她第一次隐瞒自己回来的消息。她不想看到他们对她离婚一事交换那种会意的眼神。她计算着离开的日子，一段她必须自己填充的空白。或许她应该更改一下自己的返程航班吧。

当然，如果说贝拉在所有人心中都像回宫的女王一样，这也不完全是事实。也有一些人，她要见他们，就得去找。比方说，佩佩。她们俩上小学之前都在向日葵托儿所，入托三年。她们的床相邻，方向相反，她们俩常常在老师没有看她们的时候，偷偷地把手伸过围栏，睡不着觉的时候，握着彼此的脚。

她们俩一直同学到上中学的第一年。那时，佩佩发现了自己的梦中情人—她们的地理老师吴老师。对于家庭背景不那么好的人来说，这只不过是小女生的春梦罢了，但佩佩激情的力量同她家庭势力相当。贝拉爷爷有政治威望，而佩佩家有政治影响力。当佩佩只要爱情开花结果，拒绝接受其他任何解决方案的时候，她的爷爷只好让一个秘书把吴老师召唤来。佩佩不久就辍学了，吴老师停止执教。灰姑娘！贝拉的妈妈感慨道。贝拉心想，要是灰姑娘不愿意，童话故事恐怕会以悲惨的结局告终。

贝拉总是有点鄙视佩佩，正如她所了解的那样，其他同学也可能有点瞧不起佩佩。但她们俩之间有一个本质上的不同：佩佩没有离开中国。她没有必要离开。她和她的丈夫有自己的快餐店和连锁酒店。他们充分利用了他们的资源：他的帅气、察言观色、顺应变化的能力，她的家族力量。尽管贝拉的路比多数人的路要平坦得多，但她靠的是自己。她努力学习，在大学和法学院里每一次考试她都拿高分，并克服了很多障碍—在美国谁会在意她爷爷曾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创始人之一？

贝拉的父母希望她待在中国。他们会为她巧妙地动用一切关系。就是因为那样，贝拉决定移民美国。真是浪费！她妈妈说。什么浪费？贝拉问。你的美貌，她的妈妈答道，当然，还有你的好命。贝拉的美貌是孕育她的人给的，她对他们的情况一无所知，只知道他们还算有点良心，没有把她像一只被人遗弃的小猫那样放进水箱里溺死。她的好命是父母给的，要将好命丢掉是一种忘恩负义。

但，无论如何，那是你的生活，母亲说，我们不会干涉。

贝拉和自己的母亲并不是特别亲近，但到了上中学的时候，她已经学会了如何取悦母亲。她们相处得很好，就像两个互相欣赏彼此美貌和头脑的女人。贝拉的父亲总是心不在焉地宠着她，对她并没有真正的兴趣。贝拉很小的时候听说了那个聋哑女婴的故事，也就明白并接受了父亲的态度。她的父亲是个有点忧郁的男人，这种男人总是投错了胎，娶错了妻子，入错了行，注定要孤独地死去。贝拉的母亲先于父亲四年去世。直到父亲去世后，贝拉才琢磨起她父母之间的关系。他们曾有一次对贝拉解释道，最好的婚姻是丈夫和妻子相敬如宾。他们之间可能只有一点点爱情，甚至没有任何爱情。他们是两位宾客，彼此彬彬有礼那么久了，误以为那就是爱情或者温情。但两位宾客，即便他们已经同居了五十年，也有不为外人所知的秘密。如果贝拉是他们亲生的，或许会本能地理解他们。

在她自己的婚姻里—第一次持续了十二年，第二次五年—贝拉这位主人没有经营好与丈夫（客人）之间的关系。在她第二次离婚的时候，彼得说你的问题就在于你没有把自己当回事。当你走在楼道里的时候，我看见你的眼睛—你的眼神里满是嘲笑，尽管你一直绷着个脸。你是说我和保罗在一起的时候就是这样嗎？贝拉问。两次都是，彼得说。当女人不把自己当回事的时候，会干什么？贝拉问。那不是我能回答的问题，彼得答道。她多么希望彼得不要这么随意诊断啊，而且，他还开不出有效的药方。

她的两任丈夫都说她有毒。她只得尊重他们，尊重他们不留在这个家里中毒。要是佩佩能够随着年龄的增长，从对吴老师的痴迷中走出来，自己也会尊重她。数年来，贝拉很好地保持着和吴老师之间的距离：太亲近，佩佩会嫉妒；太疏远，佩佩则会认为丈夫被轻视。要是佩佩有一场婚外恋，或者，和她丈夫离婚，将他现出原形，变成普通老百姓，会怎样？可是佩佩竟以童话里才有的忠诚坚守着她的婚姻。吴老师会怎么看待这种拒绝死亡的爱情？青春不再却仍痴迷于爱一个人，或许这也是一种毒。

或许那就是区分幸运之人和不幸之人的地方了。幸运如吴老师者，他们只好放弃一些自己的东西，以便在世俗里前行，因为一个运气好的人也会在一夜之间厄运缠身。那些不幸的人，比如贝拉或那个聋哑女婴，她们别无选择，只好顺着别人指定的路走。如果她们以后的生活发生了变化，那也纯属偶然。

和中学其他有编制的老师不同，楚老师是聘用来的，她的合同随时会终止。她曾在澳大利亚待了一年，这个文凭对校方有吸引力。她是靠什么关系来到这所学校的，同学们都不知道。她在贝拉学校教了两年，辞职之后，有传言说她又回到了澳大利亚。

楚老师并不漂亮。她的脸颊轮廓过于分明，而且有一种不健康的惨白色。她常常眉头紧锁，眼睛阴郁无神。让她与众不同的是她的声音。贝拉稍大一点的时候，她那歌唱家的母亲带学生，在与他们打交道的过程中，贝拉知道楚老师的声音通过训练可以修复，而且可以变得独特、均匀、不同凡响。但似乎没有人为这件事付出过努力，没有人对此有过幻想，所以，她的声音依旧不悦耳，不均匀，粗糙得像一张用过的砂纸。

当学生的表现低于预期时，楚老师毫不掩饰自己的懊恼。然而，除了贝拉，还有谁能达到她的要求呢？正是在这个英语俱乐部，贝拉第一次邂逅了唐·麦克莱恩（美国民谣摇滚歌手。—译注）和D.H.劳伦斯。唐·麦克莱恩的音乐简直就是楚老师情绪的真实写照，那时，她神情恍惚地坐着，即便是最爱说话的女孩或者是最需要她帮助的男孩都知道别去烦她。她为学生们朗读劳伦斯的作品，首先是《木马赢家》，然后是《公主》，最后是《狐狸》。《狐狸》显然是她的最爱，她朗读了很多次。

有时候，楚老师一直在朗诵，因为朗诵的时间太长，英语俱乐部的同学有的拿出了数学作业，有的拿出了物理作业或化学作业。贝拉常常这样想：楚老师是在对“牛”弹琴，一群沉湎于自己的无知而不觉的“牛”。他们没有灵魂，他们也毫无灵魂地对待楚老师。贝拉想要楚老师知道自己理解她，懂得这种师生之间不得不忍耐的冷漠。她想要楚老师好受一点，因为她在和她一起承受。然而，楚老师在挖苦贝拉时比挖苦其他同学更加厉害。一次彩排，贝拉演的是灰姑娘，她穿了一双不合脚的高跟鞋，走路时左右摇摆。不要像一只醉酒的老鼠！楚老师责备贝拉说。但贝拉争辩说，灰姑娘在这个时刻满心幸福。如果灰姑娘那样想，那她就是个傻瓜，楚老师说，请不要像个三岁小孩那样瞪着眼睛。

“有一个英语老师叫这个名字吗？”佩佩问，“我可没印象。”

“你的眼里那时只有一个老师。”贝拉说。

“你的慧眼容不下一粒沙子。”佩佩回答。

“这就是我留不住丈夫的原因了。”贝拉说。她的离婚不但不是坏消息，反而可以用来调侃佩佩—她嫁给同一个男人太久太久了。

即便是最肤浅的关系，持续了四十年也会产生永久的影响。我在那么短的时间内重新安排好我的业务会议，你知不知道只因为你？佩佩一进酒店就说。没有人像我那样，把你的脚趾数上几百遍，你知不知道？贝拉回应道。

“你的这位老师怎么啦？”佩佩问，“为什么找她？”

“我不是找她，只是好奇她后来怎么样了。”

“你总是因为这个或那个无甚关系的人小题大做。什么时候你才能长大，摆脱这股幼稚劲儿？”

贝拉说不知道佩佩到底在说什么。

“你总是这样。你还记得我们以前轮流扮演聋哑人吗？后来老师们禁止我们玩那个游戏？”佩佩说。

“在向日葵托儿所？”贝拉问。她记不得这个游戏了。她感到吃惊，自己在佩佩的记忆里留下了这样令人伤怀的一段回忆。“你什么时候知道那个聋哑女孩的？”

“我想这从来就不是个秘密吧，”佩佩说，“那个游戏之后，我们假装自己是对方的保姆，你说你是我的苏阿姨，我是你的兰阿姨。”

贝拉只从一些儿时照片里知道了兰阿姨的存在。贝拉上向日葵托儿所时，兰阿姨就不在家里做事了。她想念过那个阿姨吗？要是贝拉和之前的聋哑女婴一样有生理缺陷，这个阿姨就会成为她唯一知道的妈妈了。同彼得一样，关于她的生活，佩佩比她自己记得还要多，贝拉感到惊讶。有那样的朋友，自己忘却过去也没有关系，但他们也会在毫无由头的情况下或者不合时宜的时候勾起她的回忆。

佩佩说她会四处打听楚老师的下落。贝拉相信佩佩会帮她。她们是彼此的人质，除了互相忠诚，无论多高的赎金都无法将她们从共有的过往中解救出来。还有谁会记得佩佩十五岁时向一根燃着的火柴伸出手指，火焰炙手时的绝望？还有谁会想起那个聋哑女婴，她时刻提醒着贝拉自己只是那个次品的替代物？

两天之后，佩佩发来信息，告诉贝拉楚老师的新名字以及她为之工作的那个机构。“以前的老师，现在的牧师”，这是佩佩发的补充信息。

贝拉一到美国就选好了自己的英文名，她觉得楚老师给自己起了个新中文名，这很可笑。她以为自己是谁？名人？贝拉找出了那个组织的链接。它是一个倡导L.G.B.T权利的非营利性组织。网站将楚老师列为该组织的共创者，有一段她接受传媒公司的访谈录音，有她参与公开活动的报道，有她的博客发帖，最近的一次发帖关注了反家庭暴力的新法规，这是中国第一次通过此类法规，但该法规没有将同性恋关系中的家庭暴力受害者纳入保护范畴。

网站上没有楚老师的照片，检索她的新名字也没有找到她的照片。贝拉想看看她的脸。她希望那张脸同记忆里的一样，当然，看到楚老师满脸沧桑会给她带来某种报复性的快感。没有正面照片，楚老师不给贝拉报复的机会。贝拉想着要不要发条信息给佩佩，“我以为无所不能的你会安排我和楚老师一起吃顿饭呢”—可攻击佩佩有什么意义呢？

贝拉点开那段音频。楚老师声音没有太大变化，但还是有些不同：声音里带着一种以前所没有的狂热，或者说是活力。她谈了她领导的这个组织在基层做出的努力，也谈了针对L.G.B.T群体所做的一些民意调查和访谈，因为政府说“没有证据表明同性恋关系中存在着家暴”。

“为什么你认为同性恋关系中存在家暴这一点得到法律承认很重要呢？”一个女记者故作理解状，以缓和的语气问道。

“非婚的异性同居关系中的男女受到法律的保护，而同性恋关系中的人却得不到法律的保护，这让人对我们这个群体享有的法定权利产生了质疑。”

“但为什么你个人觉得重要？你曾经历过家暴？”

“是的。”

“你能具体谈谈吗？”

貝拉觉得记者的提问很愚蠢，而楚老师的自愿配合更让人恶心。“那是三十年前的事了。我当时很年轻，和另外一个女人处于恋爱关系中。我感到羞耻。我们那个时候，这被称为一种精神疾病，医学院的教科书上也是这么说的。我对什么是家暴也一无所知。”

访谈在继续，透露了更多的细节：一个毫无经验的女人将爱与控制、付出与妥协混为一谈。老一套，毫无新意，贝拉心想。楚老师和记者转而谈及统计数据和案例分析，她关掉了音频。被采访的那个人可以是任何人，但绝对不是英语俱乐部的楚老师了。那个楚老师有一颗冰雕的心，不可侵犯，不为情动，很久以前吸收了贝拉血液里才有的那份温度。采访中的那个陌生人向记者讲她做的一系列活动，暴露自己的生活，是一个冒牌货，在一个错误的地点寻找人生的目的和慰藉。她误以为自己在一个正义的事业里找到了它们。

贝拉希望自己现在就在那间地下室，再次琢磨楚老师和自己。透过天花板旁狭窄的玻璃窗看着尘埃渐落，楚老师是否再次经历了另一个人强加于她身体上那种肮脏的痛？当她听着唐·麦克莱恩时，她是否在寻找自己不幸遭遇的意义？当她带着嘲弄看着贝拉彩排、对贝拉的认真视若不见时，她是不想伤害他人，还是在享受手中的权力，因为她对征服和投降已经习以为常？那些在爱的名义下允许自己被伤害的人，一定比其他人更懂得去伤害别人是怎样的一种欲望。

猎狐人被狐狸所猎：贝拉记得，听着楚老师的朗读，她落入了劳伦斯的魔咒。楚老师的声音几乎可以说是动听的，因为她也陷入了劳伦斯的魔咒。这个故事应该改编成舞台剧—为什么贝拉从没想到过呢？毫无疑问，楚老师会对她的要求嗤之以鼻，但贝拉活着就是要改变别人意愿，她不需要爷爷通过秘书把楚老师叫过去。她会亲自找到楚老师，坚持让她们俩演故事中的两个女人。贝拉演那个没有魅力且神经质的班福德—她不介意扮演一个令人反感的角色，而楚老师演另一个女人玛奇。在那一段表演里，楚老师拥有她生来没有的美貌。最后贝拉被杀死，劳伦斯的作品里总是有人这样。她对此也不会介意，因为她的死亡会让楚老师陷入永远的精神恍惚中。要是如佩佩所说，对于贝拉一切都是假装的游戏，那为什么不去演呢？她可能是那个聋哑女婴，她可能是让楚老师着迷的狐狸，她还可以像艾德里安设想自己的祖先那样虚构史诗童话。艾德里安受到地理和家族都很遥远的局限，而贝拉没有。一切可为她所有：男人、女人、白天、黑夜、天上的星星、卖火柴的小女孩手中永恒的火焰。装模作样是她的家传。

那所中学有一座天文观测台，一年有几次对科学俱乐部之外的学生开放。一次，贝拉和几个朋友去了那里。她不记得那天晚上他们是要观察哪些星星或行星了。老师走了以后，一个科学俱乐部的男孩为了引起贝拉的注意，把望远镜转向了这座城市里第一批建起的高楼大厦，看到一扇窗户没拉窗帘。一个男人和女人背对着窗户，正在看肥皂剧，剧中的女演员在毫不害臊地大哭。这个房间，婚姻在里面维持，戏剧在屏幕上上演，一瞬间被望远镜拉到了贝拉的眼前，如此接近。男孩怯怯地摸着她的胳膊，但她并没有甩掉他的手。她现在似乎还能看见那个男人和女人之间的距离：他们坐在沙发两端，靠着沙发扶手。她甚至可以看见电视机顶上那件白蓝相间的针钩织物—三十年前，电视机是奢侈品，每个顾家的女人都会用精美的针线织物去装饰它。

贝拉希望通过望远镜看到的不是这对没意思的夫妇，而是楚老师和她的情人。贝拉想看到两个女人之间的爱和攻击，激情和疼痛。但她遇见楚老师时自己太年轻，而到那个家庭时又太晚了，未能认识那个聋哑女婴。机缘不巧使得她们成为她生命中不可企及的东西，而这些不可企及的东西她既不能损坏更不能摧毁，如同伤口一直存在。即便现在，若她打电话给那个机构，说要找楚老师，她能说什么？楚老师见不到她的脸，贝拉只不过是电话线里的一个声音，任何一秒都可能被切断。她会是那个在街头拐角的小女孩，总是在擦亮火柴，总是在那小小的火苗里寻找着一个不同的世界。当她变成一颗流星，另一个女孩—楚老师—正在别的街角擦亮火柴，甚至都不会感到贝拉离去所留下的空虚。

（余小梅：安庆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邮编：246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