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菁琦 梁静怡 张珺

一间逼仄的音乐教室里人头攒动，有老师有记者，唯独不见汤星月。扯长脖子苦寻，忽然，目光之下有声音提醒，“你是北京来的记者吗？”低头，身高不到门把手的汤星月，懒靠在门框，罩一身宽大运动服，一双耐克鞋，脸上有向上飞扬的眼线，还点上最流行的红棕系眼影。

身高1米2是2008年汶川大地震留给她的印记。当年，她在映秀小学上四年级，目睹“教室中间的同学整块掉进地里”，昏迷2个多小时，醒来发现走廊护栏砸在腰椎，这是她个头不再长的祸根，如今她20岁，看起来像是小孩。当时班上44位同学只救下11位，不幸中的万幸，她一家平安。

身高的疑问伴随地震的故事，随行十年。地震幸存者的标签，起初带给她幸运，后来是麻烦，再后来到复杂纠葛的境地。她的家乡映秀镇作为地震震中，十年间承担了无数媒体的镜头、领导的慰问，志愿者、企业家蓬勃的爱心。资源在此交错，一个“袖珍”女孩对人生的憧憬，从地震后“幸存者标签”开始，或升向天边，又怕转瞬即逝。

包围

对着找不到人的本刊记者，汤星月眼睛一撇，又迅速低头拨弄手机，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4月24日，距离地震十周年纪念还有18天，她的行程表十分拥挤，当天要接受三家媒体的拍摄、采访。在一年一度的“纪念日”与记者打交道，她过于从容，甚至有一丝游离。

媒体很容易找到她，虽然不似“林浩”、“范跑跑”、“可乐男孩”等地震中频繁被曝的人物，但她鲜明的标签易被关注，“为温总理唱过歌”、“和习总书记握过手”，唱过官方歌曲《映秀花开了》，被四川电影电视学院音乐表演专业破格录取，最重要的是，身高与地震的经历，人小志大的故事，似乎不会让媒体空手而归。她也配合，“找我的都不会拒绝。”

不拒绝，但也不热情。拍摄中，她很少和记者互动，也并不会为拍摄好看，把形体课的动作做得尽善尽美，不时摸摸腿，晃下神。她与摄影记者讨论照片够不够，建议可以去食堂拍一组，于是张罗几个同寝同学，在食堂坐一排吃饭。记者拍完，扛着笨重的器材出门觅食，下午再来。

汤星月不时补上口红，脸上是成年女性的神情，与小孩的身材有些违和。她坦言采访有时像在完成任务，也有记者不无同感。

配合这一任务的还有同学和老师。形体课是专门安排出来为拍摄的，见到大小摄影机，有同学嘟囔一句，“怎么又要拍”。汤星月独在教室一头，同学三三两两聊着天，她呆坐一会儿，一路笑着走向人群中心。

大学同学眼里，汤星月是“自来熟”，人缘不错。同寝室的没来学校前，就在校官网上看过她的故事，“汶川女孩，春节前被习总书记接见”。相熟之后，她坦言会有些羡慕汤星月，“在我眼里她就像个明星了，上电视，参加各种活动，还有导演要签她约，感觉很有人脉资源。”而在同学岳兴芳眼里，汤星月是“别人家的孩子”——个头虽矮，但有一种临危不惧的气场在，“我妈就说你学到她这个就厉害了。”

学校后街的奶茶店，一进门，老板大声喊出汤星月的名字。“她我还不认识吗，这么多领导人接见。”

标签

什么样的媒体汤星月都见识过。5月12日，她的安排是《人民日报》、腾讯直播的专访。再往前几天，她上了央视《回声嘹亮》。

一切从她为温家宝唱的那支歌开始。2009年，温家宝第二次来映秀慰问，她唱了一首《我的妈妈叫中华》。“当时我爸妈找我回家吃饭，找到我的时候发现我已经在他怀里了。”汤星月说并不知道唱完这首歌的后果，当天家里全是记者，从下午六点到晚上十二点。

在寝室里与同学回忆时，故事还有另外一些细节，与温家宝见面的本是另外一个女孩，但她临时怯场。“汤星月说她一个劲往里冲，被拦着，从下面钻过去。”好友兼同学冯洪艳转述，她说冥冥中有一种力量拉扯，很多次有这种直觉，关键时候会自己冲。

机会不久便降临，一位拍摄过她的记者为她报名参加北京的电视歌唱比赛，拿了金奖。但她认为当时自己唱歌算不上有水平。“可能是别人对我的照顾。”

但自此之后，新的闸门打开，一个以地震故事引发关注、通过参加唱歌节目被人认识的路径不断复制。初中到高中，她参加辽宁卫视《天才童声》、河南卫视《你最有才》等。最初她上节目第一句话总是，“我是汤星月，来自汶川映秀。”而节目标题大多会取《汶川袖珍女孩，为故去的老师、同学唱歌》。

汤星月的露面多数在公益晚会、爱心活动、每年5月12日前后纪念活动中。但因为雅安地震，带着映秀印记的她关注度降低，“2013年整一年完全没节目”。

父亲汤云霄为了让女儿多些机会，有时在她看来是“热脸贴冷屁股”，“一听说汶川要举办什么活动，到处打听，问电话号码，发一长串我的资料，别人很少回复。”这后来成为汤星月潜在动力之一，她备忘录的第一句话是，“成功的速度，一定要赶上父母老去的速度。”

上电视多，非议也随之而来，网友说她靠地震标签炒作，博同情，又说故事重复太多，没特色。“我背地里哭過闹过，后来我爸安慰我，让我说身高是先天的，就不会让人觉得不公平，靠自己实力上台。”之后，汤星月都被介绍成身高是先天的，故意与汶川地震划清界限。

记者曾是她认识外部世界的重要媒介，拓宽了梦想的边界，同时也带来人际关系的震动。初中她在映秀上学，一有记者来拍她，同学们都跑得老远，怎么叫都不理。“连我的同桌，平时是挨着我坐，采访那天就我一个人坐，媒体一旦走了，可能要缓个两三天，才会有人跟我讲话。”

到成都上高中时，汤星月干脆不说自己从哪儿来。但处境依旧两难，因身高特殊，受尽异样眼光。“就这样一直看一直看，感觉像一个怪物来到学校一样，随便我把自己打扮得多正常，也会那样。”她两手交叉，眼神模仿着陌生人从上到下扫视。

渴望

当明星的渴望，汤星月并不是一开始就有。学音乐最初是抒发苦闷，想让自己过得和正常人一样，越到后面，她感到只有成为最有出息的人，才能争一口气。有一件事让她很难忘记，初中班级常有各种公益活动，派到外地接受慰问，但每次都没她的名字，最后她忍不住问老师，回复是，“个子太矮，怕把你弄丢了”。

新建的映秀镇，是成排的别墅，并肩比邻地开着客栈、麻将馆、民族饭店和酒吧，乍一看以为到了某个古镇景区。汤星月家的火锅店就开在街面上，比邻都是饭店。踏进一家问起她来，老板与店员不约而同地互望一眼，帶着莫测的笑容，隔一阵后才说，“她挺要强，和正常人一样心气。”

汤星月讲到映秀震后大家心态的变化，自从有了新房，失去孩子的有了二胎之后，过去烦恼又卷土重来。饭店生意好时，有人因为抢生意来大闹，甚至还掐她爸爸脖子。“有人说我家里条件不好，还要上节目，做做秀，唱得又难听。”她感到这种环境是种折磨，只求早日带父母过上好生活，“当明星是路径之一。”

她每天早上早起化妆，在宿舍室友都还没醒时。“我是想告诉别人，我就是一个成年人。另外也想让别人看到我的自信。”此外，成熟的标志是，对蜂拥的记者，汤星月也学会了“都讲一样的”。她提到最近报道引起的争议，写到她不喜欢薛之谦，“评论全是怼我，薛之谦的粉丝。”以前都大喇喇随人采访，如今她不无谨慎地提出看稿。

但明星并不好当。她不想一直以地震标签受人同情，曾想凭本事考大学。但现实残忍，因为身高，她并未被任何学校录取。

转机出现在录取的最后一天，四川电影电视学院，一个走出过谢娜和李易峰的学校破格录取了她。系领导在得知记者来采访时，希望能突出强调学校的爱心，“这种破格算是做公益了。”

汤星月讲起年初的经历，习近平要到映秀慰问。有一个记者来她家采访，“可能是因为我唱过《映秀花开了》，聊得不错。”后来才知道是央视记者，问起汤星月有没有在慰问人的名单。不久后，她出现在人群中，向习近平道别时，合唱了《映秀花开了》。“我跟习总书记说，我是一名大一的学生，他让我要好好学习。”

关心她的人确实更多了。具体微妙的变化，她不愿细讲。在学校后街，她与同寝室几位室友聚餐，感谢一天配合拍摄，她爽朗大笑，讲起笑话逗得大家捧腹不已。

谈到未来梦想，有人想开店，有人想做老师，她说就想做一个歌手。虽然也渴望像正常明星一样，有粉丝有经纪人，但“袖珍人”成为大明星，这是演艺圈从来没有过的，“比办一个企业还难。”最后想想，她觉得还是做一个公益歌手。如今她在铺路，当了学校公益社团的社长，替社团争取外界公益演出机会。

面对汹涌而来的汶川十周年采访，汤星月觉得目前是最后一个机会，再辛苦都要去拍，她爸告诉她，说不定这一个月后，又要淡了。“只有第一个十年，第二个十年我都三十岁了。”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