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歌唱史记》的最佳人选

我写《中国歌唱史记》，选歌唱家的标准是看歌者在自己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影响力是否足够，男中音歌唱家刘秉义就符合这个标准。同为男中音歌唱家的中国音乐学院马金泉教授知道我准备写关于刘秉义的文章，特意叮嘱：“刘秉义在咱们中国算是第一男中音了，尤其他的弱声（也称半声），我认为没有人能比得了—男中音声壮不难，难就难在弱声！”说着，马金泉模仿起刘秉义唱《沁园春·雪》时运用的弱声技术：“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刘秉义的影响力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广度。他唱的《我为祖国献石油》《回延安》《我为祖国守大桥》《沁园春·雪》等，当时传遍了祖国边疆海防、村镇城乡，他的名字家喻户晓。二是长度。刘秉义的歌唱生命超过60年。就在2017年11月30日，我还在北京展览馆剧场聆听了他演唱的《我为祖国献石油》，声音通透程度、神采光耀程度均与当年区别不大，可此时的刘秉义已是83岁的耄耋老人。

第二天（2017年12月1日），刚好有个聚会，我问在刘秉义80岁那年举办的独唱音乐会上，担任钢琴伴奏的张佳林教授：“在世界范围内，80岁的‘美声’歌唱家开整场音乐会，唱20多首歌，有先例吗？”张佳林说：“还没听说过，意大利有个唱民谣的老先生80岁开过音乐会，但他用电声了。”

刘秉义唱完歌后，在台上说：“刚才那位爱唱京剧的长者说，唱戏有利于身体健康。我想告诉大家，唱歌也有利于身体健康。”在演员休息室，我问刘秉义：“您有什么养生之道？”刘秉义说：“我才不养生呢，也没有早睡、午睡的习惯。我是演员，晚上老有演出，不可能按时睡觉。我就是每天唱歌，保持自己的歌唱机能，就像运动员通过每天训练保持自己的运动状态一样。我天天唱歌，除了可以保持歌唱机能外，是不是也等于锻炼了身体？”

2017年12月2日，国家大剧院艺术资料中心举办了一场高端访谈活动，请来了91岁高龄的郭淑珍教授，畅谈她的学艺经历和教学成果。作为郭老师的学生，刘秉义也到场了。刘秉义说：“郭老师留苏回国任教，当时我正在中央音乐学院读‘大五’。毕业那年，我参演了中央歌剧院首次在中国上演的柴科夫斯基的歌剧《叶甫根尼·奥涅金》，饰演一个‘多余的人’—奥涅金；郭老师演村妞塔姬雅娜。郭老师在苏联（留学）时就已成功演出过这部歌剧。我们排了一年多，郭老师不论是语言、声音还是人物的塑造，都给了我具体、有效的指导。大学毕业后，我留校当教师，和郭老师又成了同事。后来，我们又一同在中央乐团独唱独奏小组工作。60年来，我和郭老师亦师亦友，她是我的老大姐。”

听刘秉义这么一说，我认为他能唱到今天，那也是学到了郭淑珍的绝招。郭淑珍教授总结自己91岁还能教学的经验是，“生命在于工作。”刘秉义也一样，“长寿在于歌唱。”

高端访谈活动结束后，我借着这个高端的会场，访谈了“高端”的刘秉义。

二、零下30多度，把脚下的冰雪唱化

我问：“20世纪70年代，关于您声音的威力在中央乐团有过这么一个‘传说’，说您在练声时，能把窗户的玻璃振碎。今天当您面儿，我想证实一下，这是真的吗？”刘秉义说：“没那么回事儿，但玻璃确实会振动。”

我问：“还有一说，‘抗美援朝’时，零下30多度，您在室外练声，能把脚下的冰雪唱化了，这是真的吗？”刘秉义说：“在朝鲜战场，那是环境的逼迫。屋里那么多人，不适合练声。我只能找清静的小树林、山坡、河边儿唱，唱一会儿，自然地，脚底下一圈雪就化了，眉毛、头发也结了白色的冰霜。”

我说：“那您的嗓子机能能保持这么好，和那时冰天雪地练唱有关系吧？就像郭兰英，从小在戏班学戏时练就了一副好嗓子，即使‘三九天’也在山上迎着风吊嗓子。”刘秉义说：“有关系。咱们老艺人有一句话，叫‘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无论天热、天冷，各种环境、气候都练唱，这样可以让嗓子更皮实，适应性更强。”

刘秉义1935年6月4日出生在秦皇岛，父母虽是普通职员，却赋予他一副浑厚、洪亮、结实的嗓子，还有一个健康、强壮的体魄。1953年初，刘秉义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19兵团团员，跨过鸭绿江奔向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为前线战士们演出，那年，他才18岁。在此之前，他在秦皇岛市立一中读书时，虽说经常唱歌、拉二胡、吹笛子、弹月琴、演话剧，还演过秧歌剧《兄妹开荒》，但他从未想过当歌唱家，而是渴望成为一名保卫祖国海疆的海军战士。1951年7月，刘秉义中学毕业，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军政干部学校学习。一天，志愿军某部文艺工作者来到学校，他们一眼就看中了刘秉义的文艺才华，将他招入了19兵团文工团。

朝鲜的凛冽寒风、艰苦生活，是刘秉义从未体验过的，但他一门心思就想着如何为前线的战士唱好歌，鼓舞他们在战场上保家卫国。

我问：“您说过，‘抗美援朝’时，您的团长牺牲了，是文工团团长吗？”刘秉义说：“是文工团团长，牺牲了。”我问：“那您遇到过这样的生死险象吗？”刘秉义说：“天天如此！当时我在朝鲜，随时有牺牲的可能，前线是枪炮打，后方是飞机炸，大家都将生死置之度外了。进朝鲜时，我才18岁，18岁的小孩能不害怕吗？可是，每天都看见或者听到战友牺牲了，渐渐就不怕了，看淡了生死……”

我问：“您每天在生死边缘徘徊的环境里工作，有什么让您印象特别深的事吗？”刘秉义说：“没有什么印象特别深的，因为每天都一样。我没有将鼓舞战士看成是艺术工作，其实就是宣传工作。”

我说：“就像电影《英雄儿女》里的王芳？”刘秉义说：“王芳的原型就是我们团的，原名不叫王芳，而叫王姝。巴金就以她为原型写了这么一个人物。那种生活我们太熟悉了，在路边为行军战士唱歌、打快板，在战场为炊事班演出。”

我说：“您长寿和这些战场上的事有关系吗？”刘秉义说：“有关系，经历这些以后，心态平和，看透了生死。”

我说：“1975年，您受到不公正待遇……”刘秉义说：“没办法，我也想开了。”我问：“那五年，您还能练声吗？”刘秉义说：“我小声练呀！不仅练，我还借这个机会把所有学过的东西，都复习了一遍。靠脑子，靠小声哼，靠琢磨。”我说：“就像刘诗昆当年在桌上练琴那样？”刘秉义说：“都一样。音乐学院，我上了五年，在这儿，又磨炼了五年。1980年11月2日，在首都剧场，我登上了舞台，参加中央乐团的音乐会，那场音乐会就是专门为我开的。”

三、全能男中音

我说：“那时，我在首都体育馆看大型晚会，您唱了《我为祖国献石油》。1982年4月1日，我在民族宫礼堂看过“中央乐团‘星期音乐会’第261期‘刘秉义独唱音乐会’，曲目全是高雅的。”刘秉义说：“咱们音乐学院的教学曲目，是涵盖古今中外的。这样的音乐会，就是系统、综合地向观众汇报。每一首歌，都是‘高精尖’的东西，表现技巧的、表现不同风格的……得让观众从各方面了解你的水平。”

在安徽农村演出，演唱《在希望的田野上》

我说：“那场音乐会，现在我还有清晰的印象，一首歌一个味儿。”刘秉义说：“不然的话，两个小时，观众怎么能坐得住？真正吸引观众的是艺术，音乐会要像长篇小说一样，有发展、起伏、高潮，歌者得不断地吸引观众，想走都走不了。”

在那场独唱音乐会上，刘秉义唱了舒伯特的《小夜曲》《菩提树》《魔王》，鲁宾斯坦的《波斯恋歌》，穆索尔斯基的《跳蚤之歌》，赵元任的《教我如何不想他》，黄自的《踏雪寻梅》，聂耳的《码头工人歌》，贺绿汀的《嘉陵江上》，马可等的《杨白劳》，以及内蒙古民歌《牧歌》，新疆民歌《马车夫之恋》，刘庄、延生的《月之故乡》，雅文的《六弦琴之歌》《赤水河纤歌》，胡海林的《我爱你啊，香山的红叶》，威尔第歌剧《茶花女》里的咏叹调《普罗旺斯的陆地和海洋》，莫扎特歌剧《费加罗婚礼》里的咏叹调《再不要去做情郎》，柴科夫斯基歌剧《黑桃皇后》里的《托姆斯基之歌》，比才歌剧《卡门》里的《斗牛士之歌》等，其中的外国歌全用中文唱。那年，刘秉义47岁，正是男中音的黄金年龄。

我是听着刘秉义的歌长大的，并且感觉男中音比男高音更高级。在初中阶段，我就在学校大操场唱过他的《我为祖国守大桥》，还有《回延安》《沁园春·雪》《我为祖国献石油》。那时候，我以为男中音就是刘秉义这样的。直到听了这场音乐会，我才知道男中音的曲目那么丰富，刘秉义的表现力太丰富了。

第一，他演唱时的人物感特别强，让我相信他就是斗牛士、码头工人、亚芒、费加罗，惟妙惟肖，一人一个样儿。第二，他的举轻若重和举重若轻均游刃有余。《牧歌》那么轻柔的声音，把我带入辽阔的大草原；《跳蚤之歌》那么厚实的声音，尤其最后那笑声，对跳蚤形象的塑造特别生动。第三，他能扣人心弦又余韵无穷。记得听那场音乐会我都没靠在椅背上，只坐了椅子的三分之一，像一直有悬念勾着我一样。回到家以后，脑子里还是他的歌声在久久回荡，如《小夜曲》。第四，他的腔与字、字与情、情与味，是那么统一相融，如《斗牛士之歌》。

在俄罗斯柴科夫斯基音乐学院音乐厅演唱

四、由“说歌”到唱歌

我问：“您刚上中央音乐学院时，老师说您是在‘说歌’，经历了什么，让您由‘说歌’变成唱歌了？”刘秉义说：“‘抗美援朝’时，我主要是为战士们唱歌，首先得让他们听懂歌词呀，得让他们觉得亲切动人，主要侧重点还在语言上，是不是‘美声’，那是手段上的事。当时已经习惯了这样一种演出状态。几年后，我进入中央音乐学院学习。这是一个艺术的殿堂，它要求古典、纯正，唱意大利的经典唱法，我一下子还没有适应。尤其是杨比德老师说我不是唱歌，是说歌。但我的‘说歌’，对他也有启发。一到下面去演出，我就特受观众欢迎；而他呢？人们总是礼貌地鼓几下掌。”

我说：“我理解了，您唱歌，词唱得那么准确、清晰，和您在‘抗美援朝’时‘说歌’的阶段有关系吗？”刘秉义说：“有关系！因为我在部队文工团工作了六年多，才考的中央音乐学院。”

在朝鲜，没有教师指点，刘秉义就自己捧着一本声乐教材苦苦钻研自学。领导看他学习如此刻苦，设法为他找来一位朝鲜歌唱家教他唱歌。尽管语言不通，学习条件十分有限，时间也不算太长，但刘秉义还是从这位音乐启蒙教师那里学到了不少声乐基础知识。所以他后来能从“说歌”渐渐变成唱歌，成为中央音乐学院的优秀学生，和在文工团的经历有关系。起码这六年多，让刘秉义知道自己缺的东西太多了，观众想欣赏的东西自己还做不到，或者说还没有技术手段满足观众的审美需求。

我问：“您80岁练声和60岁、40岁、20岁时练声有什么不同？”刘秉义说：“80岁和20岁，基本规律上没什么不同。比如，呼吸要练通；发声器官的运动要到位，共鸣腔体要尽量利用。让身体每天如此，保持‘一级战备状态’，不管什么时候，‘拉起来就能打，一打还必胜’。”

我说：“等于这60多年，您都在练一套东西？”刘秉义说：“上了年纪以后，时间会比以前少一点儿，重点会有些不同。随着年纪的增长，要十分清楚自己有哪些不足，重点解决什么问题,在练习的具体步骤上做一些调整。不像年轻时，按普遍规律从头捋。”

我问：“‘文革'期间，抒情歌曲很少，当时《回延安》一出来，唱片一下就发行到全国各地，我就是那时买了您的薄塑料唱片。这歌您是怎么唱的？”刘秉义说：“《回延安》这首歌先拿给了总政歌舞团的歌唱家寇家伦，他的声音倍儿棒。但他是四川人，让他说话拐个弯儿都费劲儿，就别说这首歌要唱出的陕北风格了，他不适应，作曲家就来找我了。我说，‘你拿给老寇了，再拿给我，合适吗？’他说，‘是老寇让我来找你的，老寇说他唱不了。’我说，‘行，别让我们哥俩儿以后有意见。’《回延安》是‘美声’的作品，但是旋律选用了大量的陕北民歌素材，里面有些段落，必须熟悉陕北民歌风格才行。”说着，刘秉义唱了起来，“‘曾记得，窑洞门前歌声朗，月光下面纺车转，纺车转……’陕北味儿必须唱出来。”

我说：“‘小米儿香’唱得太绝了！”刘秉义说：“你得让观众听着觉得都闻见香味儿了才行啊！音乐的感染力与民歌的曲调糅在一起，感人至深，必须得做到这点。”他又继续唱起来：“离别30年，今日回延安……”刘秉义说：“这又是豪放的，最后变成进行曲，‘昂首阔步永向前’又是军歌性的。这首歌不好唱，很难把握，我一唱就知道它有难度，所以也是很用心地练，一直唱到现在。”

我问：“唱《回延安》，您做功课用了多长时间？”刘秉义说：“这歌儿我练得比较久，足有三个月。”我说：“也就是说每天唱二三十遍，那至少也是唱了2000遍。”

刘秉义说：“最后跟钢琴伴奏磨合呀，当时是许斐星，他给配的钢琴伴奏。”我说：“我还听过‘乐队版’的。”刘秉义说：“‘乐队版’就丰富了，琵琶、笛子、唢呐等都用上了。”

我问：“在此之前，您有没有去陕北采风，去熟悉陕北音乐的风格？”刘秉义说：“没有，这就是基本功了。在中央音乐学院学习期间，学过民歌、戏曲、曲艺，必须有这些积累，才能唱好一个作品。”

作曲家王西麟没去过云南，却写出了云南味儿十足的交响诗《云南音诗》；张千一没去过西藏，却写出了西藏风格浓郁的《青藏高原》。刘秉义说：“学习就是不断积累、储备，想用时，才能顺手拿来。不然，你没有准备，都没有能拿的。现学的话，时间更长，关键现学的没经过‘发酵’，还没有内化成自己的东西。”

五、《我为祖国献石油》的“起死回生”

刘秉义说：“《沁园春·雪》是田丰创作的，从他开始创作，我就介入了。我们俩是中央音乐学院同班同学，他是作曲系的，我是声乐系的。后来，我们又成了同事，他是中央乐团创作组成员，我是独唱独奏组成员。他写出初稿，我就给他试唱，一稿一稿地试，试唱以后再征求意见，反复修改。我们俩切磋得很多，比如，他说有一段要用京剧素材。”刘秉义又唱了起来，“‘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黑头’的感觉出来了—‘只识弯弓射大雕’，这是从京剧里借鉴的。我对他的创作意图，就理解了。旋律怎么走，哪儿拐合适，他也征求我的意见。这么着，我们的想法融合在一起。从创作到上台演出，这个过程很长，花了近两年时间。”

我说：“这首歌是男中音的试金石，至今无人能超越。”刘秉义说：“男中音能唱《沁园春·雪》，起码说明他技术上是过关的。”

我说：“这在当时是最难的歌了！”刘秉义说：“当然，这首歌如果想推广，让它群众化，那很难。这是一首非常高雅的艺术歌曲！评价一首歌，不能只看它能不能在群众中推广，能否为群众喜闻乐见。不是能信口唱的作品就都是好作品，有的艺术作品是群众能参与的，有的只能是欣赏！”

我说：“群众参与的，您也唱过。近两年，北京电视台‘春晚’，您和杨洪基、李光羲的组合唱流行歌、儿歌，还有您唱的《蜗牛与黄鹂鸟》也火得很。”刘秉义说：“那是另一套。像芭蕾舞，普通人来一下试试？一上去，脚崴了，经过专业训练的脚尖才能立起来。演奏家小提琴拉得好，你上去试试？艺术永远有雅俗之分。不过，俗有好坏之分，雅也有高下之别。”

我问：“还有一首《我为祖国献石油》，听起来是群众歌曲，大家都能唱，却又很难唱出味道。您是怎么唱的呢？”刘秉义说：“《我为祖国献石油》非常不好唱。这歌儿唱好很难。”

我问：“我听过‘铁人精神传天下……自力更生建设国家’这样的词，现在不这样唱了，为什么？”刘秉义说：“这不是原词。原词第二段是‘红旗飘飘映彩霞，英雄扬鞭催战马’，你说的词是我‘篡改’的。你知道我为什么篡改吗？”

我说：“这不能叫‘篡改’，应该叫修改。”刘秉义说：“因为当年差点这歌就被枪毙了。一位领导在一次会议上突然发难，说《我为祖国献石油》不是一首好歌，只见石油，不见路线……这说到要害上了！这首歌就是以质朴的语言说石油工人的生活和胸怀，没有什么口号、标语。结果，大庆那边一下就把词作者薛柱国抓进‘牛棚’去了，他成了‘黑作者’。曲作者，当时沈阳音乐学院作曲系的秦咏诚，被贴了满院子的大字报。我还不知道呢，秦咏诚跑到北京找到我说，‘坏了，坏了，那歌儿要完蛋了。’我说，‘怎么回事呀？’这才听他说‘领导’发难的事，北京还没传开，先传到了东北。”

我说：“当时沈阳音乐学院院长是劫夫？”刘秉义说：“对，写这首歌时秦咏诚陪着当助手去了。我说，‘哎呀，这歌没路线，那不是词的事吗？跟作曲有什么关系呀？’秦咏诚说，‘不仅跟我有关系，你以为你就好受得了？你也跑不了。’我说，‘那怎么办呀？不行咱给这词儿动动？我先改改试试。'我就憋、憋、憋，头一段词，一个字我都舍不得改，于是就把第二段‘红旗飘飘映彩霞’改成‘三面红旗映彩霞’。”

刘秉义唱起来，“‘三面红旗映彩霞，铁人精神传天下。’当年写《我为祖国献石油》时，还没有‘铁人精神’的说法呢！”刘秉义接着唱：“‘毛泽东思想指引着我们，自力更生建设国家’—多顺呀！第二天，我拿给秦咏诚。他看了后说，‘行啊！’于是就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打电话，当时没电视。我们说，根据形势发展，我们把词改了。重新录音以后，全国就播出了。接着，中央乐团搞了一台革命歌曲音乐会，我就把改过词的《我为祖国献石油》给报上去了，顺利地通过审查了。”

“等‘文革’一结束，第一次到大庆，我就赶紧跟薛柱国道歉。他说，‘还给我道歉？谢你还来不及呢！’后来这歌又改回来了，改的那版也就不唱了。现在有些人还用我改的那版，他们觉得这版好，但这版不是原作。从我这儿，现在是坚决不会再用了。中央电视台有一次‘五一晚会’还用了这版，是男声合唱。我说，‘别用这版了。’人家问，‘这版怎么了？’我说，‘这版是我篡改的。’中央电视台还是用了。”刘秉义大笑起来。

香港独唱音乐会

六、“美声”观念的转变

我问：“您唱歌60多年，从自己爱唱到文工团团员，再到进入中央音乐学院系统、正规地学习，然后到中央乐团，时至今日，您的‘美声’观念有什么变化吗？”

刘秉义说：“非常简单。年轻的时候就是自己喜欢，苏联歌、抗战歌，都喜欢唱。到了部队以后，那就是为战士服务。杨比德老师说我是‘说歌’，就是受战地宣传工作影响较深，‘美声’的观念还不够，但我还是想学习，就考了中央音乐学院。上学后，跟我原来的一些观念产生了冲突，既然看到自己的不足和短板，就要‘补’！音乐学院这段，帮我把‘美声’的观念树立起来了。后来，临毕业，可以上台演奥涅金了，可以唱歌剧了。1962年毕业，我又留在音乐学院教学，教了十来年，准确讲是八年，教的还是‘美声’。这个过程也很长，跟外国专家学，像布伦巴罗夫—施鸿鄂的老师，那是非常大的专家。然后又出国演出，到国外去接受检验，从苏联、波兰、捷克和斯洛伐克到美国、新加坡、日本、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经过这么久的检验，尤其是进入中老年以后，我就有了一个特别明确的思想。”

在大庆油田演唱《我为祖国献石油》

我问：“是‘美声’的中国化吗？”刘秉义说：“美声唱法只是一种工具，最终的目的是要为中国人民服务。我原来的起点是为战士服务，现在扩大到为全中国人民服务，那么中国人民的审美习惯，必须得非常了解，将其融入演唱。美声唱法、民族唱法，还有现在的流行唱法，我认为都是表现不同风格的手段，是一种工具。”

我说：“后来您到中国轻音乐团，接触的音乐类型就更丰富了。”刘秉义说：“对！唱什么作品，用什么风格，这由歌者来决定，由他的审美习惯来定。

我说：“还有观众的审美习惯！”刘秉义说：“对！我现在有个习惯，每场演出前，我都要了解这场观众的主体是哪类人群。比如我开独唱音乐会，来的大多数是专业听众，那就怎么高雅怎么唱吧！当然还有原作的风格，这个不可改变。你说你听我的独唱音乐会是1982年？”我说：“对，1982年4月1日。”

刘秉义说：“后来就不断地开独唱音乐会，先后到了中国轻音乐团、中国歌舞团，参加了国内外的各种演出。这么多年，我努力用掌握的技术唱好中国歌，即便唱外国歌，我也一定要把它翻译成中文来唱。唱原文，虽然可以很好地保持原来的风格，但观众中有多少人能听懂外文？我毕竟是中国人，面对的主要是中国观众。你听我的音乐会，包括外国民歌、歌剧咏叹调之类的，统统用中文唱，用中文唱可以让观众直接地理解作品。”

七、用中文能唱好“美声”外文歌

我说：“关键是您用中文唱外国歌，原作的味道依然保留了。”刘秉义说：“既然用中文唱，就不能让人听着难受呀。别别扭扭可不行，得让人接受起来一点儿困难都没有。”

我说：“您就是一个活榜样，早就实践出真知了，把您的唱法总结出来，那就是‘中国唱派’。”刘秉义说：“我没那个野心，但从个人实践来讲，这是我努力的方向。记得有一次我唱《我为祖国献石油》，有一位教授就问我这么唱，声音怎么办呀？‘您没觉得用不上声音吗？’我说，‘用上啦！只不过，没用您认为必须用的那个声音。’我认为，我把歌词用我的这个声音送到观众的耳朵里去了，他们听着特别亲切、感人，这就是这首歌应该用的声音。”

刘秉义用正常演出的感觉唱“锦绣河山美如画”，又用彻底放开音量的声音唱了一遍。他说：“你非得这么唱，声音对了，这歌就完了。这是‘美声’使用的核心问题！比如把外国歌翻译成中文唱。”刘秉义又放开嗓音唱道：“我的歌声，穿过深夜，向你轻轻飞去……”他说：“这就坏了！这样唱，我自己都通不过，不伦不类了。”他又收着唱了一遍，说：“你想办法，用这样的语言跟作品的风格融合起来，这样中国人能听懂，又领略了异国风情。我唱一首歌，会有个标准，首先这歌儿唱起来自己能通过！而观众的接受、作品的风格、语言的中国化，则要能统一起来。”

刘秉义又放声唱了一遍“锦绣河山美如画”，说：“老百姓一听，这跟外国人唱中国歌似的，听着难受啊！所以，感情上、审美上先得过自己这关才行，但自己的这种审美是需要多年培养的。‘不忘初心’，在这里也体现着呢！我们学来学去，不能把传统忘了，把自己忘了。如果连自己都忘了，就成了‘洋傀儡’，只会把外国的东西搬过来，照本宣科，这是一种很没出息的学习态度。”

我问：“您这么长的学习演唱经历，有没有几个喜欢的‘大牌’男中音歌唱家？”刘秉义说：“有、有、有，我刚上中央音乐学院时崇拜的偶像是苏联的。”

我说：“夏里亚宾？”刘秉义说：“夏里亚宾是我唱《跳蚤之歌》的榜样。整体艺术风格上，我崇拜的是格美利亚，那是我年轻时的标准，那时只能学苏联的。后来可以广泛地学了，我又喜欢上了罗马尼亚男中音海里亚，这又是一个典范。再后来，我觉得可以喜欢他们，但不能照搬。”我说：“还得化成自己的！”

我问：“吉诺·贝基在中央乐团讲学时，您在吗？”

刘秉义说：“吉诺·贝基到中央乐团讲学时，我们正在外地演出。回来后，我给他一唱，他说，这是我来中国听到的第一位打开来唱的先生！他对听课的人说，你们都‘捏’着！我当时还给贝基出了个题目。我说，‘我有个问题，一直没找到很好的答案。很多学习美声唱法的中国人，尤其是教师们，认为美声唱法不适合中文，只能唱外文。我就不赞同这种观点，我认为，美声唱法真正学好了，用中文照样能把作品唱好。我的观点正不正确，我想听听您的意见？’贝基说，‘我非常感兴趣。’于是，我唱了一首他很熟悉的作品《在铁锁中》。我先用意大利语唱，目的是让他了解我的声音。”

刘秉义用意大利语再现了当时的场景。他说：“贝基评价说‘来中国听到第一位打开唱的先生’时，我唱的就是这首歌。接着我唱了贝基拿手的《斗牛士之歌》。他习惯了外语的发音，我用中文唱，看他能不能接受。我唱完，贝基‘咔’地站起来说，我没觉得你用中文唱这首‘美声’歌曲有任何问题。我说，在座的文化部的领导、声乐专家可以证明，我唱的是准确的中文，绝不是洋味儿的中文。后来在大礼堂，全国各地来的听课的学员让贝基唱《斗牛士之歌》，他说，‘我老了，唱不了了，我给你们找一位吧！我让他给你们唱，他唱的，就是我对你们的要求！’其实那天我是去听课的，他看见我了，就让我去唱。这一次，我还是用中文唱，他弹伴奏，他很认可我的演唱。但是后来，这‘老小子’又变卦了。中央歌剧院用中文排歌剧，请贝基去听。他说他们唱法有问题，实在没招儿了，他蹦出一句‘是不是你们用中文唱不好？’”

在歌剧《叶甫根尼·奥涅金》中饰演奥涅金

八、中文和“美声”要巧妙结合

我说：“其实不是这个问题，是他们没有消化好，要是您唱就没事了。您对戏曲、曲艺、民歌有自己的理解，您有办法‘化’。”刘秉义说：“这让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路。到现在为止，音乐学院在教外国作品时还是要求用原文演唱，学生们用外语唱得挺好，换成中文马上就不行了。那是因为他们还缺一步，如何把唱中文的方法跟美声唱法的发声结合起来。这种结合是非常巧妙的、完全可能的，但必须得下功夫，功夫不到，就结合不好。”

我说：“您这功夫，得一个母音、一个子音地细抠，还有四声关系和音高的融合。”刘秉义说：“绝对的！”我说：“得反复地实践，哪个字、腔打开多少。”

刘秉义说：“郭（淑珍）先生有一句名言，恰当地说了这个过程，她的中文唱得非常好。”我说：“我1975年听她唱过《黄河怨》，是绝版！”刘秉义说：“她说，你这个歌词，必须一个字、一个字摆在这儿来。”刘秉义指着自己的口腔。

刘秉义说：“怎么摆？光摆那些标准音、普通话？那不行，那是‘说’！这得唱，它有音高、节奏，我真下过不少工夫，包括学京剧时，我都在琢磨这个问题。你看《红灯记》里李玉和唱，‘浑身是胆……’你琢磨吧，这个‘胆’字的长音，是延长母音‘an’吗？不是，而是延长‘a’，最后一点落在‘an’上。”他又唱“a—an”的变化过程,接着说：“最后才‘an’呢，如果从头到尾都是‘an’，就没法儿唱了。”刘秉义又唱了一遍“an”延长的效果。

刘秉义说：“短的，它也有短的办法。‘雄赳赳’，这个‘纠’中字有半拍，半拍里要把这个字头、字腹、字尾都交代清楚了。一开始按拼音来‘j-i-u’，怎么拼也不对。实际上，这个音节中的介母要‘啪’地闪电般就过去。”他又唱“雄赳赳”，说：“这就是方法。戏曲里都有这种方法，唱歌就要琢磨这些事儿。”

我问：“我觉得您在82岁高龄，身体还这么好，生活还是比较规律的吧？”刘秉义说：“睡觉不早，睡眠时间也不多，现在有六个小时足矣，午觉也经常不睡。”

我问：“吃什么也无所谓吗？”刘秉义说：“辣的我不敢吃，我怕辣；酒呢，从来没学会，所以没兴趣；烟，小时候没怎么抽过，但‘四清’时抽过，和老农一块，一年呢！那时交朋友什么的，一天一包都不够。后来回来了，老伴不让抽，我就不抽了。”

我说：“您能从20多岁唱到80多岁，说明您的方法是对的。”刘秉义说：“还有一条，我从70岁到80岁，每年开一两场音乐会，不用话筒、一架钢琴，一场一二十首歌，没断过。从北京开到天津、上海、香港，开到全国各地，开到新加坡。目的是什么？就这么一条，要保持声音的状态！”

我说：“您的声音还很年轻。”刘秉义说：“开音乐会，声音都保证不了，观众能容忍你吗？这一晚上，你有一个声音出纰漏，这音乐会都不像话。那么多音符，一秒钟都不能出错，这就是对一个歌者精益求精的要求。另一方面，开音乐会得有好身体。我觉得能开独唱音乐会，身体是基础。我80岁那年开音乐会，鲍蕙荞到台口献花，你听的1982年那场就是她弹的伴奏。她说，‘来个君子之约，你85岁，我80岁，咱俩再合作一场。’我说，‘好，君子之约！’心想，85岁之前，我不能‘撂挑子’！”

我说：“就像老有一个目标在前头牵引着。”刘秉义说：“我还在不断地积累。今年（2017年）还在阜新开了场音乐会，这叫‘面向基层’。这就不能用音乐会那套了，要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曲目，目的是实践，实践才出真知！‘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这话确实是真理。怎么修行？就是实践，实践才能检验出哪里对，哪里不对。声音持久，就是方法正确；反之，方法不正确，声音就持久不了。”

我问：“您这几十年，嗓子一直清清亮亮的？”刘秉义说：“对，方法得当，嗓子才会少出毛病。唱歌跟运动员训练一样，方法得当，才能既不伤身体还出成绩。而且，要有主见，自己认为对的要坚持。刚才郭淑珍临走，还对我耳朵根儿说呢，‘甭听那蝲蝲蛄叫！’”刘秉义大笑。

我问：“您每次出来参加活动，老伴会陪着吗？”刘秉义说：“用不着，我自己开车。到外地，我带着她。不然，我走了，家里谁照顾她呀？”我问：“老伴比您小几岁？”刘秉义说：“一边儿大，在朝鲜认识的，她也是文工团的。后来我上音乐学院，她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我问：“过了‘钻石婚’了吧？”刘秉义说：“刚过完，我们60多年了。”

从下午两点参加郭淑珍教授的活动，到我采访完，已经到了七点半，我和刘秉义一直在一起。采访时，他从始至终嗓音浑厚、有芯儿，比我的声音大五六倍。我总结他长寿的原因有四条：1.师承‘郭老’，长寿之道。2.看透生死，珍惜当下。3.大庆油田，汲取能源。4.歌唱养生，保持弹性。

我听了刘秉义50多年的歌，突然明白了，他为什么那么火且热度持续时间长。其中一个原因是他身材魁梧、面相朴素，唱的歌又是《我为祖国献石油》《伐木工人歌》《码头工人歌》《咱们工人有力量》。工人一听，没错，这是自己人唱自己的歌。所以，刘秉义是工人群体的代言人。刘秉义不仅会利用自己的嗓音条件选歌，也会借自己的身体之势为这些歌扩大能量，这招儿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