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古代源远流长的“大同”思想对现代中国最终选择了马克思的科学共产主义学说及新中国的外交战略，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当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中国文化优秀思想精华的光辉体现，也是对当今国际形势的精确判断与正确决策，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贡献给全球治理与共同发展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必将为中国和全人类创造出更美好的明天。

关键词：习近平；大同思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3160（2018）02-0025-13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站立在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五千多年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十三亿多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礡之力，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无比广阔的时代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1]56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就是这种宝贵的“文化养分”与“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之一。本文将就中国古代“大同”思想与当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历史文化渊源关系作一初步探讨。

一、中国古代大同思想与中国近现代的历史新抉择

“大同”思想是中国儒学创始人孔子在《礼记·礼运篇》中首次提出来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是一个带有原始共产主义色彩的理想社会模式。这虽是一个空想的社会理想，但对中国历代知识分子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两千多年来，中国一代又一代致力于治国平天下的知识分子，大多把这种带有原始共产主义色彩的“大同之世”、“尧舜之治”当作其最高理想追求，但在其现实的军政实践中却是追求历史上真正有过的“汉唐之盛”、“小康之治”。这种最高理想与现实目标的双重结构，是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重要思想特点与文化传统之一。我们从邓小平所提出的实现“小康社会”目标，同样可以看到其思想渊源之所在。据孔子的76世孙孔令朋说：“小康这个词，据我了解，是出自于《礼记》这本书上的《礼运篇》……小康是他（孔子）的初级的理想社会，他最高的境界是‘大同。”[2]149

自1840年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中国步入近代，古老的中华民族遭遇了空前的灾难，面临着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灭亡的惨祸。中国的志士仁人在谋求中国的自强复兴之道时，又开始从中国的老祖宗那里寻找求强御侮的思想法宝。首先是维新派的领袖人物康有为，他从孔子《礼运篇》中搬出“大同”世界的宏远理想，加以新的阐释发挥，写出《大同书》，使中国古代的“大同”理想在近代中国发出吸人眼球的新异彩。康有为的头号弟子、维新派二号领袖人物梁启超，则把《大同书》与当时开始传入中国的西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学说揉合起来，加以进一步地宣传：“以今语译之，则民治主义存焉（天下……与能），国际联合主义存焉（讲信修睦），儿童公育主义存焉（故人不……其子），老病保险主义存焉（使老有……所养），共产主义存焉（货恶……藏诸己），劳作神圣主义存焉（力恶……为己）。有为谓此为孔子理想的社会制度。”[3]66梁启超还在一些文章中初步宣传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如他在1904年写的《中国社会主义》一文中说：“社会主义者，近百年来世界之特产物也，隐括其最要之义，不过曰土地归公，资本归公，专以劳力为百物价值之源泉。麦喀士（即马克思——引者）曰：现今之经济社会，实少数人掠夺多数人之土地而组成之者也。”[4]207梁启超的这些宣传，对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最初传播，无疑发挥了相当作用。

不仅维新改良派的代表人物如此热情宣传孔子的“大同”思想，就是中国民主革命派的领袖人物孙中山，也是热烈向往“大同”理想，并对西方的社会主义学说具有浓厚兴趣，多次表示要“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5]76，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使中国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他也是以孔子“大同”理想为蓝图，来描绘其最高理想的。他在其1917年至1919年写的《建国方略》中指出：“人类进化之目为何？即孔子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此人类所希望，化现在之痛苦世界而为极乐之天堂是也。近代文明进步，以日加速，最后之百年已胜于以前之千年，而最后之十年又胜以往之百年，如此递推，太平之世当在不远。”[5]156-157他在1924年所著的《三民主義》一书中，进一步指出：“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5]836“我们三民主义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照这样的说法，人民对于国家不只是共产，一切事权都是要共的。这才是真正的民生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5]843-844正是在孙中山的直接影响下，当时黄兴、宋教仁、朱执信、廖仲恺等一大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都曾向往和宣传过社会主义。

不仅资产阶级革命派领袖人物孙中山是如此，就是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毛泽东，在青年时代也曾热烈向往过孔子的“大同”理想。他在1917年就说过：“孔子知此义，故立太平世为鹄，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大同者，吾人之鹄也。”[6]89他在1920年11月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时进一步提出：“取世界主义，而不采殖民政策。世界主义，愿自己好，也愿别人好，质言之，即愿大家好的主义……世界大同，必以各地民族自决为基，南洋民族而能自决，即是促进世界大同的一个条件。”[6]560他在1919年还提出了在岳麓山建设一个带有空想共产主义色彩的“新村”计划：“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之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合此等之新学校，新社会，而为一‘新村。”[6]454从此不难看出，“大同”思想对毛泽东强烈而深刻的影响。从这种思想出发，接受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共产主义理想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近代“西学东渐”的过程中，西方各种学说、主义像潮水般涌入中国，什么“三权分立”的资产阶级民主学说、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罗素主义、托尔斯泰主义、杜威的实用主义，等等，甚至包括中国伟大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所创立的“三民主义”，都没有在中国取得主流地位。唯有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旦传入中国，就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在几十年之内就席卷了全中国，在这个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生根、开花、结果。这除了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复杂原因，特别是中国现实的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需要之外，中国传统文化优秀思想精华无疑为先进的中国人，迅速接受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提供了深厚的思想土壤。孔子的“大同”思想就是这种宝贵的思想土壤之一。我们从大史学家、文学家郭沫若1925年写的短篇小说《马克斯进文庙》中，就可以生动地看到这一中西文化思想的交汇点。小说通过描写西方的马克思走进中国的文庙，就他所主张的“共产主义”与孔子所主张的“大同世界”进行对话，认为两人学说的“出发点相同”，二者的主张“不谋而合”，可算得上是“老同志”。这种简单的类比虽不十分科学，但确实揭示了二者之间的某些相通之处。孔子的大同理想虽然是带有原始空想色彩的共产主义，但确实为马克思科学共产主义学说在中国迅速传播提供了深厚的思想土壤和征服人心的道义力量。[7]1063

二、新中国对外战略的历史演进

毛泽东曾深情指出：“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8]796正是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长达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残暴统治，在地球东方建立起一个崭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新中国建立初期，由于帝国主义各国对中国长期的侵略、压榨，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公开支持国民党打内战，残酷屠杀中国人民，并对新中国实行孤立、封锁、颠覆、扼杀的敌视政策；而只有苏联对中国实行友好的政策，对中国革命（无论是大革命时期的北伐、中国的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都给予了真正的帮助与支持，尤其是苏联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都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的无产阶级政党，具有相同的思想理论、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中国在新民主义革命胜利之后也很快进入社会主义）。这一切，都使毛泽东毅然决定，新中国奉行向苏联“一边倒”的对外政策。这就是坚定地站在以苏联为首的世界社会主义阵营一边。

正是这种“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同时也是出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在新中国刚刚建立一年，国内百废待举的艰难时期，当美帝国主义把侵略朝鲜的战火烧到鸭绿江边，毛泽东就毅然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中国人民志愿军“雄纠纠，气昂昂”地开进朝鲜，以“小米加步枪”抗击世界上最强大的“武装到牙齿”的美国军队，经过三年血战，迫使美国在历史上第一次“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保卫了世界和平，打出了中国人民的国威。后来又先后无私地支援了越南人民的抗法战争、抗美战争。特别是上世纪60-70年代初，中国对以越南为重点的印度支那三国（还有老挝、柬埔寨）人民抗美斗争，给予了巨大无私的支援和帮助，把七亿中国人民当做他们的坚强后盾，把辽阔的中国领土当作他们的可靠后方。1970年5月，当美国出兵柬埔寨，发动推翻西哈努克亲王的军事政变，并恢复轰炸越南北方时，毛泽东主席发表了著名的“5.20声明”，作出了“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的英明论断。越南战争的结局，证明了毛泽东的英明预见：1973年1月，美国终于无可奈何地在《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上签字，从越南南方全面撤军。两年之后的1975年4月，越南军民终于彻底摧毁了南越西贡傀儡政权，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取得了反美斗争的决定性胜利[9]93。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使曾经横行霸道、不可一世的美国遭受了巨大的挫折，不仅深刻影响了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也使得美国不得不重新考虑对中国的政策。

新中国初期在实行对苏联“一边倒”的反美外交战略的同时，为了改善中国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周边国际环境，发展同新兴民族独立国家、尤其是周边邻近独立国家的关系，1953年12月，中国政府在与印度政府就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谈判中，首次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得到了印度方面的赞同。1954年6月，周恩来总理应邀先后访问印度和缅甸，分别与两国总理发表联合声明，一致同意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相互关系的基本原则，并向世界倡议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与国关系的准则，在全世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亚洲、非洲民族解放运动蓬勃高涨的形势下，1955年4月，亚洲29国政府首脑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会议，讨论保卫和平，争取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等共同关心的问题。面对着帝国主义的破坏阴谋及与会各国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分歧，代表中国政府参加会议的周恩来总理，提出了撇开分歧，“求同存异”方针，力促与会各国为反对殖民主义的共同利益而团结合作，推动会议取得圆满成功。会议通过的最后公报提出促进世界和平合作的十项原则，实际上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体现与引申。正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中国同越来越多的国家，特别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大批新独立的原殖民地国家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打破了帝国主義对中国的孤立、敌视政策，缓和了国际紧张局势，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与国际影响力。

从上世纪60年代初开始，随着中苏两党在对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出现分歧，特别是苏联对中国撤专家、撕合同之后，中苏公开论战不断升级，两国之间的国家关系也迅速恶化。随着越战失败与霸权受挫，美国的当权者开始重新考虑对中国的政策。而苏联的霸权主义则日益膨胀，不仅于1969年在中国的珍宝岛制造中苏边境武装冲突，而且在中国北部边境陈兵百万，使中国感到来自苏联的巨大威胁[9]95。作为富有远见的战略大师毛泽东，又一次作出了意义深远的重大战略决策，这就是将国际反霸的主要矛头由过去对着美国而转向对着苏联，也就是从过去的“一边倒”转变为“一条线”：“就是从日本到欧洲一直到美国这样的‘一条线”[10]127。正是在毛泽东的直接指导下，周恩来通过与基辛格的秘密谈判，于1972年2月实现了美国总统尼克松首次访华，中美双方在上海签订了《中美联合公报》，结束了中美两国长达20多年的分离、对峙状态，标志着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过程的开始。正是在尼克松访华前不久的1971年10月，在许多友好国家，特别是大批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力挺下，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了我国在联合国及其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合法席位。中国的国际威望更加提高，国际活动舞台更加广阔。根据国际形势的新变化与新特点，毛泽东于1974年初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崭新理论。这就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是“第一世界”，“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11]379。中国与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毛泽东还提出，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应团结起来，争取、联合“第二世界”，反对“第一世界”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并提出“中国永远不称霸”。对毛泽东的这一新的国际战略与重大决策，邓小平给予了这样高度评价：“毛泽东同志在他的晚年还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并且亲自开创了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的新阶段，从而为世界反霸斗争和世界政治前途创造了新的发展条件。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12]172

自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四项基本原则为立国之本，以改革开放为强国之路”的基本路线，开始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这期间，整个国际形势也发生了新的巨大变化。为了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为中国创造和平的外部环境，邓小平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提出了“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主题的著名论断，及时地改变了原先针对苏联的“一条线”战略，作出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实行同世界上所有国家友好往来的和平外交政策，以及向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开放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政策，并于1989年实现了中国与原苏联国家关系的正常化[9]。但就在此时，国际风云突变，曾经屹立世界70多年，足以与美国抗衡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于1991年底解体，整个东欧政局剧变，世界格局从两极对抗变为美国一超独大，社会主义中国面临着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空前压力。面对如此严峻的国际形势，当时仍然健在的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及时而明智地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有所作为”的十六字外交方针，实行“韬光养晦”的对外战略，埋头干好中国自己的事情，集中精力搞建设。经过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一直到习近平历届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十多亿中国人近40年的艰苦奋斗、顽强拼搏，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向着“两个一百年”宏伟目标阔步前进。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新时代。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成为全球治理和规则的参与者、建设者和制定者。“构建人类命运共同”，就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为全球治理、人类发展所提出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充分体现了中国自古以来“世界大同”、“协和万邦”、“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天下观，也是中国和平崛起、跻身世界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最佳战略选择。

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逻辑与战略考量

自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中国以新的面貌活跃在世界舞台，在全球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生态诸领域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深远意义的中国倡议与中国方案，正在实现由国际事务的参与者向积极引领者的历史性转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这种带有引领性的中国方案，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欢迎与普遍认同，并被写进联合国决议的正式文件。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了这样的新阐述：“我们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要坚持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要同舟共济，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化，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要坚持环境友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1]47习近平的这段精辟论述，充分展示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是指引中国应对复杂多变有时甚至是惊涛骇浪的国际形势，胜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最佳外交战略；也是实现世界持久和平、人类共同发展、共享太平幸福的最佳中国方案。

（一）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历史基因与内在逻辑

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1]33“大同”思想就是中国文化最宝贵的思想精华之一。这种思想提倡“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讲信修睦”、“天下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人人平等，无高低贵贱之分，天下人同享安乐幸福。正是基于这一最高理想追求，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热爱和平的民族，很少主动发动大规模对外侵略战争。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工程——万里长城，就是一个防御性工程，主要是为了防御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地区的入侵，而非进攻性工程。中国明朝著名的郑和下西洋，也是一次和平友好之旅。尽管郑和所率领的舰队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先进的舰队，明朝也具有当时世界最雄厚的国力和军力，但是郑和七下西洋，并不是像后来西方殖民者那样去掠夺所经各国的土地与财富，去惨无人道地大规模販卖奴隶，而是去“招聘以礼，怀远怀德”。正如郑和在当时携带的国书中所写道：“天之所覆，地之所载，一视同仁，不能众欺寡，强凌弱。”正因为此，郑和不仅没有欺凌、掠夺沿海各国人民，还送给他们大量中国的丝绸与瓷器，虽然他们也回赠了一些当地的方物或珍宝，但基本上是一种赔本买卖。所以，郑和七次下西洋以后就再也维持不下去了。此后几百年内，中国就再也没有举行过大规模航海活动，从此逐渐落后于西方。几百年后，英国就是凭着坚船利炮从海上攻入中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英南京条约》，从此开始了中国近代备受屈辱的苦难历程。今天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然首先包含了中国追求自己繁荣富强的一面，但也包含了全人类共同发展、共享幸福的崇高愿景。这正是中国古代“大同”理念在当代的光辉体现。这也正是青年毛泽东所解说的“愿自己好，也愿别人好，质言之，即愿大家好的主义”。习近平在杭州20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讲话中同样强调：“我们应该求同存异、聚同化异，共同构建合作共嬴的新型国际关系。国家不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该平等相待，既把自己发展好，也帮助其他国家发展好。大家都好，世界才能更美好。”习近平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光辉论述，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大新发展，具有高屋建瓴的时代智慧与现实可操作性，也充分体现了中国自古以来“大同世界”、“和而不同”、“以和为贵”的传统理念与博大胸怀，受到了世界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的普遍欢迎，使他们看到中国发展给他们带来的机遇与希望，而不是威胁与损害，从而增强了中国在世界的话语权，并为世界各国人民走向更美好的明天，提供了一种新的发展模式与道路选择。

（二）是对当前国际形势的精确判断与正确决策

西方学者曾提出过一个所谓的“修昔底德陷井”，即守成大国的世界霸主地位一旦遇到后起强国的挑战，就一定会爆发战争甚至世界大战。20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就是证明。这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后起的德、日等国挑战英、美等守成大国的霸权地位所导致的。所以，他们认为，中国日益崛起与强大也可能导致中美两国之间的冲突甚至战争。特别是中美两国之间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都不同，中美两国过去曾长期互相对立与对抗，在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中美国曾吃过中国很大的苦头，这种宿怨与裂痕长期留存在一些美国人的记忆中，特别是美国右翼鹰派集团的集体记忆中。自1972年中美开始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并于1979年1月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几十年来，两国的关系虽然不断发展，却摩擦不断，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美国依据其所谓“对台关系法”，长期坚持对台出售军火武器，阻挠中国的和平统一，妄图把台湾变成美国“不沉的航空母舰”。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美国一超独大，霸权主义更是恶性发展，其国内一批极右势力更是急欲趁机瓦解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他们一会儿鼓吹“中国崩溃论”，一会儿掀起“中国威胁论”，不断在台湾、西藏、新疆、民主、人权、宗教等问题上给中国制造麻烦，挑起事端，极力阻挠中国的和平崛起[9]。面对美国强势地位所造成的复杂国际局势，从邓小平开始的中国历届领导人，都坚定地采取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对，有所作为”的外交方针，从中国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全局战略利益出发，妥处中美关系。这就是以经济利益为主要纽带，以发展两国经贸关系为压仓石，不断发展两国的经济、文化交流，让美方看到与中国长期合作交流，给美国带来的利益要远大于同中国的摩擦与对抗，从而有效管控了中美发生冲突与对抗的风险，使中美关系在磕磕碰碰中不断发展。到2005年，美国就已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第三大技术进口来源地，同时中国成为美国的最大债主国[9]93。而且，这种日益密切的经贸往来，仍在以更大规模迅速发展。2017年11月，特朗普总统作为中共十九大之后第一位访问中国的外国元首，一次就与中国签订了价值2535亿美元的经贸大单，成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经贸大单，充分证明了中国经济体量的庞大与重要。几十年来的历史已经证明：中美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新倡议，这就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原则。这种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避免了大国崛起的“修昔底德陷井”，超越了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必定冲突的历史宿命，摒弃了社会制度不同国家之间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的冷战思维与零和游戏，而是建立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模式，为世界的长期发展与持久和平，注入了正能量，也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创造了较好的外部环境。

中俄新大国关系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又一个重要内容。新中国初期，中国曾与原苏联建立了同盟关系。但后来的历史证明，这种同盟并不可靠，而同盟破裂给双方都曾造成过伤害。原苏联解体之后，中国很快与俄罗斯、独联体各国及东欧各国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并与俄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茨别克斯坦等国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结成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从而减轻了中俄两国面对美国一超独大、咄咄逼人的巨大压力[9]93。后来，中国又与俄国、印度、巴西、南非等国组织召开了“金砖国家”会议，开辟了新的国际合作领域。如今，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互惠双赢基础上的中俄关系已成为新型大国关系的样板。中俄互为最主要最重要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这种关系在促进两国发展、确保国家安全、维护世界和平等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习近平2017年11月10日在越南岘港参加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之后，会见普京总统时再次重申，中俄是“真正相互信赖的战略伙伴”。这是习近平在中国会见特朗普之后第二天同普京所说的。充分反映了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定力与对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的高度的重视。这也正是习近平所主张的：“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

高度重视与积极发展与欧洲各国的战略伙伴关系，是习近平无敌国外交的一项重要战略举措。2014年3月底4月初，习近平访欧期间提出中欧要建立“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这一新定位为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了新的内容，也开拓了新的合作与发展空间。不仅中英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十年“黄金时期”，德、法、意等资本主义大国与中国的经贸额也不断攀升，成倍增加。越来越多中欧直通班列从中国各大城市出发，频繁穿梭往来于长达万里的欧亚大陆，更多的万吨、10万吨级货轮飘过太平洋、印度洋、地中海来到大西洋，把中国与欧洲联系得更加紧密。中国提出的成立“亚投行”与“一带一路”倡议，得到欧洲各国的积极响应，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卢森堡等国都成为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这些国家都积极推动欧洲发展战略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相对接，争撘中国的发展快车，并采取各种措施争取更多的中国留学生和游客到欧洲各国去学习、旅游、购物。中欧双方在区域和全球发展方面达成了越来越多的共识，在越来越多的领域拥有共同利益。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陆海兼备国家，不仅在陆上与很多国家接壤，在海上也与很多国家为邻。处理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对于我国的和平发展与国家安全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更加高度重视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将之视为中国外交的优先方向。2013年12月，党中央召开周边外交座谈会，提出中国周边外交的基本方针是坚持“与邻为善，与邻为友，与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充分体现“亲、诚、惠、容”理念。为此，近年来提出了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建立“亚投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等一系列重大倡议。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努力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增添共同发展新动力。”[1]48这是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战略决策之一，也得到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的欢迎与响应。新中国建立60多年来，已经同绝大多数陆地接壤国家，签订了边境划界条约，但和西南边的大国印度至今尚未签订这项条约，不仅长期存在着边界领土争端，甚至还曾发生过边境武装冲突。最近，印度边防军又悍然侵入我国西藏边境的洞朗地区，阻挠我国的道路施工，与我国边防军对峙达两个多月之久，在我国的严正立场面前，在我国强大而有克制的压力之下，最后不得不乖乖撤退。我国与日本之间也存在着东海钓鱼岛之争。近年来，我国在南海与菲律宾等国的岛、礁之争也曾波澜迭起。对于海岛之争，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就曾明确提出过“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建议。但前几年日本一些右翼人士却率先挑起“购岛”风波，妄图把钓鱼岛强行据为己有。菲律宾前总统阿基诺也乘机发难，妄图强占中国南海的多个岛礁，在美日等国的支持下，搞起所谓“国际仲裁案”。一时之间，东海、南海波涛汹涌，黑云乱飞。面对如此形势，中国人民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处变不惊，从容应对。一方面派海警船加强对钓鱼岛附近及南海的巡航，宣示中国捍卫海疆岛礁主权不可动摇的坚强决心，并以大量新造的先进军舰、飞机冲出第一岛链，进行远海训练，展示中国捍卫和平的强大力量。同时也加强中国的国际宣传，从历史上法理上说明钓鱼岛与南海争议诸岛礁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海、领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正是在中国的坚决斗争与合作共赢精神的感召下，菲律宾新任总统杜特尔特一上台就改变前总统阿基诺紧跟美日，与中国对抗的政策，转而对中国采取友好协商、合作共赢的政策，不仅使南海紧张局势得到缓和，也得到中国大量援助与帮助，扩宽了中菲经贸文化交流的渠道，加快了自身的发展。正是以中菲关系转圜为榜样，越南也同中国改善了关系，进一步加强中越两党两国的联系。在2017年11月12日，特朗普访问越南期间，向越南领导人提出愿意充當中越南海争端的“调停人”，就遭到越方的拒绝，使美国失去一个在南海制造争端、兴风作浪的重要抓手。正如一些外媒指出：“中国的邻国正在向中国靠近。尽管中越关系在一些方面还面临困难，但投资和跨境贸易方面关系巨大，‘中国的经济影响力就在越南家门口。”（《环球时报》2017年11月11日第6版）。由中国所倡导的《南海行为准则》得到了东盟各国的认同，并朝着签订正式文件的方向迈进。我国在处理南海争端、中印边境对峙等一系列问题上表现了高度智慧与强大力量，也向全世界表明：“中国决不会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来发展自己，也决不会放弃自己的正当权益，任何人不要幻想让中国吞下损害自身利益的苦果。”[1]48随着中国“一带一路”战略与亲邻、睦邻外交方针的提出与实施，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清楚地看到中国“合作共赢”、“共商、共建、共享”的诚意，认识到只有与中国友好合作，才更有利于自身的发展；反之，则是损人害己，为他人火中取粟，给别人当枪使。

（三）是对中国以往外交政策的反思与经验总结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实行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在支援“世界革命”的口号下，中国承担了太多的国际主义义务。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在自己还填不饱肚子的困难情况下，还拿出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去支援“兄弟”国家的革命与建设，并为此作出过巨大的民族牺牲。虽然在一定历史时期内，这种支援与互助在世界反霸斗争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如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及其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合法席位，就是与亚、非、拉大批发展中国家的鼎力相助分不开的。但是，在和平发展时期，这种单方面输出、无偿援助，则是我国所难以长期承受的。而且，有时稍不如意，有的受援国还可能与中国反目成仇，这种教训在历史上并不鲜见。上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从我国改革开放、融入国际经济主流的大局出发，及时摒弃了支援“世界革命”的左倾思维，提出了“不当头”的正确决策。在90年代初国际风云变幻的新形势下，邓小平再次指出：“现在国际形势不可测的因素很多，矛盾越来越突出。过去两霸争夺世界，现在比那个时候要复杂得多，乱得多……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权都失掉了。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10]363邓小平这一富有远见的明智决策，避免了中国锋芒毕露、“四面出击”，为中国赢得了近四十年的和平发展时期。

改革开放之后，出于迅速发展国内经济的需要，中国曾把较多精力放在改善同欧美等资本主义大国的关系上，以争取他们的资金、技术、人才与市场，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传统友好国家的支援与交流，则有所减少。一度出现了一些重经济轻政治、重利轻义的倾向。有鉴于此，习近平提出了“义利并举，义重于利”的新“义利观”。2013年初，习近平就任国家主席不久首次出访，就选择了非洲，提出了“真实亲诚”的对非政策与新“义利观”，首先提出建立中非“命运共同体”，为中非关系的发展指明了方向。非洲作为发展中国家最多最集中的大陆，是中国外交整体布局中“以发展中国家为基础”的重点所在。2015年，习近平同非洲近50个国家领导人出席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把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与此同时，为促进中非合作全面发展，中国提出重点帮助、着力实施非洲各国的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绿色发展、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减贫惠民、公共卫生、人文、和平和安全的“十大合作计划”，不断充实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近年来，非洲不少国家接连发生霍乱、疟疾、埃博拉疾情等瘟疫，中国都及时派出了强大先进的医疗队或“和平方舟”医疗船，为缺医少药的非洲国家人民治病疗伤，拯救了大批生命垂危的非洲百姓，为他们送去了温暖与健康，受到非洲人民的高度赞誉。中国还决定为非洲各国提供数万名留学中国的奖学金，为非洲培养各方面的青年人才，使中非友谊能够长久持续发展。自2009年以来，中国一直保持非洲第一贸易伙伴国地位，中非关系也成为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经典范例。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看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世界大同”的最高理想追求，反映了中国文化优秀思想精华的内在逻辑与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的历史基因；也是对当前世界形势精确分析判断基础上所作出的正确战略决策，更是对新中国建立60多年来对外政策经验教训的深刻反思与总结。这是中国为人类发展与未来命运所贡献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这一方案，以命运共同体为指向，以共同利益为基础，以合作共赢为动力，以共商共建为方法，摒弃强权政治与冷战思维，摆脱丛林法则与零和游戏，走出“修昔底德陷井”，必将为人类创造出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坚强保证

当前，“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1]47同时，我们也要清醒看到，世界并不太平。自美苏两极对抗、冷战结束之后的20多年来，世界局部冲突与战争依然不断。从上世纪末的科索沃战争、美军轰炸南斯拉夫，并公然轰炸中国驻南大使馆，到本世纪开始以来，美军先后进攻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一直到后来进行的叙利亚、伊拉克与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战争，到处都可以看到美国军队横冲直撞的身影与幕前幕后的表演。美国不仅在欧洲主导北约不断东扩，直逼俄国家门口，给俄国造成巨大威胁；而且在亚洲不断给中国施加压力，几十年来一直坚持对台军售，阻挠中国的和平统一。美国还大力支持日本复活军国主义，力挺安倍政府修改和平宪法，在日本与韩国建立许多军事基地并售给日本大量先进武器，积极介入中日钓鱼岛之争，把钓鱼岛纳入美日“安保条约”的保护范围。美日还极力介入南海岛礁之争，挑起南海紧张局势。在菲律宾提起南海“国际仲裁案”即将公布前后，美国不断派出军舰、航母、飞机，在南海中国岛屿附近游弋，实行抵近侦察，妄图压服中国接受所谓的“国际仲裁”。当此黑云压顶之时，中国前国务委员戴秉国在美国华盛顿智库研讨会发言时自信宣示：不要说两个航母战斗群，就是美国十个航母战斗群都开过来，也吓不倒中国人民！这虽是中国前政府高官的个人发言，却宣示了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的坚定自信与强大力量。这说明，外国派几艘军舰就能吓唬中国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正是在中国强大的国力与军力面前，南海惊涛终归平静、趋稳向好。东南亚菲律宾、越南、新加坡等国都纷纷向中国靠拢、示好。中国所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首先得到东南亚诸国的热烈响应与见诸实施，并取得重大成果。

中华民族先哲教导我们：“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安而忘战，其危可必，况在危而以忘战为安乎？”[13]268我们应该永远牢记我们民族先哲的这一光辉教导，清醒看到我们可能面临的战争威胁：不仅日益严峻的朝核危机有可能随时失控，美国也从来没有停止把中国作为它的“假想敌”，从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到特朗普的“印太战略”，从不断扩大的对台军售到美国最近一些人提出要与台湾搞联合军演，要派军舰停泊台湾，公然挑战“一个中国”的底线，并把萨德反导系统强行部署韩国，美国一些鹰派人士一直把中国看作其“最大威胁”。例如，特朗普的前首席顾问班农，就是把中国看作“最大威胁”，甚至提出要“联俄制中”。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最近也提出，到2025年中国将成为“美国的最大威胁”。最近，一些美国媒体又在热炒中美已处于“暖战”之中。这一切都使我们清楚看到：“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尽管我国早就提出了同美国建立“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并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显示了中国自古以来热爱和平、普惠世界的博大胸怀与仁义精神，但是我们决不能要宋襄公“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人类历史无数事实，特别是近一百多年来血泪斑斑的事实已经证明：落后就要挨打，能战方能止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要有保卫和平的强大力量，特别是强大军事力量作坚强后盾与根本保证。正因为此，新中国成立以来，自毛泽东、邓小平一直到习近平，始终高度重视国防建设，致力于反侵略战争的准备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进一步加快了科教兴国、科技强军的步伐，各种尖端科研成果，各种先进新式武器像雨后春笋般涌现：从天宫、蛟龙、天眼、悟空、墨子相继问世，到国产航母、电磁弹射、永磁电机、新型大驱、歼20、运20、轰20集中亮相，一直到东风5C、东风41等国之利器威震长空，充分展示了中国越来越强大的国防力量。习近平在十九大更明确更坚定地提出：“国防和军队建设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对国家安全环境的深刻变化，面对强国强军的时代要求，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的强军思想，贯彻新形势下军事战略方针，建设强大的现代化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和战略支援部队，打造坚强高效的战区联合作战指挥机构，构建中国特色现代作战体系，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時代使命任务。”[1] 42-43并提出这样的发展目标与具体步骤：“确保到二O二O年基本实现机械化，信息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战略能力有大的提升……力争到二O三五年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1]43为了实现强国强军的宏伟中国梦，习近平还高度强调：“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一切工作都必须坚持战斗力标准，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扎实做好各战略方向军事斗争准备，统筹推进传统安全领域和新型安全领域军事斗争准备，发展新型作战力量和保障力量，开展实战军事训练，加强军事力量运用，加快军事智能化发展，提高基于网络信息体系的联合作战能力，全域作战能力，有效塑造态势、管控危机，遏制战争，打赢战争。”[1]43-44习近平这一高瞻远瞩、全面周密的战略布局与战略决策，不仅为我国国防和军队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和路径，也为保卫世界和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强大的、不可战胜的力量保障。

中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中国历来主张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新发展，是解决全球治理与共同发展的崭新中国方案。这一方案既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的优秀思想精华，也展示了十三亿多中国人民的现代智慧与强大自信。它使世界人民在长期以来西方霸权主义所主导的冷战思维、零和游戏、丛林法则、弱肉强食的生态系统中，看到了和平友好、平等协商、合作共赢的新曙光，看到了人类未来真正的美好愿景。特别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实施以来，世界已有100多个国家和组织表示了愿与中国共建共享的意愿。“一带一路”的宏大框架已经开始对接东盟、欧亚联盟、东亚区域合作联盟、欧盟、非盟、阿盟等重要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为世界的经济发展与共享文明幸福注入越来越大的正能量，极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影响力与塑造力。

我们坚信：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十三亿多中国人民正在以坚定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奋勇前进，必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中国人民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也必将为世界人民创造出更加美好的明天，为全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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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周育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