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长校浙大时期的教师管理思想与实践探析

2018-05-14符玉洁冯典

现代教育科学 2018年5期

符玉洁　冯典

[摘要]师资队伍建设在高校发展过程中起到关键性作用，大学校长的教师管理思想与实践对师资队伍建设起到深远影响。作为民国时期国立浙江大学的校长，竺可桢以“教授灵魂说”的教师理念，通过外部引才、严格聘任，自主培养、以校育才，科学评教、奖惩并行等多管齐下的管理举措，致力于创设求是民主的学术氛围、安全宁静的办学环境和健全完善的教研设备来为教师营造出良好的学术环境，使浙大教师能够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潜心治学，取得不俗的学术成就，为浙江大学实现转型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竺可桢；国立浙江大学；教师管理[中图分类号] G451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5-5843（2018）05-0066-05

[DOI]1013980/jcnkixdjykx201805013

高水平的师资队伍作为学术发展的标杆，对大学的教学科研的组织方式、学术文化氛围的塑造和优秀学术团队的打造有着巨大影响，高峰人才作为撑起大学这座知识殿堂的顶梁柱，对大学的发展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1]。大学校长作为大学的灵魂人物，他的教师管理思想与实践对大学未来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近年来，随着学界对民国时期大学校长关注的增加，竺可桢作为民国时期著名校长引起学界的重视，而他先进的教师管理思想与实践更是值得深入研究。

竺可桢（1890—1974），我国著名气象学家、地理学家、教育家。1936年4月，竺可桢正式出任浙江大学校长。在浙大任职的13年期间，他坚持将教师视为大学的灵魂所在，在教师的引聘、培养和评价上坚持实事求是、唯才是举，同时尽己所能为教师营造出适合教学科研的良好学术环境，在动荡不安的时代里引领浙大成为一所实力卓越的大学，为浙大之后逐步走向研究型大学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理念基础——“教授灵魂说”

优秀的校长可以成全杰出的教授，而杰出的教授可以成就著名的学府。一所成功的大学意味着兼备一流的人才和一流的学术成果，而人才的培养和成果的产出都依赖于高质量的师资队伍。师资队伍建设在大学发展中起到指导性作用，因此大学校长对教师的认识不仅决定着教师队伍的建设，更是奠定了大学的发展基础。

竺可桢对教师的地位有着深刻的认识，在竺可桢就任浙大校长的演说中，他旗帜鲜明地指出： “一个学校实施教育的要素，最重要的不外乎教授人选、图书仪器等设备和校舍建筑。三者之中，教授人才的充实最为重要，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假使大学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教育后进为无上职责，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不断地培植出来博学敦行的学者。[2]”“教授灵魂说”是竺可桢教师思想的核心，也在竺可桢治校理念中占据重要地位，长校浙大期间他不断用行动去践行这一思想，为浙大打造出一支卓越的教师队伍。

实质上，“教授灵魂说”这一理念并非凭空而来，它源于竺可桢自身对高等教育的深刻认识。哈佛大学的求学经历、浙江大学的历史经验和优秀教育家的先进教师理念共同促进竺可桢 “教授灵魂说”的形成。

首先，竺可桢曾在哈佛大学求学5年，作为一名哈佛人，哈佛大学的教师观为他留下深刻烙印，哈佛大学之所以能够迅速发展成为世界一流名校，离不开哈佛校长对教师的重视。哈佛大学校长艾略特曾说过：“大学的真正进步必须依赖于教师”，他坚信教师作为影响大学发展的关键因素，是知识的源泉和学术热情的喷放者，决定着教育水平和质量的高低[3]。艾略特打造出的高水平教师队伍，帮助哈佛大学实现了跨越性发展，而他的成功为所有哈佛人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其次，竺可桢出任浙大校长之际，正是浙大因“驱郭运动”而动荡之时，前任校长郭任远在校实行党化管理，专制蛮横的管理模式使诸多教师无法接受而纷纷离校。竺可桢以此为鉴，尽可能为教师创造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培养教师对学校的归属感。再次，著名教育家的教师理念同样为竺可桢的教师思想提供了借鉴。蔡元培把大学视为“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他聘请教师“不但是求有学问的，还要求于学问上很有研究兴趣，并能引起学生的研究兴趣的”[4]。梅贻琦则坚持“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5]。优秀教育家对教师重要性存有一致认识，而竺可桢也在对其他教育家的优秀教师观点的吸收学习中进一步丰富自己的理念。最终形成独特的“教授灵魂说”。

竺可桢的“教授灵魂说”体现了以教师为中心、以学术为本位的价值理念，在“教授灵魂说”的指導下，竺可桢大力引聘优秀学者，自主培养杰出人才，科学评价教师水平，使得浙江大学成为一所名师云集的高等学府。

二、治校实践——多管齐下的管理举措

竺可桢以“教授灵魂说”为指导思想，建立起较为完备的教师管理体系，他始终坚持严格的引聘制度、高质的培养水平和科学的评价体系，多种方式并用，以此完善浙江大学的教师队伍建设。

（一）外部引才，严格聘任

外部引进师资是扩充师资队伍最为快捷的方式，能否引进优秀的师资对大学的发展至关重要，因此竺可桢分外重视教师的引进工作。在第一次对浙大学子训话时竺可桢就曾承诺道，“本人决将竭诚尽力，豁然大公，以礼增聘国内专门的学者，以充实本校的教授”[6]。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竺可桢不仅自己想方设法联系有识之士，还要求各学科带头人注重优秀人才的引聘工作。

竺可祯就任校长职务前，受到“驱郭运动”的冲击，许多教师不满于前任校长郭任远的行为纷纷离校，浙大陷于人事瘫痪的边缘。因此，在竺可祯正式就任浙江大学校长之前的两个月，就已积极联系离职教授力争回聘，经过不懈努力，他将曾因反对前任校长而愤然离校的教授张绍忠、束星北等人一一请回。同时，为了引进人才，竺可桢充分利用自己的学术声望、人脉关系，尽一切可能将优秀人才引聘至浙大。例如，他充分利用每次去重庆向政府报告工作、讨要办学经费等机会，请教育部的领导、中央研究院的同事等帮助物色优秀人才供学校选聘。除了亲自引才，竺可桢也积极倡导学科带头人重视院系引聘工作，例如史地系系主任张其昀出国进修两年，竺可祯要求他联络旅美人才，通过张其昀的努力，共为浙大提供各类人才20多名[7]。正是因为竺可桢的不懈努力，浙大教师数量迅速发展，不仅弥补了之前教师的不足，还使教师队伍建设逐渐完善。

竺可桢对教师聘任始终坚持德才兼备的严格标准，只有品行与学问俱佳才有资格为人师表，才能够培育出在动荡中仍坚持自我的学生。在西迁过程中，面对因为自身安全或薪水问题而离校的教师，竺可桢表现十分愤慨，认为“此种见利思迁，不特不足以为师表，且在国家危难之秋临患难而求去，实与汉奸相去无几也”[8]。因个人利益而弃学生于不顾，缺乏道德担当的行为令竺可桢所不耻，因而他将德才兼备列为聘任教師的首要原则，只要品学俱佳，竺可桢皆以礼相待，不问出身、不问年龄，不拘一格选拔人才。谈家桢被聘为教授时才28岁，他后来在回忆中曾感慨道：“我时年28岁，与竺校长一非师生，二非故旧，获此高职厚遇，殊为不易。由此可见，竺校长确是任人唯才，不讲派系，把我这个外来人也聘进了。”[9]

德才兼备，唯才是举，正是因为对高质量人才不留余力的引进，浙大建设成一支高水平的师资队伍，他们不仅在学术上潜心研究，在教学上悉心培育学生，在动荡的年代能够始终坚持对学校、学生和学术不离不弃，不仅创造出享誉世界的学术成果，更是培养出一届又一届的优秀学子。

（二）自主培养，以校育才

以校养才，以才育才，是保障教师队伍源源不断扩大的重要举措，因此竺可桢在师资的自主培养上也毫不放松。自主培养师资主要通过两种途径，一是选择优秀学生留校；二是为中青年教师提供深造机会[10]。

对于浙大自主培养的优秀学生，想要留校资格要比外聘教师更为严苛。谈家桢曾记载“当年浙大有一项规定，凡是在本校毕业且在欧美著名大学中获得博士学位的回国学生，一律先以一级讲师聘用”[11]。之所以对本校学生有着更为严格的要求，主要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是由于竺可桢深知宗派问题易带来人员间排斥和人事上的摩擦，因此尽量避免大量留用浙大学子，以此规避学术近亲繁殖和形成宗派的风险，保障学校师资队伍的公平公正；二是担心本校学生轻易留校易形成惰性或张扬跋扈等不良品格。

“要发展一个大学，最重要的是能物色前途有望的青年。”[12]青年教师作为学校教师群体的中坚力量，处在研究学术的黄金年龄，有着较大的发展潜力和上升空间，因此竺可桢十分注重对青年教师的培养。例如选派优秀青年教师出国深造，开阔学术视野，提升学术水平。当时浙大规定，对于在岗教师，学校实行进修和轮休制度，如教授连续在校工作7年，成绩卓著者可离校休假半年或一年，自由从事考察、进修或研究工作，以便更新扩充知识，为日后储备能量[13]。

正是由于竺可祯的努力，浙大自主培养了一批杰出人才，并通过出国进修访学等举措，获得了与世界一流科学家和科研团队交流学习的机会。通过他们自身的努力，既获得了世界学术界的认可，提高了浙江大学的国际知名度，同时也将国际前沿思想带回浙大，使浙大即使是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时期都始终保持着高水平的学术发展，创造出一流的学术成果。

（三）科学评教，奖惩并行

教师评价体系不仅是教师管理制度的重要部分，更是提高教师素质的必要策略。科学的评价机制不仅有利于调动教师学术积极性，促进教师教学科研质量的提高，还有利于促进高校营造出公正合理、积极向上的学术氛围。因此，科学评教、奖惩并行的评价机制的建立对大学的发展至关重要。

教师的引聘和培养对教师队伍建设有着重要意义，但如何建立科学的评价和激励机制同样对教师队伍的发展至关重要。为保证能够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地对教师队伍进行评价，竺可桢通过浙大聘任委员会对教师的科研、教学和管理水平进行即时考评监督，对不能达到标准的教师不再续聘。时任浙大农学院院长的吴福祯，是原东南大学著名昆虫学家，但他任浙大农学院院长期间管理能力不强，无法综合平衡各学科利益，竺可桢在综合考量后决定不再续聘[14]。

高校激励机制作为激发教师内在动力，挖掘教师内在潜能，提高教师工作积极性的有效途径，对促进教师群体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对于优秀科研成果，或推荐在国外著名期刊发表，或给予产出者一定奖励；另一方面，将教师科研成果与职称晋升挂钩，职称评定需提供相应水平的科研论文，不是简单的以数量论人才，而是以质量为上，以此激励教师潜心治学[15]。同时，对于学术水平不高、品行不端的，或者是想要靠关系混日子的教师，浙大也毫不留情的予以适时解聘。

竺可桢通过客观公正的人才评价机制和奖惩并行的人才激励机制有效的为浙江大学建立了教师管理体系，激发了教师科研创新的热情，为大学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良性生态环境。

三、营造人才成长的良好外部环境

良好教师队伍的形成不仅需要合理有效的管理体系，还需要为其提供发展的空间，因此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意义深远。良好的学术环境不仅是教师队伍健康成长的土壤，更是大学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竺可桢努力为浙大创设求是自由的学术氛围、谋求安全宁静的办学环境和致力于建设更完善的教研设备，以此为浙大教师创设优良的学术环境，免除后顾之忧。

（一）创设求是民主的学术氛围

对于浙江大学而言，“求是”是浙大精神的核心，是浙大学术的基石。竺可桢通过宣扬“求是精神”和采用教授治校的方式治理学校，为浙大营造出实事求是、自由民主的学术风气。

竺可桢始终坚持对“求是”的宣扬，“求是”二字最早来源于《汉书·河间献王传》中“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它不仅表示着脚踏实地的求知途径，还意味着勤恳诚实的求真态度，因此“求是”精神也就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求真精神。“求是精神”有着丰富的内涵，它是科学精神，是奋斗精神，也是牺牲精神。只有怀有“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的决心，坚持“只问是非，不问利害”，勇于奉献，追求真知，真理才得以诞生。同时，明确“求是”路径也至关重要，“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不盲从，不附和，不武断，不蛮横，以理智为依归，虚怀若谷，严谨整饬，毫不苟且，如遇逆境，则不屈不挠，方为“求是”必经之路[16]。1938年11月，“求是”校训的确立更加使“求是精神”深入人心，也由此成为浙大人的行为准则，为浙大营造出良好的学术氛围。“两弹一星”元勋，被称为中国“奥本海默”的核物理学家王淦昌教授就曾回忆道：“母校浓厚的学术气氛，实事求是的精神，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和长远的影响”[17]。

自由民主的学术氛围是科学研究的沃土。为避免学校管理权力过于集中，竺可桢大力推行教授治校。他认为：“大学宜民主，固甚彰明，惟民主有先后，当自教授始，如此可冀各安其位，爱校胜己，历十载五十载以至一生工作于斯。”[18]为此竺可桢通过设立委员会分管学校各项工作，浙大的最高机关是校务会议，凡学校一切重要事务均须经校务会议集体讨论决定，并且请各院系教授担任学校重要职务，浙大的总务、分校主任、训导等职务都要求教授担任。教授治校的实行，将教师们更为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盡职尽责，各尽所能，为学校的稳固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二）谋求安全宁静的办学环境

在炮火纷飞的年代，安全宁静的学术环境是每一个知识分子的追求，只有远离战争，教师才能得以潜心治学、学生才能得以专心学习。浙大西迁可谓是历经磨难，虽然内迁高校众多，但像浙大一般历经五省，在流亡中艰难办学的却不多见。

在对搬迁地的选择上，竺可桢放弃繁华喧嚣的大城市而选择偏远宁静的小城镇，不仅能够较好的保证师生安全，免受战争的打扰，而且物价适宜，可以降低师生的生活成本。虽然教师的物质生活条件较差，但既不必每日为生命安全而惶惶不安，也不用担心科研秩序遭受战争的破坏，倒可心无旁骛，追求真知[19]。王淦昌教授曾说：“在黔北浙大的这段时间，是我一生中科研思想特别活跃、成就较多、最值得追忆的时光之一。”[20]谈家桢也曾说过：“我一生在科学研究上有一些重要的代表性论文是在湄潭写成的；我引以自豪的是在日后科学和教学中成绩斐然、独树一帜的第一代学生，也是在湄潭培养的。” [21]

只有拥有安全宁静的办学环境，教学科研秩序才能够得以保障。尽管学校长期处在流亡之中，但竺可桢仍重点强调维持正常的教研秩序，每到一处安置妥善后浙大师生便立刻开始恢复教学和科研，使得西迁路上弦歌不缀。

（三）致力于建设更完善的教研设备

在西迁过程中，教育部曾派人到各高校巡视，认为浙大是西迁高校中教学秩序坚持的最好的大学。浙大之所以能够每到一处就迅速展开教学科研活动，离不开竺可桢对图书仪器等教学科研设施的重视。

竺可桢曾在演讲中说道：“一个大学必有众多超卓的学者，才能感到图书设备的重要，而且会扩充合用的图书；也因为有丰富的图书，方能吸引专家学者，而且助成他们的研究与教导事业。简言之，人才与设备二者之间必然是辅车相依、相得益彰的。俗话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所以，教授学生欲利其研究，必须充实其图书仪器各项的设备。”[22]因此，竺可桢想方设法的争取经费支持以此扩充图书仪器，在竺可桢出任浙大校长第一年里，便“购得仪器书籍费为18万元，较之去年实已增出矣”。甚至，为能够争取到更多的经费支持，竺可桢还发动有关院系去争取庚款委员会、中华教育文化基金委员会等有关项目的经费资助[23]。

战争时期，图书仪器的搬运和获取都无比艰难。在西迁过程中，图书仪器的搬运成为浙大搬迁工作的重中之重。竺可桢选派李洁非等几位责任心强的教师负责运输，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数次往返于杭州，在师生们沿途配合下，历经万难，终于将2000箱图书仪器平安运达目的地。西迁后，战争和经费等诸多问题使得图书仪器的获取更为艰难，但为保障师生能够及时了解国际学术动态，掌握国际学术前沿，竺可桢仍千方百计获取中外文书刊。例如借赴重庆开会之机，去外国使馆索赠科技出版物，或借出国考察、参与国际学术会议之便，带回学术书刊[24]。

在战争动荡的时期，图书设备更显得尤为珍贵，而浙大较为优良的图书仪器对教师具有相当的吸引力。王葆仁本是同济大学理学院院长，据说他离开同济到浙大任化学系主任的原因之一便是浙大研究条件好。蒋硕民教授也曾赞叹过，浙大的物理设备、教学图书甚佳，“国内无出其右者”[25]。

四、结语

在大学发展的转折时期，大学校长个人对大学发展起到的影响尤为突出，如何正确把握大学的发展方向，谋求大学发展的长远利益，是对大学校长的严峻考验。一所大学的成功是由杰出的大学校长和优秀的教师群体共同浇铸而成，因而大学校长的教师管理思想与实践对大学的发展起到尤为重要的作用。竺可桢在抗战时期的战争烽火中，坚持以“教授灵魂说”的教师理念，通过外部引才、严格聘任，自主培养、以校育才，科学评教、奖惩并行等管理举措，创设求是民主的学术氛围，安全宁静的办学环境和健全完善的教研设备来为教师营造出良好的学术环境，使浙大的教师们在烽火连天的年代能够醉心学术，取得一系列不俗的学术成就，实现浙江大学的跨越性发展。

在当前“双一流”建设背景下，无论是一流的大学还是一流的学科都需依靠一流的师资队伍，如何建设师资队伍和发挥教师价值成为大学的重点思考问题。然而在当前“双一流”的建设过程中，教师队伍建设却成为引发诸多问题的根源。例如许多大学纷纷开出史上最高待遇引进人才，甚至出现挖人才的现象，导致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等地理位置和经济实力不占优势的高校成为人才被挖的重灾区，人才流失严重。之所以出现此类问题，原因之一便是大学未能保持理性思考，未能充分认识到教师队伍建设所需要的多方面条件，急功近利，仅仅依托于人才引进一条路径，而忽视了对教师群体的多方面管理，导致适得其反。作为把握大学发展方向的大学校长，首先需要明确的便是不论是建设一流师资，培养一流人才，还是建设一流学科，产出一流成果都离不开的是一流的管理[26]。因此，在教师队伍建设过程中，大学校长拥有正确的教师管理思想和举措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为此希望，民国时期著名大学校长的先进教师管理理念与实践能够为“双一流”大学建设过程中教师队伍的建设提供镜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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