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苗

[摘要]在高等教育成本由家庭承担的背景下，家庭所拥有的资本通过影响学生的学习动机、入学选择、学习投入、升学机会、就业途径等方面最终影响就业选择。因此，社会工作毕业生的就业选择并非仅仅是个人决策的结果，而是深受家庭背景的影响。如低收入、户籍在农村或小城镇、父母为农民、父母受教育水平在初中及以下的社会中下层家庭因资源匮乏，对学生受教育的各个关键环节支持不足，致使这类学生在就业竞争中的劣势不断累积，逐渐失去主动选择的资本和能力，最终以社会工作为业的比例提高。相对而言，社会中层家庭的学生，得益于家庭资源的有力支持，有效地进行了转行能力和资本的储备，从而降低了从事社会工作的可能性。

[关键词]家庭背景；社会工作；从业意愿；大学生就业

[中图分类号] G640[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5-5843（2018）05-0148-09

[DOI]1013980/jcnkixdjykx201805027

当前，我国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仍面临人才紧缺和流失严重的双重困境。截至2014年底，我国持证上岗的社会工作者为159万人，各方面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数量为40万人，与《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2011—2020年）》提出的战略目标仍有100万左右的缺口。在专业人才培养方面，截至2015年，全国有310所高校招收社会工作专业本科学生、70余所高职高专学校招收社会工作专科学生、104所高校（研究机构）开设社会工作专业硕士，每年有毕业生近3万人，但最后真正流向社工行业的只有20%左右[1]，七至八成毕业生逃离本行[2][3]。专业人才大量流失造成了教育资源的浪费，加剧了社会工作人才的供需矛盾，成为当前中国社会工作职业化和专业教育发展面临的最大难题之一。因此，深入研究影响社会工作毕业生从业意愿的因素和具体机制，对提高社工学生的从业意愿，促进行业和专业教育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研究问题与研究设计

（一）研究问题

关于社会工作毕业生从业意愿或社会工作人才流失问题，不少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主要从学生、学校、社会三个方面寻求解释。有的研究侧重从学生的角度来分析，认为学生学习动力不足，专业知识和技能相对薄弱无法胜任社会工作的实际需要[4]，也有研究探讨了社会工作学生的专业认同度对就业选择的影响[5]；第二类研究侧重从高校社会工作人才培养模式和质量寻找原因，认为高校社会工作课程设置、师资力量、教学水平、实践环节等存在问题[6]。专业教育未能实现本土化、专业设计定位和方向不准确、教学缺乏职业性、专业方向不够细化[7]等原因使社会工作人才培养质量不高，不能适应中国社会工作的实际需要，导致供给矛盾；第三种研究侧重从社会工作职业本身和社会层面寻找原因。认为社会工作工资待遇低、缺乏发展空间、社会对社工认同度低、职业地位不确定等因素影响了社工毕业生的从业意愿，从而导致大量社工毕业生外流。

纵观现有研究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倾向于将社会工作毕业生的就业意愿视为个人决策和个体行为，即侧重对个人因素与就业意愿关系的探讨，大多认为社会工作专业的毕业生在选择职业时，以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进行理性思考，最终做出是否从事社会工作的选择[8]。但在高等教育市场化改革的政策背景下，毕业生就业不仅仅与个人因素有关，与家庭因素也密切相关，这是因為高等教育市场化改革使高等教育的成本转由家庭承担，学生的入学选择、学习过程、毕业就业等各个环节都和其家庭所拥有的资本息息相关。另外，中国社会是以“伦理本位”为特征的“乡土社会”，社会关系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家庭是大学生社会资本的主要来源[9]，家庭背景对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意愿、就业渠道、单位选择、毕业去向、就业收入、就业质量等方面影响显著[10][11]。因此，大学生的就业选择不仅仅是个人决策的结果，而是家庭集体决策的结果[12]。鉴于此，本文重点分析家庭背景对社会工作毕业生从业意愿的影响及具体影响过程和影响机制，进而为社会工作教育的健康发展提供参考建议。

（二）理论视角

学界对于社会分层及社会流动与高等教育的关系形成了 “冲突论” 和 “功能论” 两种主张。冲突论认为高等教育是 “阶层复制” 的工具。如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认为，教育几乎就是优势阶层维持自身地位的隐性工具。美国社会学家大卫·斯沃茨将 “正式的学校制度” 视为 “有助于维持不平等的社会制度”[13]。而“功能论” 视角则将高等教育视为现代社会流动的重要通道，是 “精英群体产生于非精英群体” 过程的重要中介。如美国社会学家索罗金在《社会流动》一书中提出：“学校是使人从社会底层向社会上层流动的电梯，学校通过考试来进行选拔，从而决定人们的社会地位。”[14]对资源相对贫乏的社会中下层家庭而言，改变自身命运的一个有效途径或必要条件仍是接受中高层次的教育[15]。

实际上，高等教育并非必然而绝对的“阶级复制”或“精英流动”，其社会流动功能是有条件的[16]，是和高等教育制度的设计以及所处的社会制度、环境密切相关。不同的高等教育制度和所处的社会制度及环境下，高等教育所能发挥的功能不尽相同。以我国为例，不同历史时期高等教育的社会流动功能表现出不同的特征[17]：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高等教育与社会流动的关系是不确定的，受国家各项制度和政治运动影响较大；改革开放后，高等教育促进个体上升性社会流动的功能逐渐增强，并一度创造了全能神话；二十世纪末，随着高等教育市场化改革的进程和大众化时期的到来，高等教育促进个体社会流动的功能则相对减弱[18]。这是因为高等教育市场化改革使市场在高等教育资源生产和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高等教育的成本转由个人及家庭承担，学生的入学选择、学习过程、毕业就业等各个环节都和其家庭所拥有的资本息息相关，社会分层进一步导致了高等教育的“马太效应”[19]，即拥有越多的资本，处于越高的社会阶层的人可以获得越多越优质的教育，拥有更多向上流动的机会；而各种资本相对匮乏，处于较低社会分层的人则因受教育的程度、获得教育的质量和受教育的结果相对较差，向上流动渠道变窄、受阻，最终导致弱势群体社会流动困境。本文以社会分层及社会流动为理论视角，将学生的家庭背景因素视为社会分层地位的具体体现，探讨在社会分层家庭背景方面，影响社会工作学生就业的具体过程和具体机制。

（三）研究设计

家庭因素是个宽泛的概念，家庭经济情况、父母受教育水平、父母职业身份、户籍身份、家庭子女数量等都是家庭因素的内容。家庭因素是家庭社会分层地位的具体体现。本研究以收入、职业、受教育水平等指标为参考，并参照陆学艺等人的划分标准来分析社会工作专业学生家庭的社会阶层地位。该研究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将社会成员分为5等级10层 [20]，具体为：（1）社会上层，包括高层领导干部、大企业经理人员、高级专业人员及大私营企业主；（2）中上层，包括中层领导干部、大企业中层管理人员、中小企业经理人员、中级专业技术人员及中等企业主；（3）中层，主要由初级专业技术人员、小企业主、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中高级技工、农业经营大户组成；（4）中下层，由个体服务者、工人、农民构成主体；（5）底层，为生活处于贫困状况并缺乏就业保障的工人、农民和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

从业意愿是指个体进入相关行业的意向。本文的社会工作毕业生从业意愿指的是社会工作毕业生毕业后到社会工作机构、社区、基层社会组织、社会福利机构等直接从事社会工作服务和管理等相关工作的意向。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由于现阶段我国社会工作发展的特殊性，这里的“从业意愿”不仅包含了主动选择的含义，还包括了被动选择的情况，即也包含了社会工作毕业生虽不是自愿、主动选择从事社工，但由于各种原因，最终也能接受以社工为职业的情况。因为不管是主动选择还是被动选择，都代表了专业储备人才进入社工行业的可能性。因此，本文的“从业意愿”是一个较为宽泛的含义，更接近于“从业可能性”。在问卷调查中，我们设计了“你毕业后会从事社工行业吗？”的问题，让被调查者从“会”“可能会，是无奈之选”“不清楚，没想好”“不会”4个选项中进行选择，并依次赋4分、3分、2分、1分，通过选择比率和平均得分来了解毕业生的从业意愿及可能性。在进行数据分析时，我们采用列联表分析和卡方检验来验证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关系，并以列联表相关系数测定变量间相关关系的强度。

（四）样本情况

本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和访谈获取资料。问卷调查于2016年3月至5月进行，選取了广西和广东共10所开办社会工作专业的高校，以2016年7月毕业的社会工作专业学生为调查对象，通过网络及实地两种方式发放问卷。问卷主要涉及个人情况、学业成绩、家庭背景、专业认同度、从业意愿、就业途径等21个问题，共发放200份，回收了160份有效问卷，有效率占80%。其中，男生57名，占356%，女生103名，占644%。一本院校占150%；二本院校占675%，独立学院占19%，大专占156%；自愿报考占350%，被调剂占625%。从样本构成来看，基本符合社会工作专业学生的实际分布情况，说明样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所有问卷数据资料输入SPSS170，主要采用列联表分析和卡方检验来验证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关系，并以列联表相关系数测定变量间相关关系的强度。除问卷调查外，研究还选取了15名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进行了深入访谈，详细了解其就业意愿和动机。

二、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家庭背景及从业意愿

（一）70%来自社会中下层：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的家庭背景情况

从表1可知，社会工作专业学生的家庭大多属于社会中下层，比例在70%左右。主要特征是：户籍是农村和小城镇占69%，非独生子女占775%，家庭经济月收入水平在5000元以下占744%，父母的职业以农民和工人为主占761%，受教育程度集中在小学以及初中的低学历水平占803%。此外，还有35%左右的社工学生家庭处于社会中层的地位。他们的主要特征是：户籍在地级市以上占307%，为独生子女家庭占225%，家庭月收入5000元以上占256%，父亲受教育水平在高中以上占313%，父亲职业属于具有专业技术职称的管理层、教师或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等占350%。

（二）有从业意愿的仅四成，从业动机多元化

从调查数据看，明确表示会以社会工作为职业的比例占419%，可能会被迫从事社工的占256%，处于犹豫观望状态的占194%，只有131%的明确表示不考虑社工行业。从均值来看，社工毕业生在从业意愿上平均得分为29分，处于“可能会，是无奈之选”平均得分为3分，“不清楚”平均得分为2分，二者之间，更接近“可能会，是无奈选择”。这说明，大多数社工专业毕业生从情感上并未放弃社会工作，而是将其作为备选职业，是潜在专业社工的供给者。随着社工职业的社会认可度增高、社工就业岗位的增加、工资福利待遇的改善，会有相当一部分潜在社工转换为真正的专业社工[21]，这给专业教育和社会工作行业留下了发展空间。毕业生选择以社工为业的动机何在？从表2的调查结果来看，毕业生的选择呈现出非功利化的理想色彩，主要是出于专业认同感。即认同社会工作的价值、理念、工作模式及前景而不是出于经济目的。同时，因为现实的功利性因素，如社工行业竞争小、门槛低，找不到其他合适的工作而暂时选择社会工作的情况也占有一定比例。

三、影响社会工作毕业生从业意愿的家庭因素

调查数据表明，家庭经济收入情况、父亲职业、户籍身份、是否独生、父亲受教育水平等家庭背景因素对社会工作毕业生从业意愿和可能性都具有显著影响，具体如表3所示。

1.家庭经济收入高低与从事社会工作的意愿及可能性呈反比。来自低收入家庭的社工学生从业意愿最高，被动从业的可能性也最大，他们将社会工作作为自己主要的职业选择，不轻易拒绝社会工作。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毕业生从业意愿和可能性都在下降，对社工行业持观望态度和逃离社工的比例上升。

2.父亲的职业身份影响学生从事社会工作的意愿。父亲为教师、公务员、国企职工、公司行政管理人员等脑力劳动的学生从业意愿和可能性较低；经商家庭背景的学生从业意愿及可能性最低；而父亲职业为农民等体力劳动者的学生从业意愿和可能性最高。

3.户籍身份影响从业意愿。来自农村及小城镇的学生毕业后对是否从事社工态度较为明朗，主动选择和无奈选择社工行业的比例都较高；而具有县级市以上户籍身份的学生从业意愿并不明朗，处于观望的比例上升，被迫选择的比例下降，明确拒绝社工行业的比例增加。

4.非独生子女从业意愿高于独生子女。非独生子女从业意愿、被迫从事社会工作的可能性都高于独生子女；独生子女比非独生子女是否从事社会工作具有更高的自由度，他们可能对社会工作持观望态度，将社会工作视为备选职业，也可能更明确地拒绝从事社会工作。

5.父亲教育水平对社工毕业生从业意愿及可能性起反作用。父亲为初中以下受教育水平的学生从业意愿高，被迫从事社工的可能性也大。随着父亲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毕业生从业意愿和可能性降低，只是把社工作为一种职业备选。

综上，可得出结论：社会分层地位对社会工作学生的从业意愿具有显著影响，来自社会中下层，即低收入、户籍在农村或小城镇、父母为农民、父母受教育水平在初中及以下的学生主动选择和被动选择以社会工作为业的比例均高于来自社会中层的学生。

四、家庭因素影响社会工作毕业生从业意愿的解释

（一）社会流动功能欠佳，毕业生从业意愿不高

1.获取文凭以实现社会流动，投资教育的动机和专业选择具有功利性，投资高等教育的动机是毕业去向和就业选择的一个指引。在家庭承担教育成本的政策背景下，人们投资高等教育普遍关注其最终带来的社会流动效果。美国社会学家杰克斯在《谁将出人头地：在美国取得经济成功的决定因素》一书中指出：在上大学费用急剧膨胀的今天，人们之所以上大学，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希望把学位作为一张获取地位高、收入多的工作的门票[22]。社工专业学生的家庭大多属于社会中下层，他们肩负着改变家庭命运，实现向上流动的重要使命。这样的家庭往往将支持子女接受高等教育视为一种家庭投资策略，他们最看重的是以高等教育为跳板，跳出社会低层。低收入阶层关注的首先是高等教育机会获得上，然后才是专业的选择上[23]，在选择学校和专业时，往往选择普通的地方性高校、师范院校、农林地质类等高校以及收费相对低、竞争较小、偏冷门的专业等为第一志愿；在第一志愿的竞争失败后，选择接受调剂以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第一志愿录取率低，大多是接受专业调剂且看重的是本科文凭，而非真正对社会工作感兴趣。所以在专业选择上具有功利性却缺乏专业认同，从业意愿自然不高。因为学生是否会选择以本科专业就业，专业认同感发挥重要影响[24][25]，认同度高的学生倾向于选择本专业就业或相关专业就业，专业认同度低的学生倾向于从事其他职业[26]。

2.社会工作职业难以承载流动功能，各阶层毕业生主动从业意愿低。在现代社会，社会位置及与此相连的社会地位总是与职业密切相联，社会流动便主要体现为个体在各种职业位置之间的变动[27]，毕业生的职业选择是实现社会流动的关键，大学生往往对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尤为慎重且考虑更为现实。当理想职业有利于实现向上流动时，从业意愿高；而当职业不利于实现向上流动时，从业意愿则低。当代中国二元体制造成的各项收入差距和生活条件差距，会让大学生的就业意愿显示出畸形的高度同质性，即大多数学生在地区选择方面都会偏好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在城乡选择方面都会偏好城市；在行业选择上都会偏好体制内优势部门或市场化程度高、收益好的热门行业，导致体制外部门、中西部地区、农村地区提供的岗位却少人问津甚至无人愿意去[28]。而社会工作在中国就是属于这样一个体制外、非营利性质、少有人问津的就业领域。首先，社会工作者就业领域集中在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等非政府的第三部门，没有公共权力，缺乏政治地位和话语权，政治上不占优势；其次，从本质上说，社会工作是一个非营利性、具有公益性的职业，以社会弱势群体为主要服务对象，即使在社会工作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社会工作者的收入也只能处于中下游，无法满足发家致富的需要；从现实上看，中国社会工作收入待遇较低、工作不稳定，在经济上不占优势。再次，中国社会工作专业性处于发展中，职业声望仍偏低，被视为人人可为、专业技术含量低的职业，大大削弱了社工的职业地位和价值感，在社会声望方面也不占优势。总之，发展中的中国社会工作在职业分层中处于弱势地位，对于具有向上流动需求的社会中下层家庭缺乏吸引力；而對于社会中层家庭的毕业生而言，选择从事社工就意味着社会地位下降。因此，无论是出身社会中下层还是社会中层，社会工作毕业生从现实的状况理性出发，基于家庭策略的考虑，主动选择从事社会工作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以下案例中，S11和S4来自社会中层，对社会工作缺乏认同，基于“文凭重于专业”的原则，选择了社会工作专业进行学习，但坚决拒绝在毕业后以社工为业。S11的情况大体如下（男，地级市户籍，独生子女，父母为中学教师、大专学历）：“我高考分不高，调剂进这个专业的……其实也考虑过转专业，但是不知道转去哪儿，其他专业都难学，这个专业拿毕业证比较容易……其实对我来说，什么专业都无所谓，关键是毕业证拿到就可以。 ” S4的情况大体如下（男，地级市户籍，独生子女，父亲为公务员、本科学历）：“对我来说社工只是我的专业，在我不能去学自己喜欢的专业的前提下，为什么大学四年我不选择一个学习环境较为轻松的专业呢？我对专业无所谓，认同感不大，毕业后也不打算做这个。而来自社会中下层的S8虽然认同社会工作的价值，但出于家庭的现实原因暂时没有从业意愿，却也保留了以社工为业的可能性。S8的情况大体如下（女，农村户籍，父母为农民，初中文化，家里还有个弟弟在念高中）：“当初是为了上大学接受调剂，进了这个专业，学了几年，觉得这个专业还是挺好的，主要为弱势群体服务，社会也很需要。但是现实很残酷，像我们这样的家庭条件是很难选择去做社工的，恐怕连自己都难养活……如果实在不行，也只能先做着看。”

（二）家庭支持不足，社会中下阶层学生被动选择的比例高

从整体看，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从业意愿偏低，但从社会分层的视角来看，社会中下层家庭的学生从业意愿和从业可能性均高于社会中层家庭的学生。这主要是由于社会中下层家庭在高等教育的各个环节，尤其是学习投入、升学、就业等关键环节对学生的支持不足，导致就业竞争力劣势积累，最终造成毕业时别无选择、无奈之下只能暂时从事社会工作的尴尬局面。

1.不同社会阶层家庭对学生投入学习的支持悬殊。不同的家庭条件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不同社会阶层的学生能够投入学习的资源。在本专业的学习上，高昂的学习生活成本使很多社会中低层家庭的学生不得不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花费在勤工俭学、打工挣钱上，无形中挤占了宝贵的学习时间，影响了专业学习成绩和能力的提升。在攻读第二学位、辅修相关课程、考取职业资格证书方面，由于缺乏足够的家庭经济支持，社会中低层家庭的学生也较少采用。以西部地区某二本高校为例，攻读第二学位一般需要修满60—70学分，每个学分不少于100元，费用至少是6 000—8 000元，相当于一个学年的费用，该校社会工作专业只有不到10%的学生选择辅修第二学位，主要集中在父母为公务员、教师、个体户等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的学生中。S12的情况大体如下（女，父亲为公司中层领导，母亲是事业单位职工，本科学历）：“专业是挺高尚的，但是钱太少，不能养活自己，我不想继续学，本来是想要转专业，转到旅游管理，但是没有转成，大一的成绩不够，所以现在就选择攻读第二学位，同时修旅游管理的课，毕业好找别的工作。”S13的情况大体如下（女，父母是个体经营者，高中学历）：“考虑到毕业时可能要考公务员，进入政府部门，所以辅修了行政管理专业，家里也挺支持的……”可见，家境好的学生早早地就为毕业时的转行做准备，而来自社会中下层家庭的学生在综合素质及能力发展上缺乏家庭支持，使毕业面临就业选择时力不从心，即便无主动从事社会工作的意愿，也因为别无选择的无奈，被迫暂时从事社工。访谈对象S5就是这样的典型案例，S5的情况大体如下（男，父亲为工人、初中学历，家庭经济条件较差）：“我学了四年也不知道学的啥，没有认同感可言，自己四年来也没考个别的什么技能证，除了做行业内的工作没别的选择。”

2.不同社会阶层家庭对学生升学深造的支持有别。社会中下层家庭的学生能够接受本科教育已属不易，在毕业之际，往往迫于家庭压力，需要尽快就业，实现经济独立，为家庭做贡献，较少有考研深造、提升学历的机会。如来自农村，靠国家贷款完成学业的S14因家庭经济情况放弃考研，她说：“考研？我可不敢想，我能读完本科就很不容易了，都是贷款借钱的，现在读研都是自费，得好几万呢，再说家里还有一个弟弟马上也要高考了，父母还指望我早点工作挣钱呢，所以先工作几年再说吧。”除了经济原因，还有一种原因限制社会中低层的学生考研，那就是成绩，尤其是英语成绩。“不考研主要是因为我觉得考研对我来说难度太大了。我的成绩不太好，英语四级考了三次都没过，而选择考研的那些同学大部分都是成绩很好的学霸，我考上的可能性就很小了。再者说，我也不想再读书了，想早日进入社会。”S2的情况大体如下：社工专业，农村户口，父母为农民，家庭较贫困。比较而言，社会中层家庭的学生得益于家庭经济的有力支持，往往倾向于推迟就业，直接避开社会工作，通过考研、出国等方式进一步提升学历，为将来实现社会流动奠定基础。S15的情况大体如下（女，城市户口，父母为公司职业，家庭生活水平小康）：“我考研的主要原因是想提升学历，读完研究生之后的就业选择空间和发展平台以及视野会更开阔一些，除了做社工外，可能还可以留在高校之类，工资也会更可观……反正家里都同意我考研，爸妈也表示家里有条件供我读书。”S3的情况大体如下（女，城市户口，户籍广西，父母为医生，家庭生活水平小康。）：“我原来是没准备考研的，一开始是想考公务员的，但是了解之后觉得研究生学历更高，就算以后考公务员也是有优势的。然后就开始考虑要不要考研，和周围同学老师都沟通之后就更觉得学历很重要了，老师们也都说我的成绩还不错，专业知识基础也很好，考研把握很大，更给了我信心，就下定决心要考研。”

3.不同社会阶层家庭对学生的就业支持不同。在就业竞争激烈，就业市场制度不完善及中国“人情社会”的背景下，就业竞争、职业选择不仅仅是毕业生个人的事情，而是和家庭资源紧密联系在一起。缺乏家庭社会资源的支持，社会中下层毕业生只能依靠自己，要么沦为失业者，要么被迫从事本专业的工作。而社会中高层家庭的学生往往更多地依赖家庭社会资源拓展了就业途径，增加了就业机会，从而就业质量更高。社会工作专业不同家庭背景的学生就业途径具有明显的区别。如表4所示，可以看到，户籍为农村、非独生子女、家庭收入低、父親职业为农民、父亲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的毕业生，即社会中下层家庭的毕业生在就业上主要是依靠自己的努力，家庭支持较少；而城市户籍、家庭收入较高、独生子女、父亲文化程度较高且职业为专业技术人员或管理人员的毕业生，即社会中层家庭的毕业生在就业上靠家人帮忙的比例更高，家庭社会资本对其就业的支持力度更大。社会中下层家庭的毕业生在缺乏从业意愿的情况下，更可能因为缺乏家庭的有力支持，最终被迫选择在竞争小、门槛低的社工行业就业，从而导致被动从业的比例上升。S6的情况大体如下（女，非独生子女，父亲初中学历，农民）：“我对这个专业没有认同。所以我是不打算做社工的，现在已经在备考事业单位，但是不知道未来的结果会如何，毕竟没有什么背景，所以毕业后就先做着社工吧。”S10的情况大体如下（女，非独生子女、父亲职业为工人，高中学历）：“学了4年社工，未来如果可以有更好的选择，那肯定是不做了，如果没有那就做啊，反正专业出身的在社工机构应聘优势已经很大了，社工门槛低，就业也比较容易。”相对而言，社会中层家庭的社工毕业生能够在自己不愿意选择社工时，得益于家庭的有力支持，帮助自己找到一份社工以外的工作，从而社工从业意愿和可能性下降。S9的情况大体如下（男，地级市户籍，独生子女，父亲为私营企业主，高中学历）：“一开始就是被调剂进来的，也就是上上课混混日子而已，我觉得社工做的事情都特微不足道，没什么意义，更别说从事这个行业了。至于毕业要做什么，我也不是太发愁，大不了去我爸的公司。”S7的情况大体如下（男，地级市户籍，独生子女，父母为公务员，本科学历）：“我父母的工作和社工有点关系，是民政系统的，他们希望我毕业后也能进单位，这方面家里多少可以帮一点吧。”

六、结论

社会工作作为一个非市场化的专业，集中了大量来自社会中低层家庭的学生，社会工作专业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过程和最终就业选择的矛盾集中反映了在当代中国，随着高等教育的市场化改革和大众化发展，高等教育促进社会流动功能的日趋弱化[29]。要使高等教育发挥促进社会低层群体流动的功能，促进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的健康发展，需要政府进行相关制度的建立。首先，要加大对教育投资力度，公平合理地分配教育资源，使公共教育资源从分配上向社会中低层弱势群体和人文社会学科专业倾斜；其次，要建立教育成本補偿机制，合理分担成本，完善学生资助政策。高等教育属于准公共产品，国家、家庭和个人各方均可从中受益，应根据利益获得和能力支付原则建构受益各方合理参与的成本分担机制[30]。对于个人受益相对较少的人文社会学科和专业，国家和社会是这类教育发展的最大受益者，国家应成为教育成本的主要承担者；同时，降低个人和家庭成本分担的比例，重视社会力量在这类教育中的作用与责任，完善学生资助政策，使来自社会中低层家庭的学生能够充分利用大学的资源，投入更多的精力，专注于综合素质和能力的提升。再次，营造公平的就业环境，减少就业中家庭资本匮乏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提高就业过程的公平性。最后，建立和完善贫困大学生就业扶持体系，帮助社会中低层家庭的学生增强就业技能、拓展就业途径、提高就业质量，并对在基层、农村、边远地区或艰苦岗位、特殊职业就业的毕业生给予补偿。总之，对于社会工作来说，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即建立和完善社会工作职业体系，提高社会工作职业的地位和待遇，增强社会工作的社会流动功能，使社会工作成为高尚而又体面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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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