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胜群

开篇，先讲两个大家熟知的故事。

第一个故事，说十九世纪德国有位编辑奥多尔·冯达诺，收到一个青年作家寄来的诗，并附言说：“我对标点向来是不在乎的，请您用时自己填吧。”冯达诺给那个青年退了稿并附言说：“我对诗向来是不在乎的，下次请您只寄些标点来，诗由我来填好了。”

第二个故事，是法国作家雨果将《悲惨世界》手稿寄给出版社，不见回音，就给出版社写了一封信。信中只写了一个问号“？———雨果。”很快他收到回信。信上只有一个标点符号“！———编辑室”。不久，《悲惨世界》便出版了。

两个故事，都同标点符号有关。第一个故事，讲了标点符号很重要，写作要规范，要遵守规则；第二个故事，讲了标点符号要灵活运用，看似“死板单调”的标点符号，在有创意的作家笔下，也会鲜活起来。

守规矩是基础，灵活运用，有创意，是发展。

作为文学期刊编辑，每天接触大量稿件，其中，既有对标点符号“不在乎的”，也有在标点符号的运用上，不守规矩，按自己喜欢的方式，特立独行的。后一种，同创作态度不严肃的“不在乎的”完全不同，他们甚至对标点符号非常在乎，之所以不守規矩，是要追求自己的使用习惯甚至风格。

有的作者拒绝使用冒号，而是一律使用逗号。如———他说，我来了。是守规矩，但“我来了。”被双引号“引”起来了，还用逗号，变成———他说，“我来了。”便是不守规矩。当然，如果该句子以双引号开头，前后双引号里的话都是同一个人说的，用冒号就不对了，而是应当用逗号，如———“我就是王伟。”他说，“我来了。”再如———我问，你几岁了。无论“你几岁了”是否被双引号“引”起来，最后都应当用问号“？”而不是句号。这种不守规矩，除了违反规则，并没有创意，自然也谈不上灵活运用。

在翻译过来的作品中，标点符号不守规矩的问题比较多，是原著便是如此，还是译者的自己习惯？笔者不懂外文，未看原著，不明究竟。但既然翻译成中文，还是应当遵守中文的标点符号规矩。

标点符号是书面语言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书面语言不可缺少的辅助工具，它可以帮助人们确切地表达思想感情和理解书面语言。不仅经典文学作品，凡是经典文献，标点符号都严守规则，并且成为经典的一部分。

在中国古代文书中，一般不加标点符号，于是，歧义、误解难免。例如“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就有多种解释，而且有的解释意义完全相反。古代文书普遍不加标点符号，给未加训练者造成阅读困难。1919年，马裕藻、朱希祖、钱玄同、刘复、周作人、胡适等人联名提出了《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年2月出版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用白话和新式标点写作的第一部"新书"。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标点符号被大量使用。标点符号的使用，对中国的白话文推广起了功不可没的作用。

在电脑键盘上，冒号“：”和分号“；”恰巧在同一符号键上，选择冒号“：”还是分号“；”，取决于是否按住shift（上档）键。笔者经常在应当用冒号“：”时，却错打成分号“；”。虽然编辑和读者一般不会对后面的句子产生歧义、误解，但笔者只要发现，就一定要及时改正过来，因为错了就是错了。当然，也有没能及时发现，将应当用冒号“：”错打成分号“；”的稿子投给刊物的教训。那是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责怪自己如此粗心。

在音乐厅里，音乐家演奏悦耳的曲子。此刻，再好的曲子，再优秀的演奏家，如果突然出现了杂音，也会影响神圣的艺术氛围。错误地使用标点符号，即使不会产生歧义、误解，也会产生不和谐的“杂音”，影响编辑和读者阅读时的美好心情，这是一种原本可以避免的遗憾。

鲁迅说：“但是要认真，用点工夫，标点不要错。”（《病后杂谈》———鲁迅文集·杂文集·且介亭杂文）笔者以为，鲁迅所说的认真，绝不只是批评对标点“不在乎”，而是不仅要“在乎”，还要“用点工夫”，守规矩，因为违反了规矩，才会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