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晓敏，郑睿敏，陈静宜，吴久玲，孙文墅，陈 瑛，马 兰，王淑霞

(1.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妇幼保健中心，北京 100081；2.中央民族大学，北京 100081；3. 北京友谊医院，北京100050)

人格障碍是指人格特征明显偏离正常，使患者形成了一贯的反映个人生活风格和人际关系的异常行为模式。这种模式显著偏离特定的文化背景和一般认知方式(尤其在待人接物方面)，明显影响其社会功能与职业功能，造成对社会环境的适应不良，患者为此感到痛苦。通常开始于童年期或青少年期，并长期持续发展至成年或终生[1-2]。凌辉等[3]对中国大学生人格障碍调查显示中国大学生中存在较严重的人格异常和人格障碍问题，人格障碍与其他精神心理疾病、行为问题甚至违法犯错行为的发生都关系密切。

在中国，大学生活是青少年离开父母步入社会的第一步，大学一年级也是其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期，这一时期，他们不仅会面临许多发展性危机，也难免会遭遇一些外在的创伤性事件，这个阶段是发现人格偏离和人格障碍并对其进行有效干预的重要关口，加之不同民族人格特征有异，且应对生活习俗改变和文化冲击的方式和结果不同，非常有必要了解多民族大一新生的人格偏离情况，但目前我国这方面的研究近乎空白，本研究应用人格诊断问卷(Personality Diagnostic Questionnaire-4th vision，PDQ-4)对某高校多民族大一新生进行调查，了解多民族大一新生的人格障碍分布、严重程度及可能的影响因素，为进一步有针对性的开展心理干预，促进大学生人格健康发展提供依据。

1研究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取整群抽样，入选中国北京某高校2014级全部本科新生。调查时间为2014年9月。本次调查由研究者和该大学校医共同组织完成，在大学校内发放自填式问卷2 823份，现场获得学生知情同意后发放，学生自填完成，交由研究人员审核合格后回收。最终完成有效问卷2 594份，应答率91.9%。

1.2 研究工具

1.2.1人格诊断问卷

PDQ-4是由美国精神病学家Hyler等[4]编制的《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DSM-Ⅳ) 轴Ⅱ人格障碍的筛查工具，为81题的自评问卷，共包括分裂型(schizoid，SZD)、分裂型(schizotypal，SZT)、偏执型(paranoid，PND)、回避型(avoidant，AVD)、依赖型(dependent，DEP)、强迫型(obsessive compulsive，OBC)、表演型(histrionic，HST)、自恋型(narcissistic，NAR)、边缘型(borderline，BDL)、反社会型(antisocial，ATS)10型人格障碍。国外该问卷用于人格障碍的社区和精神科筛查。原文由黄悦勤、刘宝花等翻译成中文，并根据中国文化背景对个别问题进行了意译。受试者根据问题的描述与自己情况的符合与否对每题以“正确”或“错误”回答。回答“正确”将作为病理反应记分，分数越高表明人格障碍的症状越多。黄悦勤等[5]在北京市高中一年级学生人格偏离的现况调查中对PDQ-4做了测试，结果显示PDQ-4 具有高灵敏度和中等特异度，重测一致率为92.2%，PDQ-4(中文版)可以作为效度和信度较好的人格障碍筛查工具。

1.2.2社会人口学资料调查表

包括性别、年龄、生源地、民族等项目。

1.2.3指标定义

人格障碍阳性界值：SZT、PND、AVD、OBC≥4分为阳性；SZD、HST、NAR、BDL≥5分为阳性；ATS≥3分为阳性；总体人格≥30分为阳性。地域分布：参考中国统计年鉴(2013年)[6]东中西部分区。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11个省及直辖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8个省；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重庆、广西、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Epi Data 3.1建立数据库并以平行双录入方式录入调查数据。采用Excel 2007进行数据整理。采用SPSS 22.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符合正态分布采用(均数±标准差)表示，均值检验采用t检验，检出率和构成情况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调查对象一般情况

调查对象平均年龄(19.0±0.3)岁。其中男性803人(31.0%)，女性1 729人(69.0%)，性别不详62人(2.4%)。调查对象中汉族1 216人(46.9%)，47个少数民族合计1 301人(50.1%)，民族不详77人(3.0%)，少数民族中排名前四位的是回族203人(7.8%)、藏族183人(7.1%)、蒙古族136人(5.2%)、土家族120人(4.6%)，其他少数民族还包括朝鲜族、维吾尔族、满族、彝族等。新生来源地区东部639人(24.6%)、西部932人(35.0%)、中部820人(31.6%)，来源不明203人(7.8%)。

2.2多民族大一新生PDQ-4分量表分和总分与中国普通人群比较

多民族大一新生PDQ-4总分与杨蕴萍等[7]普通人群比较分值较高，但差异没有显著性。分量表分值中，SZT、PND、DEP、HST、BDL分值高于普通人群，且差异有显著性，见表1。

2.3总体人格障碍阳性率以及不同性别大学生人格障碍阳性率比较

多民族大一新生总体人格障碍阳性检出率为25.67%(666)，阳性检出率最高的前三项是OBC44.29%(1 149)、AVD31.84%(826)和PND30.30%(786)，最低是BDL5.74%(149)。

比较不同性别大学生人格障碍阳性率的检出情况，男性总体人格障碍阳性率高于女性，且差异有显著性。分析分量表阳性检出情况，男性多民族大一新生在SZT、HST、NAR、BDL和ATS的阳性检出率高于女性，仅在AVD的阳性检出率低于女性，差异均有显著性，见表2。

人格障碍分型多民族大一新生(n=2594)普通人群(n=628)tPSZD1.6±1.31.7±1.91.570.118SZT3.0±1.81.8±1.515.460.000PND2.7±1.61.8±1.712.490.000AVD2.6±1.82.5±2.11.210.227DEP1.7±1.71.2±1.66.690.000OBC3.3±1.63.4±2.71.210.227HST3.3±1.72.3±1.912.920.000NAR2.6±1.82.5±2.21.190.233BDL2.0±1.41.8±2.22.830.005ATS0.8±1.10.8±1.30.001.000合计23.3±10.422.8±14.11.000.316

表2总体阳性率及不同性别大学生人格障碍筛查阳性率比较[n(%)]

Table 2 Total positive rate and comparison of the positive rate of personality disorder among different genders [n (%)]

人格障碍分型 合计(n=2594) 不同性别 男性(n=804)女性(n=1728)χ2PSZD187(7.2)57(7.1)125(7.2)0.020.896SZT460(17.7)174(21.6)274(15.9)12.61<0.001PND786(30.3)253(31.5)515(29.8)0.720.396AVD826(31.8)211(26.2)598(34.6)17.65<0.001DEP181(7.0)47(5.9)129(7.5)2.230.136OBC1149(44.3)363(45.2)761(44.0)0.270.601HST621(23.9)212(26.4)387(22.4)4.790.029NAR394(15.2)167(20.8)219(12.7)27.85<0.001BDL149(5.7)69(8.6)77(4.5)17.19<0.001ATS182(7.0)109(13.6)70(4.1)75.48<0.001合计666(25.7)232(28.9)417(24.1)6.420.011

2.4东中西部大学生人格障碍阳性率和PDQ-4各项评分比较

比较东中西部大学生人格障碍阳性率的检出情况，西部总体人格障碍阳性率高于东部和中部，但差异没有显著性。分析分量表阳性检出情况，PND和ATS的阳性检出率西部大学生最高，东部大学生最低，差异均有显著性，见表3。

表3东中西部大学生各型人格障碍筛查阳性率比较[n(%)]

Table 3 Comparison of positive rates of different personality

disorder among different regions [n(%)]

2.5不同民族大学生人格障碍阳性率和PDQ-4各项评分比较

比较汉族和少数民族大学生人格障碍阳性率的检出情况，少数民族大学生总体人格障碍阳性率高于汉族，但差异没有显著性。分析分量表阳性检出情况，PND阳性检出率少数民族大学生高于汉族学生，表演型阳性检出率汉族学生高于少数民族学生，差异均有显著性，见表4。比较人数较多的4个民族回、藏、蒙古和土家族人格障碍阳性率检出情况，结果显示，在总体人格障碍阳性检出情况中，藏族高于土家族高于蒙古族高于回族，但差异没有显著性。分析分量表阳性检出情况，PND阳性检出率由高到低依次为藏族、蒙古族、回族和土家族，OBC阳性检出率由高到低依次为蒙古族、回族、藏族和土家族，差异均有显著性，见表5。

表4汉族和少数民族大学生人格障碍筛查阳性率比较[n(%)]

Table 4 Comparison of positive rate of personality disorder between students of Han nationality and

minority freshmen[n(%)]

表5 不同少数民族大学生人格障碍筛查阳性率比较[n(%)]

3讨论

大学阶段是人格发展和定型的重要阶段，诸多人格问题在大学阶段开始显现，存在人格障碍的学生，往往适应不良或社会功能受损，致使其本人或他人遭受痛苦，给个人、家庭和社会带来不良影响。既往研究多使用艾森克个性问卷来评价人格特征[8-9]，本研究使用了较为专业的PDQ-4来筛查人格障碍，将人格的筛查更为量化。本研究结果显示，在中国，大一新生PDQ-4总分与普通人群比较分值较高，分量表分值中，分裂型、偏执型、依赖型、表演型、边缘型分值高于普通人群，也验证了其他同类研究结果[10]。提示大学阶段尤其是大一新生阶段是人格障碍和诸多心理问题发生的关键阶段，非常值得关注此阶段学生的心理状态以及人格偏离，采取相应措施，避免远期影响。

3.1人格障碍的发生存在性别差异

男生人格障碍阳性检出情况总体高于女生，尤其体现在分裂型、表演型、自恋型、边缘型和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的阳性检出率男性显著高于女性，而女性在回避型人格障碍的阳性检出率方面高于男性，部分验证了其他国内类似研究的结果[10]，也与国外类似研究的结果一致[11-12]。分析其原因可能与社会文化赋予男性和女性的性别角色不同，性别角色构成了男性和女性的基本态度和情感，男性和女性心理特点和气质各异，既往研究也显示，性格角色与人格特点明显相关[13]，男性好动、反抗、顽皮等性格特点可能最终造成其容易出现分裂型、表演型、自恋型、边缘型和反社会型人格障碍，而女性柔弱、善于忍让的性格特点也导致女性更容易出现回避型人格障碍。

3.2部分分型的人格障碍分布存在地域差异

偏执型和反社会型的阳性检出率西部大学生最高，东部大学生最低。可能与西部地区相对落后，接触新信息较少，信息更为闭塞，学生在入学前接触外界机会较少，容易一过性的产生一些人格偏离有关。

3.3部分分型的人格障碍存在民族差异

偏执型阳性检出率少数民族大学生高于汉族学生，表演型阳性检出率汉族学生高于少数民族学生。这一结果与既往研究中提示的部分少数民族的学生来自恶劣的气候和地理条件，民风虽然淳朴，但也影响了他们自我意识发展，容易出现偏执的性格，同时汉族学生相对于其他民族学生具有一定掩饰性，而少数民族学生民风更为淳朴[19]是一致的。分析不同少数民族人格障碍阳性检出，结果显示，偏执型阳性检出率由高到低依次为藏族、蒙古族、回族和土家族，这可能是由于藏族和蒙古族等游牧民族因长期在旷野生存与各种自然侵害作斗争[14]所致。蒙古族和回族学生强迫型人格障碍的检出率较高，可能与他们各自的民族特点和文化习俗也有较大关系。

多民族大一新生与普通人群相比，存在性别、民族、地域和大一新入学等多种特征，加之这个年龄段是人格形成的关键时期，非常值得关注，有必要后续加强随访和干预研究，进一步明确人格障碍发生的原因和转归，有针对性的开展干预研究，在人格尚未最终形成的关键时期减少人格障碍的发生，避免后续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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