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城

两百年前的1818年5月5日，平平无奇的一天，一个婴儿的哭声打搅了特里尔城的清梦。母亲露出慈祥的笑，父亲则高高捧起他，指望这个孩子子承父业。当时没人会想到，未来两百年，这位小城律师之子会深刻改变这个世界，颠覆以往对人类历史的认知，不但让资本权贵惧怕，而且为无产阶级的运动确立了百年不朽的指导纲领。他就是卡尔·马克思，不仅是一位哲学家，更是伟大的实践家。他的思想如同寒夜里的一盏灯，指引饥寒交迫的子民挺直脊梁、争取权益，发出冲击资本主义的响亮呐喊。

2018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纪念马克思，为的不是供奉一个死去的经典，而是要关照我们的现实。到如今，近两个世纪过去，马克思主义对现实的解释和指导力量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早早觉醒的青年骑士

1836年8月，一群特里尔（位于德国西南部的城市）同乡会的学生打破了波恩城的宁静，他们和普鲁士的贵族学生在校园决斗，一位浑身散发着酒精味的青年险些丧命。在德意志，每一天都有这样的斗殴发生，谁能够想到，这位受伤的青年，有朝一日会成为全世界无产者的思想导师，向资本主义这只庞大巨兽发起进攻。

他是卡尔·海因里希·马克思，在官方资料里，他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哲学家、革命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生前身后，他被仰慕者视作圣贤，但这位律师的儿子，青年时期却像一个古惑仔。与家人游玩，他是令姐妹们害怕的暴君，把姐妹从特里尔的马库斯山坡上驱赶下来；在学校念书时，他是典型的问题少年，不但酗酒，而且携带学校禁止的武器、参与械斗；与同学交往，他尖酸刻薄，写诗讽刺有过节的同学，嘲笑农村来的同学是笨人；更令人头疼的是，他花钱如流水，一年要花700塔勒（德意志等中欧地区的一种货币单位），须知，一位富家子一年的平均花销只是500塔勒。

18岁前，马克思虽然像极了一个纨绔子弟，但很多方面又呈现出他的与众不同，表明他的潜力。一方面，他酷爱思考，重视精神层面的知识追求，对费尔巴哈、黑格尔、康德等人的学说不乏真知灼见；另一方面，马克思是一个真性情且敢于反抗的人，圆滑这个词在他的字典里是没有的。

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年纪轻轻，就有雄心壮志。他在17岁时就语出惊人，立志“为人类的幸福而工作”——在中学毕业论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他说：“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学生时代，马克思还是一位浪漫的抒情诗人。进入波恩大学后，作为一个法律系学生，他却在大一的十门选修课程中选了四门文艺类科目。课余时光，马克思靠写诗打发时间，他“把全世界都画满了线条，但是却把精神忘得一干二净”。他加入了一些诗歌俱乐部。在给家人写信时，他习惯附上自己的诗歌，尽管父亲无法读懂。老马克思担心他陷入魔障，为此规劝道：“你的天分着实使我感到高兴，对它我寄予很多期望。但是，如果看到你成了一个平庸的诗人，我会感到伤心的。”

父亲深知，自己无法动摇儿子的意愿。整个1836年，马克思依然沉浸在诗歌的王国，《爱之书》《歌之书》和《献给父亲的诗册》，大半是那一时期的作品。马克思的诗歌摆脱青年常有的为赋新词强说愁，他的诗作慷慨激昂，立意宽广，像一把把长枪，彰显新锐骑士的决心。就如同他自己所写的：“面对着整个奸诈的世界，我会毫不留情地挑战，让世界这庞然大物塌倒，它自身扑灭不了这火苗。那时我就会像上帝一样，在这宇宙的废墟上漫步；我的每一句话都是行动，我是尘世生活的造物主。”

也是在1836年，马克思了却了自己的一桩心事——回特里尔向燕妮·冯·威斯特华伦求婚。那一年，马克思18岁，燕妮22岁。他们的爱情一开始是极为艰难的，燕妮出生于贵族家庭，来自家族的阻扰致使两个相爱的人不能在一起。燕妮苦苦等待了七个年头，在这七年里，两人极少能够见面，只能通过书信取得联系，但燕妮十分理解马克思。婚后，燕妮更成为马克思不可或缺的得力助手，常常负责誊写马克思的手稿，纠正其中的错别字。虽然婚后的生活极为贫困，但马克思与燕妮却相互扶持，最终白头到老，谱写了一段爱情佳话。

1836年转瞬即逝，1837年是马克思生命的一个转折点。不只是因为他来到学风严谨的柏林大学，还因为他在思想层面的重要反思。他与康德的新唯心主义分道扬镳，尝试接受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并加入青年黑格尔派。他比别人更清楚自己想要什么，这个改变源于一次深刻的精神危机。

这次危机首先还是哲学上的，马克思致力于通过知识来改变资本世界的困局，但康德的新唯心主义显然无法承担这一功能。也是从这一刻开始，马克思成为一位坚定的唯物论者。当父亲还以为马克思专注于诗歌幻想时，马克思却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1837年夏天，在大病一场后，他烧掉了所有未完成的诗歌和小说，同时，他开始戒酒、克制斗殴，把自己关进书斋里，在厚厚的笔记和书本里，悄悄完成思想的觉醒。

他潜心读书，不是为了做一个穷经皓首的学者，他立志为底层大众发声，通过自己的实践戳穿权贵的虚伪，为无产阶级争取话语权。身处资产阶级氛围浓郁的普鲁士，一方面，马克思目睹了德国军队的强大和资本主义惊人的生产力；可另一方面，资本世界的权贵却逐渐垄断了话语权，而大街小巷仍不乏衣不蔽体的穷人。巨大的贫富差距触目惊心，看似宏伟的世界实则千疮百孔，一个有良知的哲学家不会对此视而不见。

原本，马克思还对普鲁士的教育体系抱有幻想，他想谋一份教职，过体制内学者一样的生活，但因黑格尔的革命精神和思想触及了封建普鲁士政府的利益，马克思被普鲁士的教育体系拒绝了。机缘巧合下，24岁的马克思成为《莱茵报》的主编，报业背后的大股东是一些与普鲁士政府对抗的商业资本家，他们喜欢马克思。

马克思在这一时期写下不少抨击时政的文章，为贫苦人民辩护，对专制制度做尖锐的谴责，揭露社会的丑陋和黑暗，成为名副其实的政治家。很快马克思被当局盯上，《莱茵报》的发行许可证被没收。

马克思的笔就是骑士大战巨龙的长枪，但在1842年之前，他显得孤立无援。

超越时代的洞察者

1842年11月，历史会记住一次在《莱茵报》编辑部的相遇。马克思与恩格斯第一次碰面。两年后，已成为“国际公民”的马克思，又在流亡期间与恩格斯相见于巴黎。未来40年，他们成为共产主义事业最坚定的战友，谱写出一段深厚的友谊长诗。

如果说马克思是挥斥方遒的骑士，恩格斯就是为他遮风挡雨的护佑者。他俩一个刚猛凌厉，一个敦睦怀柔；一个如太阳般炙热，一个像月亮般温和；一个适合当指挥者，一个则是优秀的战略家。马克思、恩格斯二人在性格上十分互补，因此能互相成全。恩格斯看中马克思身上蕴含的能量，是他想做而不得的理想化身。但没有恩格斯，马克思的后半生恐将陷入贫困与奔波。在伦敦，每个月都有曼彻斯特来的汇票存到马克思的账户，那就是恩格斯的雪中送炭。马克思流亡40年，恩格斯是他最坚定的支持者，恩格斯曾笑称：“我一生所做的是我注定要做的事，就是拉第二小提琴，而且我想我做得还不错。我很高兴我有像马克思这样出色的第一小提琴手。”

其实，恩格斯不仅是马克思的挚友，也是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革命家、教育家。他的思辨力并不逊色于马克思，《共产党宣言》是按照他设计的框架写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则体现出他深厚的人类学、社会学功底，以及广博严密的论证方法。而他的另一部著作《反杜林论》则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必读书目，在当时，德国党内面临一个棘手问题——是相信杜林主义，还是站在马克思主义一边。恩格斯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的观点，系统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狠狠地驳斥了杜林主义，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打下坚实基础。

时间回到19世纪中期，当他们在德国初次会面，就已经意识到无产阶级运动在欧洲大陆酝酿的必然性。法国大革命击碎了资本主义的温情泡沫，普鲁士看似繁荣，但大部分资产却被容克贵族据为己有，与欧陆隔海相望的不列颠沉浸于帝国美梦，劳工却已不堪剥削、走上街头。此时的马克思与恩格斯志同道合，关心被压迫的劳苦大众，也一同批判特权阶级和青年黑格尔派。根据公开的书信集，19世纪40年代，恩格斯正计划写一本小册子叙述共产主义的实践问题，并筹备建立工人生活改善协会。他与马克思一拍即合，以报刊、书籍为阵地传播自己的观点，《神圣家族》就是第一次合作的产物。

马克思每到一地，就与当地的社会主义者打交道，他和恩格斯积极聚拢可靠力量，有组织地扩大共产主义的阵营。二人着手改造正义者同盟，这个组织本是德国政治流亡者、工人和手工业者的聚留地。1847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驳斥魏特林的基础上改造同盟，它的新名字就叫共产主义者同盟。11月，在伦敦的雾夜里，当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大会即将召开之时，二人在灯下共同起草了一份强有力的纲领，这就是德文版的《共产党宣言》。

170年前，《共产党宣言》如寒夜中的微火给予千万劳工希望，它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此时，马克思29岁，恩格斯27岁。在《共产党宣言》面世之前，欧洲各地已有大量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但由于缺乏系统的纲领性文件，这些运动组织散漫、周期性短，很容易被瓦解。作为共产党人的第一份纲领，《共产党宣言》站在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上，给无产阶级指明了方向。它一针见血地指出資本主义世界存在的诸多弊端，用激昂真挚的语言找寻政治平等。《共产党宣言》使科学社会主义有了正名之作，被权贵欺凌的无产阶级振臂高呼，这些在“政治”上“一无所有”的人，即将成为天下的主人。

多年以后，《共产党宣言》漂洋过海，在中国也兴起巨浪。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沉睡的东方有人已苏醒，1919年4月6日，成舍我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摘译的《共产党宣言》。紧接着，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等人委托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译稿于1920年8月在上海付梓。一些微妙的变化正在九州万方发生，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活在19世纪的马克思看不到这一幕，1849年，他还在拮据生活和谋求体面的矛盾中度日。在伦敦的日子一度苦楚，最艰难的时候，他的妻子病了，女儿病了，他却没有买药的钱，一连数日只吃面包和土豆。他和燕妮一生育有7个儿女，其中三男一女因贫病而死去。

《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振奋人心，但资本主义正在兴盛之时，革命的星星之火仍不可以燎原。马克思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危机，但他低估了资本主义的维护力量。工业革命后，大量垄断企业出现，资本的集合达到空前地步，一定程度上促使了社会财富的快速增长，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政治稳定，通过政策保全了大部分公民的温饱，使得无产阶级的运动很难得到多数人的响应。

马克思和自己的战友还在继续战斗。1847年至1848年、1857年至1858年的两次经济危机，给予了他宝贵的观察素材。他决意了解资本主义世界的运作机制，深入分析整个资本体系，为反抗资本主义提供完备的“参考全书”，这本书就是马克思用毕生心血撰写的《资本论》。早在1843年，马克思就开始系统研究政治经济学，和书商约定出一本《政治和国民经济学批判》，却因诸多原因“难产”，最终只留下残本《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流亡伦敦后，他重整旗鼓，计划写出六册《资本论》，分别是：《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国际贸易》《世界市场》，但直到他去世也没有完成。

1867年9月14日，《資本论》第一卷正式出版，虽然只印了一千册，却直到1871年才售罄。有趣的是，1872年，当这本书的俄文版出现时，俄国当局判定马克思是一位危险人物，又觉得《资本论》“几乎不能理解”，不会有市场，因此准许它出版。结果，俄文版《资本论》一个多月就卖掉了一千多册。

俄当局的判断也有其道理，的确，这本书晦涩难懂，不是三两句话可以概括。马克思的朋友彼特·福克斯记录过一件事，在收到《资本论》后，他回信给马克思：“得到了《资本论》就好像一个人得到了一头大象，叫人不知道拿它怎么办。”

总而论之，《资本论》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全景呈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秘密，在人类思想史上无疑具有划时代意义。他系统论述了资本主义世界里的生产、分配、原始积累、工作时间、阶级问题、剩余价值、机器和大工厂等。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强调：“资本主义生产——实质上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就是剩余劳动的吸取……”如今，这句话依然不过时，仍作用于社会生活的每一根毛细血管。

不可忽视的是，百年来的每一次全球经济危机，恰是《资本论》畅销的节点，人们依然要读《资本论》来答疑解惑。马克思思想的深邃程度，他对现代社会的洞察力，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

作为思想家，马克思难能可贵的是他的实践力。他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告诉大家：“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他强调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通过劳动来认识和改造世界。他对无产阶级劳动者的关心并不是自上而下的怜悯，而是基于对劳动价值的认可和对社会剥削的愤懑。当他从父亲那里继承财产时，他迅速捐出几千塔勒，武装比利时抗议工人。在英国和法国，他同样动用大笔经费购置军火，声援工人运动，这些举动引起当局者的警惕，马克思一度被比利时政府和法国政府驱逐。

晚年，马克思依然竭尽全力帮助工人运动。当巴黎公社起义失败时，他在伦敦接济了不少工人代表，一边筹款，一边为起义声援。为了不让起义果实被白白葬送，他写出《法兰西内战》一书，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提出自己对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核心观点。

可惜，革命尚未成功，伟人溘然长逝。许多原因造成了马克思的早早离去，燕妮患肝癌是其中之一。眼见最爱的人如枯柴横陈，病情一日日加重，马克思自己却无能为力。加上巨大的写作量，1881年秋天，马克思终于累垮，并患上肺炎。那个秋天，他们的小女儿看见的是“一个病魔缠身的老翁和一个弥留的老妇”。

1881年12月2日，燕妮去世了。伦敦天空雾雨重重，最热情的人也低下头颅，多年以后，见证者恩格斯回忆那一天，平静道：“摩尔（马克思的别名）也死了。”

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在伦敦逝世。他与妻子合葬于海格特公墓的一个小方格中，葬礼非常简朴，除亲属外，加上几位老朋友，仅有11人出席。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肉身虽灭，思想不朽，马克思主义渐渐在其他国家生根发芽。对国人来说，最熟悉的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段历史。

早在清末民初，马克思的学说就传至中国。1902年10月28日，开明知识分子研究强国道路，纷纷翻译介绍西洋读物，梁启超是其中很积极的一个，是他第一次把马克思介绍给国人。那时，马克思被译作麦喀士。梁启超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中提到：“麦喀士，日尔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今之德国，有最占势力之二大思想，一曰麦喀士之社会主义，二曰尼志埃（尼采）之个人主义。麦喀士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之弱者为少数之强者所压伏。”

不过，20世纪头十年，中国知识分子最热衷的还是启蒙运动的一套，对马克思的解读只是零敲碎打，直到十月革命爆发、新文化运动开始，马克思主义才真正在中国传播开来。

巴黎和会后，中国民族情绪空前高涨，知识分子积极研究济世救国之道，以北京各高校为据点，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合作主义、泛劳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都有自己的据点。其中，李大钊和陈独秀是传播马克思主义最积极的先锋，“五四”运动前，二人就在《新青年》《每周评论》和《新潮》等刊物上介绍马克思主义，《新青年》有一份“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就是李大钊主编的，他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讲解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此外，李大钊和邓中夏等人还在北大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传道授业，播散马克思主义于学生之中。另一边厢，陈独秀发表了《劳动者的觉悟》和《谈政治》两篇文章，谈了自己对剩余价值学说、无产阶级专政的看法。

“五四”运动爆发后，国外和国内两条线，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和著作如雨后春笋，竞相问世。在国外，蔡和森深入法国，编译社会主义的经典作品；李达奔走日本，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在国内，上海出版了《共产党宣言》中文版，以及《雇佣劳动与资本》《〈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资本论自叙》《科学的社会主义与唯物史观》等著作。陈独秀等人积极运用社会主义理论武装自己的阵地。不过，当时国内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仍比较教条，注重理论的一面，实践上却墨守成规，为此栽了很多跟头。

救国运动风起云涌，彼时的毛泽东还在十字路口彷徨。是选择无政府主义，还是马克思的哲学？毛泽东决定从革命的实践中明确方向。《实践论》和《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就是他思考的结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提到：“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毛泽东看中了马克思主义对实践的认识，也看到教条化马克思主义的弊端，于是才有“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农民武装革命”“农村包围城市”的斗争方法。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共第一次合作幻灭，留洋归来的教条马克思主义者暴露出自己对中国现实的无知。历经一次次失败、一次次突围，他们却恪守苏联经验，中国共产党走到了生死边上，铁屋子里一片黑暗，醒来的人不知路在何方。

直到遵义会议，中国共产党调整路线，漫漫长夜才浮现一缕曙光。毛泽东挽救了悬崖上的中国共产党，他的思想经过了历史的检验。一方面，他主动放弃攻打大城市，深入农村腹地；另一方面，他加强了军队内部的党政建设，确定党指挥枪的方针。自此之后，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步步提升，真正成为解放中国各阶层的生力军。这一切都离不开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尝试。

1942年，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一针见血地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有些同志却在那里‘无的放矢，乱放一通，这样的人就容易把革命弄坏。有些同志则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这样的人就是古董鉴赏家，几乎和革命不发生关系。”

30多年后，当十年动乱让社会疲惫不堪，“马克思主义如何中国化”的问题再次摆上桌面。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抓住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从主干入手，既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也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下子指出了束缚国人的两大症结，从观念出发，给如履薄冰的国人提振信心。从阶级斗争到改革开放，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重要实践。

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了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第二次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当代中国，最强大的理论武器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治国理政新的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系列重要讲话形成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正在转化为强大的特质力量，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迈向新的成功，创造新的奇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人类思想史上，就科学性、真理性、影响力、传播面而言，没有一种思想理论能达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也没有一种学说能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世界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实践正是这种巨大影响的生动写照。

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吗

马克思去世后，不可避免地被政治家、学者架空为一个符号，借思想家的名气，服务于彼此的立场。为此，各家在记述马克思的生平和思想时都截取了对自己有利的一面，比如暴力专政者对《共产党宣言》的追捧、自由主义者为攻讦斯大林而引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英国学者戴维·麦克莱伦说：“许多论述马克思的著作都受到各种政治斧钺的削磨。假装对任何人的生平做出完全‘中立的描述是不可能的——更别说是对马克思的生平了。关于马克思，有着大量的信息和评论，选择的过程本身就意味着采取了一定的立场。”

与此同时，自《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问世以来，针对它们的批评就不绝于耳。甚至一些共产主义支持者也加入倒戈的行列。马克思的学说在20世纪遇到巨大挑战，技术革命为资本主义续命，后福特主义的消费狂欢消解了人的反抗力。我们所处的世界，一步步接近于福柯笔下的“全景监狱”和居伊·德波所说的“景观社会”。与此同时，消费社会和信息时代对阶级进行了洗牌与重新划分，数据垄断者、消费资料垄断者成为新的剥削阶级，阶级与阶级之间的隔阂和斗争在互联网时代呈现出新的形式，革命在发达国家变得愈发不可能。

马克思的学说预言无产阶级的胜利，但历史的一系列挫折，让人们动摇了信心。尽管唯物史观强调前进的历史难免会有挫折，可更多人已选择掉头离开。即便在推崇马克思的国家，对马克思的解读也呈现出“死气沉沉”的态势，马克思成为一个盒子，什么都可以装；马克思成为一个火药库，各种武器都在其中。介入意识形态的马克思变得愈发浑浊和教条，真实的马克思反而被淡漠了。

放眼环球，马克思主义看似节节后退。崛起的新自由主义一度具有很强的诱惑力，一如《资本主义的新精神》所说，新自由主义“强调水平合作、弹性工时、社交网络与能动性、个人自主与创造力，以取代高度组织化、僵硬封闭的阶序文化”，这对弥合阶层龃龉、粉饰资本主义提供了强大助力。资本主义周期性的自我重整，给予了民众某些安全感，尤其是在苏联解体和西方自由贸易兴盛的时期，社会主义遭遇溃败，新自由主义者对此喜闻乐见。莫非马克思的学说真的到了破产的一天？

马克思主义并未破产，只是忌惮它的人在有意压制它、抹黑它、曲解它。多年以来，资本主义政权从未停止对马克思及其思想的攻讦。从道德问题，到吹捧马克思学说的破产，再到“和平演变”后，借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颜换色”来说明马克思主义的过时。更有甚者，将马克思主义混淆为苏联模式、专制主义、反民主思想、空想社会主义，借一个靶子泼脏水。但是，这些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而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原因，正是由于执政党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曾说：“东欧剧变和苏联的变化，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失败。失败的只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即官僚社会主义。在 21世纪，社会主义仍然有着广阔的前景。”

有人曾說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过时了，立即遭到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的打脸，“次贷危机”直接证明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危机永不终结，次贷危机不过是经济危机的变形，换汤不换药，究其本质依旧是生产商品的相对过剩；有人曾质疑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的论述过时了，说西方的工人阶级现如今都是洋房洋车，哪一位工人赤贫了？君不见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中的标语直接写着“99%”，意思是“99%的老百姓与1%的富豪之间贫富分化加剧”。

资本主义世界普遍的“道德冷漠”亦无法忽视。在小部分人剥削大部分人的制度里，当一个社会以生产和利己作为个体最大驱动力，它的道德环境势必值得怀疑。对于这一点，马克思早有分析，他说：“关键并不在于，当每个人追求自己私人利益的时候，也就达到私人利益的总体即普遍利益。从这种抽象的说法反而可以得出结论：每个人都互相妨碍别人利益的实现，这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所造成的结果，不是普遍的肯定，而是普遍的否定。”

诚然，马克思的一些看法或许并不能完全解释今日世界之变局，但他的思想内核仍闪闪发光，这也是为什么始终有不少思想家坚定地站在马克思这一边，比如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英国学者大卫·哈维等。这些国际学术大咖有一个共同特点——在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马克思主义受到冷落的时候，他们明确地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这充分说明，马克思主义依然鲜活。

邓小平说：“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就像中国的一句古话，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当我们再读马克思，与其照本宣科，不如具体分析。

恩格斯认为人都有三种局限：时代的局限性、知识的局限性和思维能力的局限性。马克思也不例外。今天，当我们回望马克思主义，看到的不是一颗完美无瑕的宝石，而是瑕不掩瑜的思想宝藏。马克思诚然存在一定程度的错判，即便是他本人，也曾在晚年修改许多自己的论断，但是，他对资本主义世界和历史发展的洞察依旧深刻而清晰，只要资本主义世界的顽疾依旧存在，马克思的声音就不会消失。

当下，仅仅将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阐释的工具是不足的，马克思主义是关乎实践的思想，最终目的是改造世界，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部分阉割，仅仅视作经典读物束之高阁，反而违背了马克思的初衷。

严峻的是，时下的青年人正越来越少读《资本论》，甚至较短的《共产党宣言》读下去的人也在逐渐变少。大部分学生淡漠马克思主义，惧怕的不是马克思本人，而是一套灌输式的教育模式。如何更生动灵活地传授马克思的学说，值得中国教育者思考。

尤其值得警醒的是，苏联亡于“官僚社会主义”的前车之鉴仍历历在目，可中国一些沉迷于“权力的游戏”的官僚，早早忘记自己人民公仆的身份，贪污腐化，侵吞国家财产；而在一些官本位思想严重的地方，耍官腔、当老爷的风头更是不减，一些人手握小小的权力就作威作福，成了一方恶霸。他们的所作所为，恰恰是忘记了何为马克思主义、如何实践马克思主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社会主义实践的曲折历程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政党一旦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就会土崩瓦解。共产党人如果没有信仰、没有理想，或信仰、理想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就必然导致政治上变质、经济上贪婪、道德上堕落、生活上腐化。”

一百多年来，有千千万万人纪念马克思，也有千千万万人攻讦他，但“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马克思为人类历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思想遗产，他以实践推动整个人类进步，他突破了可怜的利己主義，把个人命运与人类整体命运结合在一起，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一生无所畏惧。

“为什么在资本主义世界中所有人都对它充满敌意，不想人们去阅读马克思，他们想掩盖什么？”这是大卫·哈维的疑惑，也值得每一个辛勤劳动的人思索，一个人究竟需要多少勇气，才可以直面资本主义世界的铁壁高墙？直到今天，我们仍需要铭记这段宣言——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党人和德国的警察，都为驱除这个幽灵而结成了神圣同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