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正相 施荣新

【摘 要】 梁启超的“强有力之政府”论，就是希望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建立一个善而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政府、对内实现社会秩序有效控制、政治整合，对外建设结构致密的世界“完全国家”。所谓“强有力之政府”就是能实现“国权”与“民权”、中央与地方、立法与行政、“内竞”与“外竞”的强善政府，在学理不乏许多合理的地方，并且客观上得到许多思想家的呼应，但是就实践而言，梁启超所希望强有力政府却没有被建立起来。但是梁启超的这种主张对处于转型中的中国政治建设也有一定启示。

【关键词】 梁启超；强有力政府；学理

辛亥革命以降，旧的政权体系瓦解，各省纷纷响应革命倡言独立施行联邦制，新的政治秩序尚未建立起来，对外列强侵略瓜分豆剖的威胁依然存在，这时梁启超在《新中国建设问题》、《中国立国大方针》、《宪法之三大精神》等文章中集中阐释在单一制国家下建设“强有力之政府”诸多论断。一般，研究者们把此论断称之为“强有力之政府”论。这一思想早已被许多学者注意到，但若从政治学的视角，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就梁启超“强有力之政府”论作一番学理辨析，仍然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所以，我们从梁启超强有力政府提出内涵、必要性、影响进行再探析，以期对当代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些有益的启示。

一、“强有力之政府”释义

所谓“强有力政府论”包含两层含义：第一层则是“对于地方而言中央，地方之权，由中央赋予者，政府之强有力者也”，相反就是“非强有力者也”；或者“中央能实行监督权于地方者，其强有力者也，而不然者，其非强有力者也”[1]显然，梁启超就第一层意思而言是强调中央与地方关系，如果地方权力由中央赋予，并且接受中央监督，这样的政府是强有力的，反之就不是强有力的。就第二层意思看，梁启超认为在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关系上，行政机关人员是否自立法机关出并能否融为一体与政府强有力之间存在正比例关系，即“对于立法府而言行政府，行政府人员，自立法府出，而与立法府融为一体者，其最强有力者也。虽非自立法府出，而能得立法府多数之后援者，其次强有力者也；与立法府划然对峙，而于立法事业，丝毫不能参与者，其非强有力者也；并行政事业，犹须仰立法府之鼻息者，其最非强有力者也”。[2] 具体阐释如下：

首先，在中央与地方牵涉权力的纵向划分上，梁启超趋向于中央集权，同时兼施行低度的地方自治。其实，加强中央集权是梁启超清末民初一贯的主张，如在1905年写的《开明专制论》一文中，他就反复强调，此时中国不能马上实行共和，因为“人民程度未及格”、“施政机关未整备”、“外竞”的需要，政府应该对社会实施强制，为建立“强制的组织”以带领人民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非有强大的中央政府，则不能厚集国力以对外，且行政机关不敏活，易致失败也”。[3]显然，在清季就希望建立一个强大有力的、中央集权的政府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来实现救亡图强。到辛亥革命以降，面对联邦制和单一制两种国家结构哪种更适合“新国家”建设争论嚣然尘上时，梁启超从国家结构的演变规律、中国的历史传统、救亡图存面临的国内外现实条件和局势等方面，力陈单一制是最好的国家结构形式，有利于保障强有力的中央政府集中力量，整合内治以外竞。他言简意赅的说：“吾国今日所要求者，首在得一强固统一之中央政府”。[4]但不是完全忽略地方政治集权，他一再澄清自己所言的集权和分权与时人所言的不同本意，时人所言的集权与分权不过是“京师与各省”权力的纷争罢了，而我们必须知道“集权和分权实相属的名辞，非相对的名辞也。今世界完之全国家无不务行极巩固之集权制，同时亦无不务行极缕析之分权制者，盖政务之种类性质不同，其宜极焉者，则集之惟恐不坚，其宜分者，则分之惟恐不细”，所以梁启超主张集权就是“集之于唯一之中央政府”，分权则“分之与无量数之城、镇、乡两个极端同时骈行，不相妨也，适相济也”。正所谓“吾党极端主张唯一最高政府之集权，同时又极端主张下级自治团体之分权”。[5]

其次，正如张朋园先生所言，“立法与行政，孰轻孰重，此牵涉到‘主权在民与‘主权在国家”[6]两个基本的政治理论问题。关于这两个基本理论上的回答不同，在民国初年形成两种不同的学说流派。主权在民主者认为真正的民主是人民权利的充分实现，而通过民选政府职员（广义的政府），现实政治实践中全民民主又是不可能的，所以立法机构的作用尤为关键。但是主权在国家派中的梁启超则认为中国积弱百年，应该注重发挥行政权力的作用，他对历经古今思想的追述，西方或中国都有主张行民权的，也有主张行国权的，如中国古代法家主张以国权为重，儒家以民权为尊，而此时应“稍倚重国权主义以济民权主义之穷”，[7]行政机关的人员出自立法机关，同时立法机关紧密“融为一体”的政府才称为最强有力的政府，否则都不是强有力的政府。这样的政府还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曰善；二曰强”，所以一方面突出政府在社会中力量强、高效的同时，“必以得良政府为前提”。[8]

再次，梁启超认为从无论国内国外形式看建立这种“善而强”的政府都是非常必要的。辛亥革命成功后，结束了君主专制瓦解了旧政权体系，国内纷乱，秩序全破、国家整合力及其孱弱，所以“非得一极强有力之中央政府，何以为国”。在民国建立初始，强有力政府在政治建设是不可或缺，这对于解决“人民与国家关系之薄弱”、“人民进无所怙恃，则不得不退而各自为谋。各自为谋而无董率之者……而公共事业遂无一能举”等弊病是必要的。[9]就对外原因而言，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长期深受列强的凌辱和欺压，所以梁启超在“物竞公例，适者乃存”的进化和国家主义理论基础上，认为“今世界以国家为本，凡一切人类动作，皆以国家分子之资格而动作者也”，而且“惟大国为能生存”。所以“人民能建设完全国家者则日以荣”，相反则“日以悴”，至于如何建设这种各分子“结合致密”，梁启超认为“在今日国竞极巨之世，苟非得强有力之政府，则其国未有不式微者”。[10]

二、“強有力之政府”学理认识

平心而论，在近代中国内忧外患未出情势下，辛亥革命后又面临“新国家”建设之际，梁启超所希望建立一种以“善”为前提的合理调节调和中央与地方关系、行政与立法关系，并在集权的中央政府领导下对内实现政治整合，维护社会秩序，对外集中力量把所谓“新国家”——民国建设为致密的世界完全国家的强有力政府，这种思想主张在学理上是具有一定的根据。如时人钱端升认为，“无论是增进人民的智识及健康也好，或增加人民生产能力也好，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必绝对无成的”；[11]宋教仁在《复孙武书》中也认为“廿世纪之中国，非统一国家、集权政府不足以图存于世界”。[12]马敏通过对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考察，指出贫穷落后的东方大国要启动现代化，它“必须要有一个统一的、独立的民族国家，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这是实现现代型经济增长和国家现代转型的必要的制度前提。”[13]同样，在美国历史上，当联邦政府的权威受到威胁时，联邦党人汉密尔就曾经明确指出：“目前的联邦不足以维持联邦，为了维持一个至少需要同所建议的政府同样坚强有力的政府；新宪法与共和政体真正原则的一致，新宪法与你们的州宪是相类似的，以及，通过新宪法对维持那种政府，对自由和财产的进一步保证”。[4] 可见，梁启超强有力政府思想主张客观上得到许多中外学者的呼应。

但是，在“新国家”的建设实践中这种政府却没有建立起来，可是如上所举，如下所言从政治学角度看他要求在特殊时期加强中央集权制、维护中央权威在学理和实践上都是不乏许多合理之处的。正如恩格斯说“集权有其存在的历史的和合理的权利！集权是国家的本质、国家生命的基础，而集权之不无道理正在如此。每个国家必然要力求实现集权，每个国家，从专制君主政体起到共和政体止，都是集权的。美国是这样，俄国也是这样。沒有一个国家可以不要集权，联邦制国家需要集权，丝毫也不亚于已经发达的集权国家。”[15]在必要的时期凸出政府在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维护党中央的合法性权威在现代政治现代建设中也是必要的。因而，早在 1988 年邓小平就强调：“我的中心意思是，中央要有权威 。改革要成功，就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 。没有这一条，就是乱哄哄，各行其是，怎么行呢？”[16]所以面对当前我国社会加速转型，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各种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也不断显现，如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贫困问题、贫富差距问题、医患问题、暴恐问题、国家安全问题、国际争端问题等等，更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尤其是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权威。因为，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中央集权来协调和统筹，同时发挥各级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2][3][4][5][7][8][9] 张品兴等编：梁启超全集[C].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2494.2494.1545.2437.2498.2564.2567.2489.

[6] 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3.11.

[10] 钱端升.民主政治乎？ 极权国家乎？ [J].东方杂志.31卷1号，1934-01-01.

[11] 陈旭麓主编. 宋教仁集（下册）[C].北京：中华书局，1981.405.

[12] 马敏：现代化的“中国道路”—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若干思》[J].中国社会科学，2016.9.

[13][14] [美]汉密尔顿等著，程逢如等译：联邦党人文集[M].上海.商务印书馆，1980.6.

[1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6.

[16]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77.

【作者简介】

王正相（1991-）男，汉族，云南镇雄人，西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施荣新（1992-）男，汉族，福建龙湖人，西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