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年代，什么也不缺了，再也不用挨饿受冻，但为什么我们还是会伤感？”这话来自路遥的《平凡的世界》。

是的，在上世纪中叶新与旧发生颠覆性变化的那个年代，我们曾经仰仗辉煌的精神活着，活在全新的政治价值里，活在民族解放、世界太平的荣耀里，我们把这个叫做翻身做主人的尊严。但是，当一种新的艰难更其难堪地摆在人们面前的时候，做主人的尊严便再不能在食难果腹衣难蔽体的羞涩里安之若素。是的，马斯洛说得很清楚，在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的层次架构中，生理与安全的需求比尊严更直接、更迫切。

所以，我们会在那些面向历史的作品里看到与在匮乏里艰难的灵魂不期而遇。

莫言在散文 《忘不了吃》里，用戏谑的语气叙述自己童年和少年时代的挨饿记忆，他说： “对饥饿的人来说，所有的欢乐都与食物相关。那时候，孩子们都是觅食的精灵，我们像传说中的神农一样，尝遍了百草百虫，为扩充人类的食谱作出了贡献。”

但是其中隐藏着更多可怕的细节和饥饿的经验，却不是轻易的想象就能体会到的： “……大概是1961年的春节吧，政府配给我们每人半斤豆饼，让我们过年。领取豆饼的场面真是欢欣鼓舞的场面。有的人，用衣襟兜着豆饼，一边往家走，一边往嘴里塞。我家邻居孙大爷，人没到家，就把发给他家的豆饼全都吃光了。他一到家就被老婆孩子给包围了，骂的骂，哭的哭，恨不得把他的肚皮豁开，把豆饼扒出来。可见爱在饥饿的人群里，要大打折扣。孙家大爷躺在地上，面如灰土，眼泪汪汪，一声不吭，任凭老婆孩子撕掳踢打。孙家大爷当天夜里就死了。他吃豆饼太多，口渴，喝了足有一桶水，活活给胀死了。那时我们的胃壁薄得如纸，轻轻一胀就破了。孙大爷死了，他的老婆孩子，没掉一滴眼泪。……这次年关豆饼，胀死了我们村十七个人。”

当人们的攫取食物的愿望超越了其他一切的欲望和伦理规法，生存本身成为了那个时代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可是今天，我们不再受到生存威胁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还是感到缺匮与不快？我们又仰仗什么活着？

我们仰仗什么活着？当我们细究这个问题的时候，会不会突然感到一种在几十年里未得进化的惶悚？在上世纪50年代一穷二白的大饥荒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以后，我们还是生活在对物质无尽的渴求与占有的欲望里。半个世纪里，我们不停地在以各种物质的名义向世界宣称我们的强大、我们的进步，我们以地主富农的心态抚摸着自己穷怕了的那颗脆弱的心脏，对不断累积的物质利益爱惜得有如巴尔扎克笔下的守财奴；不仅如此，我们更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将来捆绑在各种借贷上，不知是我们在消费着房子车子，还是各种物质在消费着我们的青春，甚至我们的生存、我们的尊严？我们生活是变得越来越丰富，还是变得越来越 “操劳与烦畏” （海德格尔）？

当然，出于某种尊严的需要，我们今天懂得把那赤裸裸的欲望掩饰起来，钱钟书曰之 “掩饰文化”：“吃饭有时很像结婚，名义上最主要的东西，其实往往是附属品。吃讲究的饭事实上只是吃菜，正如讨阔佬的小姐，宗旨倒并不在女人。这种主权旁移，包含着一个转了弯的、不甚朴素的人生观。辩味而不是充饥，变成了我们吃饭的目的。舌头代替了肠胃，作为最后或最高的裁判。不过，我们仍然把享受掩饰为需要，不说吃菜，只说吃饭，好比我们研究哲学或艺术，总说为了真和美可以利用一样。有用的东西只能给人利用，所以存在；偏是无用的东西会利用人，替它遮盖和辩护，也能免于抛弃。” （钱钟书《吃饭》）

这个讽刺文本揭示了从过去到现在我们生存的一种真实：半个世纪对财富的的孜孜以求，使我们逐渐摆脱物质的匮乏，但另一种匮乏——一种精神性的虚荣——一种更深刻的匮乏却在更其恣肆地蔓延开来，谁也不能预估其灾难性结果的边界。

苏联时期布罗茨基在他32岁的年轻生命里经历过这两种交织的匮乏。

“在苏联，人均最少居住面积是九平方米。……每一个地方的财产法都艰深晦涩，但有些地方比另一些地方更艰深晦涩，尤其是如果你的房东是国家的话。例如，这完全与金钱无关，因为在一个极权国家里，收入级别相差无几——换句话说，大家都同样穷。你不是购置你的住所：你至多只是有资格获得和你以前拥有的相同的平方。如果你们是两个人，而你们决定生活在一起，那你们就有资格获得相当于你们以前的住所的总平方。”这是布罗茨基在 《一个半房间》里陈述的斯大林时代的贫穷景况。住所的窘迫并非是真正的贫穷导致的，而是斯大林时期独裁之下的结果，一个国家政治性虚荣的结果。布罗茨基和父母三人在斯大林时代失去了财产、安全和尊严，生活在彼得堡的一个苏维埃公民的集体宿舍的一个半房间里。费吉斯在 《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中提及一位幸存者居民对集体宿舍的生活的回忆： “这种感觉不同于我所经历的镇压、逮捕、监禁、流放，但在某一方面，却更为糟糕。流放中的人仍能保留自我的意识，我在共用公寓里所感受到的，却是内心自由和个性的全然窒息。我每次走进厨房，受到聚在那里的一小群人的审视，就会感到这种窒息，就要启动自我控制。成为真正的自己，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斯大林时期结束之后，赫鲁晓夫时代的短暂开放让布罗茨基这一代人接触到一种充满物质欲望的文化，彼时，布罗茨基觉得，一种为少数人掌握的西方艺术精神已经日薄西山，自己成了这个世界上 “关心文化的最后一代人”。

这种物质与精神双双缺匮的境况在整个苏联时期始终存在。32岁那年，因思想与独裁不合而被判为 “寄生虫”、被塞进一架飞机、“欢送”出国后，布罗茨基在其美国流亡生活中作 《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 （1899-1980）：讣文》，篇首数言补证了那个时代性的 “缺匮”： “在自己八十一年的一生中，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有十九年是当代最伟大俄国诗人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的妻子，有四十二年是他的遗孀……成为一位伟人的遗孀在俄国几乎已是一种职业，这个国家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制造出如此之多的作家遗孀，到了60年代中期，她们的人数已足以组成一个行业工会。”

时代的缺匮与个人的缺匮一样，它们共同的错误，正在于不能从本质上正视自己的存在，一如王小波所叹惋： “生活无可避免地走向庸俗。”

存在的本质是什么？

海德格尔把我们的世界归结为“生存结构”，也即此在与自身、与世界相关联的基本方式：理解，置身性，言谈 （语言是存在的家）——海德格尔把这个结构整体确定为 “操劳”，也即，此在的存在也就成了操劳：人就是操劳。

对海德格尔来说，时间首先是被嵌入 “此在”的，它与操劳是密不可分的。根据海德格尔的观点，与操劳捆绑着的时间是存在论上的首要者，在与时间的日常打交道中“此在”才第一次发展出了一种客观的 （科学的）时间，通过此在可以计算和制定计划，而计算和制定计划都是与操劳捆绑着的。

由此看来， “缺匮”似乎本就是一种常态的生活，因为缺匮，所以操劳——这就是我们充实的人生，也是我们之所以体验此生的意义之一。早在人类思考的初期，柏拉图在 《理想国》里即把国家分成三等人，也即人的灵魂的三种品质：欲望 （典型例子就是干渴和饥饿，每个人的欲望就是得到自己本性所要得到的东西）、理性 （限制欲望的施展）、激情 （我们借以发怒的那个东西）。饥渴吃喝是灵魂里最低贱的成份，正义的人使得自己灵魂中的这三种元素井然有序。在缺匮与理性激情之间 “操劳”存在，构成我们生活的全部意义。

诞生伊始，生活的温软轻抚、暴戾摧残无一不在削去狂者的棱角，磨平狷者的勇气。我们用 “合理”来解释软弱的生活方式——即使我们、甚至一个时代的缺匮已经荒诞到有失 “合理”。我们精于计算每一步的琐碎得失，把 “挣脱绳索，走向荒漠”看作希望渺茫、乃至绝望的作为，却不肯怀抱鲁迅“希望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豁达。生命往往为我们指出了一条荆棘之路，这时，离群索居、溯流而上的英雄主义似乎才是一把称手的荆棘刀；看清现实的绝望，知其不可而为，似乎才是荒谬之下的若愚大智。

英雄的灵魂否认神灵，勇于构建独立精神，实现自我存在价值。他们异端的举止，有若伊卡洛斯披上蜡做的翅膀，一再高飞，飞向既定的死亡——荒诞至此，是理性精神对 “乌合之众” （古斯塔夫·勒庞 《乌合之众》）和 “我们” （叶甫 《我们》）的不群。罗曼·罗兰归结出世上唯一的英雄主义，那便是“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真相或许肮脏，但仍把生命义无反顾地献给生活，不逃避不气馁，足见其热忱；真相或许美好，然而去拥抱它，却也需要走出俗世围困的勇气。缺匮无人的荒野，是未知而有的恐惧，却因而才有了不被限制的自由，有如苏珊·桑塔格指称布罗茨基着落在了美国，像一枚从另一个帝国射来的善良导弹，承载的不仅是他的天才，还有诗人源自俄国文学崇高而严苛的威严感，和由此走向世界的格局。

在缺匮中生存，不免遭遇虚无的疼痛；而疼痛却是生命力的表征。荷马所称 “荒谬的英雄”西西弗斯，对自己的悲剧是尤其清醒的，清醒之上，是天真到荒谬的精神性目标，其中囊括了对空洞无意义的人生的击破、对操劳本身的敬重，对永劫轮回中存在感的负重思考。他携带着从未打算实现的精神性目标，向着生命的终极意义探询，这不是杰克·凯鲁亚克 “在路上”的迷惘与困顿，而是一个英雄向着荒谬最大的致敬，是向着荒野自由决绝深入的背影。

“我为什么留在外省？” （海德格尔 《我为什么留在外省》）海德格尔说，城市没有为思想的孤寂留下空间，让事物以其简单且本质的表现来靠近我们。城市允许孤单，但不允许孤寂；城市哺育了 “非常活跃且时尚的 ‘窘困’”，带来了“毁灭性错误”的危险。只有乡土，才是这种奇特而原始的力量，它不是把我们分成单个的人，而是把整个此在放归一切事物之本性的宽阔的近旁。

说到这里，会想到往事，我这个年纪的人，就是物质匮乏年代里长大的，还是忍不住最想小时候夜幕深垂时的终于开饭，昏暗的灯光，浓白的蒸汽，米香的酒，小煤炉上日日一样的青菜豆腐，它们，让家回来……还是忍不住想念那手写书信、单车上学的时候，在那陪伴缺匮的光阴里，因为不能时时通信时时见面而不得不怀有的长长的期待，使我们的心，更为柔软，那日子，也就充满了缓慢的诗意：陌上花开，你可缓缓归来……是啊，什么才是人生归根结底的幸福？什么是此生不可缺匮的专注？当我们漫漶于实有，我们是否正踏上了虚无之途？

“人生就是学校。在那里，与其说是 ‘幸福’，毋宁说是 ‘不幸’才是好的教师。因为，生存是在深渊的孤独里。”海德格尔如是说。让我们诚实地面对缺匮的生活，因为，那是真相，也是必需；而精神之所以成为废墟，正是因为我们还未能诚恳地接受缺匮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