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鲁晓帆

图1 唐勾钦真墓志拓片

唐开元年间，玄宗皇帝曾在全国大力倡导佛、道庙观的建设，一时间唐廷大部地区兴建的佛寺、道观星罗棋布，其数量也难分伯仲。而在大唐东北方的幽州地区，这些宗教信仰的发展与中原地区相比，却是独树一帜、大相径庭。幽州地区的历任节度使对佛教的传播可以说是大力推崇，不仅建立了众多的寺庵，而且还在幽州辖属的良乡县西南的白带山下，留存下了大量佛经石刻，以至连山名都改为石经山。但对于道教的发展，可以说是热心不足、措施匮乏，其辖区内的道场宫观等寥寥无几。这从北京地区历年出土的130余方唐代墓志铭中，也可窥见一斑。其中信奉佛教内容的志主家眷在墓志中比比皆是，而涉及道教内容的可谓是少之甚少，迄今可以说仅有三方半墓志，涉及到了道教内容。一方为2007年北京大兴区出土，唐天宝十二载（753年）上石的“唐故勾府君（钦真）墓志”（图1）；一方为1973年在北京海淀区出土，唐宝应二年（763年）上石的“大唐天宝十三载故开元观道士王公（徽）墓志铭”；另一方为1951年冬天在北京东单御河桥附近出土，唐元和三年（808年）上石的“唐故西河任府君（紫宸）墓志铭”；而这半方即是指与任紫宸墓志一同出土，唐元和八年（813年）上石的任紫宸夫人“桑氏墓志铭”。（图2～3）据志载道士王徽和任紫宸，他们生前曾分别供职于“开元观”和“龙兴观”，逝后又分别葬于唐幽州（顺州）城北及幽州城东的蓟县燕夏乡，即今北京海淀区清河镇的朱房村和东城区东单附近的御河桥，可以说他们是唐代幽州地区信奉道教的代表人物。本文主要是对道士王徽墓志内容进行全方位的考证，以飧读者。

唐王徽墓志（图4），宝应二年（763年）上石，该志于1973年11月在北京海淀区清河镇朱房村出土。根据当时的考古记录，王徽的墓葬为砖室墓，它是由甬道、墓门和墓室三个部分组成。其墓门位于墓室南侧，墓室为抹脚方弧形，东西长4、南北宽3.84米。墓室内北半部为砖砌的棺床，在棺床前的两侧，各砌出一个长方形小平台，北接棺床，东、西各依墓壁。但该墓不知何时已被盗扰，骨殖散乱于墓室中。被盗贼遗留下来的随葬品有黑陶碗1件、彩陶带盖罐4件、双唇陶盘1件以及墓志一合，这些随葬品现今除墓志铭外，均收藏在首都博物馆中。墓志的质地为青石质。志石高、广均为42厘米。志文为行、楷书，首题“大唐天宝十三载故开元观道士王公墓志铭并序”。志文共19行，满行16字，共计301字。志盖为盝顶，高、广均为42厘米。正中篆书“王君墓志”4字，2行，行2字（图5）。其四坡从十二点位顺时针阴刻有兽首人身十二辰立像。四角各阴刻有三条斜线纹。虽然墓志未见书撰者的名讳，但此志文的书体却有着很独特的风格。其书体主要是为行、楷书，但它又保存了一定隶书的笔意，应属于带有行书笔意的唐楷，但亦有北碑的面貌。志文虽然整体为行楷书，但它却又排列整齐，且字体生动，别具匠心。并非如常见唐楷之法度的谨严，而是体现出一丝自由与欢快的气息。加之此志文糅合了隶书、魏碑、行书三种书体，故而显得颇具其特点。墓志拓片还见载于《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藏墓志拓片》《新中国出土墓志·北京卷》《唐代墓志汇编续集》《隋唐五代墓志汇编》等多部书籍。现志石正在位于五塔寺的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的陈列中展出。为便于读者对照考证，现抄录原文（符号」为换行，另加标点）如下（图6）：

（盖文）

王君」墓志

（志文）

大唐天宝十三载故开元观道士王公墓志铭并序

公讳徽，字仙徽，其先太原人也。系公高之」绩，累毕万之末。绵绵瓜瓞，绍周胤唐，源长」派深，传刀莁水者不可得而言已。高祖父嶷，」果断雄乐，怀师土之性，回家蓟门焉。今」顺义郡人矣。祖父师，唐武强尉，作人令范。」父览。为郡録事参军，斧藻清规。公行厌回」骞，才钧贾、马，迹浮心隐，体物知章。乡豪推」迁，道俗钦揖。爰自弱岁，栖身道门，符紫气」之精，契金章之録。岂其函开西没，脱翼归」仙，知命之年，果弃尘俗。呜呼！吾生有极，宠」辱若惊，巾冠乍留，凫舄长注。侄男希之，哀」号冈极，触地无容。知砂劫有穹，逝川难驻，」遂力莳松槚，大开园茔。即以其载龙集癸」卯，窆于故顺州城北平原，礼也。可谓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其祠曰：绵绵高万，动」劳锡羡，有厥氏兮。肇古迄今，王族根深，邦」之贤兮。公之祖父，匪荣是怙，苟顺时兮。惟」公好道，归神昊苍，故勒铭兮。

图2 唐任紫宸墓志拓片

图3 唐任紫宸夫人桑氏墓志拓片

图4 唐王徽道士墓志

志云：“公讳徽，字仙徽，其先太原人也。系公高之绩，累毕万之末。绵绵瓜瓞，绍周胤唐，源长派深，传刀莁水者不可得而言已。”志文说王徽籍贯是为唐河东道太原郡，为毕公高、毕干（此志记毕万）的后人。而王姓源远流长，在历朝历代都是枝繁茂盛，做出成绩者众多。《元和姓纂》载：王姓“出太原、琅琊，周灵王太子晋之后。……出姬姓毕公高之后。……河东者，殷王子毕干子孙，号王氏”，志与史载相合。

图5 唐王徽道士墓志盖

墓志首题：王徽“大唐天宝十三载故开元观道士”，这里是说开元观道士王徽在大唐天宝十三载（754年）去世。道教的“开元观”与佛教“开元寺”的建立，这在唐代的开元年间可是个头等大事，这与唐玄宗大力倡导信佛信道大有关联。在《唐会要·尊崇道教》载：开元“二十六年六月一日，敕每州各以廓下定形胜观寺，改以开元为额”。又载“二十九年九月七日敕，诸道真容，近令每州于开元观安置。其当州及京兆河南太原等诸府有观处，亦各令本州岛府写貌，分送安置。天宝三载三月，两京及天下诸郡，于开元观开元寺，以金铜铸元宗等身，天尊及佛各一躯”。上述记载就是说在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年），敕令全国各州皆以风景优美的道观、佛寺改名为开元观、开元寺。接着，又在开元二十九年（741年），敕令全国各州建置玄元皇帝庙。而在天宝三载（744年）夏四月，又敕令各州以官方出资的形式，铸造金或铜质的天尊像、佛像送到开元观、开元寺内供奉。经过唐玄宗李隆基在位期间这一系列的措施及推崇，佛教、道教的发展在全国达到鼎盛。但远在都城长安东北方的幽州，又是如何应对唐皇这些敕令的呢？按照大唐的敕令，远在东北方的幽州，也应选择一定规模的寺观，来改建成开元寺、开元观。而据现今统计唐初在幽州城内外分布的佛寺就非常密集，迄今有文献记载的就有20余座，它们既有唐前期太宗敕建的悯忠寺，又有武则天时敕建的大云寺(即智泉寺)，而宝塔寺、仙露寺、云居寺、万善寺、佑圣庵等，这些寺庙的建立即体现了唐代皇族对幽州的重视，又兼有安抚边陲地区的政治意图。而在开元令后建立的寺庵就更多了，仅“开元寺”在幽州管辖的区域，至今可寻的就有3处。一处是位于唐幽州城的东北，据民国时期王树相的《河北通志稿》记载：开元寺“北平新桥路北”，即今天交道口路北一带。一处是在今顺义区城东隅的开元寺，又名兴隆寺，俗称东大寺。庙中曾经立有唐大历五年（770年）试太子洗马郑宣力撰文的开元寺碑；而另一处是在今海淀区的玉河乡白家疃（滩），据清代于敏中等编著的《日下旧闻考》卷一百六《郊垌》中记载：白家滩在黑龙潭西四里许。开元寺有明碑二：一是时任太仆寺少卿安成李纶撰，弘治六年立；一是僧净寿撰，弘治十四年立。……在李纶《重修开元禅寺碑略》中载：“开元寺距都城五十余里，金山口之西，玉河乡之原。旧传唐开元年所建，基址尚存。永乐中，西天佛子大通法王智光上师遭际列圣，赐予甚厚。宣德戊申，奉命兼往大觉禅寺。往来憩息此地，爱其土厚水甘，风气攸萃，意图兴创，出己资，命工市材建立，仍请额为开元禅寺。经岁久，殿宇摧颓。大能仁寺西天国师恩赐金帛修理，既毕工，托予言刻之石。”可见，幽州管辖的区域内与大唐其它地区一样，遵循唐廷旨意、并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修建了多座开元寺及其他一些佛教寺庙。

图6 唐王徽道士墓志拓片

而同时期幽州地区修建的道教观宫却寥寥可数。据元朝末年熊梦祥所著的《析津志》中载：“天长观，在南城归义寺南。内有唐碑三。燕京古道观，惟此一也。”在这位元朝人来看，建于唐代的天长观是燕京（幽州）唯一的古道观。可以说在有唐一代，幽州地区的佛教寺庵到处林立，而道教宫观却仅有天长观一所，即今天的白云观。据《元一统志》所引唐朝刘九霄《再修天长观碑》载，唐玄宗为“斋心敬道，奉祀老子而建道观”。它始建于开元二十九年（741年），观内至今还保留有一座唐时用汉白玉雕刻的老子坐像遗物。《大唐六典》记载：道观在每年正月十五日、七月十五日、十月十五日以及皇帝诞辰日，都举行祭祀。而皇帝诞辰日称“千秋节”，又称“天长节”，因此，该观得名“天长观”，这也是北京地区有记载的第一座道观。就是这唯一的观宫，在刘九霄生活的唐咸通年间，也因“建置年深，倾危日久”。通过现今北京房山石经山隋唐碑刻的记载可知，幽州的统治者以及当地民众，一直是持续高涨地支持幽州的佛教事业，下层的人士尽其所能捐款捐物、刻经建碑，而上层人士大刀阔斧的捐宅舍第、建庙立庵。仅《元一统志》中所记在幽州城内开元后就建有胜果寺、兴禅寺、天王寺、金阁寺等数十所。其中，与幽州最高统治者有关的佛寺就有:范阳节度使史思明受封为归义王后而建造的归义寺；幽州节度使刘济舍宅而建的崇效寺；幽州节度使刘总出家舍私第而建的报恩寺。贞元年间，节度使刘济请凝寂大师弘扬佛法之地的天城院，在大中末，被幽州节度使张允绅奏请改名为延洪寺。唐宣宗在大中年间巡视幽州时，曾在城中名寺中留憩，节度使张允绅奏请宣宗皇帝赐额为“善化寺”。而对于幽州城内道教的天长观，却少有人关心，以至于其成了危房也少有人过问。咸通年间被史上公认较为开明的幽州卢龙节度使的张允绅，实在看不下去，即《再修天长观碑》载：“伏遇太保相国张公秉权台极，每归真而祈福，察此观字久废，遂差使押衙兼监察御史张叔建董部匠作，功愈万计。大唐咸通七年（866年）四月，道士李知仁重模。”差遣人员修缮天长观，而这都是天长观建成100多年以后的事情了，对比可见幽州最高统治者对道教的重视程度。

幽州在有唐一代没有建开元观，那么，王徽志文里所说的开元观在哪儿呢？幽州卢龙节度使管辖的范围广大，特别是“安史之乱”以后，范阳节度使（幽州卢龙节度使）下辖有幽州、蓟州、妫州、檀州、易州、定州、恒州、莫州、沧州等9州。而与幽州房山县比邻的易州可以说是当时北方的道教中心，据悉王徽就应在易州的开元观就职。据考证开元观原址，在今河北省易州城外的西侧，至今还有其建筑遗址，它是唐代幽州卢龙节度使管辖范围内规模较大的一处道观。它的出名是与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年)最著名的《道德经幢》曾被竖立于道观内有关。据传经文还是唐代大书法家苏灵芝所写，这已成为当今研究唐代书法艺术的重要实物。经幢高约6米，分为幢座、幢身和幢顶三个部分（图7～8）。其八角型的幢顶，为今天研究唐代的建筑风格提供了实物资料。幢身正面正楷大字竖书“太上玄元皇帝道德经，大唐开元神武皇帝注”，下刻有“开元二十年十二月十二日”敕文。尾题“易州刺史兼高阳军使赏紫金鱼袋上柱国田仁琬奉敕立”，“开元二十六年岁次戊寅十月乙丑朔八日壬申奉敕建”。这易州开元观的《道德经幢》是唐以后历朝历代道家门派校释老子《道德经》的一个重要范本。到了南宋乾道五年(1169年)时，为了更好地保护《道德经幢》，并且方便道徒的顶礼膜拜，它又被迁移到易州城内更大的龙兴观中。而龙兴观是唐代易州城中最为著名的道观，这在今天北京出土的《唐任紫宸墓志铭》中就有记载：“大历中（772～774年），故节使丞相朱公，特里赏锡度，冠加华岳，帔挂云霓，俨然道容，而贯龙兴也。”就是说龙兴观在唐大历年间，还得到幽州卢龙节度使朱泚的支持和命名。可见，幽州的个别节度使对道教的传播与发展，也是有一定关注的，起码当时的节度使朱泚，就曾为龙兴观命名。龙兴观今天已成为全国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墓志中记载王徽道士逝于天宝十三年，按此推断其在生前的开元年间，《道德经幢》就已立于开元观内。王徽道士有幸在有生之年。看到由皇帝亲自校勘的《道德经幢》，无疑对他的道门生涯起到了很好的鞭策作用。

志文详记了王徽上三代。志云：高祖王嶷“果断雄乐，怀帅土之性，因家蓟门焉。今顺义郡人矣”。这“雄乐”即谓特别的喜好。而“帅土之性”即“率土之滨”的异写，是谓沿着王土的边涯。《诗经·小雅·北山》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这里的“蓟门”就是代指唐代的幽州。现今的北京早在商、周、秦、汉时期，就有燕蓟之称。但据文献考证，不论是在周汉魏晋时期的蓟城，还是隋、唐时期的幽州城，都没有一座城门是叫蓟门的。而在唐代诗词中，却经常提到“蓟门”这个词，这通常就是泛指唐代以幽州城为中心的幽燕地区，即今天北京，而不是具体是指哪一座城门。如：唐代诗人祖咏的《望蓟门》、于鹄的《送韦判官归蓟门》、刘沧的《送友人罢举赴蓟门从事》、高适的《杂曲歌辞·蓟门行五首》、李希仲的《杂曲歌辞·蓟门行》等等。而诗人王昌龄的《穆侍御出幽州》中载：“一从恩谴度潇湘，塞北江南万里长。莫道蓟门书信少，雁飞犹得到衡阳。”以上这些诗词中所指的“蓟门”，无疑都是代指唐朝的幽州城。而此志文所记“蓟门”，无疑是石刻文物中的又一实例。据《新唐书·地理志七下》载：羁縻州，河北道“突厥州二。顺州顺义郡，贞观四年（630年）平突厥，以其部落置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于幽、灵之境；……六年（632年）顺州侨治营州南之五柳戍；……后皆省。祐、化、长及北开等四州亦废，而顺州侨治幽州城中。……及李尽忠陷营州，以顺州隶幽州都督府，徙瑞州于宋州之境。神龙初北还，亦隶幽州都督府。”可见，王徽的高祖王嶷，曾与唐时在辽河流域一带的东突厥人一同生活过，后又与东突厥人的后裔一起，被唐廷统治者融入到幽州这个多民族的北方城市中。而志文中所记的“顺义郡人”，就是因顺州顺义郡侨治，后又隶属幽州管辖，即也可视为幽州人矣。而王徽其祖父王师为“唐武强尉，作人令范”。在《新唐书·地理志三》载：河北道“冀州信都郡，上。本治信都，武德六年徙治下博，贞观元年复故治，龙朔二年更名魏州，咸亨三年复故名。……县九。……武强。望。”即王徽祖父王师为唐代河北道冀州信都郡武强县的县尉，他做人做事在当时是良好的典范。而武强县尉为从九品下官员，其父王览“为郡録事参军，斧藻清规”。因为是顺州顺义郡人，所以王徽其父王览应为顺州顺义郡的录事参军事，其官阶约为从八品上。这里“斧藻”即修饰。汉代扬雄《法言·学行》载：“吾未见好斧藻其德，若斧藻其楶者也。”在南朝齐国王融的《三月三日曲水诗序》载有：“内积和顺，外发英华，斧藻至德，琢磨令范。”而“清规”是泛指规章制度。志文在这里是说王徽的高祖父王嶷，果断放弃了其特殊的喜好，毅然从边疆返回到王土的内地。因为顺州迁入到幽州城内，从此，就跟随顺州顺义郡寄居在幽州城内，幽州也就成为王嶷的现籍。王徽的祖父王师开始为大唐效力，成为冀州信都郡武强县从九品下的县尉，是当时做人做事良好的典范。而其父王览是大唐顺州顺义郡，官阶为从八品上的录事参军事，他也是个严格按照规章制度办事的人。

图7 河北易县唐玄宗书《道德碑》

志云：王徽“公行厌回、骞，才钧贾、马，迹浮心隐，体物知章。乡豪推迁，道俗钦揖。”志文在这里对王徽的才能做了较为详细的描述。这“行厌”应是“当行厌当行”的略语。是指干这行的就厌这一行。这里是谓入了这道门才知其中的辛苦。志文的“回”是指吴回又叫回禄，即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火神。在《左传·昭公十八年》载：“禳火于玄冥回禄。”杜预注：“玄冥，水神；回禄，火神。”唐代陆龟蒙《销夏湾》诗：“昔予守圭窦，过于回禄囚。”而志文中的“骞”是指西汉时期的探险家张骞。汉武帝时派张骞前往大月氏国，但他被匈奴族捉去囚禁了11年，但他获释后，又再度前往汉朝以西的地方进行探险。他曾经到过现在的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境内。他还给汉代皇帝带回了关于印度、中东以及欧洲诸国的消息。这以后中国商人才带着丝绸和玉石，沿张骞所经过的路线，翻山越岭到了中国西北以外地区做贸易，今人把这条路线被称为“丝绸之路”。志文在这里是谓王徽的入道后，他比较厌恶像吴回的神话取火以及张骞旅行探险一类的事物。而志文中的“才钧贾、马”是恭维王徽的才能可与东汉时期的经学家贾逵和马融相媲美。这“贾逵”是为东汉时期的经学家、天文学家，他曾任侍中，在汉明帝时，他利用朝廷尊信谶纬，上书说《左传》与谶纬相合，可立博士。在章帝时，他又屡次奏称《古文尚书》与《尔雅》相应，用这种办法来提高古文经学的地位。他精通天文学，并发现了月球的运动为不等速。他撰有《春秋左氏传解诂》《国语解诂》等著作。而“马融”也为东汉时期著名的经学家、文学家。汉安帝时他为校书郎中，桓帝时为南郡太守，因忤大将军梁冀，遭到了诬陷，被罢免了官职，还被髡徙朔方。但马融才高博洽，是当时著名的学者，弟子常有千数，著名学者卢植、郑玄等皆出自其门下。他喜好音乐，生活豪奢，不拘儒者之节。他遍注了《周易》《尚书》等儒家经籍，还注有《老子》《淮南子》《列女传》《离骚》等。这里“推迁”即推故迁延。《晋书·王羲之传》载:“复授护国将军，又推迁不拜。”而《宋书·王弘传》载：“为尒推迁，覆败将及，就无人事之愆，必有阴阳之患。”在《资治通鉴·隋恭帝·义宁元年》载：“何不早劝唐公举兵，而推迁不已。”胡三省注：“推迁，言推故迁延也。”这里“体物”是指摹状事物。“知章”是谓能看清事物的明显迹象。“乡豪”是指乡里的豪富或横行乡里的人。这“道俗”是谓出家之人与世俗之人。《宋书·夷蛮传·婆黎国》中载有：“又有慧严、慧议道人,并住东安寺,学行精整,为道俗所推。”而这“钦揖”即谓敬重。志文在这里是说王徽进了道门以后，他不欣赏像吴回的神话取火以及张骞旅游探险一类的事物。而他的才智体现在如贾逵、马融对古籍一类的兴趣认知上。他把浮躁的行为归入于心灵的泯灭，细心观察理解道家教义的本质。乡里的富豪士绅都推崇他对道门的敬重行为。

志云：王徽“爰自弱岁，栖身道门，符紫气之精，契金章之録。岂其函开西没，脱翼归仙，知命之年，果弃尘俗。”这“弱岁”即谓弱冠，是指古代20岁左右的男子。而“栖身”即谓躬身，是当尊敬讲。这里“道门”是道家的专用称谓，即指入道之门，在这里是指道家和门派。按王徽弱岁即入道，到“知命之年，果弃尘俗”。即《论语·为政》载“五十而知天命”来计算，王徽入道门大约有30余年。又因墓志中未记载他有妻与子，所以，他应属于道家“符箓派”中的出家道士。而“符”即“符箓”，是道士画的驱使鬼神的图形或线条。“紫色”即紫色的霞气，古人认为这是祥瑞的征兆。“契”谓相合。而“金章”是指古代的金印。“函开”是谓以书信指示。这里“西没”是指太阳落山。“脱翼”谓禽类羽毛的脱落。志文在这里是说王徽在20岁左右，非常恭敬的进入“开元观”道门。经过几十年刻苦的修炼，他身上符有了紫色的霞气，并且完全摒弃了官禄的知念。但岁月的磨难使他的气数已尽，在50岁的时候，他果断地摒弃了人世间的喜怒哀乐，驾鹤神游而去。王徽道士在开元观大约有30余年，他在当时的影响虽然今日不得而知，但仅从现开元观遗址的规模及遗物“道德经幢”就不可小视。而《唐任紫宸墓志》记载：“四五十年间，翕如若诸流输海，燕中道风喡晔，寔因斯乎!”按任紫宸去世的年月，往前推50年，大约自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至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年）这期间，任紫宸在龙兴观学习和传播道教，这使得燕国（幽州）的道教盛景都集中到了龙兴观，这就好像所有的江河都要汇流归结于大海一样，这都是因为任紫宸的影响。他的作用也极大地影响到了家人，其中五个儿子中“孟子洁清，使院之长。仲子国清，为龙兴观上座。”可见，任紫宸不仅自己是龙兴观道士，而且他的两个儿子也早已成为龙兴观的中流砥柱，一个成为道长，一个成为道观高层。一家父子三人都在一个道观中，可见龙兴观是一个规模相当大的道教宫观。而王徽是开元观道士，他也应是唐政府正式登记在册的道士。如果按照唐玄宗天宝六载的诏令：“崇我祖训，其惟道门将以福助生灵，弘拯天下。诸观道士等，如闻人数全少，修行多阙。其欠少人处，度满七人。并取三十以上，灼然有道行经业者充。”可知，王徽所在的开元观最少也应有7个道士。而根据唐代末年道士杜光庭所撰的《历代崇道记》中载：“臣今检会从国初已来，所造宫观，约一千九百余所，度道士计一万五千余人。其亲王贵主及公卿士庶，或舍宅舍庄为观，并不在其数。”近270余年的唐朝，唐末民间统计道士的总数却只有15000余人。据统计在唐天宝元年（742年），大唐全国共有362个州郡，下辖共有1528个县。如果按上述统计的数据来计算，平均一个县也就有一个观宫。而在《新唐书·百官志三》载：崇玄署“天下观一千六百八十七，道士七百七十六，女官九百八十八；寺五千三百五十八，僧七万五千五百二十四，尼五万五百七十六。”这些数据说明唐代各州县的道观，有许多是没有人住持的，这和佛教的寺庵可是大相径庭的。而不管是场所还是人数上的差别，这些仅仅从幽州地区佛、道寺观及人数的区别，就能得到肯定的答案。

志云：“呜呼！吾生有极，宠辱若惊，巾冠乍留，凫舄长往。”这里的“有极”即是谓道家的“无极生有极、有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乾坤”的理论。而“宠辱若惊”是为成语。《老子·道德经》载：“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就是说无论是受宠或是受辱，心里都要振动，形容人非常计较得失。而“巾冠”即是指巾和冠，古代成人所服。这里代指衣帽。在《释名·释首饰》载：“二十成人，士冠，庶人巾，当自谨修于四教也。”而“凫舄”是指仙履，喻指仙术。南朝时梁国的沈约《善馆碑》中载：“霓裳不反，凫舄忘归。”而唐代骆宾王的《饯郑安阳入蜀》载：“惟有双凫舄，飞去复飞来。”这里“长往”即是指一去不返。志文在这里是说王徽的一生尊崇道义，非常注意自己的言行。虽然生命已逝，衣冕还在，但是仙术却一去不返了。

志云：“侄男希之，哀号冈极，触地无容。知砂劫有穹，逝川难驻。遂力莳松槚，大开园茔。”这“哀号冈极”即“昊天罔极”的意思是：就像苍天那样无边无际。而“砂劫”通“沙劫”是谓多如恒沙之劫数。唐代贾岛《送谭远上人》诗：“清净从沙劫，中终未日敧。”这“力莳”是指在田地里松土。“松槚”即指松、槚二树，因常被栽植墓前，亦作墓地的代称。而“逝川”是指一去不返的江河之水，这里比喻流逝的光阴。志文在这里是说王徽的侄子王希之，哭泣的声音，就像苍天那样无边无际，伏地磕头使得容貌全无。因为人的生命劫数是有数的，而墓葬随时间流失却难以保留。因此，在坟墓前种植松、槚二种树木，把坟墓建造的尽量坚固美观。

志云：王徽“以其载龙集癸卯，窆于故顺州城北平原，礼也。可谓葬之以礼，常祭之以礼。”这里“龙集”犹言岁次。而按志文首题《大唐天宝十三载故开元观道士王公墓志铭》可知：王徽逝于天宝十三载（754年），而安葬上石的“癸卯”年，是为唐代宗李豫宝应二年（763年），这就是说王徽在逝9年后才下葬。究其原因，这是因为幽州在天宝十四年（755年）至宝应元年（762年）发生了震惊大唐的“安史之乱”。由于幽州地区常年处于兵荒马乱之中，王徽的家人“侄男希之”也无暇顾及其葬礼。而在历时八年的战乱平息后，王徽道士才被家人安葬。而其葬地顺州城北，据《新唐书·地理志七下》载：“顺州侨治幽州城中。”故可知其葬地顺州城北，就是指幽州城之北，即是指今地北京海淀区清河镇朱房村其墓志出土地。这里志载与史载方位地点相合。

通过以上考证可知，王徽道士墓志与北京地区出土的唐代任紫宸墓志一样，具有较为丰富的史料价值，因为它直接地反映出幽州民众信仰道教的真实状态。虽然在唐开元年间幽州也曾遵循唐廷政策，在幽州辖区的良乡县万佛堂旁边的孔水洞举办过道教的投龙仪式，即将写有消罪愿望的文简、玉壁、金龙和金钮用青丝捆扎，举行醮仪后，投入名山大川、岳渎水府，作为升度之信，以奏告三元（即天、地、水），酬谢真灵。曾收藏在近代藏家贵池刘氏手中，出土于北京房山区的唐张湛手书《大房山投龙璧记》碑载：“去开廿三年，内供奉□□吕慎盈奉敕于此水投龙璧。暨廿四载，□□□□□又奉敕於此投龙璧。”但这样的道教史料确实太少了。2007年在北京大兴区出土的唐代天宝十二载（753年）上石的“唐故勾府君（钦真）墓志”，讲述勾钦真虽然在7岁时就入道门，但更多地是说他“爰在柳城。戎狄荐居，豺狼接境。扈通天年，狂贼作乱，数度纵横。公恻以禽兽无䯋，饥附饱逸”。赶上兵荒马乱的年代。因此，他“世为□□，业于范阳矣；空飨霞曙，色控鹤燕郊。舍异泰清宅，紫蓬而结友。扬钺天极腾，素慈上清神”。他信奉道教的上清神，成为幽州郊区民间信奉道教的信徒代表，可惜的是其志文未记他在什么样的宫观信教。

目前所知，反映唐代幽州地区道教传播与发展状况的实物资料非常罕见，相关的研究工作更是难得一见。像王徽及任紫宸墓志这样既有着文字内容，且是与道教密切相关的石刻文物，可以说是弥足珍贵，学术价值与收藏价值极高。作者通过此篇投石问路的考证，以期望对唐代幽州道教文化研究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