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巍

BBC推出纪录片《文明》的新版，由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史教授西蒙·沙玛（右）、剑桥大学教授玛丽·比尔德（中）和历史学家戴维·奥卢索主持

艺术中的身体

英国广播公司（BBC）1969年播出的13集纪录片《文明》被誉为艺术纪录片的里程碑，曾经风靡一时，推动了一股欧洲人参观博物馆、去实地观看片中提到的名画的热潮。50多年过去了，BBC推出了该片的新版，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史教授西蒙·沙玛主持了其中的5集，剑桥大学教授玛丽·比尔德和历史学家戴维·奥卢索加分别主持了2集，后两位的解说词已经出版。

制片方说，新版的《文明》不是旧版的续集，而是对它迟到的反驳。克拉克当年就很清楚他自己的节目有何缺点以及忽略了什么。他后悔没有更多地谈及哲学和法律，因为他想不到该如何让它们看上去很有趣。奥卢索加在《重访文明》一文中说：“克拉克不考虑其他文化，只关注西方人的成就，即使在当时也令人感到不适。克拉克的世界观和文化趣味即使在1969年也已经过时了。他讲解艺术和历史时采用的是伟大男性的路线。没有哪个女性艺术家伟大到足以得到他的注意。克拉克的节目不仅是以欧洲为中心，它比这还要狭窄。该片拍摄时只去了11个国家，克拉克大部分时间讨论的是意大利和法国的艺术和文化成就。德国也许排在第三，英国很少被顺便提及，西班牙艺术被彻底忽略。世界其他地方——亚洲、非洲、大洋洲、南美洲和中美洲——更是完全不见踪影。”

新版《文明》不仅涵盖了更广泛的地理范围，历史跨度也更长了。它始于西蒙·沙玛对4万年前的壁画的探索，然后一直讲到现在，包括克拉克觉得他感到困惑的20世纪的现代主义。

玛丽·比尔德对文明的定义从克拉克当年的欧洲中心主义走向了相对主义，她说：“关于我们认为文明可能是什么，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谁是野蛮人？会不会是我们（西方人）？文明既是一个纳入的过程，也是一个排斥的过程。野蛮本来是古希腊人用来指外邦人的，说着他们听不懂的话，但所谓的野蛮人也许只是对文明、对人类文化中重要的东西有着不同看法的人。一个人的野蛮是另一个人的文明。”

她主持的第二集《我们如何观看？》聚焦的是艺术对身体的呈现。比尔德说，在埃及卢克索附近的一个巨大的雕像，本来是为了纪念阿蒙霍特普三世的，他生活于公元前14世纪。雕像完成于1500年之后的公元130年。罗马皇帝哈德良去探访这个雕像，之前它已经有些毁坏了，风吹过裂纹时，在黎明时分它会发出啸叫声。在哈德良的随从中有一个宫女，一天黎明时分她也去参观，神秘的是，雕像那天没有发出响声。几天后他们再去的时候，声音才出现。这个宫女写了一首诗记述自己的经历，然后这首诗被刻在了雕像的腿部，成为留下来的最早的艺术评论之一。

也有人对事情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古希腊一位游记作家说，所谓雕像发出的声音其实是有几个男孩躲在雕像后面拉琴。比尔德说，雕像上刻下的字很有趣，不仅是因为这段逸闻，还因为它们反映了早期身体的图像的功能。我们往往以为古代艺术是静态的而非动态的，像挂在现代博物馆和美术馆墙上的东西，人们从旁边经过也会不加注意。但许多古代雕塑和肖像画的作用不只是这样，比如有的是纪念死者，许多雕塑把不复存在的东西变得栩栩如生。公元前3世纪陪葬秦始皇的兵马俑在某种意义上是真实的军队，在地下帝国随时准备保护他们的首领。古代的图像是用来做事的。

克拉克认为墨西哥奥尔梅克文明的雕像很野蛮，因为这些作品没有标明制作者的名字，没有个人的签名。比尔德则认为，历史性艺术作品的重要性依赖的不是谁制作了它，而是别人怎么对待和理解它。

接触与掠夺

奥卢索加主持的两集分别题为“第一次接触”和“对进步的崇拜”。他提出，西方人总是从欧洲人的视角去思考大发现年代。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做法是可以理解的。确实是欧洲人开着船环球航行，而且往往是歐洲人留下了最全面的记录。但从15世纪晚期到18世纪初之间，真正的文明的故事是不同文明之间接触和互动的故事。在这个时期，世界各地的文明首次相遇。当欧洲人在新世界登陆时，那些从未意识到对方存在的社会突然接触上了，对墨西哥和印加帝国来说，这种接触几乎是致命性的。虽然这个时期是冲突和掠夺的时期，在南美和中美洲造成了灾难，但是在大部分案例和大部分地方，欧洲人不是处于征服或者去殖民的地位，在美洲造成的灾难是例外而不是规则。非洲和亚洲的帝国并没有像墨西哥人一样遭受相同的命运。大发现的年代首先是贸易和开拓视野的年代。

他提到，从15世纪下半叶开始，对远方的接触和探索改变了葡萄牙的经济和文化。在大约1515年，葡萄牙人建造了贝伦塔，至今它仍守卫着里斯本港。建这个塔是为了庆祝该国的新发现和日益增长的财富，并承认海外贸易对葡萄牙经济的重要性。这座塔的石造部分有一个印度犀牛的雕像。这头犀牛的原型在1515年抵达里斯本，它本来是印度一位苏丹送给葡萄牙在果阿邦贸易站主管的礼物，这位主管又把它送给了国王。经过120天的海上之旅，这头可怜的犀牛最终登上码头。

虽然在罗马帝国时期，犀牛等异国动物曾经被带到欧洲，但是被运到里斯本的这头犀牛是罗马帝国陷落之后，第一头被活着带到欧洲的犀牛。欧洲对这些动物的了解源自古代权威著作，葡萄牙宫廷要通过阅读普林尼的著作来了解犀牛的习性。因此，在1515年6月，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安排了一场不同寻常的比赛，让犀牛跟他拥有的一头年轻的印度象打一架，以便验证普林尼的一个说法：犀牛和大象是天敌。人们宣称犀牛赢得了比赛，因为大象不战而逃。这头巨大的活着的犀牛的到来让里斯本人感到惊奇，它的名声很快就传到了葡萄牙之外。远在纽伦堡的德国艺术家丢勒根据素描，制作了这头犀牛的木刻版画，很快就卖掉了好几千件。丢勒本人对传到葡萄牙的非洲的雕刻也很感兴趣。

在第二部分，奥卢索加首先分析了西方人对进步的崇拜的成因：到18世纪晚期，因为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带来的自信，欧洲人开始认为他们的文明是独一无二的。工业革命导致欧洲在技术上跟亚洲、非洲等地区拉开了距离。19世纪是欧洲帝国的世纪，进步的崇拜塑造了这个时代。在这个时代，艺术家们也努力去理解巨大的社会变革——工厂的兴起、快速的城市化。

工业革命对人们的生活影响最深的是工厂的出现。画家约瑟夫·赖特在画工厂的时候，把工厂放在了田园风光之中，画中唯一的人物是路上赶车的车夫。“没有机器的喧嚣。在这类工业风景画中，工厂和磨坊都消散在了乡村风景或模糊的日落之中，好像它们被农耕的过去接受了，而不是威胁现有秩序的新时代的先驱。”到1914年，小说家亨利·詹姆士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标志着对进步的崇拜的否定。1914年8月5日，英国向德国宣战之后，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文明陷入了流血和黑暗的深渊，一个漫长的年代逝去了，在那个年代，我们以为世界逐渐变好。”1914年的野蛮行为驳斥了19世纪欧洲洋溢的进步不可避免、不可逆转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