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星云

1951年，徐悲鸿在家中小院

1926年1月下旬，“爱纳克号”邮轮从法国出发经新加坡前往上海。临时决定回国探亲的徐悲鸿在新加坡登上了这艘船，并在船上碰到了即将回国任职国立北京艺术专门学校的林风眠。2月6日，两人同船抵达上海。

徐悲鸿与林风眠是留法同校同学。徐悲鸿1920年春考入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校，林风眠则是同年秋季入学。两人性格与艺术审美不同，彼此少有交集，但两人日后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都占有极高地位，影响着20世纪中国美术的发展走向。

20世纪50年代初，徐悲鸿创作油画《毛主席在人民心中》

1927年，归国不到一年的林风眠迫于压力从国立北京艺专辞职南下，次年在蔡元培主持的国立杭州艺专任校长，后者便是如今中国美术学院的前身。1928年10月，徐悲鸿应时任北平大学校长李石曾之邀，担任北平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此时国立北京艺专已经编入国立北平大学，也就是如今中央美术学院的前身。两所美术学校，一南一北，加之上海的刘海粟和苏州的颜文梁，共同缔造了中国美术教育第一个繁荣时期。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后，国民政府将南北两校合并，一路向西南辗转办学长达8年，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徐悲鸿再次出任国立北平艺专校长，并在共和国成立后成为中央美术学院首任院长。

徐悲鸿与友人在欧洲

“选择举办徐悲鸿艺术大展，就是希望通过梳理徐悲鸿与中央美术学院及其前身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和北平艺专的关系，来认识和反思徐悲鸿，明确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内在逻辑。”本次展览的策展人、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红梅告诉本刊。他们从徐悲鸿纪念馆收藏的近3000件作品中选出200余件，还从国家图书馆、天津博物馆、北大图书馆等机构借得大量文献资料，从油画、国画、素描、书法、美术教育、典藏中国古代书画六个方面展现徐悲鸿的多重身份。

20世紀50年代初，徐悲鸿与夫人廖静文在北海公园合影

留学巴黎

徐悲鸿和他的艺术理念，其历史价值在这些年被反复抑扬。

徐悲鸿的艺术主张深受老师康有为的影响。早在“五四运动”爆发的前两年，康有为便在《万木草堂藏中国画目》中提出改良中国画。他认为元代以来的画家“只有涂墨妄偷古人粉本，谬写枯淡之山水及不类之人物花鸟”，为了避免此等现象，应当倡导西方写实方法。而徐悲鸿自从在上海哈同花园结识康有为并拜师以来，常常去康宅观摩他所收藏的书画精品，其改良中国画的观点也深受康有为的影响。

1918年3月，在朋友华林的引荐下，徐悲鸿在北京见到了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蔡元培得知徐悲鸿中西画艺兼备，便聘请他为北大画法研究会导师，23岁的徐悲鸿成为了当时中国最年轻的高等学府导师。在那时，徐悲鸿就认真思考过中国画的改良。1918年他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了《中国画改良之方法》，认为中国画颓败的原因是守旧和缺少学术滋养，所以“欲救目前之弊，必采欧洲之写实主义”。谈及人物画改良时，他毫不客气地说，中国传统人物画“臂腿如直筒，身不能转使，头不能仰而侧视，手不能向画面而伸”。

这些徐悲鸿出国前坚持的绘画思想，贯穿了他一生的艺术创作。

徐悲鸿作品：1.《田横五百士》，布面油彩，1928～1930年 2.《泰戈尔像》 ，纸本设色， 1940年 3.《愚公移山》 ，布面油彩，1940年 4.《九方皋》，纸本设色，1931年

任职北大画法研究会期间，在罗瘿公的引荐下，徐悲鸿认识了当时的教育总长傅增湘。傅增湘爱才，为他申请到了公费，让徐悲鸿成为第一位公费留法学习艺术的中国人。1919年3月7日，徐悲鸿携蒋碧微，随中国第一批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共89人乘日本货轮前往法国。

刚到巴黎时，徐悲鸿每天很早就赶去博物馆临摹，一去就是一天，只带一块面包和一壶水，不到闭馆不出来，久而久之，落下了胃疼的病根。他觉得自己素描底子不好，先进入巴黎私立朱利安画院学习素描。第二年，经过三轮考试，他以优异成绩考入法国最高艺术学府——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的图画科，师从弗拉孟教授。后又在雕塑家唐泼特的引荐下认识了当时的法国画坛领袖人物达仰·布弗莱，在学校上课之余，每周末去达仰家中求教。这两位老师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徐悲鸿的艺术创作。

弗拉孟曾任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院长，擅长历史画和人物画。他的人物画气势恢宏，用笔流畅，是现实主义的精华，徐悲鸿此后如此热衷于历史人物题材，不能不说没有弗拉孟的影响。而徐悲鸿认识达仰时，后者已经年近70。达仰17岁跟随著名风景画大师柯罗学画，当时柯罗送给达仰一句话：“诚，自信、毋舍己循人。”让他诚实地对待艺术，相信自己，不羡慕时尚，不跟风。达仰又将这句话送给了徐悲鸿，最终成为他一生信奉的箴言。

1923年，徐悲鸿的油画《老妇》入选法国国家春季沙龙。作品风格纯熟，策展人红梅认为这标志着徐悲鸿的绘画水平已达到与欧洲同时期写实艺术家相同的水平。

而徐悲鸿本人对自己留法期间的另一幅代表作《箫声》更满意。《箫声》画面优美，吹箫女子娴雅侧坐，眼神里带有一丝若即若离的哀愁。整个画面人物形象生动，却又有着一种中国式的氛围。法国诗人保尔·瓦莱里在《箫声》上写过几行诗，大意是说，作画的这位东方画家是一位能够把握瞬间的魔术师，我们仿佛看到许多美好的情愫正从竹箫的奏鸣中流淌出来。

徐悲鸿从欧洲回国后，《箫声》这种唯美的写实主义风格渐渐弱化，取而代之的是严肃的现实主义风格。这种现实主义的紧迫感，他在回国前其实就已经感受到了。

徐悲鸿与泰戈尔

虽然徐悲鸿是公费留法学生，但当时国内时局动荡，北洋政府资助的官费时断时续。本来在巴黎留学就需节衣缩食，徐悲鸿还购买了大量画册书籍，日子过得很窘迫。蒋碧微后来在《蒋碧微回忆录》中写道：“我发现他（徐悲鸿）的结婚对象应该是艺术而不是我。”

当时的法国，正处于艺术史节点上。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内，人们依然以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等古典主义大师作为学习范本，而在学校以外，“反传统”早已成为流行，印象派、野兽派、达达主义、立体主义、未來主义和超现实主义此起彼伏。徐悲鸿当时已经意识到，在欧洲艺术中心的巴黎，他应当有选择地吸收和摒弃。

本次回顾展览的策展人红梅通过徐悲鸿的家人，从徐悲鸿纪念馆的书籍存档中找到了当年他在巴黎时期买的资料，其中就有凡·高、德加、马奈、马蒂斯等人的画册。“这些画册都是头一次展出，它们也能证明，徐悲鸿虽然后来声称不喜欢欧洲现代派绘画，但其实他都认真研究过，买过画册，只不过他认为现代派绘画不适合当时的中国而已。”红梅告诉本刊，当时的徐悲鸿，认定中国更需要写实主义，作为改造社会和充实国力的一种方式。

徐悲鸿与齐白石

两徐论战

1927年，徐悲鸿从法国正式回国。然而他回国后第一次推行古典写实主义却未能成功。

1928年底，33岁的徐悲鸿踌躇满志地接任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院长之职。他上任后便进行改革，在国画教学上以写实主义改良中国画，以写生代替临摹《芥子园画谱》，请齐白石到中国画系任教，这些都受到了很大阻力，进而引发学潮。不到两个月，徐悲鸿便被迫辞职返回南京，继续他在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科西画组的任教。

紧接着，徐悲鸿认定的写实主义主张迎来了更大的挑战。1929年4月10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在上海举办“全国第一届美术展览”，展览会总务常务委员有徐悲鸿、林风眠、刘海粟、徐志摩等。就性质而言，此次美展由教育部主办，是政府首次提倡美术的官方表示。展览中的354件作品包括写实主义、浪漫画派、印象派、后印象派、未来主义等不同风格的西画，对当时的中国观众产生了强烈的视觉冲击。但展览进行得并不顺利。当徐悲鸿发现整个展览中现代主义的作品太多后，拒绝将自己的作品送展。他认为在全面引进西方艺术的过程中，现代主义是极其有害的。或许，与同为展览会总务常务委员的徐志摩私下的口头争辩并不能完全直抒胸臆，于是徐悲鸿在4月22日第五期展览出版物《美展》上发表了《惑》（致徐志摩的公开信）。

徐悲鸿在信中开篇便讽刺现代主义绘画：“中国有破天荒之全国美术展览会，可云喜事，值得称贺。而最可称贺者，乃在无腮惹纳（塞尚）、马梯是（马蒂斯）、薄奈尔（博纳尔）等无耻之作……若吾国革命政府启其天纵之谋，伟大之计，高瞻远瞩，竟抽烟赌杂税一千万元，成立一大规模之美术馆。而收罗三五千元一幅之腮惹纳、马梯是之画十大间。为民脂民膏计，未见得就好过买来路货之吗啡海洛因。在我徐悲鸿个人，却将披发入山。不愿再见此类卑鄙昏聩黑暗堕落也。”

很快徐志摩便在《美展》上发表回应文章《我也“惑”——与徐悲鸿先生书》，指责徐悲鸿言辞“过于严重”。美术史上著名的“二徐论战”就此开始。来来往往几次唇枪舌剑之后，这场以“惑”为始的论战无疾而终。这是西方写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绘画在中国的第一次正面交锋，也是中国艺术在何去何从的方向上的巨大争议。

如果说第一次全国美展写实主义与现代绘画可谓各占半壁江山，那8年后的1937年在南京举办的第二次全国美展，参展作品在风格上的主导倾向就十分明显了，在西画部分的215件作品中，写实风格作品占了80%以上，而现代主义绘画被大大冷落了。

徐悲鸿与学生在六朝松下合影

巨幅历史画

“徐悲鸿一方面要与自己改良中国画、复兴中国艺术的雄心壮志作耐心的思想斗争，一方面要正视和面对自己回国后相对不被重用的尴尬处境。这大概是他创作《田横五百士》和《徯我后》较为接近历史真实的另一种推论。”策展人红梅如此说道。

第一次北上任职受挫，又有“二徐论战”，这对于留学8年而归，打算一展身手的徐悲鸿打击不小。相比之下，当时的林风眠受到蔡元培重用，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后，他即刻被蔡元培调去，筹备并领导距新权力中心不远的杭州国立艺专。

1927年9月，徐悲鸿从法国正式回国后不久便开始创作巨幅油画《田横五百士》。此画取材于《史记·田儋列传》。相传田横是秦末齐国旧王族，继田儋之后为齐王。刘邦消灭群雄后，田横和他的五百壮士逃亡到一个海岛上。刘邦听说田横深得人心，恐日后有患，所以派使者赦田横的罪，召他回来。田横为了保住岛上众人性命，只带了两个随从来见刘邦，但在离京30里的地方自刎身亡。岛上的人听说田横死了，也都投海自尽。文末司马迁感慨道：“田横之高节，宾客慕义而从横死，岂非至贤？余因而列焉。无不善画者，莫能图，何哉！”

徐悲鸿选取了田横与五百壮士诀别的场面，着重刻画了悲壮的气氛。田横身着红袍，昂首挺胸，面容肃穆地向壮士们拱手告别。而壮士们或低头沉默，忧伤无限，或表示愤怒，不舍他离去。每个人物形象都饱满丰富。

徐悲鸿作此画时，正值中国政局动荡，外辱将至。他意在通过田横的故事，歌颂不屈。2000年前司马迁“莫能图”的遗憾终于被徐悲鸿完成了。

“九一八事变”后，徐悲鸿再创作大型油画《徯我后》，取材《尚书·仲虺之诰》，叙述的是夏桀暴虐，在他的统治下，人民痛苦不堪，商汤带兵去讨伐暴君，人民期待他们来解救。这是徐悲鸿对日本侵占中国东三省的愤怒。这两件油画是当时尺幅最大的绘画作品，开创了中国现代意义上大型历史画创作的先河，也就是后来常说的“主题创作”。

某种程度上，徐悲鸿的尝试成功了。1930年1月1日，中央美术会画展在南京开幕，《田横五百士》和《徯我后》两件作品参加了展览，引起了巨大轰动和好评，被时人称为“美术复兴第一声”。尽管也有批评的声音，但并未影响徐悲鸿建立起自己的声誉。不过也仅此而已，徐悲鴻的个人处境并未得到改善，没有更高的平台和更好的发展环境。

巨幅国画《九方皋》几易其稿，最终于1931年完稿，该画故事取材于《列子》，徐悲鸿意在直接呼吁能够赏识自己才华的伯乐早日出现。从这件作品款识中可见，他在回国后短短4年时间里，竟然频繁创作九方皋题材作品达7次之多，可见“求伯乐若渴”之心。“在民国时期，他始终未得到过当局的重视，因此他的作品经常充满积愤，这些积愤之情之前只被学界认为是单纯的忧国忧民、爱国之心的表现，其实，这些积愤之作还透露了他英才不被重用，不被赏识，遍寻伯乐无着的失落之意。”策展人红梅说，如此角度是本次展览对徐悲鸿的重新认识。

自己怀才不遇蛰伏十余年、日本侵华国难当头，以及他开创的巨幅历史绘画“主题创作”混合在一起，造就了徐悲鸿30年代艺术创作的高峰期。在这期间，他完成了个人艺术生涯中的大量经典作品，也进一步巩固了此后所走的现实主义之路。

30年代后期，徐悲鸿前往南洋，先后在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举办筹赈画展，将画展所得收入捐献给国家，用于抗日烈士遗属的抚恤金。其间，1938年6月，徐悲鸿应印度诗人泰戈尔邀请前往印度讲学、游览，为泰戈尔做了十余幅素描速写，并完成了自己的肖像画杰作之一《泰戈尔像》。徐悲鸿在印度期间，恰是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最惨烈的相持阶段，徐悲鸿在喜马拉雅山下的大吉岭创作完成了他的另一幅代表作《愚公移山》，他大胆尝试用巨幅宣纸表现立体人像。

这幅国画《愚公移山》与他的另外一版油画《愚公移山》及创作素材，在这次纪念大展中并列展出，观众们可以一较不同。

教育与收藏

1946年7月31日，已经51岁的徐悲鸿再次北上任职国立北平艺专校长。在出发前写给弟子吴作人的信中，徐悲鸿说道：“教育部将聘我为北平艺专校长，故必请弟为我助，此事关系中国艺术前途之大，幸弟勿辞。”

复任校长，徐悲鸿再一次进行教学改革，将被开除的进步学生恢复学籍，并停聘反对他以写实主义进行中国画改良教学主张的吴镜汀、溥松窗、溥雪斋、胡佩衡等国画家，继而新聘叶浅予为中国画系主任，齐白石、李苦禅、李可染、李斛、宗其香为中国画系教授，黄宾虹教授中国画理论，吴作人为西画系主任兼教务长。

随后徐悲鸿又提出，北平艺专的学生，无论学习油画、雕塑还是国画，都需要先学习一至两年的素描课，以便提高造型基础。这是徐悲鸿一贯坚持的，早在1926年他欧洲学画中途回国在中华艺术大学演讲时就说：“研究绘画者之第一步功夫即为素描，素描是吾人基本之学问，亦为绘画表现唯一之法门。素描拙劣，则于一个物象，不能认识清楚，以言颜色更不知所措，故素描功夫欠缺者，其所描颜色，纵如何美丽，实是放滥，凡与无颜色等。”

但这一教学改革再次引起北平传统派画家的反对和抵制。徐悲鸿参与论战，相继发表文章《新国画建立之步骤》《当前中国之艺术问题》，阐述自己建立新中国画的想法，“建立新中国画，既非改良，亦非中西合璧，仅直接师法造化而已”。

2000年，《美术》杂志采访曾长期在徐悲鸿身边工作的老弟子冯法禩，后者回忆说，徐悲鸿在学校开学典礼上经常讲：“你们要学毕加索、马蒂斯就不要来这里学。你们在家里就是毕加索、马蒂斯了。父母挣一点钱也不容易，把你们送到学校来学习，学了半天学了个毕加索、马蒂斯，太冤枉了。”

任校长期间，徐悲鸿不仅改革教育方式，还将自己这些年收藏的大量字画提供给学生临摹。他在法国时期花重金购买的达仰《少女哈姆雷特剧中人》《男人体》等经典写实主义作品，当时就挂在国立北平艺专的教室里，让学生们去临摹原作。

这也是为什么本次展览要专门开设一个区域，展出徐悲鸿的收藏作品。“他的收藏，学界从没见过，所以我们特意将它们展出来，也是想为学界呈现一个新视角，通过徐悲鸿的藏品，来反观他的艺术主张、风格流变，以及他的艺术教育理论的形成。他所有的收藏，不仅为自己学习、观看，也希望让所有人看到。”策展人红梅说。这其中最珍贵的一件展品，当属徐悲鸿收藏的《八十七神仙卷》，这幅作品有着传奇曲折的收藏经历。

1937年5月，时任中央大学艺术系主任的徐悲鸿赴香港举办画展，作家许地山介绍他去看一位德籍夫人收藏的四大箱中国字画。当徐悲鸿翻看第三箱时，赫然发现巨幅《八十七神仙卷》，尽管画没有款识，但徐悲鸿一眼看出这是一幅出于唐代的绝品，即刻表示其他的都不看了，用随身携带的近1万元现金和自己的7幅作品交换。

徐悲鸿将其定名为《八十七神仙卷》，并经张大千目鉴后，推定其作者为唐代画圣吴道子，视为中国白描画里的第一国宝。在这幅道教壁画的粉本中，87位神仙组成的浩荡队列在云中行进，去朝拜元始天尊。人物的比例、透视准确，结构精美，神情高贵，众神仙无一雷同，衣冠、衣带、环佩无一懈笔。他在画后题写了长篇跋文以记其事，并题诗：“得见神仙一面难，况与侣伴尽情看。人生总是葑菲味，换到金丹凡骨安。”并将一枚“悲鸿生命”印于其上。

此后这幅画跟随徐悲鸿辗转，一直不离其身。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正在南洋办画展为抗日筹款的徐悲鸿再三挑选，忍痛将自己的大量作品留在了新加坡，只身携带《八十七神仙卷》登上开往印度的最后一班客轮，取道缅甸，历经艰辛回到祖国。但不料，他在云南躲避飞机轰炸时，此画遭贼窃。徐悲鸿得知后血压急剧上升，病倒在床上，因此种下了高血压的病根，多年后也因高血压而病逝。丢画后他痛苦地作诗一首：“想象方壶碧海沉，帝心凄切痛何深。相如能任连城璧，愧此须眉负此身。”两年过后此画又现身成都，徐悲鸿再次以重金购回，相传偷画者是徐悲鸿当年认识的一位朋友。

重得此画后，他发现“悲鸿生命”印和题跋都被挖去，便找裱画师刘金涛于1948年再装裱，重印“悲鸿生命”，又请张大千和谢稚柳等人题写跋文。张大千在图上题200多字，感叹道：“悲鸿何幸得此至宝……天壤之间，欣快之事。”谢稚柳在题跋中也说道：“宋以前惟顾闳中夜宴图与此卷并为稀世宝。”此后，《八十七神仙卷》一直为徐悲鸿所保存。

如今，《八十七神仙卷》开卷的机会特别少，本次展览中此卷原作展出三天实属难得，上一次开卷还要追溯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当时胡锦涛带着各国元首观看此卷，开卷两个小时，此后10年未曾展出过。

徐悲鸿两次倾囊收购《八十七神仙卷》，人们推想他该小心不舍，他却在任国立北平艺专校长时将此卷拿出来让众学生临摹原作。后来徐悲鸿为了让更多人学习此画，专门写信给舒新城，请他出版《八十七神仙卷》画册。由此，无数艺术院校的学生都是通过《八十七神仙卷》画册开始学习白描的。

战乱年代，为防止文物流失海外或毁于战火，徐悲鸿收藏了总共1200多幅历代绘画作品，涵盖唐、宋、元、明、清及近代书畫家作品，包括宋《朱云折槛图》《罗汉像》，明《梅妃写真图》，明陈洪绶《仙侣图》《高士图》，明文徵明《秋到江南图》，以及任伯年、齐白石等大量书画。在徐悲鸿逝世当天，其夫人廖静文便宣布将他的所有代表作品1200多件以及这些书画收藏全部捐给国家，当然，也包括《八十七神仙卷》，它们如今全部存于徐悲鸿纪念馆。

1948年秋，辽沈战役之后，北平、天津已处于人民解放军的包围之中。国民政府教育部急电北平各大专院校南迁。徐悲鸿紧急召开校务会议，以多数票通过国立北平艺专不迁校的决议。1949年1月下旬，国民党教育部第二次派飞机到北平强迫他离开，徐悲鸿借口有心脏病不能乘坐飞机，再次拒绝了南迁的命令。

1949年末，周恩来任命徐悲鸿为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不久他当选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席。他的声望和地位，在1949年之后达到顶峰，一直持续到1953年9月去世之前。

徐悲鸿的写实主义艺术主张，与苏联文艺美学有很多共通之处。徐悲鸿病逝后，写实主义在很长时间内一枝独秀，服务于政治，这应该也是徐悲鸿本人没有想到的。

（参考资料：《徐悲鸿年谱长编》，王震编著;《徐悲鸿与刘海粟》，荣宏君著;《为艺术而生，徐悲鸿自述》，徐悲鸿著。感谢实习生华夏对本文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