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亮

她是从荷兰回国的社会学博士，欧盟外交官夫人，过着住花园洋房、有数名仆人的优雅生活。因偶然接到福特基金会的亚洲扶贫项目，从此，2亿多女工的生存现状研究课题进入她的视野。为拿到第一手真实、生动的材料，她索性直接到工厂打工。前不久，《女工传记》出版，这是她“中国新工人”三部曲的第三部。这些充满正能量的书，被中外学者誉为近年来罕见的“叫好又卖座”的作品。

1968年，吕途出生在长春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从事媒体行业，母亲是大学教师。从中国农业大学毕业后，吕途公派赴荷兰攻读妇女与发展硕士。毕业后，她回到母校，自编教材，开设妇女与发展社会学课程，也做研究和咨询。她作为中国学者执行了很多驻华机构的项目：欧盟、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这让她几乎跑遍国内的每个省份。其间，吕途成了家，有了女儿，但聚少离多，最终婚姻失败。

后来吕途到荷兰攻读博士，2001年圣诞节她应邀去德国好友艾克乐家里度假。正是这次相聚，让他们最终走上了婚姻的红地毯。第二年，二女儿在欧盟总部布鲁塞尔出生。作为欧盟外交官，艾克乐每4年轮值一个国家。年底，她带着两个女儿陪同老公来到印尼首都雅加达，因艾克乐是驻印尼欧盟使团的参赞，而作为外交官夫人，吕途是不允许在丈夫的任职国正式就业的。从此，她开始了全职太太生活。

雅加达处于热带，一年四季繁花似锦。生活上的一切事情：做饭、打扫、园艺、养孩子……统统不必她亲力亲为。偌大的房子里，有不同岗位的侍者维持昂贵而精致的生活。早上醒来，从落地窗户望出去，可以看到花园里的棕榈树、香蕉树和美丽的鸡蛋花，从卧室门出去可以直接走到后花园和游泳池。当时除了写博士论文，吕途几乎无事可做。她说，那时候每天早上睁开眼睛是自己最痛苦的时刻： “当我的生命本身失去社会意义的时候，这一切美景和舒适又有什么意义？”

无所事事的生活让吕途痛苦无比，她想，大好年华是应该工作和奉献的，而不是用来虚度。后来，她把博士论文翻译成为中文正式出版了：《谁搬迁了？——自愿性移民扶贫项目的社会、经济和政策分析》。没想到，此举却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

另类“卧底”之

进厂打工

2003年，吕途获得社会学博士后，福特基金会的亚洲扶贫项目找到了吕途，希望她来担任中国区的负责人。吕途把研究对象的目标锁定在打工群体上，单从2亿多人这个庞大的基数上看，她认为打工群体是决定中国现状和未来的重大议题。于是，她到北京的“工友之家”开始做调研，这是一家专为打工群体服务的公益组织，工作人员也是打工者。

打工者一般不拒绝访谈，但也没有太大的兴趣与热情。这让吕途明显感受学者和打工者之间的距离。每次调研，她都开着车去，访谈结束后，又各自归位，毫无关系。

第一次到皮村是2005年冬天。那天，吕途开着自己的车到了村里，约好访谈王德志。他手里正拿着喷火枪在烤暖气片，这所民工子弟学校的暖气被冻住了，如果不及时把冰烧化的话暖气片就会冻裂，第二天学生就无法上课了。虽然对方热情接待，但吕途却感觉非常不自在，看着王德志手里拿着冒火的烤枪，一边接受访谈，一边不停地烤暖气片，她觉得自己的访谈是在耽误人家的宝贵时间。

陪她来的另一个打工者，却非常坦率地对吕途说：“你们这些外来学者就像是拿了照相机来照相，里面有个固定的取景框，框到照相机里的就是你的认识。那不是我们的世界，是被你框进去的世界。”这话听起来虽然很刺耳，但吕途觉得很有道理。

其实吕途对工友的生活世界毫无了解，这样的研究成果，必然是片面甚至可能是错误的。于是，她搬过去和工友们住在一起，八九平方米，没有上下水的小房子，成了她的生活空间，上旱厕，无法洗澡……

吕途想知道，他们“落脚城市”的生活状况。后来发现工友们很尴尬，“是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迷失在城乡之间……”之后，吕途就写出了《打工者居住状况与未来发展》。原本只是一次调研，最终，“工友之家”的工友们拉着她的手，让她留下来。

2012年5月，吕途来到苏州，刚开始她担心身体不适，试图排除所有上夜班的工厂，后来发现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机器一开就24小时，工人需要两班倒。最后通过一个黑中介，吕途找了别人的身份证复印件，进入了一家台资电子厂，不用付中介费，因为工厂缺女工。

呂途的工作是在流水线上贴标签，从晚上八点到早上八点。夜班车间有60多人，每个生产线20人加一个线长。线长站在女工前面，车间主任则站在最前面。训话时，车间主任会强调产品质量，以及不许戴耳机听歌。工人通常不会在意车间主任的训话，为防止犯困，依然会戴耳机听歌。车间主任通常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训话时又必须说。

吕途双手纤长而白皙，一看就知道没做过什么粗活。下班回到宿舍怕“露馅”，也不敢给亲友打电话，就蒙头睡觉，其余时间都把本子藏在书后面做笔记。看到吕途看书，室友觉得很奇怪，她们通常在电脑上看电视剧。

工人们大多结伴而行，只有吕途形单影只。同宿舍里有两个甘肃女孩，老家是同一个村子的，上同一所职高，一起进厂实习，一起离开原来的厂。无论进哪个厂，如果分不到同一个生产线上，她们宁愿共同离开。

在吕途看来，工厂里“做伴”比工作重要。有次培训，几百号人坐在一个大房间里，培训师在前面扯着嗓子说话。有几个熟识的工人在下面说话、闹腾，随后被呵斥着赶了出去。她们在外面依旧嘻嘻哈哈，打闹不停，觉得无所谓。“我就不相信她们不难受，但是一起不被当人看，她们就可以忍受了。”吕途认为这时候的陪伴实际上是对心灵受到伤害的转嫁。

由于对生产线上的有毒黏合剂过敏，第一天晚上她觉得痒，第二天腿上开始长一些红点儿，第三天红点开始连片红肿，等到第四天下班的时候，吕途走路都困难了。

吕途同工友说这个事情，看看她们的反应，对方的回答却是沉默，“感觉我自己犯了错误似的”。同宿舍女工的反应是：去看医生吧。“好像所有人都和工厂达成了一种共识：自己消化自己的问题。”咬牙坚持十几天后，吕途不得不过早结束了工厂体验。

作品卖疯，

最愧疚的是对不起女儿

为搜集到更多的素材，2013年，吕途又到一家德资电子厂打工。有一天晚上因当时实在太困了，看到车间角落里有一堆刚拆下来的纸壳，不知道规矩的吕途就找了一个箱子坐下，然后趴在工作台上睡着了。没想到睡得正香，主管一拍台子就把她震醒。“当时我吓了一跳。”遭到一顿训斥后，因为她是新人，才没有立即卷铺盖走人。

女博士后来发现，没有人会表现得像她这么狼狈，“我过了两天就习惯一些了，也就没有在短暂的休息时间里躺在地上睡觉了”。

其间吕途观察到一种情况，同上一家工厂不同，这个厂里本地人居多，很多老工人已经干了十多年了，但新工人流动很快。

生产线上几乎所有老工人都是吕途这些新工人的监工，无论谁，任何时候都可以说她。她们会告诉她要这样做，而不应该那样做。吕途上厕所回来，老工人会问她为什么不从这边走，走那边绕远了。她们去食堂打饭，会对做饭的人说：“我们要给你们打分，看你们做的是什么，跟垃圾一样。”在这家德资厂，本地户籍及资历是两道横行的盾牌，切割开了本地人和外地人，老工人与新工人。

其间，吕途边打工边写作，先后出版了《迷失与崛起》《文化与命运》，被学者们誉为近年来罕见的“叫好又卖座”的作品。有趣的是，这位女博士好像打工上了瘾，2015年因病动了一次手术后，身体刚痊愈，她又成了一名流水线上的女工。

2017年底，吕途出版了《女工传记》，这是她“中国新工人”三部曲的第三部。她深入访谈了100多人，记录了34位女工的所思所想、生命故事，她们是从50后到90后的普通人，大概也是亿万中国女工群体普遍命运的缩影。书中展现了女工群体坚韧的精神面貌，以及生命力的惊人伸展。新书同样卖疯！

吕途希望能讓工人群体读到自己的故事，能有启发——比如子女的教育、夫妻感情、互联网生活等等。

每每谈到自己的两个女儿，以及十多年来为了中国新工人奔走，和孩子聚少离多，吕途总会红了眼睛。她的亲朋批评她这样做似乎有点自私，说她作为母亲失职——对此吕途只能部分认可，因为陪伴女儿们的时光里，她全心投入，合计的时间也并不短。

吕途最近一次大哭，是小女儿生病。她在飞机上情绪崩溃时给自己写了一首歌，《我的生命是一本书》：我的生命是一本书/学着陪伴儿女长大/迈步走过沟壑山川/我不仰视不低头/学会忍耐与等待/我学会永不改变。

但朋友们也说，与吕途接触，你能接收到一种坚韧而温柔的力量！